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理论

中唐古文运动，无疑是一场有关散文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但同时又是一场思想整合、道德重建的文化运动。考察这一运动的由来，至少应注意到四方面的事实。

一是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但动乱带来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却未消除。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央政权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德宗时的建中之乱，就差点使唐将不唐。而从安史之乱以来长时期的政治动乱，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冲击和对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破坏，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日甚一日。

二是建中之乱之后，朝野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终于出现永贞革新。革新虽然失败，但其意义，特别是它对中唐社会改革思潮的激荡作用，却长期存在。比如元和年间士人锐意革新，即与永贞革新在精神上有某种承续关系。古文运动勃兴于贞元、元和年间，社会上政治改革思潮对它的激发作用之大，可以想见。

三是天宝以还，古文家已认识到社会上道德沦丧、民风浇薄和学风不正、文风颓靡的关系，已将文风改革和振兴儒学、破除章句之学、培植士人志于儒道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克服社会文化危机联系起来。天宝、建中以后，这种融文风改革于思想、道德重建之中，或谓通过重建思想道德文化完成文风改革的作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古文家所接受。

四是从萧颖士到柳冕，古文运动前驱者在散文如何复古的问题上，作过多种尝试，但新型古文的体制、风范尚未形成，时文之风仍在流行。古文要发展，必须在端正其艺术精神的同时，通过对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变革，以增强其文学性和艺术美。

在古文运动中，无论理论建树，还是创作成就，柳宗元都足与韩愈媲美。若言首倡古文之功，则应归于韩愈。柳宗元主要是在后半生中，对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受长兄韩会的影响，韩愈自幼好文，很早就有散文复古、宗经、明道的文学观念。“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上宰相书》）。贞元三年（787）以后四举进士、三试宏辞，便对所试之文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既言“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答崔立之书》），还上书宰相，直言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从下士之列”（《上宰相书》），埋没治世之才。

大概从中进士第（二十五岁）以后，韩愈就开始结交朋友，向他们宣传散文复古主张。同时，大量写作古文，在创作艺术上不断创新。贞元十三年（797），李翱、张籍已从韩学文，二人先后于贞元十四年（798）、十五年（799）中进士第。十八年（802），权德舆知贡举，陆佐之，韩愈向陆推荐十人，当年登第的就有李翊等四人，另有五人后来也相继登第。李肇说：“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唐国史补》卷下）可见，荐人科考和收召后学、抗颜为师，是韩愈扩大古文写作队伍的基本方法。由于“韩门弟子”众多，加上弟子中的杰出人物如李翱、皇甫湜（贞元十九年与韩结识并从其学文）等，也“以引接后学为务”（《唐国史补》卷下），故天下为古文者众。故柳宗元说：“唐兴，用文理，贞元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浃于汉氏，与之相准。”（《柳宗直西汉文类序》）大抵从元和二年（807）以后，古文运动便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柳宗元由于家居长安，早年就接触应试之文，长于时文写作，故二十一岁即登进士第，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辞科。自谓“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与杨京兆凭书》）。又谓“仆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在长安，柳宗元虽与韩愈有过交往，但与其过从甚密的是刘禹锡、吕温和李景俭（见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他们热心探讨的是《春秋》微旨、大中之道，特别关注的是现实政治改革问题。由于韩会是宗元之父柳镇的朋友，李景俭与李翱相知甚深，吕温、李翱、韩愈，都曾从梁肃学文。柳宗元常与吕温“讲德讨儒”（柳宗元《东平吕君诔》），自谓“为道不谬，兄实使然”（《祭吕衡州温文》），因而受到吕温“文为道之饰，道为文之本。专其饰则道丧，反其本而文存”（吕温《送薛大信归临晋序》）一类古文主张的影响，是可能的。何况他“少时”即崇尚西汉古文，赞赏陈子昂诗、文复古所取得的成就，故对韩愈倡导古文，纵未能全力相助，总有乐观其成的态度。这一点，后来果然得到证实。

谪居永州以后，柳宗元把许多精力都用在钻研文章之道和古文创作上。其《与杨京兆凭书》即云：

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

难得的是，他所形成的散文复古观念和古文审美趣味，竟与韩愈所言大体相同。如韩愈作《毛颖传》为时人所非，柳宗元却撰文热情肯定其怪奇之美和“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这无疑是对韩愈古文创作的声援，有助于扩大古文运动的影响。事实上，柳宗元不但和吴武陵等人共论散文复古问题，而且指导不少年轻人写作古文。当时向他求教的人很多，他虽不敢以师自居，却谆谆以教。如其所说：“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或当面讲说，或作书以告，柳宗元在南方培养出众多的古文写作者。韩愈即谓“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这样，柳宗元实际上成了南方散文复古的引导者，于韩愈倡导古文有羽翼之功。

受韩、柳散文复古的影响，刘禹锡也热心古文写作，且于韩、柳之外，自为轨辙，元稹、白居易则分别将古文体制、文风用到制诰、奏议之中。大概到元和年间，学作古文的人便越来越多，古文成为流行文体。赵璘即云：“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因话录》卷三）由于晚唐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演变和古文自身的局限，晚唐古文发展即呈式微之势。纵然此时也出现过一些优秀的古文家（如杜牡、皮日休等）和古文，但总的成就远远不如中唐。

韩、柳等人推动的古文运动得以成功，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复古理论比较合理、实用，二是古文创作成绩斐然。韩、柳适应中唐道德文化危机日甚的社会现实，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振兴推动文风改革，复古策略本身就富有创造性。其散文复古论实从两个层面作论，一从古文属性、功用出发，强调其宗经、明道和不悖于教化的特点，对古文艺术精神、作者人生取向作出严格规定。而在实践中，又将辅时及物之道、普通人的相生相养之道纳入所明之“道”。使古文既能为经国济民服务，又能用来表达个人的人生遭际和感受。一从古文艺术创新角度出发，关于继承何种散文艺术传统，如何取用古代散文艺术经验，如何处理文章的难、易关系，如何做到辞事相侔，如何做到词必己出，以及如何使用虚字等问题，都有所论述。总的要求是广泛吸纳三代两汉古文（旁及诗、赋）创作艺术为我所用，以期“能自树立”。这不但能彰显古文运动作为文学改革运动的本色，也能给古文写作者切切实实的帮助。

韩、柳等人古文创作成就突出，所作古文，是一种新体古文。新体之新，表现有二：(www.xing528.com)

一是对文体的选择和创新。韩、柳并不专工子、史著述，必求为学术专家；亦不偏重诏令、奏议，必求为朝廷文字；甚至少作论、辨与序、跋，论学兴趣不大。他们看重的是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应世之文，如书牍、碑记、墓志之类；同时又另创新体，如赠序、杂记、杂说之类。故钱穆说：“韩、柳古文运动乃古者家言之复起，其用重在社会，在私家，不重在庙堂、在政府。”“韩、柳以下之古文，大体可谓是上承儒、道、名、法诸子著书之意，此当是古者百家言之遗蜕。”（读姚铉《唐文粹》）所有文体，均用短篇散文为之。新创文体，自是一新俱新；为旧体之文，亦在文章体制、风格、表现方法上大有创新。

二是用以诗为文、以赋为文、以骈文为文等创作方法，以增强古文的文学性和艺术美。韩、柳等以诗、赋为文，其大概略如曾国藩、钱穆所言。所谓“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中，岂诡哉”（曾国藩《圣哲画像记》）。“韩、柳二公，实乃承于辞赋、五七言诗盛兴之后，纯文学之发展，已达灿烂成熟之境，而二公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地。故二公之贡献，实可谓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增殖新苗，其后乃蔚成林薮，此即后来之所谓唐、宋古文是也”（《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至于二公以骈文为文，则主要见于诗意的注入和语句的锻造。

韩、柳的散文复古论，涉及问题很多，除主张复三代两汉散文之古外，还说到如何复古的具体意见。其荦荦大者有四：

一、用“志乎古道”确定古文的艺术精神。韩愈倡导古文，一再强调“志乎古道”的重要性，既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可见他倡导古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志乎古道”。所谓“志乎古道”，就人生取向而言，是要将其人生艺术精神植根于“古道”之上。而“古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韩愈《重答张籍书》），又“道莫大乎仁义”（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故儒家的仁义精神即为韩愈所追求的最高人生艺术精神。他又认为，古文的内在精神是由作者的内在品质所决定的，即“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答尉迟生书》）。这一看法，实已说出古文艺术精神和作者人生艺术精神一致的道理。因而韩愈讲为古文“志乎古道”，也是对古文艺术精神当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本的确定。事实上，韩愈讲古文文体属性，并不限于语词、句式等方面“不类于今（指骈体文）”的特征，而是以具备植根于古道（儒道）的艺术精神为必备条件的。柳宗元称赞他人古文之美，也是兼其为人志乎古道、为文深得古辞之妙而言之，既言“诲之学古道，为古辞，冲然而有光”（《说车赠杨诲之》），又言“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联系他说“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可见他也赞成古文应有以儒道为本的艺术精神。

二、用“明道”和“发其郁积”概括古文的功用。早在贞元八年（792），韩愈就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争臣论》）后来又说：“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序》）其所明之道，自为儒道。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明道，固然有阐述儒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上宰相书》）、“使其道由愈而粗传”（《与孟尚书书》）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运用儒道明辨是非，黜斥奸邪，弘扬正气即大胆干预现实，以助教化。所谓“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不悖于教化”（《上宰相书》）。其《原毁》亦谓“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师说》力破师道不传的陋习，皆属此类。大致其所明之道，有经国济世之道，也有老百姓“相生养之道”，总以“道不远人”（《中庸》十三章）之“道”为主。柳宗元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又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虽然他讲的“道”，“其归在不出孔子”（《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属于儒道，但看重的是“道”的实际应用。故一再说“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还说：“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可见，他讲的“道”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实用性强。据此，他进一步指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而他作《贞符》，欲立“圣主之典”、“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言其“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死无所憾”，都反映出柳宗元以文明道为辅时及物所用的特点。

韩、柳认为古文的功用，还在于“发其郁积”，作不平之鸣，即表现作者的现实人生感受，而这是有益于世、不悖于教化的。韩愈即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平”，主要指作者的不幸、牢骚，它们激起创作冲动，或如张旭作书一般：“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柳宗元说古文“发其郁积”，既谓韩愈作《毛颖传》乃“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又谓自己“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潄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愚溪诗序》），“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答问》），“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因取笔以书”（《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并且指明以古文或诗歌“发其郁积”者，多是有治世之才而无机会“效于当世”的人。所谓“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韩、柳主张文以明道，辅时及物，为现实政治、教化服务，同时认为作者也可用古文鸣其不平、发其郁积。实际上二人创作，用力最多、艺术特色最为显著的，是后一类作品。

三、用“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强调古文修辞艺术的重要。韩、柳主张文以明道、发不平之鸣，特别重视古文的修辞艺术。不同于梁肃讲“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补阙李君前集序》），也与后来欧阳修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有别，他们认为文辞和道都是古文得以“成文”的必备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韩愈明言：“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故其学习古人之文，既“好其道”，“又甚好其言辞”，认为三代之文“辞事相称，善并美具”，且谓“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答刘正夫书》）。从他将古之善鸣者分为以道鸣、以术鸣、以文鸣、以诗鸣四类，可见他并不认为“道胜”就能“文胜”，因而十分看重古文的修辞艺术。自谓“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潮州刺史谢上表》）。“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柳宗元反对著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但对明道之文、发其郁积之作的修辞艺术，却非常重视，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还说“道假辞而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学存也，辞不至焉，不可也”（《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杨评事文集后序》）。韩、柳对古文修辞艺术的重视，意义不可低估。它不但彰显古文运动作为文学运动的特色，还带来众多古文家创作艺术的不断创新。

四，用“闳其中而肆其外”和“能自树立”作为“学古道，为古辞”的原则和方法。韩愈自称为文“闳其中而肆其外”（《进学解》）。所谓“闳其中”，实就作者道德、学问、文学艺术修养而言，解决的是作者如何通过学习古道、古辞以“慎其实”（韩愈语）、“诚其中”（柳宗元语）和吸纳古代文学创作艺术经验的问题。“肆其外”，则就古文创作而言。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养气说，用以沟通作者道德、学问、文学修养和古文创作的关系。他说：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柳宗元也指出“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而学者“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者不虞殍死矣”（《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除强调加强以儒道为本的道德、学问修养“闳其中而肆其外”外，韩、柳还具体说到如何学习、取用古代经典之作和重要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表现艺术。如韩愈说“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柳宗元也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凭书》），有“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与杨京兆凭书》）之论。并说为文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二人都主张对西汉以前的儒家经典和百家之文，博观约取，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而学、用其长，总以我为主。至于如何学、用其长为我所用，则以创新出奇、能自树立为原则。韩愈说，“师古圣贤人”之作应“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又说作文“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且谓“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就是讲学习古人之文当领会其意，作文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新见，不可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强调的是融古于今，自作新论和自造新语。还说“以古圣贤人为法者”欲有所为，一定要在创作中“能自树立，不因循”。言“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也赞成韩愈为文创新出奇、自成一家的主张，不但热情肯定韩文不同于俗的“怪”、“奇”、“俳”，还提出为文当“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超越时人之作。而对模拟、蹈袭之风深恶痛绝，说“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论及如何“肆其外”，柳宗元则提出“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与杨京兆凭书》），强调作者应在最佳精神状态为文，且为文之时，不可“以轻心掉之”、“以怠心易之”、“以昏气出之”、“以矜气作之”（《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严肃的写作态度，亦为“诚其中”所致。二人如此导引创作风气，自易使散文复古运动成为文学革新运动。

除韩、柳的复古理论外，对古文运动影响较大的，还有李翱、皇甫湜的古文主张。二人皆为韩门弟子，所见则出于韩而有异于韩。如论文风取向，韩愈是既尚平易，又重怪奇，但无论平易、怪奇，总要文从字顺，容易理解。而为文或“难”或“易”，完全取决于达意的需要。所谓“无难易，惟其是尔。……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答刘正夫书》）。而他讲的“怪奇”、“难”，并非用语艰深、怪僻而“三四读尚不能通晓”（《答陈商书》）。李翱反对称古文为“一艺”，谓“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答从弟正辞书》）。又谓“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云云（《答朱载言书》），皆与韩说无异。而说为文“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答朱载言书》），较韩“师其意，不师其辞”，更看重作者的独创性。又批评为文“尚异者”、“好理者”、“溺于时者”、“病于时者”、“爱难者”、“爱易者”，“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答朱载言书》），而独取自然、平易、纡徐、从容的文风，则与韩愈同中有异。

皇甫湜学文于韩，特别欣赏韩文“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韩文公墓铭》）的一面，故“世称学于韩者，翱得其正，湜得其奇”（章学诚《皇甫持正文集书后》）。其论文，也着意宣扬韩愈尚奇尚怪之说，言“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铿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答李生第一书》）。“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答李生第二书》）。他提倡“文奇”而顾及“理正”，且谓“奇”乃出于自然，实与韩愈尚奇之论大体相合。只是韩愈论文，尚奇、尚正，兼而有之，且统归于文从字顺，易道易晓。他却是片面尚奇，认为作文“宜难”（其《答李生第三书》即云：“生为易矣，试为仆作难者……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又有不同于韩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