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的古文观念和创作特点

探古文运动之源，当追溯至陈子昂的诗歌复古活动；论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应言及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韩会、梁肃、柳冕等人。

萧颖士（707—759），字茂挺，兰陵（今山东苍山）人。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次年至吏部对策第一，官授金坛尉，因故未赴任。天宝元年（742）补秘书正字，八载（749）自集贤校理调为广陵大都督府参军事。十载待制史馆，因李林甫作梗，中途免官。十五载为广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御史中丞李成式掌书记，后为扬州功曹参军。安史之乱结束前四年，殁于汝南。

萧颖士少有文名，十九岁即科考及第，接着对策折桂，后又受到前辈张均、韦述等人的器重，于是名闻天下。不但青年才俊对其执弟子礼，而且倭国遣使入唐求“萧夫子”东渡为师。他也爱援引后进，所援引者皆成天下名士，士林中人皆呼其为“萧功曹”。不过，他为人“狂率不逊”（《旧唐书·萧颖士传》）。“恃才傲物，夐无与此”（《唐摭言》）卷三）。为人刚克，“若百炼之钢，不可屈折”，做事有些偏激，以致“贬恶太亟，奖能太重”（李华《三贤论》）。

萧颖士自谓“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又况区区咫尺之判，曷足牵丈夫壮志哉”。又谓“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劝之益，此其道也”。还说自己“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而最重视的经书是《春秋》，因为它“托微词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赠韦司业书》）。认为屈、宋“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司马相如之文“不近风雅”，“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可见，萧颖士论文，一，强调文章具有风雅精神，应为教化服务，有沮劝之功；二，主张文章复古，复六经之古，特别是恢复《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的艺术精神和“易简”文风（《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三，反对饰其词而遗其意的骈体文风，明言为文不可“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江有归舟三章序》）。萧颖士有志于修史，以为《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史记》乃“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曾“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新唐书·萧颖士传》）。故其古文观念带有史评色彩。但他提出的为文当宗经致用，有简易之风，却为后来许多古文家所接受。

萧颖士今存文章，最能显现其性情、胸襟的，是赋与书。其赋多泄愤抒怀之作，如《伐樱桃树赋》是讥刺宰相李林甫的，中谓“擢无用之琐质，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干而非据，专庙庭之右地。虽先寝而或荐，岂和羹之正味”，可谓指桃骂李，与其《白鹇赋》、《庭莎赋》等咏物以抒怀一样，都是用的比兴手法。萧书最著名的，是他写给国子司业韦述的《赠韦司业书》。此书五千余言，将作者平生经历、个性特征、读书为文的特点、史学文学见解，以及志愿所在，一一述及。真是“心有所存，不能自已”。出语如同晤谈，文字“易”则易矣，“简”则未必。

李华（717？—774？），字遐叔，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开元二十三年（735），与萧颖士同登进士第。天宝二年（743）中博学宏辞科，任秘书省校书郎。十一载（752）拜监察御史。十五载（756）为安禄山所获，署伪凤阁舍人。至德三载（758），贬杭州司户参军，因病去职，卒于家。

史载萧颖士“所与游者”甚多，“独华与齐名，世号‘萧、李’”（《新唐书·萧颖士传》）。“华爱奖士类，名随以重”（《新唐书·李华传》）。自谓“华尝学古”（《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我思古人之道”（《送房七西游梁宋序》）。李华古文观念，与萧颖士大体相同。他说：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没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

——《崔沔集序》

可见李华论文，也主张复古，主张宗经致用，主张将为文和“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的实际活动联系起来，要求“援六经，伸百氏，覆以时事”（《杨骑曹集序》）。而强调宗经，并不把学习对象限制在经书内，认为子、史如《左氏》、《国语》、《尔雅》、《荀》、《孟》等，也是“将求致理”的基本书籍。同时，他在《质文论》中指出“天地之道易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有崇尚文风“易、简”之意。而言及质文关系时，又认为“质弊则佐之以文，文弊复之质，不待其极而变”，表明他既尚“易、简”，又主张质文相济。李华表述文论主张的文章，如《萧颖士文集序》、《杨骑曹集序》、《质文论》等，多写在安史乱中、乱后。基本观点虽与萧颖士（今存文多作于乱前）相同，其现实针对性似乎更强。

李华为文，独孤及说是“本乎王道，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赵郡李公中集序》）。《新唐书》本传言其“文辞绵丽，少宏杰气”。大抵李华之文，大多具有以儒道为本的艺术精神和施行教化的社会功能，文风则有前后之变。乱前之文，尤其是赋颂之作，像《含元殿赋》（三千余言）、《吊古战场文》，确实“文辞绵丽”，乱中、乱后所作论、序、书、记之文，则显得质朴、平易。具体说，像《吊古战场文》，借古讽今，立意自在结句“守在四夷”，即愿朝廷行王道、施仁义于四邻，以得边地安宁。文章写法则以赋体为文，不单段段用韵，且描叙其景、其事极铺陈、形容之能事。如云：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根，凜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文中多用四言、六言组成的对句（不少短句句中自对），又多用助词（包括叠用助词）而不乏散句；既层层摹写，道尽凄惨景象；又连作慨叹，带出沉痛议论。虽是骈散兼用，却文辞绵丽，近于骈体者多。

后期所作如《质文论》、《三贤论》、《正交论》、《卜论》，《与表弟卢复书》、《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和诸多厅壁记等，大都骈体成分锐减，以至纯作散体，而文风趋于平实。如《卜论》有言：

龟不伤物，呼吸元气，于介虫为长而寿。……愚未知夫天地之心、圣达之谟，灵之寿之，而夭戮之。脱其肉、钻其骸，精气复于无物，而贞悔发乎焦朽，不其反耶？……专任道德以贯之，则天地之理尽矣，又焉假乎蓍龟乎？又焉征乎鬼神乎？子不语，是存乎道义也。

《杨骑曹集序》有言：

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于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之俗，故体道者寡矣。

《中书政事堂记》有言：

自君弱臣强之后，宰相主生杀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为权衡，论思变成机务，倾身祸败，不可胜数。

《与外孙崔氏二孩书》有言：(www.xing528.com)

吾小时犹省长幼，每日两时栉盥，起居尊行，三时侍食，饮食讫然后敢食，犹责不如礼。今者诸子日出高眠，争览盘器，何曾有此仪！世教如此，何得不乱！……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今古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今此礼凌夷，人从苟且，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世教沦替，一至于此，可为堕泪。……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帷帽幂离，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都表明李华后期为文，多能结合开、天以来政治、道德、教化、风俗之弊，反思国家纲纪陵替、动乱兴起的原因，和社会现实结合得紧。而纯作散体，句子长短不拘，且语言朴质，易道易晓。

此外，从他的一组杂文（包括《言医》、《贤之用舍》、《君之牧人》、《国之兴亡》、《才之小大》、《字诀》），还可看出其后期散文用语简洁、文风活泼的特点。如《贤之用舍》云：

上之于贤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终之。终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于道。是故士贵夫遇，惧夫遇而不尽也。

《贤之用舍》实就“上”、“士”两方说来。说“士”从说“上”推演而出，说“上”系用类似顶真的句法逐一引出论断。由于多说论点而少作论述，故言词简。

独孤及（725—777），字至之，洛阳人。天宝十三载（754）以洞晓玄经对策上第，补华阴尉。代宗即位，拜左拾遗，迁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后相继任濠州、舒州刺史，卒于常州刺史任上，谥曰宪。

独孤及为学“博究五经，举其大略，而不为章句学”，为人“体黄老之清净，包大雅之明哲”，“本仁祖义，而文以礼乐”（梁肃《独孤公行状》）。他曾师事李华，古文观念与李华相近。一，反对骈体文风，赞成散文复古。他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中，批评一些骈文“作者往往先文字而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同时热情肯定陈子昂的“以雅易郑”，赞扬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人在天宝年间“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

二，坚持宗经致用。独孤及曾说：“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梁肃《独孤公行状》）“为文在经”，主要是指古文艺术精神以儒道为本，也指古文文风以儒家经典为模范，因为他还说过“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梁肃《独孤及集后序》）。但他强调宗经，是和施行教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不读非圣之书，非法之言不出诸口，非设教垂训之事不形于文字”（梁肃《独孤及集后序》）。

三，文质并重。他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赵郡李公中集序》）又说：“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梁肃《独孤及集后序》）赞美他人文辞，则谓“直而不野，丽而不艳”（《萧府君文章集录序》）。可见，他所向往的是文质兼具的文风，取法对象除“六籍”外，还有贾谊、司马迁、班固之文。此外，他还教诲青年学者“先道德而后文学”（梁肃《独孤及集后序》），说“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梁肃《祭独孤常州文》），十分重视作者的人格修养。

独孤及为文，或如梁肃所说：“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善乎中书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宪、诫世、褒贤、遏恶为用，故议论最长。……峻如嵩、华、浩如江、河’。”（梁肃《祭独孤常州文》）大抵独孤及的古文，除具备“立宪”、“诫世”的功用外，主要特点是长于议论，语词简明，不乏峻峭之姿、浩荡之势。而长于议论，主要表现为识见过人。如其《仙掌》、《函谷》二铭，即“格高理精，当代词人无不畏服”（崔祐甫《独孤公神道碑》）。《仙掌铭并序》实就华山仙掌峰作论，用自然宇宙观对巨灵劈山造河作出新的解释，以破“诙诞不经”之说。序谓“创宇宙，作万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轮转环绕，箭驰风疾，可骇于俗有甚于此者。徒观其阴无眹，未尝骸焉”。意谓睹“仙人掌”本不必骇，而其造语有不拘于常规者。《序》末云：

夫以手执大象，力持化权，指挥太极，蹴蹋颢气，立乎无间，行乎无穷，则捩长河如措杯，擘太华若破块，不足骇也。世人方以禹凿龙门以导西河为神奇，可不为大哀乎？峨峨灵掌，仙指如画，隐辚磅礴，上挥太清。远而视之，如欲扪青天以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来，如飞若动，非至神曷以至此？

中写造物者造物神工，形象巨大，气势纵横。而赞美其神工时，写出仙掌峰的神形之态（就形如仙人掌展开想像），足见其文采飞动的一面。显然，铭序观念、写法都受到过道家散文的影响。《古函谷关铭并序》，言关塞险隘未必就能守国，关键在于人事，则立意较深而更有现实针对性。

《延陵论》（即《吴季子札论》）是一篇历史人物论。传统看法，以为季札让国乃是大贤，此论开篇即谓季札非孝、非公、非仁、非智，言其让国“是徇名”而非“至德”，由此带来吴国二代而亡，更是不贤。末谓：“独守纯白，不干义嗣，是洁己而遗国也。吴之覆亡，君实阶祸。且曰非我生乱，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可谓情感激越，气盛语急。独孤及作论，往往论自己出，且立论新颖、深刻。其长于议论的特点，也反映在类似人物论的谥议中。而所作记（如《风后八阵图记》），议论亦在在有之。

独孤及今存送别序二十多篇，大都行文简而有法，抒怀、叙事转折自如。如《送韦司直还福州序》云：

远别非难，行路难；行路非难，相逢难。始者与吾子会于抚，以吾一日长乎子，子尝敦弟兄之好而不吾先。自云摇雨散，凡四悲秋而一会面，亦既道旧，别又继之，斯已可以怆矣。然君子患德之不逮，不患人不我知。吾子克慎厥身，以荷先大夫之覆露，贲然将命，为司直，被服文行而镞砺之，扬其家声，吾惟子之望。岂行迈与聚散，足贻志士之忻戚乎？是别也，只以歌咏贶吾子而已。

《送李白之曹南序》云：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诣公车，夕挥宸翰。一旦襆被金马，篷累而行，出入燕、宋，与白云为伍。然则适来，时行也；适去，时止也。彼碌碌者徒见三河之游倦、百镒之金尽，乃议子于得失、亏成之间，曾不知才全者无亏成，志全者无得失，进与退于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车桐门，将驾于曹。仙药满囊，道书盈箧，异乎庄舃之辞越、仲尼之去鲁矣。送子何所？平台之隅。短歌薄酒，击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风波，未始有极，哀乐且不足累上士之心，况小别乎？请偕赋诗，以见交态。

两篇送别序都立意高远，前篇叙别情而出以勉励之词，后篇安慰李白而出以通达之论。至于语言朗畅、明快，则为其共同特征。而后篇颇有李白送别序风味，只是行文完全以散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