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开始：李济教授著作的影响及西方学者的认知转变

李济教授所著《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书，初版发行于1957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迄今已印行至第四版。稍后印行的纸面普及本，更印至第五版。这一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在国外拥有如此多的读者，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和济之先生相识多年，深知其治学为人的精神与风格。他自获得哈佛学位回国后，就一直把他的精力贡献于中国科学的开拓，尤多致力于考古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播种工作。他是具有多方面科学素养和兴趣的人。他曾在克拉克大学研习心理学和社会学，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其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他在哈佛大学为他老师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发明了一套新的迷宫测验法(maze) ，曾被这位心理学大师在国际会议上大事宣扬。

在民国二十年前后，那一段中国科学由播种而开始结果的日子里，他和一群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如丁文江、傅斯年、安特生( (J.G.Andersson)、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步达生(Davidson Black)等共同提倡科学的研究工作。由这一群科学家的努力，得到两件值得中国学术界骄傲的成就，其一为北京人的发现，另一就是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后者就是在济之先生领导下进行的。罗杰斯教授说，安阳殷墟遗址的发现，其重要性可与谢里曼对特洛伊城的发现，互相争辉，互相媲美，现在看来，实非过誉之辞。安阳发掘的成就使中国信而可征的历史拓展了一千多年，并且把历史期间的史料和先史时代的地下材料作了强有力的链环。在科学发掘的指引下，使前此一向对中国古代文化抱怀疑态度的西方学者，哑然无语。殷墟出土了很多华丽绝伦的青铜器，雕琢精美的玉器、石器、骨器以及造型优雅的陶器，这些文化遗产都充分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才能。此外，更重要的是大批有字甲骨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得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有了确实可靠的证据。像这样的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文字体系，在世界上，恐怕只能在中国文字中才能找到。

由于这些卓越的成就，济之先生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所推重，而被选为该会荣誉研究员。该会成立于1662年，拥选外籍荣誉研究员的标准极为严格。在民国二十六年，济之先生又被瑞典当时的皇太子，现在的国王，一位卓越的汉学家，请去讲演，由于他们的志趣相投，便成了朋友。

1954年，先生应洛氏基金会之邀，赴美讲学，滞美期间更应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主任泰勒教授之请，对该所研究生作了三次有系统的公开讲演。这三次讲演的记录经整理之后，就是这一册《中国文明的开始》。此外，其中的第一讲亦在剑桥的哈佛燕京社和墨西哥城讲过。第二讲也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墨西哥城讲过。第三讲在哈佛的皮博迪考古及民族学博物馆讲过。这本书在美出版之后，立刻被许多欧美国家的大学考古学系及其有关的科系，采作教材或被指定为主要的参考书籍。

近代中国的考古学，对现代中国的史学界，甚或对近代整个中国的科学上的贡献是大家共知的事实。这一门学问在中国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开始滋长发展而又为当代世界科学界所瞩目和赞赏的学问之一。自本书出版后，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著述甚多，其大部分都是专门性的学术论文。但本书的价值依然存在，因为在这里，他把数十年的积学和丰富的考古经验，包括他所领导的安阳发掘的成果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及中华民族的滋生成长的关系，作一简明而有系统的叙述和推论。书中并且引用了很多图版、图表和图片来加强叙述的效果。那些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十分珍贵。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能以清新的笔触，描述繁复的问题，深入浅出，言之有物，无论是专家或一般读者，都能加以欣赏。

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有鉴于此书的价值，特请万家保君担任翻译工作，把它译成中文。万君服务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济之先生的指导下，研究殷代青铜器的技术问题，已有多年，平日耳濡目染，获益良多。其对本书旨趣领会尤深，担任此项工作最为适宜。我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一译本的出版，并且乐于替它写几句话来介绍给爱好中国文化的读者。

叶公超

—九七〇年三月于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主持的安阳地区殷朝都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始自1928年冬。这工作几乎从无间断地继续到1937年夏天。当时日本侵略华北，使这项非常重要但才完成一半的工作，完全停止。

在战争期间，安阳发掘出土的古物大部分都随史语所搬迁到大西南。有部分珍贵的物品受损，史语所颠沛流离的途中，收藏品也有些不可挽回的损失，例如，好多殷代的木炭，地层土壤的样品、各时期的陶器、未分类的文件和田野记录等。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几位田野工作人员的故世，他们第一手的观察，随他们的死亡而丧失，真可算是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不幸。

但是大部分安阳的发掘物，幸喜仍然无恙，可供详细的研究。我无必要来一一说明这一中国最重要科学报告迟迟未能完成的原因。在十分艰难的研究环境之下，《中国考古报告集》的编者已出版了1928年至1937年发掘的所有甲骨文的拓片。

我自己的兴趣，除了田野工作的一般计划和室内工作之外，早期集中于陶器，然后是骨器和石器，最近则是青铜器。我对史前及安阳期陶器的研究，出乎意料之外地使我最近对青铜器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些研究的结果有一些散见于《中国考古学报》和其他的期刊中——都是中文的。在缺少经费又缺乏良好的印刷条件之下，《中国考古报告集》的编者几乎不能把这些研究照原计划出版。

当我在1954年得洛氏基金之助旅行美国及墨西哥三个月途中，我的朋友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主任泰勒教授写信给我，邀我在他的研究所担任半年(二学期)的Walker Ames访问教授，在研究生们的研讨会上，公开演讲我对安阳发掘的研究工作。于是，我有机会得以用英语发表我的一些意见。自从我在1936年到1937年间在英国大学作讲演旅行后，就没有机会用英语讲演过。

这里印出的三篇讲稿，在到西雅图之前曾在另外的场合讲过。第一讲在剑桥的哈佛燕京社及墨西哥城，第二讲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墨西哥城；第三讲在哈佛的皮博迪考古及民族学博物馆。我对广泛问题的探讨全部以发掘的材料作基础。

在准备这些讲稿出版时，我得到很多朋友的慷慨协助。泰勒( (Dr.George E.Taylor)博士是首先建议印刷这些讲稿的。他的建议得到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富勒( (Dr.Richard E.Fuller)博士和罗杰斯(Millard Rogers)先生，以及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同僚们的支持。李方桂教授在阅读草稿后，给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此我深表感谢。华盛顿大学摄影组以其卓越的技术，助我把幻灯片翻拍成底片供本书图版之用。克利得( (Dr.Ruth Krader)博士和威赫姆((Hellmut Wilhelm)教授帮助我找参考书籍，这在生疏的环境下，一时我是难以做到的。最后我得特别感谢李方桂教授夫妇，在西雅图居停期间的照顾备至。

这本书中的很多图片是初次面世的。这种优遇我得感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董作宾博士。我也特别感谢该所给我的厚意。

李济

挖掘出中国的历史

四十多年以前，我初入中学读书，当我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时，常觉欢欣莫似。我说五千年，因为灌输于我那—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恰是这个数字。据说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化可能起源更早，但是那些文化早已消逝了。印度人也有一个很长的文化传统。但是，一直到现在印度的学者从不认为他们的过去是值得记录的事。如果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无疑中国是依然卓立于世界上的最古老的国家。她有最悠久的——这是弥足重视的——延绵不断的历史记录。这是辛亥革命前我对中国过去的了解。

辛亥革命以后，事情开始变了。有一个时期，中国的革新者对过去的记载和关于过去的记载全都发生怀疑，也怀疑历史本身。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一项理性运动，其精神多少与欧洲十七世纪的古典运动相仿。他们的口号“拿证据来”在本质上说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却带来了较多批判的精神。因此，如果你对尧舜的盛世给予过多的颂赞，好吧，拿出你的证据来。如果你论及公元前三千年大禹在工程上的伟绩，证据也得拿出来。我们得先记住，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了。

这种找寻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打击，但却同时对古籍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

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

新的史学家常问:谁是最早的中国人？中国文明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想以近代考古学的发现为基础，试图回答以上两个问题，让我先谈一谈中国人的种族历史。

在中国地区所发现的智人(Homo Sapiens)的例子，仍然以1933年周口店所发现的山顶洞人为最早。山顶洞所遗的头骨中，出乎意料之外竟包括了好几个种族。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曾在其1939年所写的初步报告中加以简单的描述。据魏氏所述，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三具头骨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种族因素——分别为原始的蒙古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及爱斯基摩人种……”使阅读这篇报告的人类学者感到惊异的是，这三具头骨所代表的三个人非常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如果那时有所谓家庭组织存在的话。魏氏的论文在很多方面引起了非常有趣的揣测。其中之一是山顶洞人之骨骼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的可能关系。据魏氏的意见，如果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在二万年以前业已存在的话，他们决不可能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代表。他在《北京博物学会会志》上发表的这篇颇饶兴趣的论文的结论中有如此的叙述:

说到中国人(如果允许以这个名词作人种名称的话)的原始，周口店所发现的骨骼，无法给予任何启示。虽然如此，任何人不能断言中国人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尚未存在，因为美拉尼西亚人种和爱斯基摩人种已有存在的证据了。也许周口店那一家人是别处移居来的，被原住在该地的人所攻击消灭了。这些原住人才是中国人种的代表……

虎滕( Professor E.A.Hooton)教授大致赞同魏敦瑞的意见，但同时陈述他自己一个不同的观点。他以为魏氏所说的原始蒙古人种的山顶洞老人“……看来多少类似具有古代澳洲人种特征的原始欧洲白人，并且其头骨几乎与近代的虾夷人的头骨相同……”

虎滕教授的看法，不但把远东地区的近代人种与山顶洞的发现联系起来，并且更有意思的是，他把山顶洞的发现和古代中国神话传说连贯在一起。

在《山海经》中那些似荒诞无稽的传说中，第十七卷内有一段讲毛民的故事。这一卷专门叙述古代东方的东北地区民情风俗，其所及的区域约为现在的中国东北、西伯利亚东部、库页岛及日本一带。有关这一地区毛民的叙述中，包括他们的体态和饮食习惯。公元四世纪的注释家解释毛民，说他们脸部和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毛。显然《山海经》的作者和它的注释者都多少熟稔毛民的外表，要不然他们的描述，不会和现在仍然生活在日本北部的近代虾夷人的外貌那么相符。

比以上所述更有意思的是公元三世纪的儒家荀子对毛民的描写。荀子反对以貌取人，他无情的批评迷信和骨相学，他在“非相篇”里说:“闳夭之状，面无见肤……”意思是说，即以闳夭那样奇异的长相，也无碍他的丰功伟绩。

治中国史的人都知道，闳夭是组成周朝创始者智囊团的十大功臣之一。如果他的脸部也生满了毛发，很容易就把他当成虾夷祖先的近亲，或接受虎滕教授的意见当成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后裔。因为虾夷族已被认为是亚洲原始的人种之一，所以假设他们在史前中国民族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有理由相信的。然而在荀子时代的中国，他们无疑是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多毛的外貌已被认为不寻常了。

至于美拉尼西亚人种成分，我们应注意的是，他们在何时为中国人消灭(像魏氏所说)。我们几乎确实知道晚至九世纪或更晚一些，中国南部仍有小黑人存在，这一事实，也间接为法国考古学家在印度支那史前遗址所发现的前美拉尼西亚人种的人头骨所证实。在古代中国铜器的繁复花纹中，我们能辨认出为数不少的铸造人面酷似美拉尼西亚人种的貌。住友收藏的一支卣是说明这一事实的最好例子，这支卣铸有一虎抱小童的图案，小童之面貌与小黑人的面貌绝肖，这一面貌想来为此一图案设计人所熟稔。二次大战时，一群农人在安阳附近掘出一四足鼎，重达二千磅。此一铜鼎之二立耳，各饰以二虎食人之图案。虎之后足挺立，两虎口之间有一人首，此一人首也是小黑人的样子(图1[1] ) ，类似的例子不必一一枚举。

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北一带占多数的民族是蒙古人种。据步达生(Davidson Black)研究，这蒙古人种“和今日华北中国人的类型相符……”，三年之后步达生在有关甘肃及河南铜石并用时代的头骨研究一文的最后一章说道:

……由以上对河南及甘肃史前人头盖骨的集体量度及型式关系研究的结果，并与今日华北所获之资料比较，史前居民在体质上说都是东方的，已无甚疑义。

再者，因为史前居民与华北今日居民的类似，使所谓“中国原人”一词，亦可应用于前者。

我们知道由周口店的山顶洞老人时期到华北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其间约一万年以上。近代的考古学家尚未能提供任何材料藉以研究中国原人(Proto Chinese)的出现，也未能提供任何资料来说明从原始蒙古人种到历史期间中国人这一阶段的蒙古人种演进程序。惟一的例外是桑志华(E.Licent)和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两氏在河套地区发现的一枚旧石器时期的人齿，步达生称之曰:“箕形上门齿”( shovel-shaped upper incisor)。

这枚孤零零人齿的发现，其形态学的性质，引起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普遍兴趣。更具意义的是，以形态学的特征来看，据魏敦瑞说，一方面它和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现代的中国人相似。魏氏在《中国猿人北京种的牙齿》(Dentition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文中，用了整整两页来讨论这枚近代人类的箕形门齿，他这样写:

关于这类门齿在近代人类出现的例子，主要的不是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种族中找到一小部分例证，而是在某些种族中几乎百分之百的有这类门齿存在。例如爱斯基摩人和中国人，至少边门齿是如此的。这样的百分比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猿人……

我不想在这里多讨论中国猿人与蒙古人种或是中国人的可能关系。不过可以注意的是魏氏关于中国人箕形上门齿出现频率的论断，最近在—次对台湾大学新生的体质调查中得到了证实。1952年对八百零三位一年级男生的调查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具有此类箕形上门齿，一百二十一位女生的情形亦复如此。无论男生和女生，仅有不足百分之一具有非箕形上门齿的例子。

除了上述确凿的例证之外，步达生曾在他有关河套人齿的论文中，以在华北铜石并用时期遗址中所发现为数甚多的侧上门齿作比较研究。他说，不论是由青铜时代早期或是近代华北所得的标本，我们都获有很好式样的上门齿，具备了赫得利奇卡(Hrdlicˇka)氏所谓的箕形门齿所必需的一切条件。

近代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共同发现了一件事项，即是在远东区域从更新世早期到现在，人科的演进虽可分为几个阶段，但一成不变的是:箕形上门齿的出现从未间断。这一区域的这一现象是特有的，我们尚未能在别的区域发现类似的情形(图2)。

中国人的祖先和蒙古人种有密切的关系，似已不成问题了；而且以现有的证据论，蒙古人种起源于乌拉尔山东部。以此背景作为可用的假说，我们对早期中国历史的解说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我以为讨论早期的中国历史应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因为只有从这时期开始，我们才有信而可征的资料。

如所周知，中国史前的研究始自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Dr.J.G.Andersson)博士。他不但发现周口店的遗址，北京人的足迹，并且他也是发现散布在华北一带颇广的新石器晚期史前文化的第一个科学家。全世界的考古学家对这发现所具的兴趣，主要是这文化可能与西方文化有些关系。这纵然是一个颇引人入胜的问题，然而以现有的资料为基础，仍不能得到定论。这样，还是让我们把讨论局限于中国地区吧!

三十年来考古学家在华北黄河流域的主要地区，都找到了彩陶文化，仅有的一个例外是山东省；彩陶文化影响所及，东至满洲，西迄新疆。其中心位于河南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和潼关之间的一段黄河流域。

这种花纹和形制皆甚简单的彩陶，其出现仅限于上述的区域。梁思永以及吴金鼎，都认为梁氏在安阳后岗发现的彩陶是较早的，起码较仰韶村出土者为早。吴氏在其中国史前年代表中，更给予后岗文化以一明确之年代。以目前所得的知识，大约足以肯定:不论西北从甘肃到新疆，或东北由河北至辽东半岛，直到现在仍未发现有比河南省北部的后岗更原始更简单的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播散中的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在山东境内全无仰韶文化的踪迹。尽管不少考古家费了很多气力想在这半岛寻找新石器遗存，却从未发现彩陶的痕迹。山东是中国的圣地，不但是因为孔夫子诞生于斯，而且像很多历史家都证实的，它是公元前一千年中国文化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很可能也是商文化发轫的所在。

恰好就在这个省，年轻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刚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即于1930年发现另一阶段的华北史前文化。此一文化称为龙山文化，因在龙山镇附近首先发现此一典型之遗址。此文化之特征，也像仰韶文化一样，以其陶器为代表。但龙山之陶器与仰韶的陶器不同，为单色的。其中多数呈黑色，光亮，壁薄。其后发现这一文化远及中国东部及东北部甚广地区:北至辽东半岛，南迄杭州湾三角地带。

紧接着这发现所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把华北看做一个整体，这两个史前文化孰先孰后的年代问题。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在安阳的田野工作，解决了这相互的年代关系。在安阳地区多处遗址中有三种文化遗物，并且有明显的分布层次即: (1)彩陶文化； (2)黑陶文化； (3)商代的历史文化。其中商文化的白陶曾引起古器物学家的很大注意。在后岗，这三种文化层相互关系的地层组织有三类:商文化层在彩陶文化层的上面，或是商文化层在龙山文化层之上，或是第三类，龙山文化层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在任何未被搅乱的地层中，都有这三类顺序之一的存在。这地区中相反的顺序从未报告过。因之，我们可以决定这三个文化层次是:彩陶文化最早，其次是黑陶文化，再其次，最晚的是历史时期的商文化。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这样的层次是有其地区性的。

现在让我谈一谈历史期间最早的中国文化——商文化。有一个时期，人们都以为从华北一带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最晚期的文化，到安阳所出土的历史时间最早的遗址之间，二者在时间上是紧接着的。安阳及其他各地所呈现的文化层次，是经常作为这种论断的有力证据:商文化紧接着龙山文化。但是如果详细考察其细节，尤其是在小屯发掘的商及先商遗物，我们可发现其间有一段中断的时期。

小屯的商代遗迹和广泛分布在安阳地域(包括小屯)的先商遗迹的文化特征有下列六方面:

(1)制陶业的新发展；

(2)利用青铜铸造工具、武器及明器；

(3)高度发展的文字体系；

(4)大规模的墓葬及以人为牺牲；

(5)战车的利用；

(6)进步的石刻。

以现有的知识而论，以上六种文化特征，没有一件能和仰韶或龙山文化拉上一点关系。并且它们自身又全是由新石器时代的朦胧中产生而呈现于历史的舞台上，其间各个特征的区别也只在于出现之突然程度的不同。六种文化特征中的陶业需要专加探讨。殷商地层甚常发现的九种形制的陶器，和殷商地层下面的黑陶形制大异其趣(图3)。史前时期所盛行的六种夹砂的黑色陶器，在殷商文化层中几乎完全绝迹。商代陶工毫不留恋用旋盘制成薄而表面光泽的黑陶器皿所采用的精巧技术。他们试以自己独创的方法，并且在制陶史上，首先采用高岭土制造有名的白陶。他们又首先尝试在粗陶器外层涂上一层透明光泽的釉。当然，他们也继续利用以前陶工用的方法制造某些日常的容器，但是他们的制造较为精致，且其形制及方法也有显著的改变。

其他五种在商朝首次出现的文化成分中，文字体系和青铜器可一并讨论。一般印象是，这两种文化活动似乎是同时出现的。我在别处曾提到过，这“同时”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并非实际:两者一定都已过了一段早期的发展历史，才演进到小屯这一阶段。以小屯的铜器来说，任何人都会认为要达到小屯阶段这样的铜器，一定有一个较早的背景。而在小屯的遗址中不乏证据，足以证明铸工场的历史可分成两个阶段；由其中较早的阶段可能推测仍有更早时期的存在。

在甲骨上所找到的小屯阶段的文字体系，正如小屯的铜器一样，也呈现出一种相当进步的发展水平。如众所周知，小屯的文字比最早的苏美尔文字约晚了一千六百年至一千八百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保存书写记载的观念可能会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移植到黄河流域来。然而这仍不能解释具有二千多个单字且结构颇复杂的，与楔形文字一无相似之处的甲骨文，会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原因。我们要记住，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时，在乌拉尔山和印度半岛以东，华北是太平洋沿岸唯一具有文字的所在。纵使是最热心的文化传播论者，也得在华北平原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找到证据，才能支持他们的移植的假设。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今日或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由于文化接触的结果；但在应用此种理论于某一特殊文明之前，我们必须不惜余力捜集资料来详细考察文明实际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仅有一小部分地域曾适当的予以发掘，而即使连这一小地区工作也仅做了不到一半。事实是，在三十年代的中叶，当科学的资料正在积累时，日本人的侵略使一切都归于停顿。

如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爆发二十年后的今日，我们仍需依靠自1929到1937年这短短九年间中研院在安阳及其附近地区发掘所获的资料。在很多重要的地区，纵然是可能获得丰富成果的地区，几乎不曾做过适当的考古发掘。毫无疑义，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是给青铜业及文字体系的突然出现，找到更确切的解释。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

在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国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商朝遗址；商朝的年代约当公元前第二千年的中期至晚期。由这个坐落在河南省北部黄河北岸的遗址所表现的中国文明来看，不但相当进步，而且已臻成熟。它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和政治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这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的文明，但其间不免含有残酷和黩武的因素。纵然如此，这个文化也为后来周朝的孔子及其学派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哲学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商的文明是不是均一的，土著的，完全独立发展而未受外界影响的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断然否定的。现在让我详细加以解说。

如所周知，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华北至少已分为两个文化地区；也许还有第三个地区，但尚须更多考古学的发掘方能予以证实。我在1953年第八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指出:

彩陶民族首先在西北与蒙古交界沿线地方发展其文化，这种文化可能为商朝以前的第一个王朝——夏朝——所继承而后再予发扬。根据历史传说和古物家的看法，夏开青铜器及青铜铸造的先河。又根据最近一些对于周朝民间文学的新解释，夏人很可能相信且已运用图腾。第二个文化地区位于东部沿海一带，以黑陶民族为代表，亦即历史上的东夷，早期的文献中称之为“蹲居的蛮族”( Squatting Barbarians)……

但是无论是历史方法或是考古学的方法，都不能证实商朝的祖先具有上述的两种传统。商朝的创始者可能很早就采用了跪坐的习惯(日本则称之为“正坐”Seiza)。他们是从埃及学来的呢？还是

自己发明的呢？现在仍不可知。不过商朝的祖先首先征服了东夷，吸取了他们的某些艺术传统，也教给他们一些战争新技术，则为相当确定的史实，当然他们只能在商人的领导下作战。商人挟此新练之兵，西指克夏，又吸收了一部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夏文化。所以商朝的文明，综合了东夷、西夏和原商三种文化传统……

以上的叙述，主要是根据商代装饰艺术的研究，特别是对两座分别从小屯居住区及侯家庄墓葬区发掘出来的石雕人像(图4) ，更辅以骨雕及陶器装饰艺术的研究引申出来的。

铜石并用时代与原始时期社会的三种不同形式之经济环境，可以分别从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和小屯(商文化)等遗址所收集的动物群之遗骸中清楚反映出来。仰韶的动物仅包括猪、狗和牛，并无羊及马。在城子崖那个典型的黑陶文化遗址，兽骨中则为猪、狗、羊、牛及马的骨骸。仰韶和城子崖两地也都曾发现过鹿，至于鹿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则不能确知。一般而言，野生动物的骨骼在这两处都很少发现。这样的情况明白告诉我们，他们是过着一种平静的定居生活，生活资料主要是取给于农产品和为数不多的家畜；如果他们需要狩猎的话，也只限于狩鹿。

商朝遗物中，小屯出土的动物群的类别颇堪注意，不但是因为家畜种类的繁多——包括了黄牛、水牛、绵羊及山羊、狗、马和两种猪；而且也因为其中包括了从猴到鲸的一系列野生动物，如熊、虎、豹、貘、象、犀牛、各种不同的鹿、及獾等等。据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博士和已故德日进神甫的估计，哺乳类的家畜和野生动物合计共达二十九类之多。

小屯出土动物遗骨之种类及数量之繁多——特别是属于野生的，无疑可以显示出人们为维持生活而仰仗狩猎的程度。因之商的王室，至少在文化上与铜石并用时代的龙山及仰韶的农民有所不同。这不同之点不但在王室成员的葬礼上，而且也从甲骨文的记载中表现出来。《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乙编》中第2908号甲骨片(图5)有如下的记录:

戊午卜(在戊午那天卜卦)

谷贞(是名叫谷的人卜的)

我狩，禽？ (我们去狩，能获得多少？)

之日狩，允禽，获(只)。(这天我们实在猎到……)

虎一；

鹿四十；

一百六十四；

鹿一百五十九……

后面跟着还有一些仍然不能解释的文字。不过这几行记载，已极清楚地描写出王室对于狩猎的狂热。董作宾教授认为这片龟甲的时代是纪元前十四世纪武丁在位时的东西。同时期另外的甲骨文曾记载猎得虎两只。猎获鹿最多的一次达一百六十二只。

在甲骨文中狩猎的记录屡见不鲜，狩猎为商代多数帝王的爱好。大狩猎实在是一种种族的习俗，为王室普遍热爱，而非某个帝王的特殊癖好。

这种王室对于运动的狂热，也可从安置王棺的木椁下面获得证明，在那儿总有埋葬牺牲用的坑穴，坑中有巨犬和高大的成年男人尸体。这些人和狗曾伴着帝王狩猎；他们和主人生前曾欢享过愉快的狩猎生活，又随着主人到另一世界去(图6)。

我不认为这种有关动物的爱好兴趣是与商代的出现俱来的一种偶合。这种爱好的成长，有整个的种族传统背景:狩猎的狂热，饲养野生动物，并且在主人死后将之一起送到极乐世界去。一旦跟这些传统的习俗联系起来看，这时期的动物爱好就更容易了解了。

既然商文化和仰韶文化截然不同，又和龙山文化互异，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商文化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答案也须作多方面的探讨。

在上面曾加引述的我的一篇名为《商代装饰艺术的诸种背景》(Diverse Background of the Decorative Art of the Shang Dynasty)的论文中，我曾试图证明商朝铜器上所见的动物艺术非常可能是由木雕演变而来的。在帝王陵墓夯土上遗存的痕迹，可能原来是旧皮革、纺织品或木材等易毁材料制的装饰部分(图7)。虽然安置帝王棺材的木椁已经消失，但是零星散布的碎片仍足以证明木椁内部曾经刻意装饰过。所以木雕艺术的存在并无疑问。不同墓葬中夯土花纹的研究，证明发展到那一时期的中国装饰艺术已经综合了几种不同的传统；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在骨雕和石雕上表现出来。在这各种不同的传统之中，和西方有关联的首先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在这一类的重要例子当中，首先要指出一个称为“肥遗”的怪兽图案(图8)。肥遗是一头类似饕餮的东西，二身交结。这一图案是从侯家庄帝王陵墓HPKM1001大墓的椁顶模写下来的，无疑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此类图形的最早例子之一。这种图案在中国经过了若干变迁，从来以不同的式样出现。它在武梁祠以两个分开的人形出现，下半截是两条长长的扭在一起的尾巴。但是最早在殷代帝王墓葬中出现的这个图形，业已比中东和近东出现的晚了一千多年。所以它的原始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非常可能和埃及的盖伯尔·塔里夫(Gebel el Tarif)包金手把上交缠的蛇形有关。昂利·法兰克复(Henri Frank fort)以为这种蛇形起源于苏美尔人。商朝的“肥遗”也是从同一起源中受到启发，经过了若干修正，以适合中国的传统。

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两虎左右对称，虎尾指向中央，两虎之间靠近上方有一兽面。这个图案原已残碎得不堪辨认，但是已小心复原。这一幅复原的图案，经过和接近王室墓葬区的一个村落里发掘出来的一只四足鼎上的相似图形对证以后，(图1[1] )得知复原得十分正确。这个图形也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又流传到埃及的著名的“英雄与野兽”母题的一种变形，后来又于希腊米克涅时期(Mycenaean)以著名狮门而得以不朽。

很明显，这种英雄擒兽主题在中国铜器上的表现已有若干重要的改变。英雄可能画成一个“王”字。两旁的狮子，先是变成老虎，后来则是一对公猪或竟是一对狗。有时这位英雄是真正的人形，可是时常在他下方添上一只野兽。有时中间不是“王”字，代之以一个无法辨识的字。所有这些刻在铜器上的不同花样，我以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原母题的变形。(图1[2]至[12] )

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有趣的证据，是从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我想用以说明这一事实的例证是一件陶罐的盖子。这一件像花盆一样的盖子的中央有一根突起的阴茎状的柄。这样形状的盖子最初由马偕((McKay)氏所发现，经柴尔德氏(Gordon Childe)介绍而为世人所知，同样的也在杰姆德纳刹(Jemdet Nasr)和莫汗久达鲁(Mohenjo-daro)地方发现过。将商代陶器和近东中东的形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甚为相像的例子；但我以为这一个是说明文化接触无可置疑的范例。在相隔这样遥远而且互异的世界的两端，能独自发生结构如此相似的器盖，是难以想象的(图9)。

然而，上述的各种证据，只是说明近东和远东存在文化接触的实例而已。这种文化接触的性质甚难由上述之例证予以推断；可能是起于部分的模仿，但看起来关系终究甚远，像上述所举的多数例子就是如此。商文化的真正基础，仍在亚洲东部。这个地区孕育并且影响了整个太平洋沿岸主要艺术的传统，这文化很可能在失去了的中国古代木雕艺术中找到根源。在别的场合，我曾详细讨论过这种独特传统的主要特征；因为在这里也很重要，让我趁此机会也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我在1929年发现的一只几近完整的独特的骨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只骨柄最重要的地方是它的装饰图案(图10)。骨柄长一百五十公厘，截面为杏眼形，在较细的一端有深十六公厘的承口，此一扁豆形之承口最宽处为十六公厘×八公厘，骨柄之表面通体由上至下皆刻以花纹，分成五个单位；其中三个单位以两饕餮面组成，各占圆周的一半。这三个单位被两个较瘦长的、头体相连的饕餮纹单位所分隔。这五个互相类似的装饰花纹单位，在骨柄表面上下联结，使人联想到加拿大西北海岸刻有重叠兽首的图腾柱；不过这只小屯出土的骨柄，构图比较精巧和谐。

上述的装饰图案和它的构图，暗示出太平洋艺术的三点基本原则；除了它是垂直方面相联结的相似图案外，其次为将动物之两侧面，拼合为一组单位对称之图案，刻在平面或曲面上，其三为图案严格之对称和它所具之规律性。这三点原则上都在商代及其以后的青铜器，以及太平洋区域的许多木雕图案上充分表现出来。

让我再举几个安阳出土的青铜器作例子。在我们的记录里有好几只方彝，其每一侧面都像一块雕刻的木板(图11，左)。每一侧面的整面雕刻都以一个兽面或连体兽面为主要的母题，周围充以其他琐碎的花纹。图版所示的方彝也以兽首为主，那是一种把三度空间的立体表现在二度空间的平面上的企图:将兽首剖分为二个侧面，铺于一平面组成一幅完全对称的画面。这种效果和鲍亚斯(Franz Boas)的《原始艺术》一书中所记录的瓜求达鲁(Kwakhiut)的房前绘画几乎完全一样。中国铜器上这种兽面，我们称作饕餮，不过早期的称呼该更具实在性，更能代表某种动物的本性特点。

商代的方彝几乎全部都是全装纹饰。我从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如以小屯出土铜器的形制而论，圆形的铜器大部分都是由陶器演变而来，而方形的铜器一一包括正方的和长方的——无论形制和花纹都是模仿它们之前的木器。在那篇论文中，我也曾提出，方形的铜器通常都是全装的花纹(图11) ，而圆形的有时虽有少数是全装的，通常仍以全素的占多数(图12)。从这些发现可以明显地推断方形铜器不但承继了木器的形制，而且在方法和文饰模式上都沿袭了木器的形式；圆形的铜器主要模仿陶器，其花纹装饰是较晚发展的。

由商王室之爱好狩猎，也可以进一步得到一个启示:狩猎习俗很可能因人们所处的森林环境而养成。这样的环境同时也适合木雕艺术的发展。如果我们把铜器上动物图案的类型和甲骨文上的狩猎记录加以比较，也是一件颇饶兴趣的事。虎和鹿的母题，经常在车马饰及大的铜器上出现；在石制的乐器和镶嵌与描绘的饰物上，也常常发现虎形的图案。虽然镶嵌和描绘的原物早已残破了，不过我们仍能从压土上找到图案的痕迹。鹿之众多不但能从甲骨文的狩猎记录中窥见一斑，在小屯动物残骨中，鹿的数目亦列为第二，仅次于家猪。我们都知道上述动物都是森林动物，它们之出现意味着小屯附近曾有森林地区存在。

在装饰艺术里，动物母题虽占重要地位，但是也没有完全取代流行在商以前华北的几何图案。真正的商代青铜器，有时就整个以云纹及锯齿状纹为装饰(图13[ b] ，图14[ b] )。用来证明几何图案在商代存在的最重要证据，是一座跪坐的服饰俱全的石像残片，它的衣边、裤边及袖口都饰以复山形及交错的“T”形花边(图4[ a] ，图15[ a] )。这些花纹都以宽不足一公厘的刻画线条组成，线条短而直；线条的弯折处，皆系另起一笔，鲜有连贯者。跪坐的石像和小屯出土的蹲居半身石像(图15[ b] )之间的鲜明对比，特别在于把商的统治阶级的日常习俗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别是在黑陶文化区域里的装饰艺术二者连接起来了。大家已知道，历史时期东部滨海的土著，即居住在以往黑陶文化区域的居民，我们称之为“东夷”，亦即“蹲居的蛮族”。换句话说，商人曾在某种程度上釆用了沿海文化中的装饰艺术；而这些滨海而居的土著却执着于传统的蹲居，并不模仿他们的征服者的样子改为跪坐。

如果我们以黑陶文化作滨海文化的主要代表，小屯出土的蹲居石像并不能与黑陶文化相等同。这一座小屯石像与侯家庄出土者不同，除了在腰下着有一件腹兜外，全身赤裸。整个四肢皆刻以分散花纹的图案，而在关节处合成一个目形文饰。

在古代中国长江以南的许多土著中，常有文身的风俗，在中国古代文身常被视为一种文化的特色。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家司马迁，曾记载浙江土著仍有文身的风气。史记里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根据这个记载，小屯的石像为东夷，似无疑义；不过还需再找到小屯石像上文身的花纹是由史前的原始花纹演变而来的证据，则此一断语方能确立。文身之为南方习俗，似无争辩之余地，因江南的土著至今仍有文身者。

以上的讨论导引我们对于商文化进入另一角度:商文化当中究竟有多少和南方或和南方起源的文化有关？二十年前，我在安阳发掘的报告中说:有肩石斧、锡锭、米、象和水牛都显明地和南方有关。经过了二十年的讨论和辨疑之后，这一理论已有重新估价的必要。早在仰韶时期，在河南北部已开始稻米的耕植，但驯养的水牛却未在栽种水稻的同一时期发现过。另一方面，根据最近对甲骨文某些文字的解释，商人不但熟悉种植稻米，而且以驯养的水牛拖犁都已开始应用了。米这个字在甲骨文中也确定了。在这儿，我们最好引用《安阳殷墟之动物群》文中末一段注释的原文:“豫西，鲁北及川东的发现，证实安阳的圣水牛( Bubalus Mephistopheles)代表一类土生的品种，人类驯养而繁殖，而非引进的”。所以稻米虽然似乎是源于南方，但却可能在黄河流域经过一番改良和培育。杨钟健先生对小屯动物遗骸的统计，显示圣水牛是我们发掘出土三种为数最多的哺乳类动物之一，单体取样已逾千个。但水牛从未做牺牲品用，在祭礼坑中，发现的只有牛(Bosexiguus)。

关于锡的问题，和二十年前一样，并未发现新的论据(图16)。我们现在可以再予强调的是此一金属是以锭的形式存在，意味着系由外地运来者。铜则系在当地冶炼，因孔雀石之发现屡见不鲜。此种矿石显然未经预加工已运至铸造地。既然锡系外来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它是由南方运来还是由其他地方运来的呢？旧的记载是在华北，因为安阳百公里方圆之内有锡矿存在。不过现在的矿冶家不全同意此种说法，但亦无法全予否认。

象和水牛一样，可能也是安阳土生动物之一，至少在商朝是如此的。至于有肩石斧可能启示了商代某些类青铜武器的形制。

除了1933年以前所得的成果之外，最有意义的一项结论是占卜所用龟甲的问题。我的同事石璋如教授最近以为拿它来和龙山文化的牛肩胛骨比照，龟甲有其独自的来源。不管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说法，安阳土龟(Testudo Anyangensis)之来自南方似已无可否认。正像董作宾先生最近由甲骨文所解释的，这些甲壳，是由藩属国贡献给殷王室的。如是这样，确实证明殷王朝在长江南岸，有一大片政治力量可以达到的领域。

总结来说:我以为商的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文化源流。殷文化之基础深植于甚早的史前时期；稻米文化的发展及附着于此一文化之整体，说明了殷商帝国之经济基础是典型东亚的，并且是在原地发展起来的。此一事实为许多卓越的田野工作者，如安特生、德日进及杨钟健等指出，又由甲骨文得到了实证。商王室酷爱大规模的狩猎；小屯王家苑林的收集品，包括有虎、象、猴，各类的鹿、狐、狼、野猪以及稀有动物如“李济氏扭角羚”(Budorcastaxicolor Lichii)等等。他们狩猎的范围颇广，包括蒙古东部、满洲南部的密林地区。从这些地区和东部沿海一带，商人的祖先得到了一些模糊的国外的知识。商人也许是中国在狩猎或战争中最早广泛利用战车的人。他们是否最早利用金属，虽尚不能确定，不过他们对于青铜器铸造工艺及艺术的贡献颇大，则无可置疑。商人应用青铜合金主要是为了制造礼器，此种礼器在世界各地罕有与其匹敌者。

商文化发生之基本问题，与至今仍未明了的原商时代中国文字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记住，截至目前为止，仅有华北很小地区曾被适当地发掘。如果别的重要地区也像洹水流域一样经过系统的彻底发掘与研究，那么获致这一基本问题之最后答案，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中国的青铜时代

以目前所获的知识而言，中国的青铜时代约当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前五百年之间。实际上青铜时代当然远不止持续了一千年，可是要确定它究竟起于何时、止于何时，是颇为困难的。以往研究青铜器的中国学者们仅惑于这批青铜器的华丽，而无暇顾及这些古物渺茫的历史。但是中国的青铜业，如同任何的工艺及典章制度一样，不是天赐的；它有自己的演化过程，逐渐地生长起来又一步一步发展下去。至少现代的考古学证明它是如此。

地层

供给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所能得到的可靠材料，无疑是安阳发掘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在安阳很多被发掘的区域里，其中两个地区至关重要。其一是小屯的居住区，另一处是侯家庄的墓葬区；全部有字的甲骨都自居住区出土，而主要的青铜器则出自墓葬区。在商代，侯家庄西北部几乎全被作为墓地之用，虽然在小屯亦间有发现具随葬物的墓穴，但在规模上却决不能与同时期的侯家庄大墓出土的相较。从这些随葬品中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所以小屯及侯家庄出土的青铜器都可称之为明器(随葬器物) ，随一具或多具尸体埋在墓里。仅仅偶然间可在地窖中发现青铜器，此类青铜器为数既少，且形制亦不多。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关于随葬青铜器和小屯殷商文化层出土的有字甲骨这二者之间的确切关系究竟如何，使安阳发掘的工作者感到迷惘。安阳发掘团曾掘开一千多座小屯和侯家庄的墓，但其中从未发现契刻甲骨。青铜器间有具铭文的，似乎颇有助于解释甲骨文和青铜器间的关系，但铭文多者不超过十个字，也无法作详细的研究。对安阳的考古家来说，有字的甲骨和优美的青铜器间只有间接的部分的关联。

此一部分的关联乃是在仔细研究安阳第四次发掘中所见E16灰坑中的掩埋物后而认识的。在这灰坑里，有很多带字的牛胛骨、龟版和少数保存良好的青铜工具及武器。这些青铜器与小屯及侯家庄墓葬中出土的同类青铜器形制相似，因而E 16灰坑成了一个证明青铜器与甲骨同期的有力的时代环节。

这个环节，仅仅是大体上联结了这两组文化，并不能详细说明青铜文明发展的各阶段与甲骨文各时期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很明显的，青铜铸造业在商朝奠都小屯之后曾经历一番演变过程。但除了类型之外，能根据哪些证据来把各阶段划分出来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大部分当然要靠我们对小屯居住区地下情形的知识来解决。那里最早的居民是史前的黑陶文化居民。他们的茅舍一半埋在地面以下；他们除了制陶器以外，也曾作骨质和石质的用具，但是却缺乏任何青铜和铜的知识。这样的小屯文化层是首先由安阳发掘团发现的。他们进一步发现紧接着这文化层的是应用青铜器的殷商文化层。这一现象不禁使人要问:小屯的黑陶文化紧接的后继者是殷人呢，还是在殷人之前另有他人？

在盘庚时期商王朝奠都于殷(小屯附近) ，早为古物学者及历史学者所熟稔。传统的历书以其发生于盘庚统治后的第十五年，约相当公元前1384年。现代考古学关心的是，当盘庚放眼于这片土地并决定以其作为王朝统治中心时，到底小屯是一个荒废的村落呢，还是一个人烟稠密的都市？其后小屯一直成为商代首都直到其衰亡，前后历时273年——比清代统治中国的时期尚多七年。

我们有充分理由假定，在盘庚统治时期，曾有一系列新奇的建筑活动相伴而来。这种建筑方式在殷墟留有丰富的痕迹。此一新引入的建筑方法被安阳考古家们称作夯土(图17)。这种建筑方法如今仍为中国全境普遍施用，只须该地的黄土为适于锤培者。

当小屯的地下遗址被发掘时，显露了散布甚广的夯筑基础，在此种基础附近遍布许多牺牲用的坑穴，坑穴里面埋葬着人和动物，常伴有青铜器、陶器、骨器及玉器等制品。在夯筑基础的下方，更发现许多地下的穴窖，有时还残留着一些居所的地面，这些无疑都比在上面的夯土层为早。在这较深的文化层坑穴中所发现的器物，往往与商朝的器物并无显著区别，但是与黑陶时期的前金属期遗存比较，则其不同甚为明显。

如此看来，在很多方面，从前商迄于商代，小屯的物质文化方面并无任何相应的变更。但若以夯土来说，问题就并不简单:夯土的遗存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所以商代早期的坑穴可能在晚期夯土建筑覆盖之下。而今我的目的不在清理前商与商代二者之间埋藏状况的复杂关系，只是说明这些不同事实的存在而且已为人发现就足够了。中央研究院最后三次田野考古发掘的主持人石璋如教授曾说:

小屯地面土层下的典型地层是，由地下的覆穴、窦窖、居室组成了较低的一层，这一层的上面是夯土基础层。这一类型的地层甚为普遍，其在小屯的分布也很广泛。

这两地层相距的时间，据石氏称仍未能确定。石氏认为在小屯成为商的首都之前，早已为商的前驱者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王朝时期文化的丰富，在考古学的遗迹上充分表现出来。华美的青铜器(青铜器的年代我们将会详加讨论)、甲骨、车马器、木椁以及石器、玉器、骨器及象牙雕刻等等，这些器物多数可相当正确地鉴定为属于盘庚到商代覆没时的东西。

但是文化的遗迹似乎并不因商代的衰亡而终止。周人占领了这一古都之后的情形如何，至今仍不甚了然。惟根据历史记载，此城沦陷后曾遭周兵的洗劫，此前商的末代皇帝纣王放火烧了皇宫后自焚。史记记载说，那一位降周并受封的纣王之兄箕子，亡国数年后曾重临旧都，但见禾黍绿油油地生长在宗庙和宫殿的废墟上。

侯家庄和小屯的考古发掘，虽然也曾出土商以后的墓葬和商亡后被占领的遗迹，然而为数皆甚少。很显然小屯已被遗弃，部分变成农田。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相信，小屯的考古遗物可分为四个阶段:

(1)前金属的黑陶文化时期；

(2)王朝前文化时期；

(3)商代文化时期；

(4)商以后文化时期。

上述各时期的分划大体都有明显的地层根据，年代亦多确定，可由表1显示。

表1 小屯遗物的文化层

侯家庄及小屯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属夯土期(小屯三期) ；有些可归于小屯二期。少数可晚至小屯四期。晚于小屯四期的属西周或更晚。

分析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在1947年曾应考古组之请分析了八件青铜器标本的成分，其结果详见表2。

表2 小屯出土青铜器标本之化学分析

续 表

由表2所示各种金属在合金中所占百分比，这八件样品可大体分为三组:样品3和6铜含量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归为一组；样品1含铅较多，自成一组；其他的五件样品，含锡量皆在百分之十以上，构成第三组。第三组全部为礼器，一、二两组为工具或武器。我手边另有几项不同时期戈的分析，表3示其化学成分。

表3 安阳、浚县和汲县出土五件青铜戈的化学分析

*:HT. 1:商朝； HT s . 3. 4. 5:西周； S P T. 7:东周。

以上显示不同时期戈的化学成分的比较。较晚时期锡和铅的含量增加，意味着此两种矿产供应显著增加。在周朝寻找这些金属新来源的活动定在大力推行，其结果，此项供应对河南北部人民较前远为丰富。由商代起，此一地区青铜时代的人似从不忧虑铜的匮乏。过去的舆地图录报道这一区域有多处铜矿；根据对这些报道的统计，在安阳三百公里方圆之内，至少有十九处铜矿存在。离殷墟不到三百公里一处称为垣曲的地方，截至北宋时仍然是一处巨大的铸币中心。1948年在垣曲采集的铜矿石，标本曾在南京地质调查所展出。(www.xing528.com)

以上的说明和商代历史环境甚为相符，否则就难以解释商代青铜器生产之丰富及青铜业之繁荣。但如果以商代青铜戈的铅与锡的低含量归因于铅与锡之供应量不足，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以殷代礼器来说，对这两种金属的用量并不算少(表2)。

并且，戈并非仅有的低锡含量标本类型，如上表所示，箭头、刀柄的锡含量亦颇低。因此，似乎早在商代合金的成分比例也因形制的不同而异，不同金属的相对比例已有明确之相互关系。根据青铜器物所用合金成分的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推断器物出现的相对的早晚关系。

很多证据足以证明夯筑基址下面的坑穴出土的青铜刀是早期制造的。我在1948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一文中所举的一只刀子是证据之一。出现刀子的坑穴为小屯的C 333区的YH 379灰坑，恰在a十六夯土层下方。这一只新月形的刀(图18[2] )其形制在小屯出土的刀中是独一无二的，夯土期中再未发现。惟由YH 379灰坑中一般之遗存判断，知该坑亦属商代。像这类地层确定的灰坑埋藏有早期遗物，其可能性远较那些层次不明的坑穴为大。这个发现的另一贡献是，知道这只刀是用开范(Onepiecemold)法铸造的。刀的一面有浮雕的文饰，另一面完全是平的。较晚夯土期制造的是两面文饰相似对称的刀子(图18[3]至[ 9] ) ，铸造这类青铜刀无疑要用两瓣范法。同一时期是否已应用了心型范法尚不能确定。上面提过的那篇文章中，我曾将小屯出土的十九件青铜刀，按其铸造方法分成三类即: (1)开范法，刀子一面平，二件，(2)双瓣范法，刀子两面对称，十三件； (3)多瓣块范法，间亦有利用心型的，四件。(图18[8]、[ 9] )须特予说明者，上述十九件青铜刀都是日常用品，非为陪葬之用，而侯家庄多数铜刀则属此用(插图七)。

铜范

借此机会，我想应当谈一谈小屯出土的铜范。到安阳第十五次发掘后，出土的铜范已聚集了相当大的数目。保存得比较好的铜范，也就是说花纹比较明显的，呈浅灰色，有时掺杂点浅褐色。铜范为多孔性的烧土制成，范的背面多呈不规则状。如果两侧完整，则多带有阴或阳榫。曾试图将一些外表看来完整的范块，重新拼成像原来用以铸造的完整的范组，却始终未获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发掘到成千成万的土范，却连一块石范都不曾见到。“中央研究院”藏有很多石雕，但是没有一件石雕是用以作这些范的母模用的。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一些泥制母模(图19) ；它们很显然和欲铸造的铜器相像，范由这些母模压制而成。这些母模上雕琢着突起花纹，和完成的青铜制品相仿。有些情形，这些突起的花纹上绘有朱笔或墨笔的细线(图19，右上) ，显然是备雕刻用的。这种小屯发掘的半成品母模，对了解早期的铸铜历史贡献颇大。

多数土范皆经过焙烧，有些硬度几与石器相若。甚饶兴趣的是，有一块土范刻有一个尚不能解释的字形(图20[ 2] ) ，很可能是这一土范所有者的名字。此一字形刻在土范的背面，并非作铸造用。因之，如果字形供做识别用，则被辨识者必是土范本身而非铜器。

在铜范之中，有几块是铸造箭头用的(图20[5] ) ，属于双瓣范一类，简单的单瓣范尚未发现。心型范发现颇多，证实了商代在小屯的铸铜场确是产制高级青铜器的。同时这些铸铜场也有足够的孔雀石及锡锭供应，这些矿料皆曾发掘出土。

形制

我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一文中，曾列举八十二件容器，其中六件为器盖，皆自小屯出土。除了器盖，我把七十六件容器分为五目:圜底目，平底目，圈足目，三足目及四足目。这五目复分为十九式。该文中篇所讨论的课题为工具及武器，除箭头外，共计有标本八十一件，分成四目十四式。车马器、饰物及不属于前二项之杂项铜器仍未予分类，因其多半为武器、工具或车马之零件或附属品。它们须就其装饰的或附着的物品同时相关连的加以讨论。侯家庄出土的铜器与小屯出土者极相似，惟其形制之变化较多，体型较大，铸造亦较考究。但这两地区皆经破坏，故这种表面的区别与实际上是否一致颇难断言，然两者属于同一时期，则无疑义。

侯家庄出土的铜器中，确有几件(参看图21)是在小屯铜器群中找不到类似的。但是两地大部分的铜器形制都甚相似，纵将两者相互调换，也不易分辨出来。所以大体来说，这两组铜器是同一时期之产物，倘若真要做一个区别的话，只不过因为出于习俗侯家庄王墓的随葬品做得较为考究而已。

大多数小屯出土的容器，其形制皆有所本。三足目、四足目、圈足目及平底目的容器，显然由陶器或木器演变而成的。工具和武器亦可在骨、石及角制品中找到它们的原型。惟有数件器物，其原始形制仍模糊不清。一只小屯出土的平底盘形铜器即属此类。此一铜器于YM 331墓出土，出土时已呈破损。经复原后，看来甚似一只烤盘，其口缘甚大，直径五十二公分。它无疑是中国主妇用的烤锅的前身，但其原始形制则不明。

如果把小屯和侯家庄这两组铜器当作是商代典型的青铜器，用来与辛村的西周青铜器及山彪镇的东周青铜器相参证，我们会发现容器在形制上有显然的变化。商以后四足器几乎全部消失；三足器虽然继续存在，但在结构上有了很多的改进。东周的三足鼎多半都有器盖，同—时期的甗则分铸作两件。同时在周的晚期，部分地因为习惯的改变及技术的改良，一些新形制的铜器也出现了。说明这种变迁的最好例子是戈，戈在中国整个青铜器时代都有发现，上述各遗址都有很多样品。

中国古代以戈为武器前后达千余年之久。戈是一种中国固有的发明，并仅在中国境内得到发展。1950年史语所集刊中有我一篇《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在这一文中，我将戈由其石器的原始形态，青铜的仿制品及各种铜戈的变化阶段，以至《考工记》所载的标准形制，这一系列的变化探溯出来。计所检查样品达208件，分属下列各地出土:

(1)、(2)两组属商代；辛村出土者大部分为西周遗物； (4)、(5)两组代表战国时期的形制。以上三期青铜戈形制的特征可综述如次:

(1)商代的戈形制最为简单(图22、23) ；通常包括一长条形舌状戈身，为玉或其他细纹理的硬石所制，楔一T形青铜套内(图23[7] )。更原始的戈(图24[1]至[3] )通常做随葬用的，且显然是较早期的遗物，为全部石质，一端为一长尖刀，另一端为戈根藉以置柄。这一时期的全青铜戈都仿制玉身铜套戈的式样；具承口(銎) ，承口系由戈身的末端(援本)歧出分为两翼，于接近柄端处合而为一；这种结构在石制的戈中是不会有的。

侯家庄与小屯两地，石制戈形句兵皆有大量出土。很有趣的是在侯家庄1001大墓，在木椁室下面，埋葬卫士的坑穴里，每一个卫兵都有一具戈。中央最大的坑穴，显然是卫士长葬身之处(图6) ，发现的戈是完全石制的；角落的坑穴中的戈则是铜制者。无可置疑地，石制的武器更受重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被视为古物。

(2)到了西周，因为铸造技术日益精良及金属性能之改善，结果由商代原始形制演变而来的戈也有了新的形态(图25)。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形态变化是“胡”的产生，也就是说刀根部分下展。此一变迁明显的是铸工在增加戈与戈柄连接方面所作的努力。“胡”的继续下伸发生在这一时期。辛村所出之戈头，此一变迁甚为显著。由这些不同形态的戈头，我们可以看出改进此类武器效率所作的各种试探。试探之—是想把戈和矛的作用合并，成为一种综合的武器，此目的在数百年后方始达成(图26)。

(3)直到战国时期，戈在形态上的演变始达到顶点(图27)。《考工记》所描写的戈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图24[ 4] )。这时期的戈，不但固着柄的方法已臻完善，而且一向没有什么作用的戈柄部分(内)也很巧妙地加以利用。较早的时期，内只是用以装饰，而今则有了实际的用途:或制成一尖锋，或弯作镰刀状(图27[ 5] ， [ 16] )。经过一段长期的实验，戈和矛综合成一件名为戟的武器(图26) ，秦国之初次统一中国，汉武帝之征服中亚和东亚的敌人，都使用了这种武器。

这种武器形态演变的三个阶段，很清楚的由上述五处出土的戈形句兵表现出来。在战国时期，铁已被用来制造农具，不过究竟何时铁完全取代铜制造武器，考古学上仍无定论。我们能确定的是戈的演变历时近一千年，始臻于完美，所以实际上它用作武器以迄被放弃，其间定在一千年以上。这一武器在形态学上的演变，使其在年代学的价值非其他任何青铜时代工艺品所能比拟。当然在推溯青铜器时代的早期及原始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须待努力。上述推论所根据的资料，都是史语所田野工作同人在豫北得到的。当然还有很多在考古目标上同样重要的关键地区，仍未经适当发掘而未可知。只有在对这些地区全都作了科学考察之后，才可能对中国青铜时代的起源提出肯定的理论假说。

表4 中国的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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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及说明

图1 [ 1]侯家庄附近出土司母戊鼎立耳的文饰拓片； [ 2]—[ 12]容庚，《金文篇》(增订第二版，长沙， 1939年)中所录有关“英雄及野兽”金文拓片

图2 华北箕形门齿三例 [ a]更新世河套人齿； [ b]中国猿人齿； [ c]商代人头骨上门齿

图3 小屯出土陶器的形制 上方为殷商地层出土的九种普通形制，下方为先殷地层出土的六种普通形制

图4 石雕人像残片 [ a]侯家庄出土； [ b]小屯出土

图5 武丁狩腹甲残版

图6 侯家庄一〇〇—大墓木室之地板遗迹

图7 皮鼓、石磬及木架之遗迹

图8 侯家庄大墓残存木制品上的肥遗图案

图9 小屯、莫汗久达鲁、杰姆德纳刹(从上至下)出土的陶盖比较图

图10 小屯雕花骨柄及其剖面

图11 商代方形青铜器 左，侯家庄出土的方彝；右，小屯出土的方卣

图12 [ a]小屯出土的鼎； [ b]小屯出土的觚

图13 侯家庄出土青铜器两种装饰风格 [ a]动物花纹装饰的觯； [ b]云文装饰的觯

图14 [ a]侯家庄出土以几何图形装饰的盘； [ b]侯家庄出土以动物花纹装饰的盂

图15 殷墟石雕人像四种 [ a]、[ d]侯家庄出土； [ b]小屯出土； [ c]四盘磨出土

图16 小屯出土的锡锭

图17 小屯夯土建筑基址 上，商朝房屋的地板；下，夯土层次的侧视图，共计二十层

图18 小屯及侯家庄出土青铜刀的形制 [ 1]、[ 2]一面平的刀； [ 3]~[ 7]两面对称的刀，两瓣范铸成； [ 8]、[ 9]空柄，示铸造时应用心型

图19 铸铜用的泥模，皆为小屯出土 上左方的一块，仍留有以红色涂料绘画的线条

图20 铸铜的泥范，小屯出土 [ 1]、[ 4]铸矛柄的范； [ 5]铸箭头的范； [ 2]、[ 3]、[ 6]有记号的范

图21 侯家庄出土的具鋬鼎

图23 侯家庄出土的青铜戈

图22 小屯出土的青铜戈

图24 最早和最晚青铜戈的形制 [ 1]~[ 3]商朝侯家庄的石戈；[ 4]战国时代长沙青铜戈

图25 浚县辛村出土的青铜戈

图26 汲县山彪镇出土战纹拓片

图27 辉县琉璃阁出土的青铜戈

插图七 小屯及侯家庄出土各种形制青铜刀结构的关系

摘自《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李济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插图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