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作家的古文创作探析

晚唐古文衰落，但也有几位文风独特的古文家。前已论及杜牧、李商隐的古文观念和创作特色，这里再介绍两组作家的古文创作倾向。

一是为文奇险的刘蜕、孙樵。

刘蜕，生卒年不详，大中四年（850）中进士第，官至左拾遗。他自己编有文集《文泉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文泉子》云：

观其命名之义，自负者良厚。其《文冢铭》最为世所传，他文皆原本扬雄，亦多奇奥。险于孙樵，而易于樊宗师。大旨与元结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谓古者，乃多归宗于老氏，不尽协圣贤之轨。又词多恚愤，亦非仁义蔼如之旨。然唐之末造，相率为纂组俳丽之文，而蜕独毅然以复古自任，亦可谓特立者矣。

大抵刘蜕为人、为文价值取向仍以儒学为宗，所谓“怨抑颂记婴于仁义者”，实指突破儒家传统文风（雍容、平和、怨而不怒）的文章，即上引《提要》说的“词多恚愤，亦非仁义蔼如之旨（韩愈说过：‘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并不是说他写了冲撞或违背儒学大义的文章。刘蜕古文的奇奥，一见于思维方式的奇特和由此思维方式所得结论的独特，二见于语词的奥僻和用法的不循常规。如其《山书》（共十八篇）其七有云：

城郭、沟池，以固民也，有窃城郭、沟池以盗民者，则杀人甚于不固。夫有窃固之具，必有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于野则无争，巢固，民则相杀。

此说即非一般政见，已深入到对人类政治、军事基本原理的探讨，说理全从“城郭、沟池，以固民也”引出，但思维跳跃性强，所说多为论断语，寄托虽深却不易明白。又《梓州兜率寺文冢铭》有云：

蜕愚而不锐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蜕也，而独文蜕焉。故饮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尝不以文为怀也。……然而意常获助于天，而不获助于人，故其穷，虽穷无憾也。当勤意之时，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躁竞，忘之于心。其祇祇畏畏，如临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贝气，如蛟宫之水。又有黯如屯云，如久阴，如枯腐熬躁之色。则有如春阳，如华川逶逶迤迤；则有如海运，如震怒、动荡怪异。夫十为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则岂非天助乎？帝欲使天下闻之而必行，睹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后为农文之，使风雨以时；兵文之，使戎虏以顺；文于野，文于市，使得其所。幽隐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无力，终知者甚稀，岂非不获于人助乎？

铭序无论说作者平日如何想着作文之事，还是说他写作如何获助于天而不获助于人，皆详说细言，不厌其烦。说获助于天，即对其写作精神之专注、心境之淡泊平静、态度之恭谨作一番形容。又形容好用比喻，而比喻多为非常之物或非常景象。说不获助于人，则用夸张笔法面面俱到地述说其文能在众多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再言“自振者无力，终知者稀”的无奈，以落到不获于人助上。而述说多用想像之词，且想像所及领域变换跨度极大，常给读者以奇异之感。再者句式多变化，造句爱省字，语词搭配方式特别。如说“百工之技，天不工蜕也”，“然后为农文之……兵文之……文于野，文于市，使得其所。幽隐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等，用字造句既非文从字顺是求，趋奇走险，当然难免；辞僻而寄托深远，自属奇奥一路。

孙樵（生卒年不详），其家代袭簪缨，他却“十试泽官，十黜有司”，“一入长安，十年屡穷”，直到大中九年（855）始登进士第。他生前就有文名。广明元年，僖宗驻跸岐、陇（时黄巢攻占长安），朝廷颁发诏书，即将“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作为“行在三绝”之一，言其“可载青史，以彰有唐中兴之盛”。中和四年（884），孙樵编成自选文集十卷。

孙樵是晚唐著名的古文家。奉行儒道，反对朝廷复兴佛教，敢于揭露和抨击现实政治弊端，渴望社会回到贞观、开元治世时代。他自觉坚持韩愈等人开创的古文艺术传统，以对抗当时流行的骈体文风和古文发展中的不良倾向，其表现主要见于他对古文传统艺术理论的继承和古文创作。孙樵一再说，他曾得“为文真诀”或“作文之道”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于皇甫湜，皇甫湜得于韩愈。可见，他要继承和弘扬的是韩愈以来文尚怪奇的艺术传统。其《与友人论文》说“作文之道”，云：

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

今天下以文进取者……自大所得。故其习于易者，则斥涩艰之辞；攻于难者，则鄙平淡之音。至有破句读以为工，摘俚语以为奇。秦、汉已降，古文所称工而奇者，莫若扬、马。然吾观其书，乃与今之作者异耳。岂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

孙樵讲文之“奇”、“工”，总和“意深”、“辞高”联系在一起。其《与王霖秀才书》亦云：

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

从意、辞两方面入手追求古文风格的怪、奇，是皇甫湜先提出来的，孙樵重弹此调，一是上承师说，进一步探讨古文如何立意用辞以“明道”，和如何使之传之久远的问题；二是面对骈文兴起、古文衰变的局面，欲使古文创作彰显特色、健康发展。引文中“攻于难者，则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读以为工，摘俚句以为奇”，就是对当时古文创作不良风气的批评。至于他对骈体文风的批评，也是学韩、学柳，连同文风之弊和作者媚时之恶一道批评。所谓“凡为文章，拈新摘芳。鼓势求知，取媚一时”（《骂僮志》）。“至于破经碎史，稽古倒置。大类于俳，观者启齿。下醨沈、谢，上残《骚》、《雅》。取媚于时，古风不归”（《乞巧对》）。可以说，孙樵是晚唐自觉维护古文艺术传统、对抗骈体文风的人物，他有意传播他的怪奇理念，既是为了矫正古文创作中用语“涩艰”、故求“尖新”的倾向，也是为了对抗骈体文风的“摘奇搴新”，“大类于俳”而为古文发展拓展疆域。他对晚唐古文发展的贡献，显然远远大于刘蜕在“相率为纂组俳丽之文”时“独毅然以复古自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论作品，孙樵的古文也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怪奇”之作。只有像《寓居对》、《乞巧对》、《骂僮志》、《逐痁鬼文》等，构思奇特，立意较深，称得上是“怪于文”的“怪文”。而像《书褒城驿壁》、《书何易于》实为杂记、杂说之作，叙事平实，并非刻意求奇者。《书褒城驿壁》，借“驿吏”、“老甿”之口说褒城驿破败原因，把州县不治归咎于朝廷用人不当、对州县长官调动频繁和官员不负责任。中谓“在刺史，曰：‘我明日即去，何用如此？’在县令，亦曰：‘我明日即去，何用如此？’当愁醉，当饥饱鲜，囊帛椟金，笑与秩终”，直把刺史、县令以州、县为驿站，对政事不作为，吃吃喝喝，聚金敛财，等到任期一满就走的恶劣行径描写得入木三分。孙樵擅长叙事，善于通过叙事写人表现政治见解，和他对史家借为历史人物立传以成一家之言的领悟，以及对史传写人艺术经验下过很深功夫，是分不开的。《书何易于》写得精彩，颇能显出人物性格特征的，应是记县令何易于在农忙季节为刺吏游船拉纤，和他纵火焚烧征茶税诏的两段文字，而以前者为最。前者叙事多用细节说话，文字简洁、生动，由于所选情节典型，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心态。后幅通过记述孙樵与邑民反复对谈的话，概述易于为令的诸多优点，和为其不为朝廷所重鸣不平，也是寓褒扬于叙事中，出语自然。

二是为文愤激、峭直的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是唐末重要的古文家。他们的古文创作，有三个特点。

一即认同韩、柳的古文主张，有意继承中唐古文艺术传统。如皮日休不但肯定韩愈标榜的儒家道统、文统，而且决心承续其统绪。陆龟蒙“有志扶荀孟”，“为文通古圣”（《村夜二篇》）。“自小读六经、孟轲、扬雄之书，颇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规矩，无出于此。”（《复友生论文书》）罗隐为学、为人的态度，也与韩愈对古文家的要求相合。曾对人说：“仆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其进于秉笔立言，扶植教化，当使前无所避，后无所避，岂以吾道沉浮于流俗者乎？”（《答贺兰友书》）

二即强调古文“救时补政”的社会功用。皮日休《请孟子为学科书》，“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理由就是读庄、列之文，不可能使人“汲汲以救时补政为志”。又在《悼贾》中说：“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苟不在于一时，而在于百世之后者乎？”也以为时所用作为“圣贤之文”的重要特点。自道作文特点，亦谓“日休于文尚矣……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桃花赋序》）。陆龟蒙曾批评江淹《青苔赋》，谓“置苔之状则有之，劝之道则未闻也。如此则化下讽上之旨废”（《苔赋序》），也是主张为文当讽时劝世。应该承认，皮、陆、罗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士，由于身处末世和个人境遇的限制，他们的“救时补政”之术实难为世所用，因而他们的古文多停留在对时政之弊的揭露和抨击上，虽然在揭露、抨击的背后，有理想的政治境界存在，但对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即如何实施政治变革就极少触及。当然，这也是对儒道的“用”，但追求的主要是“在于百世之后”的“用”。

三即所作古文篇幅短小、风格峭直、出语愤激、用词尖刻，突出表现是杂文小品的大量出现。对唐末小品的认识，似应注意两点：其一，唐末小品的艺术精神、风格和一般意义上的小品（特别是明清人讲的小品）是不同的，准确地讲，它们应称为古文小品，属于唐末古文中篇幅较小的一类。其二，不能将皮、陆、罗文集中的古文都视为小品，也不宜用小品概称唐末古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笠泽丛书》就说：“惟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其实，不但皮子《文薮》中“时标伟论”之文不能称为小品，就是皮、陆、罗的短文，也只有一部分是小品。因而探讨三家古文创作特点，不能仅从小品角度作论。(www.xing528.com)

皮日休，其古文主要见于《文薮》。《文薮》是他在中进士第的前一年（866）自编的文集，编集的目的是为了行卷。加上这些文章多作于隐居鹿门和漫游吴、越之时，故可称为处士之作或山林之文。

皮子古文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经术为本原。除《请孟子为学科书》、《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外，所作各体之文，持论皆本于儒学。即使文中出现惊世骇俗之语，诸如《原谤》中说“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鹿门隐书》说“吾谓自巨君、孟德已后，行仁义礼智信者，皆夺而得者也”，最终的立论依据仍是儒学。像前一句，观念和文风都是学的《孟子》。

第二个特点是多数文章偏于从理论（或理性）层面论析古今事理，和用儒家政治理念、道德标准、价值取向衡量现实政治、规范自己和他人的现实人生。即使抨击时政、时俗之弊，总是超越众多具体现象，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特征，概括言之。

第三个特点是用语精练，说得十分明白。因为用语精练，所以短文多；因为要讲得明白，所以少有掩饰或不加掩饰，直言、尽言以至锋芒毕露。

作为应试前储备学养、加强写作训练成果的皮子古文，多数是借古文献、古代人物、古老命题以儒道尝试论之。如《春秋决疑十篇》、《补大戴礼祭法文》、《晋文公不合取阳樊论》、《易商君列传赞》、《汉斩丁公论》、《文中子碑》、《首阳山碑》、《诮庄生》、《旌王宇》、《斥胡建》、《鄙孝议上下篇》等。其中不少是用写读后感的方式写的，诸如《读韩诗外传》、《题叔孙通传》、《题安昌侯传》、《读司马法》等。另有一类文章，实是写作者对如何为人问题的思考，也属于求道之用，反映出他要用本于儒学的处世态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规范士人行为的愿望。代表作有《六箴》和《动箴》、《静箴》。《六箴》虽言作者“检身敕己之志”，实是既讲君道、臣道，也讲士人的处世之道。像《祝疟疠文》，表面上看，是“讽刺‘上弄国权，下戏民命’的权臣”，或谓“是全面揭露晚唐官场种种丑恶”，其实，仍是在用儒家的人文精神规范官员的为臣之道，只是表现形式比较特殊，即借对疟疠的祷告，通过对臣子不规范行为的揭露、批判，来推行符合儒家规范的为臣之道。

在皮子古文中，《十原》和《鹿门隐书》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韩愈写过“五原”，皮子“十原”之作系学韩而为。立论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儒学及相关理念，但论述的问题比较具体，众多探本之说并未构成理论体系。其《十原系述》有云：“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其在《十原》乎？”大抵“十原”中《原宝》、《原用》、《原谤》、《原刑》皆言为君之道，《原己》是既言君道，又言臣道，还可以认为是言士人君子之道。作者讲“敬于己者以道”，说到底，强调的是儒家“劳一心而安天下”、“劳一身而安万世”这样一种兼济天下的献身精神。《原化》尚儒、排佛一如韩愈《原道》，但不像《原道》从理论上清算佛、老罪行，树立儒学的权威，而是慨叹儒学、圣人之道在当今教化中主体地位的失落，和无人应世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呜呼！今之士，率邪以御众，握乱以治天下……不曰难哉！不曰难哉”，《原化》居《十原》之首，颇堪玩味。事实上，《原化》所讲的儒学、圣人之道在教化中的地位为佛教所取代，正是唐末政治文化思想背景的突出特征。风俗与化移易，在皮子看来，唐末官场、士林、民间种种风衰俗弊之事，皆因此而生。这样，才激发了他弘扬儒学、扶树教道的主动性，才引出了他运用儒道“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的古文。“十原”写法，都是通过推究事物的本原，辨析成说，以赞颂圣人之道。思维方式则是“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而将今人、今事作为比照之物。论其辨析之精，真能做到“穷理尽性，通幽洞微”。论其文笔简洁，则表现为说理直进直出，决不拖泥带水；语少意明，针针见血；虽慨叹有声，总融入立论之中。故“十原”之作，篇幅短小（《原化》最长，不到四百字；《原祭》最短，仅有百余字），却意深词新，不少句子直可作为警句看待。

《鹿门隐书》六十则，写的是作者习道观古以鉴今的心得，大概是学有所思，思有所得，即笔录之。故行文单刀直入，多古今对比；出语简明、深刻；多讲结论，少有论述。除五、六则可视为完篇，另有几则类似文章片断外，余皆为警句集锦，有的两句即为一则。由于是“隐”书，又是记自家心得，故言事论理不掩情性，不但说得脱皮露骨，还出语犀利，辛辣味浓。作者在《〈隐书〉序》中说：“醉士隐于鹿门，不醉则游，不游则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惭其所未周，故复草《隐书》焉。”文以明道，道、文本为一体。看来，作者作《隐书》是为了弥补他所读明道之文的不足，自命不可谓不高。就古文写作而言，他作《隐书》，似有积聚材料（主要是文章的理、意和语言材料），为构思预作准备的性质。像《隐书》所收下列语句：“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其十二），“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其二十六），“不以尧、舜之心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为臣者，具臣也”（其三十一），“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赏之必至”（其三十八），“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其五十六），“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其五十七），“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其五十九），引文所言涉及问题颇多，一些说法和类似的语句就曾为皮子成篇古文如《原谤》、《读司马法》、《祝疟疠文》、《六箴》等所采用。

陆龟蒙，清代四库馆臣称其古文为“杂文小品”，并谓其“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现存陆氏古文均为完篇，篇幅并不比皮子成篇的古文短小。四库馆臣称其为小品，大概有三个理由，一是篇幅较小，二是不作“伟论”，三是“闲情、别致”、“自成一家”。所谓不作“伟论”，是指不议论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不以探讨重要的学术问题为中心内容。“闲情、别致”，“自成一家”，是兼作者写作心态和古文立意、构思特点而言。“闲情”是对陆氏作为“江湖散人”、“布衣之士”写作心态的概括；“别致”即新奇，指古文立意以及构思和表现形式的新奇。陆龟蒙为文尚奇，自谓“我书奇奇，浑元未衰”（《哀茹笔工文》）。陆文“奇奇”，自指意奇、语奇和构思方式、表现形式的新奇。既如此，四库馆臣说他以清闲之心作新奇之文自成一家，就符合实际。

就一篇文章而言，陆氏立意新奇、构思新奇和表现形式的新奇，是完美地统一在作品之中的。如《登高文》，揭露、抨击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不肖和揭露社会动乱、百姓遭殃的现实，表达作者的愤世、厌世之心。但并不是开门见山，径遂直陈，而是用九月九日“稚子”问“予”是否有意登高，“予”说不愿登高理由的方式引发出来。又如《野庙碑》，意在斥责当日官吏鱼肉百姓、作威作福，而“一旦有天下之忧”，则“乞为囚虏之不暇”。“明明是借题发意，痛骂仕路中人，未必当日实有是碑也”（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其文实与韩、柳杂记、杂说同类，构思奇，表现方式亦奇。构思奇，表现在借对野庙中“无名之土木”当祀不当祀的议论“发意”；表现形式奇，体现在由神及吏，转折无痕和“言开怒随”、斥责有声。试读以下语句：

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贮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殴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颠踬窜，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贵其真土木耶？

作者说现实中官吏“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连野庙“真土木”都不如，出语可谓辛辣。他用叙议结合的手法、尖刻的批判性语言、憎恶倾向鲜明的长句和反问句，把官吏作威作福、为人酷虐和百姓有难不关于心、国家有难投敌求生的行径揭露无遗。揭出歹行本身就有很强的批判力量，更何况语带讥刺、连珠迸发呢！陆氏作愤世、骂世之文，无论出语挟枪带棒，还是旁敲侧击、影射其人其事，都与皮子说理、论事开门见山、径遂直言不同。总爱借说他事引出，或编一寓言、故事巧发愤激之词，立意、构思都给人新奇之感。像《送小鸡山樵人序》，实借写樵夫回应“吾”之责备的答词，真实记录黄巢起义之后，赋役沉重，农民不堪负荷的惨状。像《记稻鼠》，实借记乾符己亥岁吴兴稻农蒙受鼠灾事，抨击官家对灾民“赋索愈急，棘械束榜棰木肌体者无壮老”。作者构思得巧，由今日食稻之田鼠思及古代“重敛”之“硕鼠”。在议论中浩叹一声：“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其联想因事而发，浩叹又因联想而生，一切顺理成章。

陆龟蒙作《祭梁鸿文》，说“所以法先生之义者，庶《五噫》之可作”，可见其为诗、为文敢于讥刺、抨击时弊，曾受到乡贤梁鸿的激励和引导。其古文小品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正是对《五噫歌》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至于他说“我书奇奇，浑元未衰”，是自道其文内含天地元气，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而文风怪奇。文风之奇，是陆龟蒙的自觉追求，其《怪松图赞序》即谓“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作为古文家，陆氏继承的主要是孟子、扬雄、元结、韩愈的文风。他学孟子，主要是学《孟子》的尖锐、泼辣；学扬、元，主要学其不合流俗的精神，并不推崇其语词的僻深、想象的谲诞。学韩，则着意于其“怪于文”的一面。论奇，不少文章都能得韩文之仿佛。如《管城侯传》之于韩文《毛颖传》，《告白蛇文》之于韩文《鳄鱼文》，《野庙碑》说官吏歹行文字之于韩文《送李愿归盘谷序》说“大丈夫”为人文字，皆是。当然，陆氏之文“奇奇”，也不单是学韩所致，如其《招野龙对》、《后虱赋并序》、《蚕赋并序》等，分明就受到柳宗元寓言和骚体小赋的影响。

罗隐，“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所为《谗书》，乃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罗昭谏〈谗书〉跋》）。《谗书》是作者自编的散文集，成于咸通八年（867）。当时他已来京七年，屡试不第，满腹牢骚。故其序云：“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书耳，目曰《谗书》。”但他在《〈谗书〉重序》中又说：“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其作书本意，并非一泄愤世之慨，而是志在“疏善恶”、“警当世而诫将来”，故书中短文，绝大多数都是对古人、古事的评议（这一特点与包括罗隐在内的晚唐诗人好作吟史诗的风气相通）。当然，作者评议古代何人、何事，自有其现实针对性。但在表述上，去使人感到“刺今”力弱，“警世”味长。

《谗书》评议古人、古事以警当世，大抵有三种表述方式。

一是明言古人、古事之非以警当世。如《英雄之言》，以刘、项为例，说明古代“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的虚伪，似有警告当今皇上“防乎盗也”之意。点题的话是“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汉武山呼》，实论为君之道，言“前后左右之谀佞者”、“穷游极观者”及“发于感悟者”为“国之大蠹”。文谓武帝“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乃“东山万岁之声”所致，断言“东封之呼”实“为英主之不幸”。就唐末君主而言，这似乎不是他们所应吸取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救夏商二帝》，从一全新角度论述夏桀、商纣的历史作用，谓“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闻尧、舜者必气跃心跳”。点题的话是“慕之者未必能及，惧之者庶几至焉”。这可以说是对包括当今皇上在内的“惧之者”的讽刺，也可以说是对当今皇上的提醒。《伊尹有言》，实说为臣之道，立论角度亦新。中谓“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则臣下有权始于是矣”，又谓“伊尹不耻其身不及和仲、稷，而耻君不及尧、舜，在致君之诚则极矣，而励己之事何如耳”。作者对伊尹放、立太甲、苛求君主持非议态度，似因晚唐宦官废立君主、掌控其生死命运而发，但文中并未点明。

二是在评议古人、古事时说出某种道理以“警当世而诫将来”。所说道理往往是大道理，很难说就是指斥现实中某人某事，或用以指导某种现实活动。如《三帝所长》说“是以土阶之际万民亲，宫室之后万民畏”，《风雨对》说“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惧其偷也”，《丹商非不肖》说“是陶虞之心，示后代以公共”，《秦之鹿》说“去道与德也，兽焉不独秦”，似乎都在讲为君之道，有规范当今皇上行为之意，但又何尝不是总结历史经验、泛泛作论呢？要与现实挂钩，至多意在启导君主而已。至于《辩害》说“虎豹之为害也，则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蛟蜃之为害也，则绝流不顾渔人之钓网。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是以佐盟津之师，焚山、绝流者也；扣马而谏，计菽粟而顾钓网者也”，似讲为臣之道，意在鼓励臣下为国除害以改变“君臣上下之不正”的局面。由于尽用古人、古事作论，并不确指今事，读者思索其理便各有体会。他如《道不在人》讲“穷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于周；道不可以无时，仲尼毁也，垂其教”，《槎客喻》讲“苟人能安其所处而不自乱，吾未见其有颠越之心也”，《善恶须人》讲“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后为善；恶不能自恶，人恶之然后为恶”，多出自作者现实生活感受，有的实为其人生慨叹。体会语气，讥世之意或有一二，说全是“抗争”之词、“愤激之谈”，似乎不当。

三是寓意于故事或对事物的议论中，字面上全不涉及现实问题。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叙说史实或议论事物，用语虽未涉及今人、今事，却极易使人从中悟出今人、今事当如何的道理。比如《龙之灵》，既说“龙之职，水也。不取天下，则无以健其用；不神于上，则无以灵其职”，又谓“苟或涸一川然后润下，涸一泽然后济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鱼鳖已敝矣，故龙之取也寡”。所说并未涉及时政，但读者却能由龙的特有文化意蕴想到作者的用意。他认为君王或朝廷应该向百姓收取一定的赋税，但所取要少，不能竭泽而渔。而且，朝廷收取一定的赋税，是为了“润下”、“济物”。《吴宫遗事》，全不作论，只在叙说夫差赐伍员死而用伯嚭的情节后，用交代故事结局的方式冷静说出“明年，越入吴”五字。文章立意何在？这五个字已作了提示。第二种情况是通过叙说故事或议论其事显示思想倾向，由于指意性的议论过于概括，作者警世之意实难确指。比如《市傩》、《齐叟事》以及《说天鸡》、《荆巫》等篇，皆是。

从《谗书》三种表述方式可以看出，罗隐的古文风格与他为文“警当世而诫将来”的目的是很一致的。其“议古刺今”或“体物讽刺”，多就“古”、就“物”作“愤激之谈”，虽然意在批判现实，却是指桑骂槐、影射今人今事。故《谗书》愤激、尖锐主要表现在“议古”、“体物”之中，不同于皮子将他尖锐、尖刻的愤世、骂世之言，用议论方式或格言、语录直截了当地陈述出来；也不同于陆氏将他尖锐、尖刻的愤世、骂世之言，用述说寓言、故事的方式引发出来，借事作论或借论事抒怀，不但把时政之弊说得穷形尽相，而且用语挟枪带棒，不掩锋芒。其文风的尖锐、泼辣实远不如皮、陆。若论艺术构思、文学意味，罗隐之作却不在皮、陆之下。

要说明的是，除《谗书》外，罗隐还写有不少人物传记，其记人叙事最有特点的是《记石烈士》和《拾甲子年事》。另有《上招讨宋将军书》，是他作布衣时写的。文中数落节度使宋某罪过，出言激烈，至云：“自将军受命，迄今三月，关东之惨毒不解，杀伤驱辇之不已，乃将军为之，非君长、仙芝所为也。……今将军勋业不若卫公靖之多也，出师非郑、薛之敌也，而横拥仕伍，鞭挞馈运，以愚度之，将军之行，酷于君长、仙芝之行也。”真是单刀直入，词正义严，和《谗书》文风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