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主旨-《中国市民文学史(修订版)》揭示

中国有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文化，每个炎黄子孙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现在当我们面临新的文化选择，将建设新的民族文化精神时，很有必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了。古代的儒家经典、历史载籍、诸子百家、唐宋诗词等，曾在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形成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自宋代以来的市民文学作品对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念和集体意识的形成，其作用是绝不可低估的。明清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已明显地感到通俗文学的社会影响具有一种破坏封建秩序的力量，认为它是异端邪说的鼓吹者和诲淫诲盗的教材，因而曾对许多作品严加禁毁。通俗小说在中国市民文学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现代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古代通俗小说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渐渐被发现，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经过长期的历史筛选、约定俗成地被推上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荣耀地位。它们数百年来广泛流传，家喻户晓，有不可磨灭的艺术光辉。关于这四部小说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兹谨简明地述其主旨。

《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嘉靖元年（155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分为二百四十则，署名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清代初年毛宗岗父子对它进行了加工整理，遂成此后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作者罗贯中，号湖海散人，其生卒年约在公元1310～1358年，活动于元末明初之际。他生性孤傲，与人寡合，甚有文才，流落于下层社会，但却是“有志图王者”，相传曾加入过反元斗争，与起义军有联系。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当是书会先生之类的人物。明王朝建立后，他专注于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三国演义》之外，还写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也写过一些杂剧。

关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原有晋代史学家陈寿编著的《三国志》，南朝裴松之为它作注解时增补了大量野史杂记资料。自隋代以来，三国故事渐渐在民间流传，宋代瓦市说书人中即有专门“说三分”的，元代形成了长篇话本《全像三国志平话》。罗贯中依据正史，搜集民间传说，在话本的基础上经过精心构思，惨淡经营，终于创作出“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历史演义小说巨著。作者使用文白夹杂的通俗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画面，出场人物达四百余人。英雄人物们雄心勃勃，英姿卓立，权谋机诈，忠肝义胆，建功立业，顶天立地，在乱世中抓住历史机遇，在错综的政治斗争中和残酷的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受种种政治的诱惑与欲望的驱使，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展示个人的本质力量。真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部历史演义受到历史事实的局限，而其“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的价值取向是很明显的。作者主观上在提倡传统的伦理道德，宣扬正统的历史观念，因而表现了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我们在阅读时却见到那些英雄人物在匡扶汉室的口号下窃国夺权，在忠孝节义的名义下掩饰个人的自私、卑劣和残暴，在实现个人功利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奸贪谀佞和不择手段。这就是历史演义小说区别于官方正史之所在，这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数百年来的普通读者即是由此借鉴历史教训，学习社会经验，懂得公共关系，识破统治权术，了解军事常识，启迪智谋策略，从而形成异于统治思想又具民族特色的集体意识。《三国演义》的通俗教育意义远胜于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用的东西，这是其他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取代的。

清两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关羽战庞德图

清两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孔明初上出师表图

《水浒传》，又称《水浒》，通行的有两种版本：一是明代流行的《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署名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一是清初金圣叹据古本评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本，署名为东都施耐庵集撰。一百二十回本自七十一回起写宋江等接受了宋王朝招安，征田虎、王庆、方腊，最后被朝廷赐死，突出“忠义”观念。七十回本写到梁山英雄受“石碣天书”的全盛时期为止，纯粹歌颂草泽英雄，解决了“既是忠义便做不得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的主题思想矛盾。自明代起关于《水浒》的作者即有施耐庵和罗贯中两说，学者们一般肯定七十回本为施耐庵作，或者认为他是一百二十回本的主要作者。施耐庵，名彦端，生于元代元贞二年（1296）；原籍兴化，少年时随父亲至苏州。二十八岁中举，补为郓城儒学训导。北宋宣和初年宋江起义军所驻之梁山泊即在山东郓城与梁山之间。这引起了施耐庵的兴趣，开始搜集当地关于梁山英雄的传说。他三十五岁中进士后在钱塘为官不久，遂悬印而去，参加了元末起义军，为张士诚幕僚。张士诚军失败，他因避祸回到苏北，明代洪武三年（1370）去世。关于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之事见于史籍简略记载，南宋长篇话本《大宋宣和遗事》里已有“梁山泊聚义本末”，元人杂剧中有三十余个水浒剧目。施耐庵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杰出的梁山英雄传奇小说。

梁山英雄实是江湖武侠之流，鲁达、林冲、杨志、武松、宋江、李逵等人都是为官府所逼走投无路而逼上梁山为草泽英雄的。宋以来市民阶层兴起，人们的个人意识增强。民众在现实社会生活里清楚地知道：真命天子尚未出世，忠臣常遭陷害，青天大老爷甚为罕见，神仙管不了凡间的事。因此遇到贪赃枉法、强暴欺凌、恶人行凶、歹徒勒索而无力对付、无人救助之时，他们盼望有江湖豪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解眼前危难。江湖豪杰是直接为民众惩恶扬善、济贫扶弱的。他们身在江湖社会，来去自由，常与官府或朝廷对抗，按江湖的善恶与是非观念行事，特重江湖义气。中国第一部武侠性质的小说《水浒》的诞生正适应了民众的愿望，因而深受欢迎。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以兄弟关系结盟，团结在江湖义气之下，举起“替天行道”的大旗，组成声势浩大的义军。他们要求社会公平合理，以暴力铲除贪官污吏，为民除害：这就是替天行道，体现了民间朴素的正义观念。只要存在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社会不公平，《水浒》的思想意义便有广大的社会群众基础。它表达的是中国下层民众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原则，具有反传统思想的性质。由草泽英雄组成的义军，它在封建社会里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是被消灭，便是接受招安。所以七十回以后，作者客观地叙述了宋江等英雄受招安的悲剧。这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作者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下层社会民众的反抗精神，它是多么悲壮、激烈和伟大。

明刊《英雄谱》梁山泊好汉劫法场图

《西游记》流行的版本是明代中期的一百回本，署为“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经近世学者考证，可以确定此书为吴承恩所著。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江苏淮安）人；生于明代正德五年（1510）。父吴锐是经营花线丝绸的小商，却博览群书，好谈时政。承恩幼小聪慧好学，有“小学士”之誉；青年时代已是儒雅风流，颇有秦少游意度的才子。可是自考中秀才之后，直到三十余岁才补为“岁贡生”，谋得湖州长兴县丞的职务。他晚年放浪诗酒，完成了《西游记》，于万历十年（1582）去世。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自唐代以来即在民间流传，南宋说经话本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有杨讷的《西游记》杂剧，元末明初尚有一种《西游记》平话。吴承恩在民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取得空前的艺术成就，成为神魔小说中的典范。(www.xing528.com)

唐代高僧三藏法师玄奘在青年时代立志去印度求佛经，西游十七年（628～645），经历五十余国，从印度带回佛家经典六百五十七部，归国后从事翻译。这事实本身表现了一种由宗教虔诚而产生的不畏艰险以寻求真理的伟大精神。吴承恩以浪漫的想象，幽默滑稽的笔调和玩世不恭的精神，叙述唐僧师徒经历种种磨难，终于取经返回本土，修成正果。作品的重要人物是唐僧的徒弟孙悟空，整个故事变成了神魔斗争的过程。我们从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人、佛、仙、神、魔、鬼、怪们混杂的虚幻荒诞世界，但它却是现实社会的变相或幻化，有着寓言的性质，说假似真。因此，《西游记》不是一部证道之书，也不是宣扬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而是有极其微妙而深刻的文化意义的。唐僧师徒具有崇高的人生信念，为寻求真理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能战胜一切邪恶，度过无数灾难，实现理想的目标。这是我们民族的高尚而坚忍的积极精神的颂歌。孙悟空的形象更将我们民族的大胆无畏、蔑视权威、机智聪明、变化多端、充满自信的积极人格力量表现到极致，同时又深刻地表现了他所受的制约性。作者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神性、人性和动物性混杂的，荒诞之中有其合理因素。作者叙述的故事离奇曲折，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寓写了现实的人情世态。《西游记》不同于一般的神魔小说，它所写“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展示了作者天才的艺术想象；它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古典小说中的一部“奇书”。

明万历重刻《临凡宝卷》唐三藏取经图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玉缘》《风月宝鉴》等，最初是以抄本流传的。抄本仅有八十回，是未完稿。清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行的由高鹗续作、程伟元序、萃文书屋活字排印的《新刊全部绣像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称为“程甲本”。次年萃文书屋重新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首列高鹗序，次列程伟元序，经高鹗校订整理，这称为“程乙本”。此后程乙本最通行。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先世本为汉人，后入满洲旗籍，属于正白旗，实为清皇室的家奴。祖父曹寅甚得康熙皇帝的信任，曾被命为江南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他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病故后，子曹继任江南织造。曹雪芹为曹之子，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约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除夕。雍正五年（1727），曹府因“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而被抄家，曹被革职查办，亲戚亦受牵连，移家北京崇门外居住，家道衰落；时曹雪芹约十五岁。曹雪芹擅长诗文书画，多才多艺，在宗学里任过文书等工作。他最后十年生活是在北京西郊香山正白旗村度过的，已贫困潦倒，靠卖画度日。他有一子早夭，妻子病逝后，又续了弦，写《红楼梦》至八十回时，泪尽而稿未完，抱恨逝世，遗下孤儿新妇，十分悲惨。《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作者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原籍奉天府铁岭（辽宁铁岭），为汉军镶黄旗人。约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历官内阁中书、江南道御史、刑部给事中。著有《兰墅文存》《兰墅诗钞》《兰墅砚香词》等，弟子辑为《月小山房遗稿》。曹雪芹写《红楼梦》至抄检大观园和晴雯之死而搁笔，这引起许多续书的出现，但都是狗尾续貂；只有高鹗所续四十回与原书浑然一体，终使《红楼梦》成为完璧。高鹗续写了司棋与鸳鸯之死，妙玉的被劫，袭人的改嫁，凤姐的悲惨下场，黛玉焚稿断痴情，宝玉出家，这悲剧的处理打破了中国小说大团圆的结局，既符合原作者之意，又深化了主题思想。

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胡适曾说：“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这话至今犹有现实意义。自宋代以来通俗小说的作者是专业的书会先生或下层文人，他们的写作是服从于商业化利益的，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品。《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性的作品，他追忆曾有过的人生美好光景，惋惜它的破灭，真是“一把辛酸泪”而成的。作者在小说的开端说得甚为明白：

清人改琦《红楼梦图咏》之林黛玉像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当此日，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红楼梦》看成是政治小说或封建社会衰亡史，它在本质上仍属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小说的中心人物贾宝玉是属于封建社会后期贵族之家的叛逆性人物。他的某些品质，特别是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妇女观念，都是具有近代性质的，但他却未找到新的出路，社会现实也没有提供新生活的条件，于是便成为一种超然脱俗、善良可爱、多余无用的人物。他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在特殊的脂粉钗泽的氛围中，去追求纯真而美好的爱情，盼着“木石前盟”的幸福实现，然而在这个森严而污浊的封建大家庭内却阴差阳错地成就了“金玉良缘”。美好情感的被摧毁，绮筵华席的散去，荣华富贵的衰歇，豪门显宦的破败，在古来家族历史沧桑里是常见的，而只有曹雪芹将它描绘得异样丰富、细腻和感人。人们自会从中见到某种反动、愚昧、落后、黑暗的联合势力扑灭人间许多至善至美的东西，而却又同归于尽了。虽然如此，两百多年来，它竟然启发了无数男女青年的爱情意识的觉醒，激励他们为个性的解放与爱情的自由而斗争。这种积极的社会效应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这四部中国古典小说无论从体制之宏巨，思想之丰富深刻，艺术之优美精湛与社会影响之广泛长久，皆堪称伟大的作品。它们是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所能接受的和所能理解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若未读过它们则会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缺陷，或者可以说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无知；因为它们最生动形象、最典型地表现了我们民族思想与情感的一般的历史，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特质。它具有异于传统思想和统治思想的特性，是我们民族整个文化精神中生动、活泼、热烈、积极的部分。虽然其中也有与统治思想、迷信观念、宿命理论、封建意识等纠结不清之处，甚至蒙上荒诞虚无的外衣，这都是时代和作者不可克服的局限。它们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读者会在愉快的阅读中发现的，而且必将感到在今天它们仍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古典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