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古文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柳宗元今存文四百余篇，三百多篇为古文。韩愈对柳文评价甚高，谓其“雄深雅健，似司马之长，崔、蔡不足多也”（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引）。又言柳子“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刘禹锡称柳文“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端而曼，苦而腴，癯然以清”（《答柳子厚》）。刘熙载说柳文与韩文风貌有异，则谓“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艺概·文概》）。就文体言，柳文各体皆有佳作，数论、说、记最为出色。现依次介绍其议论文、传记文、寓言和游记，以道柳子古文创作特点。

一、论说文。柳宗元的论说文相当出色，不但很有见地，而且结构精巧、严密。著名的有《天说》、《封建论》、《六逆论》、《非国语》和《桐叶封弟辩》等。《天说》探讨天、人关系，宣扬唯物观点，是作者哲学论文中的代表作。文中说：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他用极通俗的比喻说明天没有意志，不可给人以赏罚、仁爱。他的《非国语》六十七则，半数以上也是批判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的。在论文中，《封建论》是他的代表作。作者从唐朝的现实出发，以历史发展的观点，肯定了秦始皇建立郡县制的伟大意义。此文不但立论新，见解高于前人，所谓“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苏轼《论封建》），而且在写法上很有特点。它论点突出，论证严密，论据十分丰富，而纵论古今，气势尤壮。《桐叶封弟辩》，辩周公督促成王落实戏言“封小弱弟于唐”事，文凡七辩而九次转折，既说周公辅佐成王应有的原则（归于大中之道），又以人情论理，言之精细。大抵柳宗元作论，识见高、论述精密、说得透彻为其特点。这不但反映在论、说、辩等文体的古文中，也体现在其他文体的议论文字中。如《送薛存义序》有云：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

这段文字就像一篇小政论文，将为官者应该为民众当好公仆的道理说得极为清楚，言语间充满对为官如盗者的愤恨和对民众的同情。

同以议论见长的，还有杂说之文，如《鹘说》、《捕蛇者说》、《谪龙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此类古文，皆寓论于叙，借事作论，叙事工而说理细。像《捕蛇者说》，借捕蛇者之口说赋敛之毒甚于毒蛇，篇末略发议论以点题，虽然言少语缓，却难掩愤慨之情。又如《说车赠杨诲之》，以车有轮、轴、箱、轼能“任重而行于世”，说为人“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的道理，即物作论，形象、生动。

二、传记文。柳宗元作传记，取用《史记》、《汉书》人物传记的艺术经验而又有自己的创造。其传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主实有其人，可以《段太尉逸事状》为代表。“逸事状”补“行状”之不足，与传同类。《段太尉逸事状》一写段秀实严惩骄兵悍卒，治服郭晞，突出他的不畏强暴、敢于为民除害。二写段秀实卖马替农民偿还租谷，为他治伤、喂饭，突出他的宽厚仁慈。三写段秀实拒收朱泚财礼，突出他的廉洁和不与歹人为伍。三件事以第二件发生得最早，但文中却先写治郭晞事，且写得最细，因为这件事最能反映段太尉体恤民情的思想和敢于与残暴势力斗争的胆略。当段太尉杀郭晞部卒十七人后，郭晞一营大噪，全都披甲戴盔，急得节度使白孝德没有主意。文中写此时的段太尉：

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大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

显然，所叙之事，事事皆有含义：只身闯入军营，足以显出他的临危不惧；一席话折服郭晞，说明他见识过人。而要求留宿军营以观察郭晞是否真心改过，则又反映出他的沉着、练达。正因如此，作者开篇就把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来写，使人对段秀实有鲜明、突出的印象。此状不但选材精，而且用字精当。如文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一句，连用“断”、“注”、“植”三动词写太尉对暴卒的处置，准确、简约而且形象、生动。又如写太尉进军营时的言行：“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吾戴吾头来矣”中的第二个“吾”字有强调秀实自请一死，临危不惧的作用。着此一字，他蹈险如履平地的从容态度和凛然神气便如在眼前，由此可见其语词琢炼之精。《童区寄传》记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狡猾的人贩子的故事，传奇色彩很浓。传主可能实有其人。此传揭露、抨击唐代畜奴制度的罪恶，创造出一个勇敢、机智、敢于反抗的少年英雄形象。故事情节曲折、惊险，而语言简洁，层次清楚。

柳宗元另一类传记的传主未必真有其人，实借为人立传说一道理。其文托人言理，亦属杂记、杂说之类。如《种树郭橐驼传》为一位植树能手作传，《宋清传》为一位药商作传，《梓人传》为一位木工作传。它们大都有一定的思想寄托，在写法上受到当时传奇的影响。《种树郭橐驼传》写郭橐驼的植树经验，强调的是顺应自然。作者将养树之道移入“养人”之道，表达的是如何管理百姓的主张，与对地方官“好烦其令”、扰民以致为祸于民的不满。《宋清传》写药商宋清善于经营药材，为人治病精心配方，对求药者不论有钱与否，均付给良药，最后“得大利”、“卒以富”。作者肯定宋清的“取利远，远故大”，批判的是士大夫中间“炎而附，寒而弃”的卑劣现象。《梓人传》与《种树郭橐驼传》同一机杼，都是借为劳动者立传阐述为官的道理。不过一用对话形式，一由作者直接发表议论。他用梓人规划大局而不卖弄手艺比喻宰相的职能，指出宰相“不衒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方能治好国家。这些当是有为而发。他如《李赤传》、《河间妇传》，未署以“柳先生曰”，似学《史》、《汉》传赞体例，实亦为杂记、杂说之作。二传均以怪奇之事为人立传而另有寄托。前者说“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后者说“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雠……卒计以杀之……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邪？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皆就卑劣之人说正大之理，而发愤世、忧世之慨。文虽为传，其写人叙事以寄慨，却很像讽谕诗。

三、寓言。在先秦诸子散文和《战国策》等典籍中，为了论述一种道理，常常用一段寓言作为譬喻。但那是片断的文学故事，是作为某篇文章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柳宗元对寓言的贡献，在于使这种文体获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他的寓言可称为讽刺文学的杰作。《三戒》写三件值得警戒的事，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作者在序言中说的：“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作者对世上那些仗势欺人、投机取巧、得意忘形的小人，是十分痛恨、鄙视的。三则寓言对家犬和小鹿周旋，以及老虎初见驴子时几番试探的心理刻画，都非常生动。他的《蝂传》，讽刺生性贪婪、好往上爬的官僚，几十个字就勾勒出蝂的形象：

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柳宗元的寓言多以小动物的生活为题材，抓住它们的某一生活习性给以突出描绘，然后在篇末以三言两语议论点题。而所谓议论，又不是明言所指，只是就故事生发开去，能使人想到更多、更深的道理。

四、游记。在中唐时期，柳宗元是大力写作山水游记散文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他的游记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山水散文的艺术传统而有新的创造。

首先，柳宗元所写的不是名山大川的风光，而是写被人遗弃或不被人重视的山山水水。《游黄溪记》和被称为“永州八记”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写的都是偏僻地区永州境内的小山小水。作者看重它们，有意识地表现它们的美，是因为作者从它们身上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可以说，柳宗元写被人遗弃的山水之美，强调这种美的存在，就是强调被遗弃之人的美的存在，即强调作者自身之美的存在。《游黄溪记》这样突出黄溪的美：

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www.xing528.com)

文中黄溪之美不但甲于永州，而且甲于天下。作者有意摹仿《史记·西南夷传》的写法来突出黄溪，和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的“未始知西山之怪特”、“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一样，都是为了抬高所写山水的地位，强调它们美的价值。永州山水如此之美，但它们却“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小石城山记》），有的小丘，若“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如今却成了“唐氏之弃地”，“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钴潭西小丘记》）。这与作者长期谪居边远地区而不能为朝廷所用的遭遇多么相似。茅坤说柳宗元作《小石城山记》，是“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其实，他的多数游记都有借写被遗弃的山水之美来抒发不平之慨的特点。

其次，柳宗元的游记能以生动的笔触再现山水之美。在他笔下，山、丘、石、树、溪、潭、涧、渠各具面貌；壮景、幽景、近景、远景无所隐避。他写山水，真能做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如写在西山之巅所见的壮阔景象：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这里是用透视的方法描绘登高远望所见的景象。“萦青缭白”等十二字，大笔涂抹，场面阔大而色彩鲜明，非登山远望者不能道。《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则写出一种清幽、冷寂境界：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记中以游鱼往来翕忽的形象衬写潭水清冽，向称绝笔。人们读到记中描绘幽寂境界的文字，即使在伏天也会有凄寒之感。

柳宗元善于把静景写活，有时几个比喻就能把一堆乱石写得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如《钴潭西小丘记》中写石头：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有时，为了把静景写活，他特意从动的角度写其情态，如《袁家渴记》写袁家渴中小山上的草木和溪水：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

“纷红骇绿”，草木容态、生气，全在风中露出。苏轼说：“子厚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东坡题跋》卷二）在柳宗元的游记中，此类写景妙语甚多，它们简洁生动，描绘出丰富多彩的山水形象，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游黄溪记》云：

两山墙立，如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

作者用如此文字来写山形、水色，所以我们读他的游记就如徜徉在画廊中一样。其实他对山水的描写，有些地方连画笔亦不能到。林纾即云：“黄溪一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柳文研究法》）

最后，柳宗元在写山水游记时，常常把自己的性情注入山水之中，使得山水也具有性格。郦道元的《水经注》写山水多属客观描写，柳宗元这样作无疑是个创造。他能融情于景，自然和他的身世境遇有关。作者谪居永州，常年处于“惴慄”之中，见到那些美好的山水，“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潭西小丘记》），以至于“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这样，当他写到那些不为人所重的山水之美时，他的思想感情就会自然流露出来。和在山水诗中借景抒怀一样，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有很强的比兴意味，一些记中所写到的山水之美的境界，实是作者心境的外现。而在表现手法上，也是以诗为文。如《小石潭记》，写“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便是不写尽妙境；写潭上不可久居一段，便是不游尽妙境，都显得笔墨悠长，情兴无极。林纾说“幽僻冷艳……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柳文研究法》），颇能道出柳子游记和另外一些古文的特色。

此外，柳集中有十篇被归入骚体的文章，前八篇（即《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逐毕方文》、《辨伏神文》、《愬螭文》）实以骈体为文，后二篇（《哀溺文》、《招海贾文》）纯学楚辞。就各有寓意、借题发挥以寄慨而言，也可列入杂记、杂说一类。其中《乞巧文》纯作反语，和《愚溪对》一样，都是用怪奇题材、奇诡结构，舒泄愤郁。《骂尸虫文》讥谗佞者，《斩曲几文》讥“谗曲获用”者，《宥蝮蛇文》实痛骂生性恶毒如蝮蛇者，《憎王孙文》则言跳踉小丑“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之可恶。此类文字同柳宗元的寓言、游记以及借用传记和其他文体写的杂说、杂记一样，都有曲折道来、沉郁幽深、含蓄隽永，而出言峻洁、精警、奇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