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的古文主张与创作特点

颜真卿说元结“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称其为“今之古人”（《元君表墓碑铭》）。欧阳修言“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集古录》卷七“唐元结阳华岩铭”条）。胡应麟则谓“大概六代以还，文尚俳偶，至唐李华、萧颖士、元次山辈，始解散为古文”（《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丙部《九流绪论》卷中“元子十卷”条）。天宝年间，萧、李、元等都倡导古文，除同尊元德秀道德、学问外，元与萧、李文学革新集团（包括贾至、独孤及等）几无任何联系，其散文复古主张也不尽相同。元结有强烈的政治变革、道德重建意识，向往上古社会的纯朴、真淳。所谓“上古之君，用真而耻圣，故大道清粹，滋于至德，至德蕴沦而人自纯”（《元谟》）。希望“使天下之心皆涵纯朴”（《化虎论》）。而他向往纯朴，是建立在对政治败坏、道德崩溃不满的基础上的。从他在道州为泉水题名为泉、淔泉、汸泉、潓泉、涍泉以驯化百姓，就可看出他实际上提倡的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他作《述时》，亦谓“予愚愚者……乃以因慕古人”，“上全忠孝，下尽仁信。内顺元化，外娭大和”。表明其政治思想、道德意识、人格精神的形成，实有儒、道兼用而以儒学为主的特点。这一点，也影响到他的诗文复古观念。言诗，谓“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无古音”，“尽无古辞”，而欲作“纯古之声”（《补乐歌序》）。又谓“风雅不兴，几及千岁”（《箧中集序》），欲复风雅之古。“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刘侍御月夜宴会序》）。言文，亦志在“追复纯古”（《补乐歌序》），即复三代之古（不同于萧、李复三代两汉之古），主张发挥古文刺世、警世、救世的作用。故其《文编序》说，他乱前“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而乱后“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由于追复纯古，加上受到元德秀为人“纯朴无缘饰”（《旧唐书·元德秀传》）、为文“率情而书，语无雕饰”（《新唐书·元德秀传》）的影响，元结向往朴拙、简直的文风，而喜好奇古之作。

元结为文，可以分为乱前，乱中、乱后两个时期。元结在“丧乱”前古文创作十分活跃，所作古文以刺世嫉邪，戒君警臣为主。揭露最多、批评最严厉的，是君臣的无道、风俗的败坏和士人道德的沦丧。乱中、乱后所作古文，仍然保持前期创作的基本特色，但救时劝俗倾向日渐突出。这显然与他前为处士、后为官员的身份变化有关。角色的转换，也影响到他对古文文体的选择。前期所作多为杂文，后期多为应世之文和铭文。其中，艺术特色显著的，有三类古文。

一是赋、颂。赋之代表作为《说楚何荒王赋》、《说楚何惑王赋》、《说楚何惛王赋》三篇。三赋皆用梁宠王和君史对谈的形式结构其文，题意见于篇末所说“君史说楚，似欲戒梁；敢愿君王，示鉴不忘”。赋实借说楚王的“荒”、“惑”、“惛”，讥刺唐玄宗天宝年间宫廷生活的奢侈、荒淫和开边不止、劳民伤财。言其倒行逆施，难免亡国之祸。三赋危言惊人，而用语古朴，故苏源明读赋为之惊骇，直谓：“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语，难哉！然世自浇浮，何伤之子！”（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颂之代表作为《大唐中兴颂》。题名曰颂，实为刺讥之作。上元元年（760）七月，李辅国、张皇后矫诏，将唐玄宗由兴庆宫迁往西内，且尽去其身边旧人，监管之严犹如软禁。此举引起众臣不满，颜真卿（时任刑部侍郎）即率百僚上表请问太上皇起居，以示抗议（结果贬为蓬州长史）。次年八月，元结即作此颂。《颂》“以鲁史笔法，婉辞含讥，盖之而章”（范成大《书浯溪中兴碑后》）。一讥肃宗为臣不忠，遽登大位。所谓“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黄庭坚《书磨崖碑后》）；二讥肃宗夫妇不孝违伦。《颂》中序文纯为散体，语简意明；正文尽作四言，自然换韵，出语简洁、典雅而无俪句。

二是杂说小品。此类古文，刺世、愤世，锋芒毕露。如《述命》述国家之命、君王之命，中云“圣贤者兢兢然忧伤命性，愚惑然遂忘家国，其由不审不通，丑受、忧求而已”，表面看是讲为人当顺天安命，言语中却带出对玄宗惛惑“遂忘家国”的不满。至于说到现实社会的弊病，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使人感到大难即将产生。其《时化》有云：

於戏！时之化也，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

时之化也，夫妇为溺惑所化，化为犬豕；父子为惛欲所化，化为禽兽；兄弟为猜忌所化，化为仇敌；宗戚为财利所化，化为行路；朋友为世利所化，化为市儿。……

时之化也，大臣为威严所恣，忠信化为奸谋；庶官为禁忌所拘，公正化为邪佞；公族为猜忌所限，贤哲化为庸愚；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奸凶为恩幸所迫，厮皂化为将相。……

时之化也，山泽化为井陌，或曰尽于草木；原野化为狴犴，或曰殚于鸟兽；江湖化为鼎镬，或曰暴于鱼鳖；神庙化为宫寝，或曰数于祠祷。……

时之化也，情性为风俗所化，无不作狙狡诈诳之心，声呼为风俗所化，无不作谄媚僻淫之辞；颜容为风俗所化，无不作奸邪蹙促之色。……

天宝之“时”，道德、仁义、礼乐、政教、人际关系、为臣之道的恶化，人们情性、声呼、颜容之变，一至于斯！从用语之如锥如刺，可见作者愤极恨极之心，而愤恨之极的背后，隐藏的是一颗悯世忧民之心。这从他继《时化》而作《世化》，极言乱世“四海之内巷战门斗，断骨腐肉，万里相藉”，“人民暗夜盗起求食，昼游则死伤相及”，“人民奔走，非深林荟丛不能藏蔽”，“人民相持于死伤之中”云云，就可看出。将《时化》、《世化》合而读之，可见元结确实已觉察到天宝年间社会危机的存在，并预感动乱即将发生。由于他能从人心不古、人伦恶变、世风浇薄、道德沦丧等人文现象，洞察潜伏其中的社会危机。故其为文痛揭“风俗”之弊，言辞激切。可举两组古文为例。

第一组是洪迈所说《元子》中文和《七不如》七篇。洪迈说《元子》第八卷载方二十国事，略云：“方国之，尽身皆方，其俗恶圆……圆国则反之。”“恶国之，男长大则杀父，女长大则杀母。忍国之，父母见子如臣见君。无鼻之国，兄弟相逢则相害。触国之，子孙长大则杀之。”（《容斋随笔》卷十四）对此类文字的评价，当如章学诚所言：“洪氏谓其《元子》十卷，悖理害教，今观洪氏所举方二十国事，是亦愤世嫉邪之意，不以文害辞志，亦自无伤。”（《章氏遗书》卷十三《元次山集书后》）如果说洪迈所举元结所言方二十国事愤世嫉邪之意还有些隐晦，那《七不如》七篇愤世之意就显明得多。七篇写法，句式相同，各篇篇首依次有云：

“人之毒也，毒于乡，毒于国，毒于鸟兽，毒于草木。”

“人之媚也，媚于时，媚于君，媚于朋友，媚于乡县。”

“人之诈也，诈于忠，诈于信，诈于仁义，诈于正直。”

“人之惑也，惑于邪，惑于佞，惑于奸恶，惑于凶暴。”

“人之贪也，贪于权，贪于位，贪于取求，贪于聚积。”

“人之溺也，溺于声，溺于危，溺于圆曲，溺于妖妄。”

“人之忍也，忍于毒，忍于媚，忍于诈惑，忍于贪溺。”

这是在陈述世风恶变症状，是在抨击包括君主、辅臣在内的许许多多士君子的人品、心术及处世之道。(www.xing528.com)

第二组古文，是“四规”（即《心规》、《处规》、《出规》、《戏规》）、“二恶”（即《恶圆》、《恶曲》）和《自箴》。这一组古文，写的多是有关个人道德修养和出处原则的内容，虽然其中不乏揭露仕途险恶者、嘲讽“虽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者（《心规》）、贬抑世之“盗权窃位、蒙汗万物、富贵始及而刑祸促之者”（《处规》），但主要是讲个人应当如何做人。而通过讲如何做人，显出他的刺世嫉邪。本来元结作《七不如》，就先在《序》中说“元子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不如草木”，用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表达他对世人“毒”、“媚”、“诈”、“惑”、“贪”、“溺”、“忍”行为的否定。《心规》以“自主口鼻耳目”为乐，自是对世人“目随人视、耳随人听、口随人语、鼻随人气”以至“封包裹塞”的否定。实际上，作者是用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来批判世人以“口鼻耳目”行“毒”、“媚”、“诈”、“贪”之事的行为。“《出规》意有乎有为，《处规》意有乎有守”（刘煕载《艺概·文概》），亦各有所嫉。《戏规》以“君子不苟戏，无似非（似是而非）”立论，实可引申到对世人“诈”、“惑”行为的否定上去。《恶圆》讲两种人生方式，肯定的是“宁方为皂，不圆为卿；宁方为污辱，不圆为显荣”，厌恶的是“圆以应物，圆以趋时，非圆不预，非圆不为”。《恶曲》赞美的是“古人有恶曲者”，否定的是“苟曲于乡县，以全言行”；“苟曲于邦国，以彰名誉”；“苟曲于天下，以扬德义”。《自箴》则用“我”之“自箴”来否定“时士”教给他的“显身之道”。一立一破，从正嫉邪，态度鲜明。

后期杂文，意在救时者多，能保持前期杂文讽谕特色、风格略有变化的，是作于乾元二年（759）的《时规》。文云：

乾元己亥，漫叟待诏在长安。时中行公掌制在中书，中书有醇酒，时得一醉。醉中，叟诞曰：“愿穷天下鸟兽虫鱼以充杀者之心，愿穷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闻之叹曰：“子何思不尽耶？何不曰。‘愿得如九州之地者亿万，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争国者，使人民免贼虐残酷者’乎？何不曰‘愿得布帛钱货珍宝之物，溢于王者府藏，满将相权势之家，使人民免饥寒劳苦者’乎？”叟闻公言，退而记之，授于学者，用为时规。

小品题名《时规》，实乃借开救时、活民之方，痛斥皇室成员“争国”和王侯将相敛财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由于作者后期经常考虑的是：“今日国家行何道得九流鉴清？作何法得侥倖路绝？施何令使人自知耻？设何教使贤愚自分？”（《问进士》第二）故其所作论、议、序、记等，多事关政教，实用性强。

元结杂说小品，大都“危苦激切”（李商隐语），“辞义幽约”（晁公武语）。这一艺术风貌的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为人抗节励志，耿介拔俗，愤世之气太盛，忧世之心太切。其次是他善于运用恰当的表现形式，以“直举胸臆”（吕温语）或“心语相适应”（皇甫湜语）。所作杂文，有三种艺术形式。

其一是托寓言以寄怀。元结托寓言以寄怀，构思尤为谲怪的，是《元子》所载方等二十国事，洪迈称“其说类近《山海经》”（《容斋随笔》卷十四）。其构思确实受到过《山海经》记海外民族涉想奇诡的影响。不同处，在于元结重在写“其俗”之异，以将现实中道德沦丧、伦理蜕变等风衰俗败之弊具象化，以表现他对世风浇薄的愤恨和担忧。论其愤世精神，实承屈骚之志，而寓言风格，实学《庄子》而得其仿佛。

其二是独白直言以述其志。所谓独白直言，是用第一人称自言、直言其志，行文多单刀直入，作论只作论断，不作论述；文辞简约而语语峭直、字字犀利，时发慨叹，辞气越发危苦激切。如《订古》五篇，“订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看似评议古道，实有感于现实中朝廷、皇室五伦沦丧，“至于近世有穷极凶恶者”而发。五篇各写一伦之失，均是直言“吾观”、“吾忧”。合读其文，实可视为由五个段落构成排比的小品，连读而下，更觉其出言之危苦、激切和忧愤之深。他如《七不如》七篇、《自释》，也是独白直言以见其志。

其三是假问对、诘难以伸其意。这是其杂说小品最常用的手法，也是元结古文写作的惯用手法。运用这一方法的好处，首先是便于直率、深入、充分说出尖锐批评时君、时臣、时人、时政、时风的意见；其次是有助于文风的活泼，避免文脉僵滞、运转不灵。具体作法有主客问对（如《元谟》、《演谟》、《系谟》、《时化》、《世化》、《时规》、《心规》、《处规》、《出规》、《漫论》、《自箴》等）、多人问对（如《恶圆》、《恶曲》、《处规》、《化虎论》等），和纳问对于叙事中。考察这一表现手法，应注意到：首先，如此行文，会使杂文有某种程度的故事性，这并非作者刻意追求所致。作者孜孜以求的是通过相互问对直举胸臆以刺世嫉邪。故有些杂文，仅记一问对语，幅短意深，如《世说新语》中小品。其次，将赋中主客问对方式用到杂文中，元结并非第一人，西汉作家用设论形式作文抒愤，对元结建构杂文体制有直接启发。只是汉人之作多写个人牢骚，多调侃语，文风诙谐、幽默，而元结之作多刺世嫉邪，多危苦激切、不掩锋芒，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前人有所超越。再次，文中所写问对之事、问对之人，绝大多数都是虚构的，即使有其人也未必有其事。这一点显然受到先秦子书，特别是《庄子》创造寓言方式的影响，不过《庄子》假问对编造寓言，是即事以明理，元结是假问对以作议论。大抵元结作文，习惯于假问对以伸其意。除众多杂说小品外，以说理见长的《时议》三篇、《辨惑》二篇、《管仲论》、《述居》、《述时》、《订司乐氏》等，都用到这一手法。就连《二风诗论》说二风创作动机、《箧中集序》批评当时诗风、《元鲁县墓表》纪事颂德，也是用问对方式引出。

三是山水记和山水铭文。元结“雅好山水，闻有胜绝，未尝不枉路登览而铭赞之”（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其山水记最有名的是《右溪记》，文云：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记》写右溪景色、作者观景感受及溪名由来。写景突出绿色掩映清溪、水流拍岸，触石有声，显出溪流声色之美，而用语淡雅、朴素。后作议论，感慨不是太深，却也有助于读者想像右溪之美。《记》中写作者由山水之美而念及它“无人赏爱”的感触，对柳宗元借写山水以吐不平之气当有启发。吴汝纶即谓“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引）。不过元记“地记”痕迹明显，柳记已成游记；元记简澹高古，柳记丰缛精绝；元记感慨就景言景，柳记感慨因景及人，而柳记构思与元记有相似处。

元结写作山水铭文，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标举和宣扬“君子之道”、“君子之德”。如《异泉铭并序》云：“君子之德，显与晦殊。为此铭者，志道也欤！”《瀼溪铭并序》云：“瀼溪，可谓让矣。让，君子之道也。”“浪士作铭，将戒何人？欲不让者，惭游瀼滨。”《退谷铭并序》云：“於戏退谷，独为吾规。干进之客，不羞游之。”铭文所标举和宣扬的“君子之道”、“君子之德”，多出自儒家伦理观念，也有出自道家理念的。与杂说小品偏于刺世嫉邪不大一样，山水铭文偏于救世劝俗，即针对政教败坏、世风堕落、道德崩溃、人心不古的现实弊端，提倡一种人生观、道德观，以收移风易俗之效。元结热心刻石纪铭，既有重建道德救时劝俗的意义，自不能用作者“喜名”、“好奇”而曲解其写作动机和消解其社会价值。

其二是表现作者耽于水石“惬心自适，与世忘情”的人生乐趣。细分则有三种情况。一即“旌（表扬）”其“尤异”，在“旌”中显露作者的赏爱之心。如《朝阳岩铭并序》、《五如石铭并序》，即为其例。二即作者既“旌”山水之“尤异”，又明言“穷老”其地之心。如《窊樽铭并序》、《阳华岩铭并序》，即为其例。三即写作者已经归隐山林的乐趣。如《浯溪铭并序》，序谓“爱其胜异，遂家溪畔”，“为自爱之，故命曰浯溪”。铭词有谓“水实殊怪，石又尤异。吾欲求退，将老兹地”。《庼铭并序》，序谓“若在庼上，目所厌者远山清川，耳所厌者水声松吹……於戏，厌，不厌也，厌犹爱也。命曰庼，旌独有也”。铭曰：“功名之伍，贵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将五十，始有庼。惬心自适，与世忘情。”皆为其例。

元结爱在山水铭文中写其对山水之异的赏爱和“旌吾独有”的自得意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赋予自然山水以独特的美学意蕴。他将自然山水作为区别于龌龊社会现实的另一天地看待，认为它不但能给人的心灵、性情带来宁静、安适，还能使人的愤世之心、不谐于俗的个性得到抚慰和滋润，甚至以为自然山水具有某种道德境界、人格精神和生存意趣，只接纳“退士”、“逸士”而远拒“俗士”于外。他也欣赏山水景色、物象律动、韵味的美，但总爱把纵览山水以得愉悦和摆脱尘世羁绊联系在一起。他置身山水，感到“惬心自适，与世忘情”，是因为他在注入其独特美学意蕴的山水境界中，找到了在现实中难以找到的人格精神、道德境界的归宿。而“旌吾独有”，反映的是他所追求的人格精神、道德境界因归隐山水而得以实现的自得之趣。他愈写其“与世忘情”、“旌吾独有”，铭文便愈有愤世、刺世、救世的作用。

探讨元结山水铭文美学风格，应注意几点：一是他为之撰写铭文的山水，并非名山大川，而是一些久已荒芜，不为人知，或本来就很一般的无名山、石、溪、泉。二是写到无名山溪地貌特征，总是极言形胜之异，夸张形容以耸人听闻。三是对山水审美价值的肯定，并不限于“爱其胜异”而独称其自然美，还在于对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充满赞赏、向往之意。而这种人文精神，主要是由作者赋予山水的道德情怀所形成的。弄清这三点，也就明白了元结铭文的美学风格和修辞策略，那就是通过写无名山水之美，阐述、宣扬“君子之道”、“君子之德”和他对这种道德的向往之意。简言之，就是借无名山水宣扬崇高的道德精神。

铭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据说作铭始于黄帝。上古铭文以警戒为主，亦有纪功颂德之作。从秦到晋刻铭于山、为山水作铭的不少，功用则无异于上古之铭。元结继承的是上古铭文意在警戒的传统，若说有变，只是变警戒为劝谕。就题材言，元结铭文选材跳出了上古铭文选材（多为宫廷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器物）的范围，受到过秦汉以迄西晋作者为山水作铭的影响。但也有创新处，前人多选名山大川作铭，他却为无名山溪作铭；前人铭山或纪战功，或警告梁、益之人不要恃险作乱，皆语涉军国大事，政治性强；元结作铭则致力于道德重建，文化味浓。又元结铭文疏于体物，少有形容，出语“弘（立意高远）润（语词润泽）”，有“义典（典雅不俗）”、“文约（精警简约）”之美，拿它们和杂说小品的危苦激切、多狂狷之言相比，愈显出平和、朴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