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小说即狭邪小说。“青楼”与“狭邪”皆指妓女聚居之地，但后者颇具贬义，而且在现代人看来是很生僻的词语。最早论及青楼小说的是鲁迅，他称之为“狭邪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到清代之狭邪小说时，关于《板桥杂记》等著以为是“大率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他继而介绍了《品花宝鉴》《花月痕》和《青楼梦》，以为“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10]却又将《板桥杂记》等文言青楼小说与《海上花列传》等白话青楼小说未作文学性质的区别，并将描写优伶生活的《品花宝鉴》归入狭邪小说，这都会在概念上造成某些误解。关于白话青楼小说的研究，甚被学者们所忽略。近年有学者感叹说：“在晚清，狭邪小说风行社会，但我们的研究者，对此似乎不屑一顾，很少有人提起。”[11]晚清兴起的白话青楼小说是较为特殊的一种文学现象，其盛衰的原因与文学的意义均值得我们去探索。
晚清以来直至民国初年的六十年间，以都市妓女生活为题材的白话青楼小说不断涌现，在社会上最流行的有：
《花月痕》五十二回，清咸丰八年（1858）眠鹤主人自序，光绪十四年（1888）刊行，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大达书局版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世界书局版。此书叙述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两位才子与太原名妓的故事。作者魏秀仁，字子安，别号眠鹤主人，福建侯官（福州）人，生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他为道光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曾游幕山西、陕西，主讲于成都芙蓉书院；另著有《石经考》《陔南山馆诗话》等。
《风月梦》三十二回，光绪九年（1883）上海申报馆排印本，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作者自序。作者邗上蒙人，生平不详。小说叙述扬州浪荡子弟袁猷与盐运司衙门清书贾铭、差役吴珍、牢吏之子陆书等与妓女月香、翠云、双林、凤林等的情事。
《青楼梦》六十四回，亦名《绮红小史》，题厘峰慕真山人著，郑弢序于光绪四年（1878），光绪十四年（1888）刊行。小说叙述苏州才子金挹香、叶仲英、邹拜林与名妓章幼卿、吕桂卿、陆丽仙、胡碧娟、陈秀英、陆绮云等十二金钗之事。作者俞达（？～1884），字吟香，自号慕真山人；长洲（苏州）人；著有《醉红轩笔话》《吴中考古录》《闲鸥集》等书。
《绘芳录》八十回，西泠野樵著，光绪四年（1878）序，光绪二十年（1894）申报馆丛书聚珍版。小说叙述金陵（南京）名妓聂慧珠、洛珠、蒋小凤、赵小怜与才子祝登云、王兰、陈小儒、云从龙等的情事。这几位才子皆宦途顺利，富贵荣华，聚了名妓，共建绘芳园，作为晚年休致之处。序云“粤寇之乱”，指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时著者年十七，则当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作者乃浙江上虞人。“竹秋”为著者之名，西泠野樵为别号。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曾以《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等名刊行。光绪十八年（1892）在文艺刊物《海上奇书》石印刊行，每期两回。全书石印本序于光绪二十年（1894）。小说叙写上海妓女王阿二、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双宝、双玉、林素芬、陆秀宝等事。作者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江苏松江（上海）人。作者自幼随父居北京，后南归应科举考试，成秀才后考举人不第，在河南做过幕僚，曾长期寓居上海，为《申报》撰稿。《海上花列传》出版后不久病逝，年仅三十九岁。
《海上繁华梦》初集三十回，二集三十回，后集四十回，原题《绣像海上繁华梦新书》、“古沪警梦痴仙戏笔”。初集、二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上海笑林报馆排印，后集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笑林报馆校刊本。小说叙述苏州秀才谢幼安、杜少牧在上海与妓女桂天香、巫楚云、花媚香、花艳香、颜如玉、阿珍等的情事。作者孙家振，上海人，自创《笑林报》，追欢买笑，挥霍甚豪。其著自谓如释氏现身说法。
《海天鸿雪记》二十回，二春居士编，南亭亭长评，作者实为李伯元。原由游戏报馆分期刊行，光绪三十年（1904）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小说叙述上海青年颜华生等与妓女陈小仙、小宝、江秋燕、金秀珠、凌漱芳、宝林、湘兰等的情事。作者李伯元（1867～1907），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少擅制艺及诗赋，屡试不第，乃到上海办《指南报》，后又办《游戏报》《繁华报》，主编《绣像小说》；著有《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等。
《九尾龟》一九二回，漱六山房著，宣统二年（1910）点石斋刊行。小说以常熟名士章秋谷在上海的冶游为线索，叙述上海四大名妓陆兰芬、金小宝、林黛玉、张玉书的故事，故又名《四大金刚外传》。书名《九尾龟》取其新奇之意，非关主旨。小说中叙及贵官康己生闺闱丑事，作者于一二七回交代云：“虽然康中丞这个人并不是书中的正角色，但在下的这部小说既然名目就作《九尾龟》，在下做书的自然也不得不把这位无绪先生姑且当作全书中间的主人翁”，因为“这位康中丞家里头有五个姨太太，有两个姑太太，有两个少奶奶，恰恰是九个人，又恰恰的九个人都是这样风流放诞的宝贝”，于是人们称康中丞为“九尾龟”。作者张春帆，常州人，久寓沪上，为各报馆撰写短篇小说，后至粤东，任随宦学堂监督；民国光复后任江北都督府要职。
《人间地狱》八十回，《申报》自1923年起每日刊载，1924年结集出版。小说叙述杭州乡绅柯连荪、报馆编辑姚啸秋、资本家程藕舲在上海先后与妓女秋波、老五、碧嫣、白莲花等的情事。作者毕振达（1891～1925？）字倚虹，号几庵，又号娑婆生，江苏仪征人；少年时擅诗文，十五岁时进京捐官兵部郎中，后改刑部。1911年入上海中国公学读法政。1916年经包天笑介绍主持《时报》“余兴”栏，兼编《小说时报》《妇女时报》；著有小说多种。《人间地狱》为未完稿，写至六十回，后二十回为友人包天笑所续。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别署拈花，江苏吴县人；年十九举秀才，通英、法、日文；1906年至上海主持《时报》笔政，著有小说十余种。
此外在清末民初尚有老上海的《海上新繁华梦》、梦花馆主的《九尾狐》、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嫖界个中人的《最近嫖界秘密史》、天梦的《苏州繁华梦》、顾曲周郎的《九尾鳖》、馨谷的《情界因》、谭溪渔隐的《新贪欢报》和佚名的《名妓争风传》《女总会》《美人计》《情天劫》等等。[12]这足见白话青楼小说的繁盛状况，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仅有六十年的历史，随即衰亡了。其题材之特别，一时之流行，生命之短促，皆构成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
白话青楼小说在晚清之勃兴并有广大的受众，这是有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白话青楼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大都市，如《花月痕》的故事发生在太原，《风月梦》在扬州，《青楼梦》在苏州，《绘芳录》在南京，而《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九尾龟》《人间地狱》等的故事皆发生在上海。娼妓本是都市经济的寄生物，它依存都市经济的发展。清代初年在京都曾实行过禁娼的法律，规定凡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之首犯照光棍例斩决，从犯则发配黑龙江等地为奴。清末则凡昵娼、买奸或代媒合及容留止者，“处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北京设内外城巡警厅，抽收妓捐，凡月缴妓捐者已为法律所默许。[13]晚清娼妓制度的松弛，促使娼妓在都市的活跃，而以上海最为突出。1842年上海对外通商之后，经济呈现畸形繁荣，娼妓亦与工商业同步发展。张春帆认为：
只说上海地方，虽然是个中外通商的总码头，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靠堂子里头的那些倌人。那班路过上海的人，不论是什么一钱如命、半文不舍的宝贝，到了上海，他也要好好的玩耍一下，用几个钱，见识见识这个上海的繁华世界。凭你在别的地方，啬克得一个大钱都不肯用，到了堂子里头，就忽然舍得挥霍起来，吃起花酒来，一台不休，两台不歇，好像和银钱有什么冤家的一般。所以上海市面上的总机关，差不多大半都在堂子里头的倌人身上，堂子里头的生意很好，花钱的客人很多，市面上的资本家也很多。（《九尾龟》第一五八回）
这从都市消费的一个方面强调了娼妓与都市的关系，但只见到二者的表层现象，而且夸大了“倌人”的作用。李伯元则较客观地描述了上海的繁华景象：
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异，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浦，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熏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眩异，醉纸迷金。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更觉相喻无言，解人艰索。（《海天鸿雪记》第一回）
这繁华之中因有“曲院勾栏”的点缀更将人们对于声色物质的欲求体现出来。近代都市的工商业资本家、官吏、政客、乡绅、买办、自由职业者，他们掠取并聚敛财富，同时又浪费财富，过着醉生梦死的放荡生活。“这种财富的这种用途使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只是被看作放荡的愿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14]自来都市是最大的消费者的聚居所，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大都市对于奢侈发展的重要，尤在它创造快乐而丰富的生活方式的完全新的可能性，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奢侈的新形态。它将向来为王公宅第的廷臣所单独庆祝的宴会传播于人口广大的阶层中，他们此时也同样创造自己的娱乐场所，常规地耽于娱乐”。[15]都市的妓院自然成为满足放荡愿望的娱乐场所。近代中国都市繁华的阴暗角落就是白话青楼小说故事的场景，亦是这些故事产生的社会条件。
市民文学随着近代都市的发展而增强了其商业性与消遣性。西方近代印刷技术传进中国，咸丰七年（1857）上海墨海书局有了铅印本，光绪初年上海点石斋有了石印本，光绪十五年（1889）铜板印刷技术开始推广；这皆为都市通俗文学的流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而消遣性的文学繁荣起来，书贾亦从中获得厚利。上海曾出现报道青楼新闻的种种小报。《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孙家振“自创《笑林报》馆，青楼中人，苟色艺有一节之可取，必极意揄扬之。出墨池而登雪岭，枇杷门巷，多有因此而骤获芳誉者”。[16]《海天鸿雪记》的作者李伯元也办过这类小报，据胡适云：
李宝嘉，字伯元……后来在上海办《指南报》，不久就停了；又办《游戏报》，是上海小报中最早的一种。他后来把《游戏报》卖了，另办《繁华报》。他主办的《游戏报》我不曾见过，我到上海时（1904），还见着《繁华报》。当时上海已有好几种小报专记妓女的起居，嫖客的消息，戏馆的角色等事。《繁华报》在那些小报之中，文笔与风趣都算得第一流。[17]
这类小报与白话青楼小说都是适应都市人们消遣需要应运而生的，它们极为畅销。魏秀仁的《花月痕》“其同宗或取而刻之，闻亦颇获利市；近又闻上海有翻本矣”；“有人携之南中，不及镂板，即以铅字刊行，流传甚广，文士多喜阅之”。[18]《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曾担任《申报》撰著，其小说“即属稿于此时，初为半月刊，遇朔望发行，每次刊本书一回，余为短篇小说及灯谜酒令谐体诗文等。承印者为点石斋书局，绘画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按其体裁，殆现今各小说杂志之先河”。[19]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问世不久，“年必再版，所销不知几十万册”（《退醒庐笔记》卷下）。张春帆的《九尾龟》书名奇怪，“喜阅小说者，以其名之奇，购阅者甚众，是又引人注意之一法也”[20]，因而畅销。都市人们对消遣文学的需要，上海消遣小报关于青楼新闻的报道，都促使白话青楼小说的风行。
从文学渊源来看，近世白话青楼小说是清代前期文言青楼小说的发展。唐代崔令钦记述宫中歌妓的《教坊记》，唐末孙棨记述都城长安妓女的《北里志》，元代黄雪蓑记述歌妓女伶小传的《青楼集》，它们在中国文言小说里已形成了一种传统题材。清代康熙三十五年（1696）之后不久，余怀的《板桥杂记》三卷问世。此著记述明末清初南京秦淮青楼轶事，为青楼女子立传，寄寓沉痛的兴亡之感。嘉庆二十一年（1816）捧花生的《秦淮画舫录自序》云：“自是仿而纂辑者有《续板桥杂记》《水天余话》《石城咏花录》《秦淮花略》《青溪笑》《青溪赘笔》各书，甄南部之丰昌，纪北里之妆襐，不下一二十种。”这些琐语类的文言青楼小说估计将超出五十种，而其中较为流行的自《板桥杂记》以下有《续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画舫余谈》《秦淮感旧集》《竹西花事小录》《吴门画舫录》《吴门画舫续录》《白门新柳记》《海鸥小谱》《雪鸿小记》《潮嘉风月记》《珠江名花小传》《兰芷零香录》《海陬冶游录》和《花国剧谈》等十余种。[21]作者以优雅含蓄的旨趣，抒写名妓与才子的逸闻，尽力发掘青楼女子未泯的人性，充满理想的色彩，以清新短小的小品文方式表述。文言青楼小说甚为文人们所欣赏，在社会上较为流行，这无疑启发了通俗白话小说的作者们开拓青楼题材的尝试。文言青楼小说应是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从艳情小说到白话青楼小说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白话青楼小说的产生，因在近代历史文化条件下，作者趋向写实的态度，而且是以较为严格的近代小说体裁来具体描述的，所以更富于近代的特色与现实的意义。
娼妓是社会的一种丑恶的现象，然而“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22]中国的唐宋传奇、诗词、戏曲、文言小说皆有妓女题材，以表现封建制度下官方社会以外的两性爱情，歌颂人们争取恋爱自由的精神，因而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伦理思想的意义，所以有的作品竟是古典文学名篇。当此种题材以白话小说的方式具体地、形象地、真实地将娼妓的社会现象揭示出来，于是其性质发生了惊人的变故。它原有的风雅的理想的诗意的面纱被撕破，人们见到的是书寓的敲诈，野鸡的寒乞，龟鸨的恶毒，金钱的交易，无耻的挥霍，贪婪的物欲，污秽的色相，懒惰的积习，粗俗的花酒，疯狂的赌博，黑色的鸦片，卑劣的灵魂，堕落的深渊：这就是李伯元所谓的“人间地狱”。李伯元的写作意图即在于描绘人间地狱的变相：
世界众生能有几人不在地狱中讨生活，偌大的世界能有几处地方没有地狱中的怪现状。那显而易见的自不消说得，即如最闹热的功名富贵也不知包含了多少铜柱油锅，最旎旖的酒阵歌场也不知埋伏了多少刀山剑树，交际场中也不知混杂了多少牛头马面，绮罗队里也不知安排了多少猛兽毒蛇。身受者固然可为痛哭，旁观的也不免惋惜一番。因此，在下发下一个愿心，将这些人间地狱中牛鬼蛇神，痴男怨女狰狞狡猾的情形，憔悴悲哀的状态，一一的详细的写它出来，做一副实地写真。（《人间地狱》第一回）
“人间地狱”实即堕落社会，对它的“实地写真”，遂使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乡绅地主、洋务买办、律师记者、幕僚文人等等较有社会身份的人原形毕露；他们的放荡与丑恶，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白话小说史上从才子佳人题材向妓家题材的演变应是一种进步。才子佳人巧结良缘的故事表达了文人们的生活理想，它富于浪漫的诗意的色彩，却是极不现实的，具有空幻与虚伪的性质。因为我国封建制度下没有提供这类传奇故事的社会条件，而男子可以自由接触的女性只能是娼妓。白话青楼小说的出现，无疑是标志文学创作面向社会的真实，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风雅文化的否定，所以它在鸳鸯蝴蝶派中被归属于社会小说。在《花月痕》《风月梦》《青楼梦》和《绘芳录》里，作者虽写妓家，却仍抱着才子佳人的梦幻。自《海上花列传》的出现，才将这一题材引向完全写实的道路，更富于批判与暴露的意义。作者们将都市的罪恶与人性的堕落描绘出来，让人们见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消极面，激起人们的文化反思。这样，其社会意义仍是深远的。
晚清刊本《绘芳录》人物
关于白话青楼小说的评价，似乎其艺术成就超越于题材的意义。胡适说：
前人写妓女，很少能描写她们的个性区别的。19世纪中叶（1848）邗上蒙人的《风月梦》出世，始有稍稍描写妓女个性的书。到《海上花》的出世，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情、脾气、态度、行为”，这种技术方才有充分的发展。[23]
我们如果将白话青楼小说与同时的武侠小说、公案小说和其他谴责小说相比较，它在艺术上是毫无逊色的。白话青楼小说的作者魏秀仁、邗上蒙人、俞达和西泠野樵是有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的，而韩邦庆、孙家振、李伯元、张春帆、毕振达和包天笑等，则不仅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而且还注意吸收西方近代小说创作经验；他们均注意艺术表现技巧，并力求艺术的创新。他们的作品里描绘了众多的妓女，都各具个性特征，例如《海上花列传》中黄翠凤之泼辣，张慧贞之凡庸，吴雪香之憨直，周双玉之骄横，陆秀玉之放浪，李漱芳之痴情，赵二宝之忠厚；《海上繁华梦》中颜如玉之笼络，巫楚云之聪明，桂天香之沉静，阿素之谄客，阿珍之惑人，花媚香之媚，花艳香之艳，杜素鹃之淫荡，卫莺俦之圆融，花彩蟾之可怜：她们的个性都十分鲜明。作者主要从人物的行动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同时还注意人物的形象描绘。韩邦庆描绘上海烟馆所见“野鸡”：
这花雨楼原是打野鸡绝大围场，逐队成群，不计其数，说笑话，寻开心，做出许多丑态。实夫看不入眼，吸了两口烟，盘膝坐起，堂倌送上热手巾，揩过手面，取水烟筒来吸着。只见一只野鸡，约有十六七岁，脸上擦的粉有一搭没一搭；脖子里乌沉沉一层油腻，不知在某年某月积下来的；身穿一件膏荷苏线棉袄，大襟上油透块倒变做茶青色了；手中拎的湖色熟罗手帕子还算新鲜，怕人不看见，一路尽着甩了进来。（《海上花列传》第十五回）
孙家振写妓女颜如玉疯后流落街头：
她头上边七长八短的几根头发，蓬得好如乱草一般，一半披在肩上，一半掩至眉心。身上穿一件元色绉纱旧羊皮紧身，外罩芝麻呢衫，下身芝麻呢的夹裤，虽然不甚破碎，浑身垢腻不堪。一只足上缠着条白洋布脚带，一只足上缠的乃是青布，那袜套头俱没有穿，脚底下的一双黑布鞋子后跟已经绽裂的了，亏她怎还跑得来路。两只手并不拿甚东西，只在那里东指西点。口里头固怪巡捕驱她，不知讲些什么。（《海上繁华梦》后集第三十九回）
张春帆为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一的张玉书作了一幅漫画似的写生：
张玉书家常穿的一件湖色绉纱棉袄，妃色绉纱裤子，下穿品蓝素缎弓鞋，觉得走起路来不甚稳当，想是装着高底的缘故。头上却是满头珠翠，灿烂有光。再打量她的眉目时，只见她浓眉大目，方面高颧，却漆黑的画着两道蛾眉，满满的擦着一脸脂粉，乍看去竟是胭脂铅粉同乌煤合成的面孔，辨不出什么妍媸。更且腰圆背厚，舌大声洪，胭脂涂得血红，眉毛高高吊起，只觉得满面上杀气横飞，十分可怕。（《九尾龟》第五回）
这些形象深刻地将人物的社会本质与个性特征反映出来了，让人感到可厌、可怖，而又可怜，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成功的。自《海上花列传》以后的白话青楼小说，作者旨在暴露妓家的奸谲。妓女们设下种种圈套，诈骗勒索客人的金钱财物。孙家振叙述名妓颜如玉对杜少牧采取的手段：
少牧遂乘机住下，如玉在枕边又讲了好些知心的话。这一觉直到旁晚方醒。起来梳洗过了，给了三十块钱住夜下脚。张家妹等满心欢喜，晓得这户客人甚好，自然巴结万分。如玉当日且不抄他小货，要先把这个收伏住了，慢慢的与他开口，免他依旧去做楚云。这是名妓手段，比不得有的妓女，一接客人便要砍他斧头，砍得客人害怕，以后就绝迹不来。但是此种妓女她不来算计着你则已，若来算计，不是数十块钱的事，下手必定甚辣，比别的不同。少牧却见她不来要长要短，自己过意不去，反问她可买甚东西。如玉一口回绝。给她一百块钱钞票零用，也不肯收，只说现时没甚用处。（《海上繁华梦》第十五回）
晚清石印本《海上繁华梦》人物
张春帆通过小说中主要人物章秋谷劝说幼恽的一段话，指明上海名妓陆兰芬的厉害工夫：
你想那陆兰芬是四大金刚中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平时何等风头！真有好些大人先生的客人，花了整千整万的银钱，近不到她的身体。你是个初到上海的人，向来又没有什么名气。通共在张园见过一面，摆了一台酒，却轻轻易易留你住下，就是平常的倌人也不到如此迁就，她是贪图你的什么？为着晓得你是有名富户，想要弄你一大注钱，先给你些甜头，不怕你不死心塌地的报效，这是她们擒拿客人的第一厉害工夫。你是个富子弟，又没有到过此间，那里懂得这些诀窍？以为第一台酒就留你住下，又是个有名妓女，自然荣幸非常。殊不知既已入了她的圈套，便如飞蛾投火，高鸟惊弓，随你一等吝啬的人，也不得不倾筐倒箧。（《九尾龟》第九回）
毕振达叙述了妓家发生的类似盗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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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七自从与姓王的结识以后，双宿双飞，说不尽的恩情快乐。就是前一夜，姓王的又到老七那里去了，穿了一件貂皮袍子。有人说是细毛貂，有人说是东洋貂，有人说是貂翎眼的，其说不一，但是貂皮袍子总算不假了。姓王的解衣登榻，那貂袍子随手脱下，放在沙发上。等到第二天午后两三点钟的时候，姓王的和老七好梦初回。一觉醒来，姓王的下床寻皮袍子，早已不翼而飞。以为是妓嫂或娘姨替他藏在橱里呢！挨个细细问，大家全说没瞧见。姓王的道：“袍子不打紧，袍子的袋内还有七百多块钱钞票，是昨夜打扑克赢来的。又有一本交通银行的支票簿，支票号是凭签字可以取银，偷了去没用，但也要去挂失，免得发现了生出不测。”（《人间地狱》第二十五回）
这些妓女皆具两重性：她们挥霍浪费，又敲诈勒索；她们损害客人，又被侮辱被蹂躏。她们的人格是复杂的。作者们在叙述她们对客人的贪婪奸谲之时，也描写了她们身心遭受的损害。孙家振叙述上海妓女阿金与阿珍姊妹，门前冷落之后，遂买了讨人经营生意。[24]她们对讨人是残忍恶毒的：
〔讨人〕好好不敢延迟，急与黄家娒坐部东洋车赶到宝兴里内。一进门即见阿金板着面孔，横着眼珠坐在房中，不觉暗吃一惊，不知为着何事，只得进房去，战战兢兢的叫了一声“阿姨”。阿金应多没有应她。好好又走至阿金床前，叫了一声“姆娒”。其时阿珍睡在床中，听见好好到来，伸手就是一记耳光，喝声：“你昨夜干得好事！”打得好好倒退数步，心上边乱跳一阵，半句话多不敢问她，眼眶里的眼泪已水汪汪的盘将出来，却又不敢滴下，只得忍了进去。阿珍打了一记耳光之后，阿金便接口道：“你今天身子不好，莫要动火，待我问她。”遂把好好叫至面前，将如何在戏馆里遇见姓周的客人，如何一同至院，如何擅作主张由他吃酒的话，先盘问一遍。次问她姓周的没有下脚洋钱，为甚要你借钞与他，这钞票你是那里来的？……阿金连称真是该打，便伸手去剥她衣服，把身上衣衫脱个尽绝，下身那条绉纱裤子也剥掉了，只剩一条洋布衬裤，叫她跪在地板上面。阿金寻了一条鸡毛掸帚，仃倒拿在手中。那帚柄是藤条的，遂把它当做刑具，从上身揪至下身，不知揪了几十藤条，只打得好好浑身青一条红一条的疼痛难禁，口中连呼“饶命”不绝。（《海上繁华梦》后集第十二回）
包天笑写妓女白莲花倾诉鸨母之压榨剥削的狠毒情况：
现在因为生意稍为好一点，面子上总是阿囡长阿囡短，人家看着像煞喜欢我们的。其实骨子全是假的。只要今天堂唱少了几个，或者是风大落雨，客人们不出来，面孔就竖起了，说出话来好像吃了生人脑子，叫俚也不答应，只在喉咙里转一个音。要是一礼拜呒不花头，走出走进就是骂人，又说你们全是死人，不会打合打合客人，两只眼乌珠子突出子，真正连饭也不敢吃饱了。现在还算好一点。从前我没有做生意辰光，打两记，捩几把，那是不算一回事。最难受的是她揪住你一把头发，用力的把你的头，去墙壁上撞，常常被她撞得头昏眼黑，好半天看不出东西。（《人间地狱》第六十一回）
这些青楼女子在人间地狱里屈辱地生活着，挣扎着。她们之中多数的精神已被摧毁，麻木不仁，人性泯灭；但也有的因尝尽人间的冷暖辛酸，更能懂得和识别真正的情感。魏秀仁在《花月痕》里带着理想的光照和才子佳人的情调描述了书生韦痴珠与妓女秋痕的生死之恋。他们山盟海誓，真情感人：
痴珠喝了半杯酒，留半杯递与秋痕，叹口气道：“你的心我早知道，我与你终久是个散局。”秋痕怔怔地瞧着痴珠，半晌道：“怎的？”痴珠便将华严庵的签，蕴空的偈，并昨夜所有想头，一一述给秋痕听了。秋痕听了一句，吊一点泪，待痴珠说完了，秋痕不发一语，站起身来，走出南屋，回来就坐，说道：“千金市骨，你这话到底是真是假？”痴殊道：“我许你再没不真。”秋痕道：“痴珠你听”，突的转身，向北窗跪下说道：“鬼神在上，刘梧仙（秋痕）负了韦痴珠，万劫不得人身。”此时风刮得更大，月色阴阴沉沉的，痴珠惊愕！秋痕早起来说道：“你喝一杯酒”，一面说，一面站起，将左手小袖，露出藕般玉臂，把小刀一点，裂有八分宽，鲜血流溢。痴珠蹙着双眉道：“这是何苦呢？创口大了，怕不好呢！”秋痕不语，将血滴有小半杯，将酒冲下，两人分喝。（《花月痕》第二十四回）
他们虽然两心相许，却免不了非常悲惨的结局：痴珠病死旅途，秋痕为之殉情而自尽了。李伯元描述钧伯与宝林的一段情谊：
惟时钧伯也已坐起，一手拿了手巾擦泪，一手搭在宝林肩上，呜呜咽咽说道：“耐耐先说格闲话，阿是真心介？”宝林不由的也噙着泪答道：“自然是真心格啘。倪骗仔耐末活勿到年格！”钧伯忙拿手去掩住宝林的嘴，道：“该该号闲话勿许说，我我相信耐格。”当下钧伯想着：自己一生愚拙，事事都在人后，现在蓬飘萍梗，来到上海，想谋点事做，也颇不容易，乃弟双人相与的一班酒肉大老倌，又却有点看不起他。忽然在风尘中得了个巾帼知己，也算是平生奇遇，可以慰眼前的侘傺。又想：古来名士名妓彼此倾心，往往传为佳话。我余钧伯虽然百不如人，居然在上海长三堂子里得了个沈宝林，将来回到家乡，那段风流轶事传播开去，也强似衣锦荣归。（《海天鸿雪记》第十三回）
余钧伯的美梦很快为残酷的金钱社会击得粉碎，他无力量珠为聘，只得悄悄回到家乡湖州了，空负宝林一片心意。毕振达笔下的妓女秋波是懂得人情世故而看重情感的，却不得不在客人间周旋。她对柯莲荪说：
不对，不对，起先你是相信我的，我也很明白。近来你很有些不相信我的意思，仿佛我和你全用的一种假手段。唉！我年纪虽轻，人情的真假我是心中有数目的。你待我这般好，我还能用假手段对付你吗？这一层你千万放心，你千万要相信我。有许多地方很有些关系，我不能自由，这一层也要你原谅我，也要你可怜我。（《人间地狱》第三十二回）
这说的都是真情。自来情变是现实的必然，何况妓女之情因其所处迎新送旧、卖笑追欢的生活环境而更容易变化。毕振达通过阿金表达了她们的见解。阿金对赵栖梧辩解说：
大少，你不要动气，你这一句话真真是书呆头了。女人变不变心不能问女人，也不能怪女人，第一要先问男人变心不变心。倘然男人一心一意向着女人，女人也一样是人，一样也有良心，怎么肯变心？有一班男女起初很要好，后来大家不对，走散了。那种事体说起来，男人一定说是女人变心，女人一定说是男人负义。据我看，十个当中倒有八九个是男人先变，逼得女人也不得不变了，怎么可能尽怪女子一个人呢？……就怕大少你或是日子多了，又碰着什么标致的人，厌弃我们大小姐（妓女灵芸）了，或则听了一句半句闲话，瞎起了疑心，那个我可不敢保险了。（《人间地狱》第二十二回）
青楼薄幸是由妓女与客人双方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其情变的是非不可能辨清，因为即使正常的两性恋情亦根据双方具体情形而异，很难或不可能寻到一个必然的规律。韩邦庆叙述朱淑人已另定亲事，有负妓女双玉，双玉于是采取极端的行为准备与他同归于尽：
双玉亲自关了前后房门，并加上闩，转身踅来，见淑人褪履上床，双玉笑道：“慢点困
这悲惨的场面表达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青楼女子的愤恨与绝望，宣告了关于永恒爱情的破灭。我们从这些片段的描写，可见作者们在追求一种真实而深刻的艺术表现，将他们在风月场中的体验与观察以艺术形式再现。这个作者群体的作品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们努力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长于细腻的情节描绘，能够深刻地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动，采用通俗的口语或具地方色彩的吴语使人物对话最具个性。它近于同时的欧洲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解剖着都市繁华背后阴暗一角的人们的病态精神，同时亦传达出年轻女子沦落于污秽风尘的痛苦呼声。人间地狱里会有真、善、美的存在吗？它们依稀模糊，若有若无，让人们难以辨认，——这才是生活的真实，也是白话青楼小说的作者们苦心孤诣之所在。
白话青楼小说的作者们基本上是在劝诫的动机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旨在用他们久历风月欢场的沉痛教训警告世人：切勿再蹈覆辙，留下悔恨。邗上蒙人说：
在下也因年幼无知，性耽游荡，在这烟花寨里迷恋了三十余年，也不知见过多少粉头，与在下如胶似漆，一刻难离；也不知发多少山盟海誓，也有要从良跟我；也有跟着住家，将在下的银钱哄骗过去；也有另自从良；也有广卷货财回归故里；亦有另开别处码头去了。从前那般恩爱，到了缘尽情终之日，莫不各奔东西。因此将这玩笑场中看得冰冷，视为畏途。（《风月梦》第一回）
晚清刊本《风月梦》人物
韩邦庆说：
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狭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有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
他于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亵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海上花列传》第一回）。
张春帆说：
在下做这部书的本旨，原是要唤醒诸公同登觉岸，并不是闲着工夫，形容嫖界。所以在下这部书中，把一班有名的倌人，一个个形容尽致，怎样的把客人当作瘟生，如何的敲客人的竹杠，各人有各人的面目，各人有各人的口风。总而言之，都是哄骗了嫖客的银钱，来供自家的挥霍。（《九尾龟》第七十九回）
作者们的这种劝诫动机无论是否真实，它最易造成假象，对读者产生迷惑的作用。文学作品的客观形象是永远比作者的主观意图更为重要和真实的。因此，白话青楼小说的客观形象往往成为作者劝诫意图的无情嘲讽———产生了与作者初衷相背离的效应。例如邗上蒙人在《风月梦》里实际上歌颂妓女双林。小说的主人公袁猷，扬州人。祖父乃府学廪生，代他援例捐职从九品。他性耽花柳，在妓院中与双林相好，代其落籍，娶为妾；正室杜氏不容，只得与双林另居古巷。袁猷不久患重病，双林日夜服侍，焚香祈神。当她见袁猷命已垂危，遂以鸦片和酒一饮而尽，到床上与袁猷共枕死去。袁猷之父“因双林为他儿子捐躯殉夫，又未有好棺衾收殓，心中甚是不忍。等待袁猷百日出殡之后，邀请了地保邻佑，开具事实册结，联名具词，同到江都儒学并江都县衙门投递，求代双林呈请旌表。”上奏朝廷后，“皇恩浩荡，奉旨依议，准其入礼，给帑建坊”。这虚构的结尾与作者申明的写作意图相反了，竟为妓女立了贞烈牌坊。《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虽以严肃的写实精神客观地描绘了上海妓家，但“现身说法”实是以欣赏和留恋的态度回味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韩邦庆在跋语里以旅游为喻，试以说明小说中之境界如游名山大川之美感，“客曷不掩卷抚几以乐于游者乐吾书乎？”这不仅是指艺术的较高境界，应包含对冶游之乐的向往。《九尾龟》的作者张春帆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深知“堂子中近来的规矩”的“杰出”人物章秋谷以表述风月场中逢场作戏的经验。章秋谷以资深者的身份向友人介绍“嫖界资格”说：
近来上海的倌人，第一是喜欢功架，第二才算着银钱，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至于“才情”二字，不消谈起，是挂在瓢底的了！什么叫做功架呢？只“功架”二字，就如人的工夫架子一般，总要行为豪爽，举止大方，谈吐从容，衫裳倜傥，这是功架的外场。倌人做了这种家人，就是不甚用钱，场面上也十分光彩。再要谈到功架的内场来，这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只好说个大概给你听：比如初做一个倌人，最怕做出那小家子相，动手动足，不顾交情的深浅，一味歪缠……若是做了多时，见成熟客，倌人未免要留住夜，却万不可一留便住，总要多方推托，直至无可再推，方才下水。倌人们擒纵客人，只靠一个“色”字，你越是转她的念头，她越是敲你的竹杠。客人们有了这一身功架，倌人就有通天本事，也无可如何。总之，以我之假，应彼之假，我利彼钝，我逸彼劳，这才是老于嫖界的资格。若用了一点真情，一丝真意，就要上她们当了。这几句话，便是功架的捷径，嫖界的指南。（《九尾龟》第九回）
这样，作者“形容嫖界”并未导致“唤醒诸公同登觉岸”的效果，而成为“嫖界指南”了。小说的客观形象大大削弱了青楼题材应有的社会意义，仅使创作服从了商业化利益，适应市民消遣的庸俗趣味。
“专叙妓家”是白话青楼小说的共同特点，其题材被表现得极为狭隘。关于此问题，韩邦庆辩解说：
或谓书中专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阅者生厌否？仆谓不然。小说作法与制艺同：连章题要包括，如《三国》说汉魏间事，兴亡掌故了如指掌，而不嫌其简略；枯窘题要生发，如《水浒》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彼有以忠孝、神仙、英雄、儿女、赃官、剧盗、恶鬼、妖狐，以至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萃于一书，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海上花列传·例言》）
《海上花列传》是无法与韩氏所提到的四大古典小说比肩的，仅就题材而言便不如它们的丰富与宏伟，尤其是它未将题材深化与展开，自囿于“专叙妓家”的琐事。如连篇累牍的吃花酒，赌博，吸鸦片，唱曲，敬茶，叫局，这类琐屑描述，一再重复，的确令人生厌，而且几乎每部小说均是如此，致使人物形象类似而模糊，环境单一雷同而失去典型意义。这些小说好像挤压在一个狭小的模式里，群体的特色显著，而个体的特色隐没。虽然作者们力图在中国小说园地里开拓新的题材，而且力求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但对题材的处理却留下深深的遗憾。
明清以来《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的成功，它们体制结构的经验为青楼小说的作者们所吸取，其中特别是《儒林外史》的影响最大。韩邦庆明言：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而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连接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海上花列传·例言》）
韩氏在继承《儒林外史》的笔法时又有创新，使连环式结构穿插变化，黏合紧密，悬念层出，波澜迭起。后来的白话青楼小说均仿此结构与笔法。《儒林外史》的成就主要在于深刻的社会讽刺意义与精湛的艺术表现，而它之所以不为普通受众所喜爱，其结构松散和情节破碎而类似短篇小说的连缀，应是重要原因。白话青楼小说作者采用这种连环结构与其记叙琐事的特点适应，所以乍看某个小故事时，它在艺术表现上较为成功，而综观全书则枝枝叶叶，冗冗蔓蔓，片断支离，使故事情节缺乏完整性。关于此点，稍后的作者包天笑已经意识到，但他仍坚持韩邦庆的模式写下去。他在《人间地狱》将结束时，就故事的结局回答读者说：
这许多人不过是写小说的人随便题的名字，原来不是实有其人。便是书中所载的事实，也不过载酒看花，游山踏月，并没有自首至尾写一段传奇轶事。有什么结束不结束？至于其中几个妓女，更没有结束不结束可言。譬如她们今天嫁了一个人，要算是结束的了，其实何当是结束，过了一年到半载，依然在外面飘荡，这便算得结束吗？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萍踪絮影到哪一天可才结束。我们做书的人却可以和她们强为结束吗？所以这许许多多书中人只可一言蔽之，唤做“不结束的结束。”（《人间地狱》第八十回）
当然妓女的命运在社会现实尚无一个满意的解答方案时，她们生活的故事是难以寻到理想结局的；但是作者处理妓女题材时理应保持结构与情节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是相对的，即作家不可能表现一般生活过程的完整发展，却可表现这过程的相对完整的一段，写出人生一支完整的插曲。由此才可能将人物性格与生活矛盾充分展开。然而白话青楼小说的作者从自然主义的态度出发，过分强调细节的真实，执着于生活的原型，便以妓家为人物活动的场所，犹如记妓家流水账一样，从而丧失了结构与情节的完整。这亦是他们创作尝试中的教训。
白话青楼小说从劝诫出发而不自觉地宣扬了都市的堕落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坏的消极的影响；其题材未能充分展开，亦未能深入发掘，仅局限于狭隘的圈子里，难以克服内容单一、重复、凡庸的缺憾；其结构散乱与情节支离破碎，使人物个性未能丰满，使故事的矛盾归于浅薄，失去艺术的完整性。这些都是白话青楼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的不可克服的否定因素，它成为其发展的对立面。因此白话青楼小说原有的谴责性、消遣性、艺术性，均在其社会化过程中逐渐消失。读者多读几部这类小说之后就颇感厌腻与失望了。所以这类小说短期繁荣兴盛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渐趋衰落，终至一蹶不振了。显然，这时都市繁华与妓家活动的社会条件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即产生青楼小说的环境依旧存在，而却由文学内部发展因素致使白话青楼小说终结了。同时兴起的现代武侠小说，其故事情节惊险怪诞或曲折离奇，遂很快成为广大民众的消遣读物，排挤了白话青楼小说而占据了文化市场。
在中国晚清第一部白话青楼小说《花月痕》成书的前十年——公元1848年，法国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问世了。小仲马所写的虽是巴黎一个妓女的故事，但“她生平经验过一桩严肃的爱情。她为这爱情苦，她死于这爱情”。作者将高贵的品格与牺牲的精神聚于一个卖淫的妓女身上，表现了伟大而庄严的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伦理问题。后来作者改编为剧本上演，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引起了深切的关注与巨大的轰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将小说翻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亦曾在中国同样引起很大反响，“一时纸贵洛阳”。为什么晚清的白话青楼小说没有一部能取得像《茶花女》那样的思想与艺术的成功呢？虽然它们都是选取同类的题材。中国的作者们如韩邦庆、孙家振、张春帆、李伯元、毕振达，他们的文学修养与小说创作经验都是深厚而丰富的，而且善于发现新的妓女题材并苦心孤诣地以求艺术高境，但作品畅销一时，供读者消遣之后，很快就丧失艺术生命了。他们失败的原因绝非艺术技巧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应是他们从封建文人的冶游兴趣来处理妓女题材，没有将这些题材深刻地引向反封建主义、反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道路去，因而始终缺乏近代社会进步意识的光辉。白话青楼小说在近世文学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其繁荣与衰落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和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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