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古文家中，韩、柳自为佼佼者。韩、柳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古文家。按其活动时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与韩、柳同时，而从事古文写作早于韩、柳的作家，可以欧阳詹和李观为代表。
欧阳詹（759？—799？），著有《欧阳行周文集》。韩愈《欧阳生哀词》，谓“其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欧阳詹《与郑伯玉书》，尝谓“国家设尊官厚禄，为人民也，为社稷也。在求其人，非与人求；在得其人，非与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贤能膺厥得。贤能事事而后见，道德诚诚而后信。苟须事事，苟须诚诚，则必委以务、命以职，从而核之”。从这几句可见其政治观、人才观，也可见其为文喜往复的特点。除说理外，欧阳詹叙事写人也有出语喜往复的习惯，《南阳孝子传》、《吊九江驿碑材文》即为其例。大抵欧阳詹论事有见（如《刖卞和述》说卞和献璞于楚怀王、平王，二君皆言“非宝也”意在以国君之位为“大宝”，即是），表现手法比较单一。
李观（766—794），李华从子，韩愈同年。李观尚儒，但“非竖儒之谈”（《与张宇侍御书》），不为章句之学。认为“文贵天成”（《报弟兑书》），自言为文“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为辞，辞讫成章”（《帖经日上侍郎书》）。李观为文好发议论，可惜立论不太深刻，谈儒论政，流于空泛。《上陆相公书》二千余言，不外诉求援引之意而已。书中有云：
或有谓相国曰：“时之无人也。”此甚不可听也。诚用之未当，令骥捕鼠，则何由得也？以剑补履，则无由克也。责燕雀以六翮之用，则何由致也？用之当用，物用靡遗，况天下之士，行道甚难也、逢时不易也。……故昔人曰：“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明其士无时而特达也，犹马无时无千里者也，甚可思也。
读此书，很容易使人想到韩愈的三篇上宰相书，伯乐之喻则使人想到韩愈的《杂说》（“世有伯乐”）。只是韩书情感尤为激越，文势团合得紧，不像李书说得冷静而语气平缓。陆希声《李观文集序》说韩、李文风之异，谓“文以理为本，而辞、质在所尚。元宾尚于辞，故辞胜其理；退之尚于质，故理胜其辞。退之虽穷志不休，终不能为元宾之辞。假使元宾后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质。……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风。而元宾则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激扬发越，若丝竹中有金石声。每篇得意处，如健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长如此，得不谓之雄文哉”。李观之文，虽有“意到为辞，辞讫成章”以自然顺畅为特色者，也不乏雕琢艰深、格格不能达其意者，总的来看，镕炼之功欠缺，艺术技巧不如韩文纯熟。但他在时文流行时勇于摸索古文创作路径，所作不古不今，也是古文运动早期不可忽视的人物。
略与韩、柳同辈，且文章与韩、柳齐名的，还有樊宗师、刘轲等。樊宗师尚儒，“为人忠信”，为学“多所通解”（韩愈《荐樊宗师状》），不守章句之学，为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樊氏遣词造句锐意创新是好的，但因创新而求异，以至以诡异为美，走上文风艰涩一路，却不可取。樊文仅存《绛守居园池记》和《蜀绵州越王楼诗序》，字词搭配，句法怪异，其文难读难晓，以至注家解说纷纭，莫衷一是。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生涩、艰涩应是樊文的主要特征。韩愈称赞樊氏词必己出，主要着眼于他的创新精神，同时也是韩愈以怪奇为美审美意识的自然流露。
刘轲为人仰慕孟子，为文欲学扬雄、司马迁，有志于修史。其《农夫祷》有谓“无瘠农人以肥厩马，无寒蚕妇以暖妓妾，无销耒耜以滋兵刃。农人不饥而天下肥，蚕妇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销而天下饶。妾暖而骄，兵滋而残，马肥而豪”。实以三“无”之愿为基本内容，正说反说，反复言之。像“农人不饥而天下肥”三句，都是用由小及大的思维方式、大小对比的表现形式和简明朴素的语言造句，显得精妙耐读。又三句排比，来得自然。据说祷词是作者对农夫之词加以润色的结果。由此可见刘轲为文，是有一以自然、平易为美的审美趋向的。
二是韩门弟子。可以李翱、皇甫湜为代表。
李翱（772—836？），为韩愈侄婿，又从韩愈讲道论文，但李翱在文中也称愈为“我友”。李翱崇儒排佛与韩愈同，但他能援佛入儒，用新儒学反对佛教。尝著《复性书》讨论人的性、情关系，认为人人可以成圣人，而要成为圣人就要“正思”，抑哀乐、节嗜欲以“复性”。与禅宗说人人皆有净心、佛性，只是被七情六欲遮蔽了，人能“静心”“顿悟”就可明性成佛，思维方式相同。其古文主张，与韩愈大同小异，特别崇尚平易的文风。
李翱古文有温厚、和平、清通、自然的特点。论理从容不迫，即使作批驳文字，也不动声色，说得平实。像《知凤说》、《国马说》，实即物言理，借题发挥，虽然见识一般，却说得生动。大概即物明理或借事作论是李翱为文的一种习惯，如其《题峡山寺》也是由游峡山寺，想到天下名山皆有不足处，而论及如何利用人材方于国有益的道理。
李翱曾任史馆修撰，对《左》、《史》下过功夫，甚至有意笔削国史。他对自己所作叙事写人文字颇为自负，在《答皇甫湜书》中说：“仆文采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大抵李翱作碑志、传记、行状，能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具有实录精神。其《高愍女碑》，写一七岁女孩在生死之际的表现，突出她的忠义和宁死不受辱的情操，选材典型。叙事带有作者加工的痕迹，不过用语简淡、平顺。《杨烈妇传》，写建中之乱时，项城县令李侃之妻杨氏的忠、义、智、勇之心，叙事、议论兼用，多以典型言语为细节。《韩公行状》，记韩愈生平事迹，事不厌其详而重点突出，节目虽多而有纲领，故文字简净、明朗。高步瀛即谓其“详而不冗，简而不略，澹而弥永，朴而弥真，此种境界，非宋贤所能及”（《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五）。此文写法，或如吴汝纶所言：“方侍郎每论叙事文，所叙事不宜多，多则臃肿不能自举，又须用一意贯穿之，使首尾不冲决。若李公叙事则不厌其多，亦不著意贯穿，而据事直叙。遇提辍处，略著一二语见意，而首尾浩然气亦足以自举。此举乃方侍郎所未及。”（《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五）
皇甫湜（777—829？），年轻时即与韩、柳有交往，政治上有改革愿望，思想上崇儒排佛。其文风所向，则受到韩愈矜奇尚异倾向的影响。皇甫湜古文风貌的“奇”、“怪”，表现为：
（一）立论新奇，有独到见解。如其《编年纪传论》，说司马迁创纪传体乃鉴于前史之病而立；《答李生书》说文论主张，皆卓然不同于众。
（二）说理和概言事物特点，喜用奇特比喻以作形容。如《谕业》说作文当深探力求，即谓“号猿贯虱，彻札饮羽，必非一岁之决拾；抑马出鱼，理心顺气，必非容易之搏拊”云云。而说盛唐以来诸大家文风特点，即出以众多耸人听闻的比喻以状其风采。
（三）造语简劲、奇崛，爱浓缩典故、事实于整齐语句中。如《韩文公墓志铭》中，以“鲸铿春丽”赞其文辞声响洪亮、色泽明丽，即纳典于其中。又如将以痛快淋漓笔墨写豪壮之心的意思缩为“豪曲快字”四字，将复杂情态用不常见的句法造句以作叙述（如“众方惊爆而萃排之”），将可直言之事用独特比喻言之（且出语用词不同一般，如说“常惋佛老氏之法溃圣人之堤，乃唱而筑之”。其《顾况集序》亦谓况“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皇甫湜为文尚奇，有他合理的一面。由于过分求奇，行文“脱略章句，简于枝叶”（韦处厚语），以至趋奇走怪，句镵字削，难免文字僻奥、语意艰深，便不利于古文的健康发展。
同游韩愈之门，为文亦“务为险崛”者，还有沈亚之。亚之言其“奉策应对之日，操意张谋，唯恐不远；刻文励语，唯恐不工。思欲不肩于俗，以为世之大宠”（《答冯兄书》）。其实他除应对之时“刻工励语，唯恐不工”外，为书作论亦求字词语句之奇。他有意继承和学习《春秋》、《史记》的艺术精神和行文法度，写了不少人物传记，名篇有《李绅传》、《冯燕传》、《表医者郭常》等。记人着眼于“义烈端节之事”，用的是儒家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叙事虽用细节，但用字省俭，极少使用虚字，句中实字过于密结，无圆转之势，故文字质实、简古有余，灵动、活泼不足。(www.xing528.com)
刘禹锡，他和柳宗元一样，崇尚儒学，但不排斥佛学。他尚儒，取的是陆质一派偏于实用的学风，把君子“致君”、“及物”作为体道而行的大德。他赞成文必言道，文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还提出文乃“见志之具”。刘禹锡颇为自负的是说理文和寓情寓理于其中的小品文。其《祭韩吏部文》即谓“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犹子蔚适越诫》则谓“昔吾友柳仪曹尝谓吾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也”。论者如《天论》二篇、《因论》七篇及《与元饶州论政理书》等，主要以识见独特、论证有力、逻辑性强和用语简练为特点。但行文不如韩文气盛，不如柳文峻洁，句法不如韩文灵动多变，用语不如柳文朗畅易晓。
刘禹锡饶有意味而有含蓄之风的古文，是一些即物以明理或取譬以说理的小政论文，与其他内容的小品。此类小品无论说理（如《儆舟》等）、记物（如《机汲记》）和为陋室作铭词，都能以心中所明（悟）之理为骨架，而用富于形象感的描写文字或引人思有所得的譬喻表述其理，故读来有味。突出的例子是《陋室铭》。铭文本为韵文，此铭之妙，在于立论有识见，而表述识见（人生以“德馨”为最高境界）写出了作者为自己“德馨”而自得的神态。说是陋室，描叙中处处突出的是室中主人高雅的精神生活。取喻有俗有雅，应用自如；引语恰到好处，不作推论而理自明了。文字尤其浅近，朗朗上口。虽为铭文，多用对句，却有散文语句跳脱、潜气内转、形态神聚的妙处。刘禹锡《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亦为韵文体制，写法如同作书，哀哀之情、恸哭之音，感人至深。虽出语四言为句，且隔句用韵，辞意流转自如，一如散文。
吕温（772—811），与柳宗元为中表亲。早年师从梁肃，后从陆质学《春秋》，并向柳宗元介绍啖助、赵匡、陆质之学。吕温政治思想亦与柳宗元同，赞成永贞革新，只是因出使吐蕃为吐蕃强留于彼未能参与革新活动。刘禹锡言其为人，即称其“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记》）。吕温论文兼及论作者为人，其《送薛大信归临晋序》说：“吾闻贤者志其大者，文为道之饰，道为文之本。专其饰则道丧，反其本则文存。……琢磨仁义，浸润道德，考皇王理乱之迹，求圣哲行藏之旨。达可以济乎天下，穷可以摅其光明，无以矻矻笔砚间也。”吕温以道为文之本，以仁义道德为人格修养最高标准，可见其与韩、柳追求相同的古文艺术精神。吕温为文亦以识见胜，文中识见亦出于其以啖、赵之学为本的政治教化观念，重仁义道德、讲利在元元。如其《古东周城铭》谓“无天无神，惟道是信。……兴亡理乱，在德非运”；其《诸葛武侯庙记》谓“夫民无恒归，德以为归。……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民耸诚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在拘守传统观念者眼中，二文所言自然偏颇以至“谬妄”，正因论史、论人不拘常调，故能显出吕文识见的新颖和深刻。而像《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直说“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终身”云云，又说“其所贵乎道者六，……鄙尚或异”，而细言于六经当学什么，不当学什么，更是以学理主张示人。立论新异，对时人有震撼力。
《旧唐书》本传说：“温文体富艳，有丘明、班固之风。所著《凌烟阁功臣铭》、《张始兴画赞》、《移博士书》，颇为文士所赏。”所谓“文体富艳”，主要指吕温《铭》、《赞》文词华美而言，二文皆为人物颂，说事迹多加以形容，又以颂扬语气评论其人，而用四言韵文表述。评论对象尽为名臣巨公，本有煌煌之业可颂，加上品评自有识见，故文词富艳兼有骨力，可读可赏。
此外，吴武陵也可称为柳宗元的文章知己，柳氏曾和他研习西汉之文，并言其有“超逸之才”（《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可惜其文多已不存（《全唐文》仅录其文七篇）。其《遗吴元济书》劝吴元济归顺朝廷，义正词严，末段说叛乱结局，谓：“昏迷不返，诸侯之师集城下，环垒刳堑，灌以流潦，主将怨携，士卒崩离，田儋、吕嘉发于肘腋。尸不得裹，宗不得祀，臣仆以为诫，子孙所不祖，生为暗愎之人，没为幽忧之鬼，何其痛哉！”文笔犀利，有如檄文言词，故吴汝纶说：“吴公文最有生气可喜，亦元和间一健者。”（高步灜《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五引）
白居易，文兼众体，各有所长。如元稹所说，其“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白氏长庆集序》）。大抵白居易的古文，作论随意性强。所谓“随意性”，指的是不像韩、柳作论，郑重提出论点，博引材料反复论证，而是在不经意时提出十分精辟的见解，却不论证而自言他事。像《与元九书》，实以谈心方式向元稹介绍作者写新乐府的过程和体会，仅有的可称为诗歌革新主张的几句话，即在叙事中带出。其他一些论诗的名言，也是在诗序（如《新乐府序》、《序洛诗》等）中叙事、说理时提出来的。
白居易贬谪期间作的厅、堂记，如《江州司马记》、《草堂记》，和他的名诗《琵琶行》构思有相通处。即字面上认真叙写的是厅、堂相关之事和景物，潜伏字句之中的却是作者被黜为司马的不平之气。另外有些记山水、亭、寺者，虽也说“吾爱其”云云，终是情景不融。又白居易写山水景象，有程序化倾向，或为突出所记对象异常之观，学《史记·西南夷列传》写法，层层突出，如《冷泉亭记》，谓“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言，冷泉亭为甲”云云；《修香山寺记》，谓“洛都四野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云云，皆是。或写景以季节、方位为序。如《冷泉亭记》，谓“春之日，吾爱其草熏熏、木欣欣……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又如《沃洲山禅院记》，谓沃洲山禅院，“南对天台……北对四明……”不如柳宗元记山水，移步换形，来得自然。不过他写景也常有妙句，《三游洞记》妙用比喻写景，又借月色、云影衬写其景，形容得好。玩味“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晶莹玲珑，象生其中，虽有敏口，不能名状”数句，岂只洞内石景生动可以想见，还可引人进入洞内洞外光气氤氲的氛围。白居易时作奇丽之语，终以明朗、浅近为特色，记山水之景不乏明秀、俊爽之美，但和柳宗元牢笼百态、形神兼具、情景合一相比，略逊一筹。
元稹，他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用古文章法、句法草拟制诰。《新唐书》本传即谓元稹“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当时“变诏书体”的，还有白居易，只是元稹影响大一些。白居易《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金紫鱼袋制》，即谓元稹“试知制诰，而能芟繁词、铲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又作诗说“制从长庆辞高古”，自注言“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元稹对制诰的改革，所取所舍十分明确。元稹《制诰序》云：
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以明诛赏意焉。……秦汉以来，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而又拘于属对，跼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
显然，元稹革除的是时下制诰“苟务刓饰，不根事实”、“拘于属对，跼以圆方”的弊病，恢复的是三代、秦、汉制诰传统，包括用语的“高古”（即质朴）。所拟制诰既求其“实”，又出语简明。如《赠韩愈等父制》有云：
惟尔愈雄文奥学，秉笔者师之，与某等各用所长，列官朝右，荣则至矣。其父皆不及焉，殁而有知，能不望显扬于地下？赠以崇秩，慰其幽魂。推吾永怀，示用恒然于此。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节度使制》有云：
以尔之材力而取彼之凶残，是犹以火焚枯，以石压卵，虫臂拒辙，鸡肋承拳，万万相殊，破之必矣！而况于镇之黎人，皆朕之赤子；尔之部曲，即镇之卒徒……尔其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无废室庐，无害农稼。……杀人盈城，尔其深戒，拏戮示众，朕不忍言！
此类文字，除言事必说理由，而且实话实说外，言多直致、用语明白易晓也是一大特点。像“尔其寒者衣之”云云，“杀人盈城”云云，直以晤言形式、告诫语气，坦言“朕”意，虽说得平实，不大声色，却藏威严于恳切之中，极富表现力。元稹既以散体为制诰，当然会以散体为表、为启、为序、为书。各体散文都长于叙事，如《同州刺史谢上表》、《上令孤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与史馆韩侍郎书》、《叙诗寄乐天书》、《诲侄等书》等言之娓娓，不嫌其细，虽情随词出，多数文气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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