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会、梁肃和柳冕的古文观念

韩会（740？—782？），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安史乱起，避难上元及江、淮间，与名士崔造、卢东美、张正则为友，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称四人为“四夔”，而以韩会为夔首。以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荐，累官至起居舍人。元载伏诛，韩会坐贬韶州，卒。

韩会为韩愈长兄，为学为文皆为其启蒙者。韩愈说韩会“有德行、言词，为世轨式”（《韩滂墓志铭》）。“以道德、文章伏一世”（《考功员外卢君墓铭》）。柳宗元则谓其“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先君石表阴先友论》）。韩会与梁肃，同为联结萧、李与韩愈古文革新活动的重要人物。王铚《韩会传》云：“会，仲卿长子也。当是时，李华、萧颖士有文章重名，会与其叔云卿，俱为萧、李爱奖。其党李纾、柳识、崔祐甫、皇甫冉、谢良弼、朱巨川并游，会慨然独鄙其文格绮艳，无道德之实，首与梁肃变体为古文章，为《文衡》一篇。”韩会虽“为萧、李爱奖”，但交游最多的，是梁肃与萧颖士之子萧存。《新唐书·萧颖士传附萧存传》，即谓“（存）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愈少为存所知”。

从《文衡》可见，韩会论文，重道德之实，反对文格绮艳。重要观点有：

一、作文的根本目的是端正人的性情，使之正确处理君臣父子一类人际关系。所谓“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俾皆有经，辩道德仁义礼智信以管其情，以复其性，此文所由作也”。

二、应继承儒家散文为现实政治、教化服务的传统。所谓“文之大者，统三才，理万物，其次叙损益，助教化，其次陈善恶，备劝戒。始伏羲，尽孔门，从斯道矣”。

三、反对时下为文背离根本目的，或不守儒道，或词尚靡丽的倾向，认为文风败坏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谓“后之学者，日离于本，或浮或诞，或僻或放，甚者以靡以逾，以荡以溺。其词巧淫，其音轻促”。“启奸导邪，流风薄义，斯为甚。”

四、认为老、庄、屈、宋、迁、固之文不可学。所谓“经制之道，老、庄离之；比讽之文，屈、宋离之；纪述之体，迁、固离之”。

五、提倡“简而不华，婉而无为”的文风。韩会的古文观念，与萧、李大体相同。惟从端正人之性情入手论述为文的根本目的，说法较新。韩会所言，必然会对韩愈的古文理论产生影响。

梁肃（753—793），字敬之，一字宽中，郡望安定（今甘肃省泾川），世居陆浑（今河南嵩县）。建中元年（780）中文词清丽科，擢太子校书郎。曾为淮南节度使杜佑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转右补阙、翰林学士，做过皇太子、诸王侍读。梁肃为独孤及弟子，与韩会同倡古文。贞元八年（792）佐陆贽知贡举，拔取韩愈、李观（李华侄子）、崔群、欧阳詹等（后来多为古文家）登进士第。当时从梁肃学文者，尚有李翱、吕温等人。梁肃为天台宗信徒，尝学止观法门于沙门元浩，这一点也影响到他的古文观念。梁肃论文，要点有二：

一、古文是现实政治、教化的反映，是为阐明道德仁义，建立礼乐刑政服务的。所谓“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秘书监包府君集序》），“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视才之厚薄”（《独孤及集后序》），“文之作，上之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补阙李君前集序》）。

二、文本于道，道能兼气、兼辞，为文贵理、文相得。他用文本于道的观点分析汉代散文特点，谓“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途者也”。又说：“其后作者，理胜则文薄，文胜则理消，理消则言愈繁，繁则乱矣。文薄则意愈巧，巧则弱矣。”他既不赞成“理胜”，也不赞成“文胜”，而主张为文“理”“文”相得。还说“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词。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补阙李君前集序》）。所谓道能兼气，“盖指由道以培养的正气而言”（罗根泽《隋唐文学批评史》第六章）。梁肃说张苞“属文以气为主，以经为师”（《送张三十昆季西上序》）。又说李翰“其气全，其辞辨，驰骛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间”，“盖无物足以遏其气而阂其行者也。世所谓文章之雄，舍君其谁欤”（《补阙李君前集序》）。可见其以道为本的文气说和理、文相得说，落脚点都在文辞上。而他所言之“道”，并非专指孔氏之道，还指“霸道”，黄、老之道和释氏之道。从他赞扬李翰“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乱则明白坦荡，纾徐条畅，端如贯珠之可观也；陈道义则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涣乎春冰之将泮也……颂功美则温直显融，协于大中，穆如清风之人也”（《补阙李君前集序》），可见他比较看重明朗、畅达、纾徐的文风。

梁肃散文所本之道，儒、释皆有。以释道为本者影响最大，代表作有《止观统历论》、《天台法门议》、《维摩经略疏序》、《心印铭》等。众多文章皆“演释氏之奥”，为“释氏之鼓吹”（崔恭语）。其文有谓“五帝三王之道，皆如来六度之余也”（《台州乾元国清寺碑》），“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词赋者，伽陀之鼓吹”（《龙泉寺故大律师碑》）。持论有以释统合儒、墨的倾向。其以儒学为本的散文，可以《西伯受命称王议》为代表。是文明言“反经非圣，不可以训”，可谓“儒林之纲纪”（崔恭语）。所作散文语简意明，句式或整或散。如《梁高士碣》有言：(www.xing528.com)

君以为道不可徇时，故安节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邙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遗患，故适越以遐遁；遐遁不可以不粒，故寄食于杵臼。是以孟氏悦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风而礼之。

《送谢舍人赴朝廷序》有言：

前史称汉文帝对贾生语至夜半，且有不早见之叹。矧公才为国华，识与道并，当钦明文思之日，继宣室前席之事，必将敷陈至论，超履右职，使贤能者劝。彼棘夺竹刑，岂君子淹心之地乎？

皆行文畅达，文气紧健；事理明白，言辞不繁。

柳冕（？—805），字敬叔，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曾官右补阙，史馆修撰。因与刘晏善，贬巴州司户参军，贞元初召为太常博士，因言事切直为执政者所忌，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797）为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兼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后诏以阎济美代，归而卒。

柳冕明确主张文章复古，既谓“意虽复古而不逮古”（《与徐给事论文书》），又谓“志虽复古，力不足也”（《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他讲的“复古”，是要恢复三代两汉文章之古。其文章复古论，实兼诗、文而言，主要观点有三。

一、文章本于教化。这是柳冕文章复古论的基本主张。他说：“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与徐给事论文书》）“《雅》、《颂》作”、“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又说：“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技耳。”“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可见，他讲文章本于教化，仍是建立在宗经尚儒的基础上的，直说“本于教化”而不说以儒学为本，是要强调文章直接为教化服务的功用。

二、为文当道、文并美。柳冕说：“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兼之者斯为美矣。”（《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又说：“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他讲的“道”，从本质上讲是儒道，但形于文的是“儒之用”，即与教化相关的道理。“文”则指文辞。他也说过：“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看似论道、论文有本末之分，实是道、文并重，因为他说过：“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

三、作者“才勇”、“气雄”始能“文壮”。这实际上是他对作者主观修养和文章风格关系的看法。他说：“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无病则气生，气生则才勇，才勇则文壮，文壮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动，此养才之道也。”（《答杨中丞论文书》）可见其养才、养气，实出于一途，且养其一必得其二，所谓“养才而志气生”，而“气生则才勇”。柳冕论气，继承了梁肃“道能兼气”的观点，既说“文不知道则气衰”，又说“无病则气生”，而所谓“无病”即指无“道则未行”（《答杨中丞论文书》）之病。因此，他讲“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的“风俗”，也是因“圣人之教”而成的风俗。他之所以将儒道作为养才、养气的思想营养，是出于作文当为教化服务的目的。所谓“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最实际的是“君子之风盛”，而“君子之风，仁义是也”（《答杨中丞论文书》）。梁肃说“属文以气为主”，已涉及气在古文写作中的作用问题，柳冕则说到气如何在写作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他说：“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真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腾光，气也；日月之文，丽而成章，精也。精与气，天地感而变化生焉，圣人感而仁义生焉。”（《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其行气说，虽不如韩愈“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说得明白，也不如刘大櫆、曾国藩等人说得具体，但他首从写作艺术角度言气之用，实属难能可贵。

此外，柳冕主张文章复古，不单认为“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见古人之心，在于文乎”（《与徐给事论文书》），“君子晚学文，所以行道”（《答杨中丞论文书》），将学文、学道作为文章复古的基本要求，还说到“教化美则文章盛”，“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主张从改善教化、转变风俗入手实现文章复古。又说圣人修《春秋》不但“以道示人”，还“以其法教人”，“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主张在学圣人之道时，还要学习圣人著述的艺术原则、方法，这些对韩愈实行散文复古都有启发作用。

柳冕已意识到中唐会出现文章复古的局面，说“天其或者肇往时之乱，为圣唐之治，兴三代之文者乎”（《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故论文持复古之论，也曾“或不得已而为之，或有为而为之”，写过两卷“颇近教化”的《笔语》（《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终觉才力有限，很难在创作上振衰救弊。所谓“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未由也已”（《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全唐文》收柳文十四篇，有一表、二议、一状，余为书。除表以外，均为散体。书作有九篇涉及文论，多直陈其说，不是很有章法。书中说理多用推论，缺乏有条理的深入分析。往往观点接踵而出，加上多用排比句式，读来颇有气势，但也显得理粗辞简、文采不丰。这一事实表明，从萧颖士到柳冕，虽然散文复古活动不断，却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除受其他条件制约外，复古理论的粗浅和创作成绩有限，应是重要原因。后来，韩愈、柳宗元等人能成功地开展古文运动，也正是在这两方面有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