从人类学看文化及其进步意义

我今天的演讲，只是把些有关的材料作一次综合的报道，自己并没什么特别新的意见贡献。在未讲到本题以前，我有几点要先行声明。

联合国中国同志会讨论文化问题的座谈会我因事未能每次参加，同时对于以往各次讨论的材料，因时间关系我也仅仅略为翻阅，因此我所讲的内容，可能与以往有重复之处。这是我要预先道歉的。

朱先生刚才已经说过，人类学这门科学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因此人类学上许多很普遍的名词，尚未能得到科学家统一的解释。中国翻译西文的名词各有各的见解，因见解不同，翻译名词互不一致，在名词的本身上往往耗费了许多时间，而未能在内容的实质上多下工夫。譬如“文化”两个字，究竟是用翻译的意思，还是发挥中国名词固有的意思？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文化之外，还有文明；文化与文明，是两件事呢？还是一件事？也各有不同的见解。一般地说来，“文化”大概与英文里的Culture相同；“文明”是Civilization。罗志希先生在《新人生观》一书中说，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胡秋原先生在《大陆杂志》第3卷第10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却说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无甚意义”。个人的见解认为，文字只是人的工具，如何应用，是属于人的主权。在思想史里，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没有把文字当作工具，而使文字成为主人；在中国思想史里，也有这种情形:把文字当作神秘的符号，因此在思想上便发生了混乱的局面。现在科学的进展，大多数的科学家可以命令文字代表什么，指挥文字表达意思；唯一的条件，只是不要自己矛盾。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看到梭罗金氏( P. A. Sorokin)的《在灾患中的人与社会》，有两点留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大规模的灾难，无论是天灾或人祸，影响于个人的至少有: (1)人的感觉意识与情绪均集中于所受之灾难，不及应付其他的刺激。(2)在此种情形下，整个的人格及正常思想完全转变；逻辑合理之思想渐次丧失，原有人格亦渐解体。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也不免受此影响，若有所论著，将完全受情感的支配，而非理性的发展。譬如斯本格勒的学说，就是在灾难中产生的，是感情的而不是理性的，距离科学的境界很远。

研究人类学与研究一般的历史有无区别呢？我借用美国人类学一位最高权威克罗泊教授在《五十年来的人类学》一书里说的，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科学不同之点为:人类学把人类一切的现象，包括形态和文化，当作自然科学的现象去研究，就是说研究有关人类的资料正像研究地震、狂风、蚂蚁、树木、果子一样。只有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学，才能使之成为进步的科学。

人类学是进化论的产儿。大部分的英国人类学家，都要说人类学是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有了达尔文主义，才有人类学；若不承认他的主义，这门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这话大致没有多少人争辩。人类对于自身的兴趣，诚然发生得很早，但把它当作一种对象研究，却是生物学发展了以后的事。这一转变，实是欧洲思想史里的一件大事。从此人类自身的地位，在西方人的幻想中降低了，在西方哲学家的认识中却增高了。在宗教称霸时代的欧洲人的心目中，人类是上帝照他自己的相貌创造的。上帝诚然崇高、伟大、尊贵，人类像他，固极光荣，但究竟只是一个偶像，总要落后点。到了科学家对于这一根深蒂固的迷信宣言反叛，把人类从上帝的后面提到万物的前面，由“牛后”的地位移到“鸡口”的地位，伙伴虽说是变小了，地位的前后分别也可补偿精神上的损失。要是欧洲没有经过那以犹太宗教为底层的基督教的宣传与训练，把上帝这个观点，如用火镜似地焦聚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那光芒万丈的科学，能否在欧洲的土壤里萌芽出来，在我们的假想中，是可以问的。换句话说，没有宗教的挑战，会有科学的反应吗？这一公式，大概符合汤因比( T o y n b e e)教授的文化原始条件之一。

达尔文主义的真谛是什么？他的朋友赫胥黎说:

新种的出现，可以由原始种个别标本不齐的现象，受了外界选择力量的活动而完成。这些不齐的现象，我们因为不明白它的原因，称它为自生的(Spontaneous)；这一说法不但是生物学专家在1858年以前完全不知道，也是科学思想史的历史家在1858年以前所完全不知道的；这一说法是物种来源的中心思考，并包括了达尔文学说的精粹。

“物种来源”创造了一个新的计划，把过去的，现在的，一切不同形式的生命、制度、信仰，联缀成了一个进展中的全体。

人类学可以说是根据这个观念发生的。

再加点注解:达尔文所注意的自然界的现象——尤其是生物——为它们的不齐与不断的变迁；又因为有了在他以前若干生物学家的预备工作，尤其是L i n n a e u s的分类工作(1735:Systema Naturae)以及Malthus的人口论(1798) ，他的大智慧才施展开了，归纳出来了这一不破的生物进展法则。

时时刻刻在变动中的现象，并不限于有生命的动植物；没有生命的矿质，如结晶体的结晶，放射原子的放射，也是在不息地变。

达尔文说过，地球的外壳是一本讲生物历史最好的教科书，但是一本残缺不全的:有空页，有脱页，有先后颠倒的页数，有错行，有别字；又经过霉烂、虫蛀、水浸、火烧，或短少若干行，或失去若干字，不过它是世界唯一的原刊本。现在离他写这几句话的时候，快一百年了；这本书已经若干高手考订、校勘、注解、补缺，并精装起来，中间有好些部分可以朗诵出来听得懂了。

古生物学近百年的发现，完全证实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举两件最亲近的例来说:马是人类最亲爱的一个伴侣，它的四个踏在地上的蹄子，各是一个中趾；它的老祖是始新统时代的(5000万年前)始新马；始新马踏在地上的前脚有四趾，后脚却只有三个趾头，走路像猫像狗，是趾行的。由始新马一变而为渐新统的中新马，中新马比始新马大些，像现代的羊一样，前后脚都是三个趾头，但仍在脚趾上走路。中新马再变而为中新统的准马；准马的脚还保有三个趾头，但已改在趾尖上走路。由准马变到现在在一个趾尖端走路的马，是在上新统的晚期完成的。马形演变的历史，证据确凿，时代清楚，是古生物学的最光荣的一件成绩；为补充达尔文学说的一个基本例证。

又如象，演变的历史也有极清楚的古生物资料作证:有直牙的，有弯牙的，有披毛的，有热带的，有很大的，有较小的；它们存在的时代都已考订清楚，可以帮助考古家鉴定人类早期的文化遗存。

这些动物以及植物演变的例证，古生物学家可举的甚多，大部分都是达尔文去世以后的发现。他的学说引起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兴趣；古生物学的发现又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了。

讲人类的故事，我们必须记清楚，放在他前面的是永恒变迁的背景；他本身只是这景象的一个节目。他虽自居为万物之灵，他的生理法则，仍是同其他的动物一样；他在自然界的位置，在好些方面，似乎居领导的地位，但是他已爬上了最高峰吗？难说，难说!现在似乎优越感最敏锐的人们对于这一信心也有摇动了。请看希特勒不是要把日耳曼民族变成黄蜂或蚂蚁一类的组织吗？希特勒虽已死，他的信徒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多。这虽是一件极不合理的现象，但正可以提醒人类学家，人的地位并没有到天下第一高峰，他还有得爬咧。

现在我们先从人的本体讲起，让我们先不要接受任何过去的学说，摒除一切可能的偏见，处于绝对的客观的地位，用点时间想想“人”的问题。我们可以直觉地感觉到:“人类进化论”要比“上帝造人说”合乎现实些。近一百年来，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不断的发现，都证实了这一假设。

这一假设，又可分为两段说明: (1)一切生命都是另一生命的延展；生命自发说，没有证据。(2)人类是由近似猴形与猿形的祖先演变出来的。

假如我们承认——实际上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的人类是由类似猴子及猩猩的祖先演变出来的，跟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路的演变中，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才离开了猿猴的境界，到了人的境界？这个界碑是不容易找的，但是应该有的。所在地点(或时间) ，又要看人类学家对于“人类”下什么定义了。有人说:人类是具有直立的姿态、两只脚走路的动物。有人说:人类是会说话的动物。有人说:人类是制造器具的动物。又有人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尊他为荷谟沙毗恩(Homosapiens)。要找人类的起点在何时何处，就要看我们采取哪一个定义。前三个都有些客观的条件，最后一个就难加实际运用。

为人类本身找起源，实在是讨论“文化”问题必须做的先奏工作。大多数研究历史的同志们，似乎有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意见就是，文化是属于人类的。说得更坚实一点，只有人类才有文化。推绎这一意见，又似乎可以为人类再下一个界说:“人类是有文化的动物。”

但是困难又发生了，“有文化”虽说比“有理性”说得较为具体些，却也是一个意思广泛而不容易加以范围的名词。要是勉强地界说一下，我们可以引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

文化，包括一个最伟大的人类学家泰勒氏所说的，是人以社会中一分子的身份取得的能力及习惯。

这是罗威氏在他的《文化人类学》第一篇开始时的一句话。这本书分为三十章:前二十章所讨论的为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物质文化，并包括艺术、战争、社会组织、宗教、科学、语言，后十章为个别的例证。由这些篇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内容及范围作何解释。

罗威的老同事，克罗泊( Kroeber)教授，在《五十年来的人类学》一文内，解释文化的意义，也说“文化”包括“一个社会的风俗、遗教、工具及思想方式”。这一界说也显然是承袭泰勒的。

这一类的界说，对于文化的结构及范围似乎说得相当周到，但不能用作“人”的定义；因界说的本身已经肯定了，文化是属于人的——“人以社会中一分子的身份取得的”，不是假定动物的“人”已存在了吧!

“动物的人”完全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个说法；体质人类学既是生物学的一部门，因而又可以说是生物学的一个说法。完全从生物学的眼光把人当若干动物中的一种动物看待，说他是灵长目内具有直立姿态以两只脚走路的动物，要算是比较最合用的一个界说。

人类学家所说的这样成了人形的人类祖先，已经有了“文化”没有？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描写我们原始老祖的生活说:他(们)对于树上与地上的生活同样地熟悉，但渐渐地发现了留在地上的便利；他们吃的食物，范围比现在人形猿大约广大些，除了树叶与果实外，大约也吃草根、虫、壁虎一类的小动物；他们以两脚走路的习惯，是渐渐地得来的。他是否已经能说话，或是否已能制造工具，现在只能根据比较的材料作推断；这类的材料，使我相信他们已有开始的象征了。

要充实这些象征的意义，文化人类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至可宝贵，并且收了丰满的效果。这一方法就是在文化范围内，选择一个节目——譬如衣食住行一类的习惯及能力，分门别类，寻找它们的分布，找它们传播的路线、演变的迹象、追溯它们的原始。近50年来人类学在这一方面获得的成绩，是斐然可观的。研究方法不断改进，不但推速了搜集材料及鉴定材料的工作，同时也加深了对于研究问题的实际性质之了解，如文化的地域性、分析性、持续性、综合性、粘着性、吸收性、放射性，都是由研究方法不断地改进及灵活地运用而得到的认识。

最有用的方法之一，应该是把那复杂的文化内容分成若干较小的单位，作比较研究。单位的分划，在研究的历程中，可以继续到不能再分的最小单位为止。这一最小单位，有人叫特征( Trait) ，也可以叫文化的基点；通俗些说，可以直称为最小单位。常常结合在一起的若干特征，可以构成一个文化成分( Element) ；集若干成分，就可以形成一个个体。文化中的个体、成分及特征，同生物的细胞、染色体与因子一样。有了细胞染色体与因子观念，对于生物的组织，才有比较准确的认识；有了个体、成分和特征各大小单位的观念，对于文化的结构，才有比较准确的认识。这些观念是由不少的辛勤工作培植出来的。

让我举一个例来说明这些观念运用的方式。射箭为一文化现象，是不用说的。射箭本身可以分为三个个体，弓是一个，箭是一个，射的方法又是一个；这三个个体都各自有它的历史，联合在一起，构成这一较复杂的文化现象。再进一步来分析，拿弓来说:弓是由弓弦弓背两个成分结合的；两个成分虽分得开，却必须合成一体才有用。弓的用处，也不限于一种；可以作音乐，可以打弹子，可以弹棉花，也可以射箭。用弓射箭，只是弓的若干用处之一。弓的结构，有弦与背的分别，每一个成分也不是简单的；譬如弓背有只用一种质料作的，有用好几种不同质料作的。构成复合弓背的质料，也随地域随时代不一样。弓可以如此分析，箭也可以如此分析，射的方法更可如此分析。研究这些细小的节目，可以算研究射箭的特征了。由此我们可以分开地说:射箭是文化现象中的一个复体；弓或箭是文化现象中的个体:弦、弓背是成分；制弓背的材料及作法是特征。这些特征、成分及个体的分离或附合的程序，就是文化的演变。

复体以上到文化的总体，还可以分出无数阶段；应该如何安排，就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自己的研究习惯了。让我再举一个例说明这个意思。譬如说中国历史里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一段历史。文化人类学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应从何着手？照上说的办法，胡服骑射，至少是由三个文化复体构成的:即胡服、骑、射；它们合在一起，由赵武灵王介绍到中国北部，在历史上及文化上发生了若干启发作用；留给后人的印象，也是具有一致性的大单位。这样较大的单位，在文化人类学里，也有一个名称，叫文化丛体或叫文化结(Cultural Complex)。要明白这一文化结的真实内容，我们必须把这一结的大小单位，包括那数目相当大的每一个特征弄清楚，然后才能谈到它的真实意义。

一个文化类型可以说是由若干文化丛体纺成线条，排成经纬，由人工交织而成的。类型以上，更复杂的组织，建筑的程度就更繁缛了。(www.xing528.com)

由这一基本方法研究文化现象，重要的结论可以分为以下五项:(1)构成文化的大小单位，演变的情形是不等的；寿命的长短也不相同；有的单位甚为持久，有的单位生命极短。(2)构成一个大单位的若干小单位，可以有部分的变换，部分的留存，或递相更替，因此演成外形不变而内容常变的现象。(3)有不少的大小单位相互的关系极为紧凑，共生相随，递相轮替，或不相容。(4)最小单位只有存在与不存在的事实，没有变的事实。(5)有若干文化单位可以追溯到原始人形以前的猿形祖先时代。

例一，譬如骑射，骑比射开始较晚，射比骑消灭较早。

例二，譬如北平的大出殡，和尚、道士、喇嘛或有或无不定，多少不一，但均为丧葬典礼。

例三，如陶器与农业为共存的；祭祀与神的观念为相随的，战争与和平为轮替的；游牧生活与私有土地为不相容的。

例四，用筷箸吃饭，或用刀叉，或用手吃饭，都为最小单位。

例五，男女同居，斗争，都是生物程序之一部。

上项的事实，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无论属于哪一宗派——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或功能学派，都是要接受的。

进化学派在三派中要算是最老的，笃信人类天性的一致，进化有一定的路程由隐晦而到显明，由浑沌而到分划，由简单而到复杂，故每一文化的起源、长成、发展、衰老以及灭亡，都有一定的记程碑、固定的形态及演变的法则。出乎法则以外的失调或失效的遗俗与遗型，如人的盲肠或尾巴一样，往往可以用作复原过去历程的重要资料。

历史学派，由研究每一文化单位在地理上的分布人手，立了两个疏解这些分布事实的标准: (1)在两个相距甚远的区域所发现的器物或风俗，或任何其他文化单位，若具有外形的类似——类似的部分与制器物的质料及使用的目的无关——这样的类似一定可以追溯到一种历史的关系上去。结论为:不是甲区抄袭了乙区，就是乙区借贷了甲区。两区相隔的距离是可以不计算的。(2)两个区域文化类似点的多少，表示它们相互关系的深浅。

功能学派的立场认为每一文化的类型都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这体系可以分成基本的两方面——器物和风俗，由此而再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这派学者也深信文化的历程是有一定法则的，但这法则是在要素的功能中。他们反对把文化分成小单位及个别研究；这样的工作，他们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文化的意义就在要素间的关系中。他们也不同意文化丛体是偶然集合的说法(Malinowski《文化论》译本，第10页)。

功能派在三派中是后起之秀，纠正了进化学派不少的错误。但他们过分地重视功能，假定了每一个文化的体系都是天衣无缝地那么严密，也显出了自身的限制。F. E.W i l l i a m对于这一派的批评有下面的几句话:

一个民族的文化，各成分的同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是近于统一而已。内部的歧异，同床异梦，拥挤，不消化，以及文化垃圾，总是存在的。习惯的力量及模仿性的作用，对于遗俗可以有较真切的解释；这比那用尽聪明，把一个文化圈内的每一段、每一节，说成一个严密体系、不可分的及必要的一部分，要近理得多。

以人类文化为研究目标，三派的工作是互相辅助的，并没有不相容的歧异。无论这三派对于文化大小单位的个别解释如何，有两条观察似乎没有引起大的争辩: (1)物质文化的历史，比社会组织的历史短；(2)语言最足代表人类高超的地位，实为人类赛过其他动物的最清楚的一点。

照心理学家观察人形猿的最近报告，最聪明的黑猩猩似乎有近于用声音表达意思的客观事实，但是却不能据此就说人形猿的一种，会说话了。解剖学家大致同意一个观察:人形猿的大脑皮内缺乏语言区皱皮的发达；由解剖学的观点，似乎到了化石的爪哇猿人的脑膜上，才有语言区的开展；但最早的萌芽，已见于南非洲的澳洲人猿的内脑膜。

人类学家一般的安排，是把语言放在文化的范围之内。假如我们急于要知道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生物方面的关系，我们应该注意语言所占的地位，是在文化与体质的中间。没出口的语言，是生物的领域；出了口的语言就是文化了。语言的中间地位，一方面贯串了文化，加强了它的凝结力及生长力；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的思想，有时也阻碍了或腐化了思想。假定思想是神经的作用——语言影响了思想，也就锻炼了神经；这些微妙的作用，在现代的生理心理学已渐渐地可以部分地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急于要知道人类文化与人类生物方面的关系呢？因为现存的人群，虽属同类，但“同类”并不是“一样”。人生不齐是显然的事实；文化的差异也是显然的事实。假如我们摒除一切价值的观念，单论这些差异与不齐的现象，我们能不能看出若干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某一种具有特别体质的人群，与某一种具有特别品质的文化，是不是必定相伴的，或相随的，或不相容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说人种有优劣，故文化有高低；优等的人种，高等的文化；低等的文化，劣等的人种。相信这一答案的大半都是国际的政客，但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在内；德国的希特勒与英国的丘吉尔都是这一学说的信徒。两个人的分别，只是一个公开地宣扬，一个私地里供奉这个偶像。

但是他们却都找不出坚实的证据。真正的科学家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很谨慎的；他们感觉这一关系是非常曲折的，错综的。不但人种的形成是一个复合的现象；文化的总体也是一个复合的现象。那粗犷的人种观念与笼统的文化论断，在详细分析以前是不值得讨论的。这种谨慎的态度可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1950年7月18日所发表的种族问题声明看出。

参加上项声明起草人之一，克来因伯(Otto Klineberg)著有《人种差别》一书；书内汇集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资料——生物方面的、体质方面的、生理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犯罪学的、精神病学的——每一种资料均加详细的审核，他所得的最后结语是:“人种不能认为是某一种文化，或文化的成因；”又说:“人群与人群相比，有很重要的分别，但似乎与种性无关。”

假如文化的差异，不能在种性的差异上找出直接的解释，这差异的原因是否在另外的方向可以追求？克来因伯的结语及文教会宣言的正确性暂且搁置不谈。现在把上节提出的问题改编一下，我们可以问人生的不齐与文化的差异是否可以推到第三个原因，如自然环境(或说地理环境)。有些事实使我们感觉到，在这一方向也许可以看出些线索，如:(1)爱斯基摩的文化配合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附近； (2)贝多因族的生活习惯完全以沙漠为背景； (3)草原与森林都产生过不可移到别处的文化； (4)旧石器时代的冰期与间冰期的文化都与气候的寒暖相契合。

可惜这一类的例子并不普遍。不但较复杂的文化不受自然环境的支配，简单的原始文化也有与地理背景不协和的。南美洲最南端的火民(Ona，Yaghans) ，在近南极，与爱斯基摩类似气候里，不但没有包扎紧密的衣服，也没有挡风雪的房屋。至于在同一环境中所发展的不同文化，与居住的不同的人种，更是不胜枚举。所以自然环境也不能完全说明文化的差异的现象与人种不齐的现象。

由此我们可以谈到文化、人种、语言与自然环境互为因果的局面了。这样连环性的表演。在若干方面是很显然的。连环虽说没有端，但我们必须择一处作讨论的开始。我们试再从人类的原始说起。这件大事的发生，所在的地点，大半的科学家都同意，必须合乎两个条件: (1)近于森林的地带； (2)温度不很低的地带。J . R. d eL aH.M a r e t t另外加了一个条件，说必须是森林线以上的石灰岩的山地。这些条件完全是从人类身体的结构及生理推出来的。化石人类学家，寻找原始人的遗存，有些固定的区域；他们决不会跑到西伯利亚，或欧洲的北部去，因为这些地方不合乎上说的条件。从猿形的阶段到人形的阶段，形态上的改变，最重要的有三部分: (1)直立的姿态； (2)毛的脱卸； (3)脑量的加大。三种改变差不多都与自然环境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

地上的生活环境与树上的生活环境，完全是两个境界:地上有猛兽为敌，有洪水为敌，这都是树上没有的；同时地上的生活资源也比树上广大得多。在这新环境中求生存，固然是充满了危险，也充满了希望。人类学家大致同意:在树上的人类祖先也许很早就开始使用现成的石块，或折断树枝作工具；但是有目标地制造各种器具，却是下了树以后的事。树下的千千万万的敌人(包括饥饿在内) ，强迫人类祖先釆取一种新的自卫方法，制造工具。这些工具一方面帮助了他们釆取食物，一方面帮助了他们与猛兽格斗。小的石器像是一个微末的起始，却奠定了百余万年来人类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

人类制造了工具，发明了身体以外的动力，同时他的身体演变的方向又为他所发明的工具及动力控制了。举一个例子来说，现代人的食品，很少是生吃的；中国人连半生的都不敢吃，不要说茹毛饮血了；我们的胃口已经是用一句不好翻译的外国语来说:“Culturallyconditioned”，意思是为文化所拘束了。这显然是绝对与我们的基本生存没有关系的一种变化。我们的祖先吃生肉，吃生菜，进化到人的阶段，没有妨碍；人发明了火，学了熟食；熟食久了，胃口改变了，渐渐地不能再容纳生的食品。勉强生食的往往就出毛病。熟食对于人类身体的影响，除了变更他的胃口外，更远的为藏在遗传细胞内不能抵抗生食的因子，在火发明以前都被淘汰了，或为环境压服了；在火发明以后，就得了一种保障，可以在人间流传滋长。这样无形的选择力量，是隐微的、积渐的，对于人类体质的演变，有很大的决定作用。

博阿士( B o a s)教授说，家生动物与野生动物比较，有几种极鲜明的体质上的差别:第一是皮毛的颜色，第二是毛发的形态。科学家所知道的野生动物，没有具纯白的皮毛，或失去了色素的蓝眼睛。黑颜色的皮毛在野生状态中的哺乳类，也是少见(豹子、熊除外) ；但家生的牛、马、狗、猫很多是黑色。毛的多少与形态，在家生动物上也非常不齐。譬如狗，有的毛很多很长(北京哈巴狗) ，有的差不多完全没有(如墨西哥的狗)。头发的形态，也是家生的产品:黑人的羢发，在自然界中没有这样的标本。人的长头发尤其是文化的产品。野生动物的类似毛发没有可以与现代人的头发比长的。我们不能想像在树上的祖先若具有五六尺长的头发，可以生活下去。人的耳形，及女人奶形，也都是家生的生活所形成的。但是什么叫作家生生活？家生生活就是有工具或者有物质文化的生活。人的家生生活开始于使用工具及火烤制食物。

物质文化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晚期，是比较清楚的:有了农业的发明，才有了安定的住所和村庄制度；有了文字的发明，才有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有了纸张与印刷的发明，才有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有了现代的工业，才有全球的战争。这似乎说得有点像唯物论了!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了现代的政治组织，才有了集体的科学研究，有了集体的科学研究，才有原子弹的发明。这样的圈子是转不完的，有点像蛋生鸡，鸡生蛋，孰先孰后的问题。不过单论社会组织的性质，却与物质文化有一基本的区别:社会组织中有若干成分——如求配、斗争、游戏——是生物程序的一部分，远在我们的祖先成人形以前很远很远的时候，就有基础了，也是很多其他的动物所共有的。但是创造工具的能力，及使用工具的习惯，却是“人”所独有的。我们可以说求生求偶的本能，促进了人类的智慧；我们不能说制造工具的智慧，又创造了生育、战争的本能，但是这个智慧，却能装配婚姻的仪式、调整婚姻的法则、增加战争的效率、扩大战争的范围。

人类的智慧建立了社会制度的外形后，再配上语言的发展与运用，就完成了“人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制度与人的关系，由个人的变成为团体的，由暂时的变为持续的。语言的功能担负了传递制度的最重要的责任。因此语言的演变，可以促成社会制度的演变，社会制度受了其他环境的影响，又可反过来影响语言。语言本身的原始，仍旧要追溯到人脑的卜洛卡区(Brocaarea)。

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文化内容，除了因传递发生的演变外，还可由与他文化接触而起变化；变化的程度要看所接触文化内容的丰啬与各自的吸收和放射的性能。消化力大的文化得了与其他接触的机会，可以迅速地滋长，将输入的大小单位尽量地同化，铸成一个内容更丰富的类型。

推进文化最大的动力，自然还是在人的方面。文化与文化接触，是人与人接触其他的一面；文化因接触而发生新的形态，代表人群因接触而得的新能力及新习惯；新能力和新习惯养成后，又成为自身创造的源泉。遇有超群的智能，风云际会，就可领导群众，大步迈进，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种超群的智能潜伏在每个人群的体质里，潜伏在他们的染色体内、遗传的因子内；他们的诞生，虽靠先天的机遇，他们的培植又靠文化的条件。在这一场合中，人的努力更为重要。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夫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这一二人的出现在任何社会都有的，“江山代有才人出”。他们出现后，以他们超群的智慧，必能施展移风易俗的手段；但是移转的方向——加厚或减薄，用曾国藩的字义——又要看他所属社会的文化条件。信巫术的社会可以使他成一个神秘的萨曼，创一个新宗教；游牧社会可以产出伟大的武士，变成军事行动的大领袖。但是英雄与罪犯，才子与狂人，照若干心理学家的估计，先天的秉赋有时是相等的，他们的发展路线也受文化条件的拘束。天可以不断地产生奇材异能，社会也可以不断地摧残奇材异能。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要算是科学的人类学一个最不容易着手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讲题的中心了。照罗威所谈的文化范围，除了物质、言语、社会组织外，还有宗教、艺术、科学等项，故全部的内容是极庞杂的。庞杂的程度自然看所谈单位的大小。历史学家讨论文化问题所指的范围，大概是一个区域性色彩较浓厚的单位，如希腊、罗马、远东。这些区域性色彩浓厚的类型，照若干解释，似乎具有一种不可分解的内容；因此也就像生物一样，有生，有长，有老，有病，有死。譬如希腊文化，大半都认为是过去的光荣；但同时也有人认为现代的欧洲文化，有不少是继续希腊的。在人类学的立场上，究竟作何解释呢？这也要看我们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一问题。就文化的全部说，希腊文化的大部分已纳入人类文化的总体，享有人类同样长久的寿命。要是单看它的类型，所包容的，不但是可以统计出来的个别成分，个体及丛体，还有运用这些大小单位的人们，对于它们的感情信仰及了解。希腊的文学、艺术、哲学等，诚然在欧美的若干大学继续在教，继续在研究；但这些希腊学家对于这些文化成分的了解，信仰及感情是否与希腊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一样？关于这点，就是最典型的希腊学者，也不敢作任何肯定的解释。有人说这些与人关系的一面，总是要消逝的；不但两个人对于同一的事物，有不同的感情，不同的认识；单讲一个人，也可因年岁的不同，对于一件事物，先后有不同的反应。小时崇奉的偶像，长大了可能把它送入毛厕坑内；到老了也许再作一个，重新供奉起来。但是这却是就一个极端的自由人内在的情绪说。群众的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这样自由的。“化成民俗”，成了俗的社会，对于文化的各单位，都有一固定的见解，发生同样的感情，有公是公非，有一个划一的道德标准。如此成了一个类型，于是就有了生命了，也就随着有生老病死的阶段。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所最关心的，是各种文化类型的客观价值:这些客观的价值究竟是在人的方面？还是在物的方面？还是在人与物之间呢？一个人类学家记得他的科学的基本立场，为认清宇宙中的一切的一切永在继续不断的变动中，对此一问可举的答案就是:

一个健全的文化类型，应该: (1)能适应外界的变迁。(2)能容纳有智慧的分子。(3)有智慧的分子能尽量发挥他们的理性，领导群众，养成合理的习惯及接受科学知识。

尤理安·赫胥黎氏(Julian Hixley)在他的新的进化论(Evolution:A Modem Synthesis)里有如此的一条结论:人类的进化趋向，在人类理智的继续发展；本能的冲动渐受理智的节制。地球的将来，属于能以理智约束感情的人群(手前无书可查，记得如此)。谨以此言，完结今天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