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在中国古代是指当代平常的或凡庸的下层社会的一种倾向，例如《孟子·梁惠王》“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这是将古代的雅乐与当代的俗乐相对而言；《离骚》“謇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这是将古代圣哲与当代普通平民相对而言。自宋代市民阶层兴起之后，世俗实即指市民社会的普遍倾向，它与上层社会的和宗教的文化色彩有着本质的区别。杂剧在元代虽然其接受群众是普通市民，它是通俗的综合的文艺形式，但其题材的大多数是非世俗的。明代戏曲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里将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朴刀赶（杆）棒，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十二曰神头鬼面。”这十二科里有的意义重复，而如“悲欢离合”则并非题材，能适应多种故事结构。自明代以来，迄于现代，研究元杂剧的学者都忽略了其中的世俗题材，未能列入十二科之内。在百余种元杂剧里，以现实的下层社会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很少的。公案剧如《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张孔目智勘魔合罗》《河南府张鼎勘头巾》《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感天动地窦娥冤》等也涉及下层社会中现实的种种冤屈与罪恶，但都由代表天道与法权的清官们公正地执行了惩恶扬善，终于使善与恶的报应分明。这曾是许多学者非常重视的，探讨过它们深刻的社会意义。此外，尚有一些以现实市民社会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无名氏的《朱砂担滴水浮沤记》和《风雨像生货郎旦》，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萧德祥的《杨氏女杀狗劝夫》，王实甫的《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已佚），武汉臣的《李素兰风月玉壶春》，无名氏的《郑月莲秋夜云窗梦》等，它们在当时和后世都是很有影响的剧目，最鲜明地表现了市民社会的真实和市民阶层的思想。它们应是元人杂剧中最典型的市民文学作品。
市民社会里的人们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有种种强烈的欲望，尔虞我诈，损人利己，谋财害命等现象正体现着市民社会的本质。一些善良而弱小的市民在这种社会里兢兢业业，勤苦劳累，而往往遭到意外的横祸。社会的恶势力始终像魔鬼一样跟随着他们，注定不可避免的厄运。这样的主题在宋人话本小说如《错斩崔宁》《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曾有所表现，但在个别元人杂剧里却表现得更为真实和深刻，因它排除了事件的偶然性，暗示了那种威胁人们安全的恶势力的普遍存在。《朱砂担滴水浮沤记》表现了一个善良的小贩的悲惨命运。王文用家住河南府东关，同父亲和妻子一家三口安分营生度日。文用离家到江西南昌小本贩卖，获得厚利，挑着货郎担，再往泗州。一日行至十字坡，在酒店饮酒憩息，遇到强盗铁幡竿白正。白正诡称自己是“捻靶儿的”（货郎），并问知文用的姓氏、家门、住址，强行结义为弟兄。文用知白正是强人，但不敢违拗，晚上乘其酒醉，遂悄悄挑着货郎担离去。次日晚上文用投宿于黑石头店，又被白正赶上了。白正偷偷窥视文用在房中数朱砂颗，欲待谋财害命，又恐惊动邻里，准备等到半夜时下手。文用听到隔壁鼾声如雷，发现了白正，立即吹灭了灯，走上回家乡河南府的大道而去。时值大雨，文用到太尉庙躲避，终被白正追赶上了。白正抢走了朱砂担儿，杀死文用，径到河南府东关王家，自称是文用义兄，进门之后用计将文用之父推入井中，强占了文用的妻子和家财。故事的结局是以超自然的冥府东岳太尉率鬼卒及文用冤魂，捉拿了白正，终使恶人遭到报应了。与此故事相类似的《风雨像生货郎旦》，同样表现普通市民突遭横祸的不幸命运。李彦和在长安城里开了一座典解铺，家有妻子刘氏、小儿春郎、奶母张三姑，一家四口平安度日。张玉娥一日收拾了一房一卧，前来李家，因与刘氏争吵，继而相打起来。彦和对妻子说：“大嫂！二嫂（玉娥）说来，若是我爱你，便休了她；若是爱她，便休了你。”刘氏当场气死了。玉娥原与城中魏邦彦相好，邦彦出差回城，前来李家见到玉娥。玉娥收拾李家金银财宝交付邦彦，相谋私奔。晚上玉娥放火烧了李家，李彦和一家人往洛河逃难。洛河边上，魏邦彦假扮船夫，待李彦和上船后将他推落河中，旋又动手勒杀张三姑，邻船艄公赶来相救，邦彦与玉娥乘机离去。十三年后，春郎担任了千户官职，李彦和在农庄牧牛，张三姑习唱货郎儿乞讨度日，他们终于团圆。魏邦彦与张玉娥，因窝脱税银被春郎斩杀了。这两个剧都是写市民社会的现实故事，剧中主人公是普通商人，却遭到恶人暗算，弄得家散人亡，无处投诉，受不到法律的保护，表现了恶势力的横行和社会的黑暗。这两个故事的结局都是非现实的，仅是作者主观的善良愿望而已，留下极虚假的痕迹。
山西洪洞县元代壁画演戏图
都市商品交换的活跃与经济的繁荣无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同时也孳生着腐化与堕落的病毒。小市民们在炫人眼目的都市物质文明中易于走上懒惰、享乐、邪恶的道路，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或毒瘤。这个主题初次出现在元人杂剧中，作者敏感地发现了都市的病态现象，从传统文化观念出发力图给予批判。《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很成功地表现了这个主题。赵国器祖籍东平府，因经商而在扬州东门内牌楼巷居住，妻子早年去世，儿子扬州奴，媳妇李翠哥，一家三口。赵国器年老患病，自知儿子难守家业，遂托邻友李茂卿照顾儿子，免致流落。李茂卿也是东平府人，经商扬州，与赵家为邻，通家往来三十余年，毅然接受老友之嘱托，但他饱谙人情世故，有意让生活来教训浪荡子扬州奴。扬州奴在父亲去世之后，无人管束，伙同闲汉柳隆卿、胡子转等人在酒阵花营里厮混，将家产耗尽，又卖了家宅大院，同妻子翠哥居住破窑之中，忍饥受寒，难以度日。他的那些旧日的酒肉朋友都远远相避了。夫妻两口“吃了早起的，无晚夕的；每日家烧地眠，炙地卧”，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于是他们一齐去叔叔李茂卿家乞讨。李茂卿夫妻责骂了扬州奴，给他一贯钱做小贩本钱。穷困饥寒的生活教训了扬州奴，他勤劳营生，节俭度日。他对李茂卿说：
叔叔，我买将那仓小米儿来，又不敢舂，恐怕折耗了；只拣那卖不出去的菜叶儿，将来煨熟了；又不要蘸盐搠酱，只吃一碗淡粥……叔叔，恁孩儿恁是执迷入难劝，今日临危可自省也。
李茂卿眼见浪子回头，在生辰寿筵上当着众街坊对他说：
想你父亲死后，你将那田业房产待卖与别人，我怎肯着别人买去，我暗暗的着人转买了，总则是你（父寄存）这五百锭大银子里面。几年几月日，节次不孚，共使过多少。你那油房磨、解典库，你待卖与别人，我也着人暗暗的转买了，可也是那五百锭大银子里面。几年几月日，节次不孚，使了多少。你那驴马孳畜和大小奴婢，也有走了的，也有死了的。当初你待卖与别人，我也暗暗的着人转买了，也是这五百大银子里面。我存下这一本账目，是你那房廊屋舍，条凳椅桌，琴棋书画，应用物件，尽行在上。我如今一一交割，如有欠缺，老夫尽行赔还。
扬州奴告别了昔日，重新开始生活了。
《杨氏女杀狗劝夫》写商人孙荣之妻杨氏以杀狗巧计，使得丈夫脱离帮闲恶汉的纠缠，有所感悟。此事牵涉到诉讼，杨氏向开封府尹王脩然陈述云：
只因俺这孙家，汴京居住。长的孙大，叫做孙荣，次的孙二，叫做孙华；本是共乳同胞亲兄弟，自小家里父母早亡。这孙大恃强，将孙二赶的在城南破瓦窑中居住。每日这两个帮闲钻懒（柳隆卿、胡子转），搬的俺兄弟不和。这两个教孙大无般不作，无般不为，破坏了俺家私。孙大但见兄弟，便是打骂。妾身每每劝他，只是不管。妾身曾发下一个大愿，要得孙大与孙二两个相和了时，许烧十年夜香。偶然这一晚烧香中间，看见一只犬打香桌前过来。妾身问知此犬是隔壁王婆家的。妾身就她家里与了五百个钱，实将来到家，将此犬剁了首尾，穿了人衣帽，撇在后门首。孙大带酒还家来见了，问妾身道：“后门口是谁杀了一个人，你可知么？”妾身回言不知道，当夜叫孙大唤柳隆卿、胡子转替背出去。两个百般推辞，只不肯来。我到窑中唤孙二来，教他背将出去，埋在汴河堤上，怕相公不信，现放着王婆是个见证。
这件案子终于了结，两个帮闲受到惩处，孙大再也不与狗党狐朋相交了。这个剧在情节上有些破绽，例如以死狗扮为死人，即使晚上也可从形体差异而认出的；其次，背狗之事，孙大夫妇是可以完成的，不必去惊动数人。尽管如此，它仍有针砭世俗的意义。此两剧的作者是以商人的观点鼓励人们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勤劳刻苦，发家致富。他们试图以现实生活的教训来感悟那些迷醉于都市物质享乐的闲汉惰民，指出一条正当的向上的生活道路。作者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只要存在商品社会，像这种浪子回头的主题永远具有积极的教化意义。
自唐代中期以后，妓女与士人相恋已成为文学中值得注意的题材。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是写士人李益遗弃妓女霍小玉的悲剧故事；《李娃传》中的长安娼女李娃虽然有圆满的结局，却是使自己适应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而争取到的。宋人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歌颂歌妓李师师以身殉国的忠贞品格；《谭意哥传》表现了谭意哥由妓女而成为谨守礼教的妇女典型。元曲家们也写妓女的题材，却在新的文化条件下描述了士子和商人在风月场中争夺妓女的故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妓女题材的新发展，蕴含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意义。《郑月莲秋夜云窗梦》写书生张均卿与汴京妓女郑月莲的故事。均卿与月莲相爱，誓结死生，但因均卿囊箧渐消，为鸨母所厌。时有江西茶客李多，买通鸨母，逼娶月莲。月莲在成亲之夜，乘茶客醉后逃出。她令梅香将金银首饰送与均卿，以作进京考试之盘缠，并相约得官后速来完聚。鸨母无奈，遂将月莲转卖与洛阳乐户张妈。茶客李多一心要得到月莲，追踪至洛阳，特去求见叔父——洛阳府尹李敬以成全此事。府尹欲招新科进士李均卿为婿，于是约日期请均卿赴宴以定女儿之婚姻，同时又令乐户张妈率月莲侍宴以成就侄儿李多之好事。当他们见面时，互相惊讶，府尹李公问明了缘由。月莲说：“今日这里相见，望相公可怜，怎生方便咱！”府尹问张均卿：“新婿，你心中却是如何？”均卿回答：“教小官一言难尽。当初（与月莲）委实是夫妻。今蒙相公恩顾，小官怎敢别言。”府尹是很开明的，当即表示：“夫人小姐且回后堂中去。人间天上，方便第一。就着这筵席与状元两口儿，今日完成夫妇团圆。”府尹取消了招婿的打算，也拒绝了侄儿的请求，同情并帮助了这对情人，使他们美满团圆了。剧中的张均卿未因入仕之后而舍弃贱民妓女，府尹李敬支持并赞同这桩婚姻；它表现了对等级制度、封建婚姻和礼教的否定，真正恢复了妓女的人本价值。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写书生李斌与嘉兴妓女李素兰的故事。书生李斌别号玉壶生，本贯维扬人，前往嘉兴游学，于清明时节遇李素兰，二人解佩留情。故人陶伯常由进士及第授杭州同知，路过嘉兴，劝勉李斌以功业为念。李斌正热爱李素兰，不忍离去，特托故人将其万言长策转呈朝廷。山西客商甚黑子装了三十车羊绒潞
这穷厮无理。你虽然先在她家走，怎比的我有三十车羊绒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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鸨母表示：“我则见有钱的便留他。”书生也不相让，对客商说：
你虽有万贯财，争如俺七步才！两件儿那一件声名大？你那财常踏着那虎口去红尘中走，我这才但跳过龙门白金殿上排。
他们最后只得见官公断。新任嘉兴太守恰是陶伯常，他宣布李斌因呈万言长策，皇帝征他为本府同知。太守对此案的处理是：李斌付白银百两与鸨母以作恩养礼钱；甚黑子倚仗财物夺人妻妾，杖断四十，赶出衙门；李斌为本府同知，即日与李素兰完婚。因偶然入仕的转机，才使穷书生与妓女的恋爱有了圆满结局。元杂剧中这样的题材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双渐与苏卿的故事。
双渐与苏卿的故事，早在宋金时代已经流传，南宋初年瓦市艺人张五牛作有《双渐小卿诸宫调》，南戏有无名氏的《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元人杂剧有王实甫的《苏小卿月夜贩茶船》、纪君祥的《信安王断复贩茶船》和庾吉甫的《苏小卿丽春园》，可惜它们都散佚了。[1]这个故事在元代被改编为各种文艺作品，广泛传唱，深受民众喜爱，已成爱情故事中的熟典。今存元人散曲中关于这个故事的有周文质、王晔、杨立斋等的套曲十余套，小令二十余首，而其他曲中以之为典故引用的就更多了。经过当代学者关于双渐苏卿本事的考证，其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解元双渐，字通叔。风流儒雅，博学能文。在庐州偶遇司理黄肇包占之名妓苏卿，生爱慕之意。题诗向苏求爱，遂相爱悦。二人瞒着黄肇，私下往来，情意甚笃，约为嫁娶。因双渐贫寒，无力婚娶，故未能如愿。后双渐进京赴试，苏卿在家为双渐守志。
洪州茶商冯魁，持茶引来庐州榷场取茶，见苏卿而艳之，每生觊觎之心，然苏卿不为金钱所动，为双渐守志不移。
双渐中状元，除临川令，寄书与苏卿。鸨母欲夺苏卿志，改家书为休书。苏卿读后，悲愤不已，即渐成疾。鸨母终恐双渐娶苏卿，使其人财两失，遂以三千茶引，卖苏卿与冯魁。苏卿不从，又无计脱身，临行留书信，托三婆转致双渐。随后被迫上茶船，随冯魁归豫章。路经金山寺，苏卿含泪题诗于西廊之壁，以表心迹。
双渐去庐州接苏卿不遇，恰遇三婆，俱道冯魁强娶苏卿事，并呈上苏卿书信。双渐闻知，驾舟急追。至金山寺，见苏卿所题诗，又赶至豫章，在江上抚琴为号。苏卿闻琴声，知双渐赶到。乘冯魁酒醉，逃离茶船，与双渐团聚。同去临川赴任。[2]
这个故事的现实意义在元代特别突出，它比郑月莲和李素兰两个故事更能揭示士子、商人和妓女三角恋爱中的本质关系。元朝于公元1279年统一中国之后，继续执行罢废科举的政策，直到延祐元年（1314）才恢复科举考试。这三十余年间士子们断绝了科举入仕的希望。元王朝长期采取民族压迫的政策，汉族知识分子同广大汉族人民一样处于严酷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之下。他们之中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不愿与统治阶级合作而走上隐逸或玩世的道路。这些情况造成汉族知识分子入仕的机遇较少，也就使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大大降低。元蒙的社会经济虽然存在普遍凋敝与萎缩的趋势，但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城市却出现病态繁荣的现象，相应产生了一批新的商业暴发户。他们拥有较多的财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士子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这种变化便在元杂剧里以他们争夺恋爱对象而鲜明地表现出来。唐宋时期的士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美好的仕宦前程，甚为妓女们所青睐；她们往往以结交士子为荣，而一经文人的诗词品题还可能身价十倍。元朝时期的士子已被称为“穷措大”或“穷酸”，他们与妓女相恋，不久便囊中羞涩，旋被狠毒的鸨母赶出。商业暴发户可以用大量的金钱买去妓女，因而在经济实力上比士子居于绝对优势，所以在他们争夺妓女的过程中士子是处于必然失败的境地。妓女既是商品，便得服从商品交换的规律，但她们从情感的需要出发却又从内心喜爱风流多情和善于体贴的士子。元杂剧中的郑月莲不愿嫁与茶客李多，被鸨母转卖与洛阳乐户，仍为妓女；李素兰不愿嫁与客商甚黑子而剪发以明志。这两个情节都不够真实，因为妓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完全可被鸨母任意卖去。苏小卿处于危急的关头，穷书生双渐无力救她，她只得悲痛地上了冯魁的贩茶船被载而去。这个情节才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元人为此写了不少责备苏卿和双渐的散曲，但是他们那脆弱的情感能战胜金钱恶魔吗？显然不能。因而这些剧的结局如果按照生活的逻辑就必然是悲剧的，可是它们却都是大团圆的结局。张均卿与郑月莲意外地由于府尹的好心而得以成全；李斌因万言长策侥幸为皇帝赏识而入仕并在太守的支持下与李素兰完婚。这两个结局的偶然性纯属作者臆造，缺乏现实的基础，仅表现了作者以主观愿望来平衡一种失落感。双渐与苏卿的团聚是非法的。苏小卿偷偷逃离冯魁茶船而投奔双渐，这是较真实的，尤其是它暗示了双渐虽然入仕仍无法从商人那里夺回恋人。他们的团聚仅仅依赖小卿情感的取向而采取非法的行为来实现。假若冯魁发现之后还可能兴起一场诉讼，谁败谁胜尚难分晓。双渐与苏卿故事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表明士子与商人在风月场中争夺妓女，士子是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妓女终被商人买去。这说明士子社会地位的下降与价值的失落。“士乃国之宝”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了。元代无名氏《朝天子·志感》云：
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小学，修身则大学，智和能却不及鸭青钞。
“鸭青钞”，又称鸦青钞，为元代浅青色纸印制的纸币，即通行的金钱。这首小令应是双渐与苏卿故事的注脚了。
元人杂剧世俗题材所表现的普通市民遭到家散人亡的厄运，对市民社会中懒惰、闲散、堕落倾向的批判，反映士子社会地位的下降与价值的失落；它们展现了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体现了活跃而真实的市民意识。这些杂剧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远远胜过了许多历史的、神话的、侠义的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剧，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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