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诗歌艺术及唐诗发展

李商隐的诗歌，大多显现出“深情绵邈”（刘煕载语）、“沈博绝丽”（冯浩语）的艺术风貌，而具有凄婉、缛丽的艺术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自与其政治上的沉沦不遇和感情生活的怅惘失意有关，更与他特有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艺术分不开。他学得《离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比兴手法，将难以明言的事实隐藏起来，而将其悲愤、感慨通过由典型物象和文字的色泽、音调共同构成的意象、氛围、境界显示出来。其创作艺术，则主要表现为：

一是诗中言志抒情，总带有感伤色彩。李商隐作诗，主要表现他对国事的忧虑和人生的不得意。其间有悲愤，有遗恨，有不平，也有怅惘和无奈、嗟叹和哀吟。除习惯于歌咏感伤题材外，他写其他题材的诗，也常显出心情的凄苦。如云：“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曲江》）“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二首其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他如写自己生平之“恨”难消，谓“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写对亲人的思念，谓“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亭寄怀崔雍、崔袞》）；写思妇之愁，谓“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日射》）。作《代赠》诗谓“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写《柳》谓“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写《落花》谓“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写《回中牡丹为雨所败》谓“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可以说，诗人咏物、咏史、咏怀，无论写到国事、身世，还是个人感情生活和自然景物，大多表现出伤感、悲凉、落寞的心情。就是作《骄儿诗》写骄儿之可爱，而言及自己经历时，也是感慨歔欷，出语酸楚。直谓“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当然，李商隐的诗并不是首首都带有感伤色彩，像《晚晴》谓“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写景状物、议论说理就显出诗人心情的轻松愉快。此外，还有些诗或径作愤词，或言冷语峭，或叙事作论，语气平和，都无感伤情绪可言。但这类诗较少。李商隐言志抒怀多带有伤感、怅惘情绪，加上用意深微而言之婉约，用事繁缛而设采艳丽，故其诗风偏于凄婉、缛丽一路。施补华说李诗“秾丽之中，时见沉郁”（《岘傭说诗》），便是对这一诗风的感性认识。

二是“寄托深而措词婉”（叶變语），或谓“寓意深而托兴远”（林昌彝语）。所谓“寄托深”、“寓意深”，是就李诗用意深微、寄托悠远而言；“措词婉”、“托兴远”，则指修辞艺术特点而言。大抵李诗措词婉、托兴远，表现形式有二。一即大量使用典故叙事、作论、抒情、寄慨。李商隐擅长四六文的写作，不但熟悉典故，而且精于用典。他在诗中大量用典，实是以骈文为诗的一种表现。所用典故，既有历史事实，也有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诗中有直接用史事代言现实中人和事的，如《重有感》“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就是用西汉窦融、东晋陶侃事，说刘从谏既已上表朝廷愿为诛灭宦官尽力，就应进军长安，见诸行动。《安定城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即借《庄子》寓言故事，表达诗人对猜忌者的愤恨。可见，李商隐用典往往将典故置于叙事、议论之中，或者说是借用典故叙事、议论，这样作的好处是避免忌讳，能比较充分地言志抒怀，话又说得婉曲含蓄。也有仅仅发挥典故的象喻功能，用古人古事作比，来显现诗人的情志意念的。如《旧将军》云：

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

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

就是用“故将军（李广）”被霸陵尉“呵止”事，比喻李德裕功高而被贬，借言李广事发不平之慨。《楚吟》“楚天长短（意谓反正、老是）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以及《寄令狐郎中》“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所言古人古事即诗人自喻之词。李商隐用典，多能沿用典故的本来含义，但出于表达感受的需要，也会活用典故。或翻出新意，如《嫦娥》写对女冠的寂寞、孤独寄予同情，即云：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或依据史事、神话传说的基本内容展开想像，使之生活化、情节化，这显然是受李贺的影响。如《海客》云：

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

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相赠。

《龙池》云：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皆是。他如《咸阳》谓“自是当时天帝醉”，《谒山》谓“欲就麻姑买沧海”，《重过圣女祠》谓“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都是就相关传说展开想像。和从人生感受出发“加工”、改造史事、神话一致，李商隐用典，还爱将不同的史事、神话组合在同一首诗中，构成完整的意象、意境。至于诗中迭用典故，征事广博以婉曲达意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一即巧用比兴，境界朦胧，情味含糊。前人论抒情诗，多以诗中情味含糊为美。而要做到情味含糊，则一要意象莹澈玲珑，不可凑泊。所谓“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着”，“可以目睹，难以求实”（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二要造境朦胧，不宜逼真。所谓“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三要说得含蓄。所谓“辞简意味长，言语不可明白说尽，含糊则有余味”（范德机《木天禁语·五言短古篇法》）。李商隐咏怀、抒情，寄托深而措词婉，多数诗都有造境朦胧、情味含糊的特点，而这主要是通过巧用比兴（包括用典隶事）完成的。如《锦瑟》写身世之慨，中间两联实写四种人生境遇和感受，就都是意象莹透，境界朦胧，情味含糊，不能坐实。《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用梦中与诸多仙人交往事，写自己人生得意、失意之事，也是出语迷幻，境界恍惚，所言何事，亦难确认。而《无题》四首，通过写失恋或求婚不得，写诗人“老女嫁不售”的失望情绪，所用典故构成的意象、场景和表达的情思，更是语语不离恋情，并不涉及本事。而描叙、议论，也以表达感受为主。如其一“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即用进一层写法，借刘彻求仙事，写目的难以达到的遗恨。由于只突出感受的强烈而不明言其事，读者既可依诗中字面意思视遗恨为相思之愁，也可以说诗人的遗恨是因令狐绹为相高不可攀而生。由于诗中意象莹透、造境朦胧、情味含糊，理解起来多有歧义，自有利于掩藏本事，纯以感受示人。

李商隐巧用比兴，婉转措词，除借用典故以成意象显现情思、感慨外，还善于用曲喻手法表达人生感受。如《天涯》谓“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日日》谓“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前诗写漂泊天涯的迟暮之悲，全从所言景象显出。首二句说春天身处天涯日斜之时，是从叙事中带出愁，其中“又”字最能显出诗人的愁苦无奈。末二句仍不直言其愁，而通过写耳闻莺鸣的感受来写愁。莺鸣自为好音，诗人言其为“啼”，且谓其“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可见其悲苦之甚。这种悲苦，原本存在诗人心中，是他移情花鸟的表现。钱钟书把末二句修辞手法称为曲喻，谓“诗人修辞，奇情幻想，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妆成眉目……以玉溪为最擅此。著墨无多，神韵特远。如《天涯》曰：‘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认真‘啼’字，双关出‘泪’、‘湿’也”（《谈艺录》）。意谓言“泪”、言“湿”，都因言“啼”而生，愈想愈奇。曲喻之妙，自是情味愈发含糊，神韵愈发悠远，而措词愈发婉约。后诗亦写愁苦之心。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感受奇特，读末二句始知乃愁绪无端所致。末二句仍用曲喻手法，“游丝百尺长”因“绪”而生，借有形之物写愁绪之深长。小诗写“茫茫身世”之感（姚培谦语），也显得情味含糊。

三是设采繁艳，词皆缛丽。李商隐的诗，特别是写爱情或托芳草、美人以寄意抒怀的诗，大都词采缛丽，所谓“艳情尤丽”（许学夷《诗源辨体》），或谓“义山诗寓意俱远，以丽句影出”（王夫之《唐诗评选》）。像众多《无题》诗和虽然有题而仍属无题的诗，由于“婉娈托寄，谜连比”（钱谦益《注李义山诗集序》），故用语绮密瑰妍，色泽艳丽。要指出的是，词虽缛丽，却无板重之嫌，原因是绚中有素，搭配得好。难得的是，诗中语词的绮丽总与意象的五光十色、情味的含糊、境界的朦胧同生同存，故读者读诗，未明其义，即被它所深含的难言之美所吸引。不但众多无题诗有如此审美效应，就是抒发身世之慨和写其他题材的小诗，如上引《天涯》、《日日》等，也是人见辄喜，因为它们也具有意极悲、语极艳而措词婉的特点。由于李商隐惯于使用史事、神话创造朦胧境界抒情达意，故所用语言多与史事、传说有关，如瑶台、碧城、凤巢、蓬莱、玉殿、云浆、琼树、兰丛、金莲、灵府、素娥、婵娟等，就显得高华典雅。又因为他“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有涉于篇什”（《上河东公启》），且乐于和善于用写男女情爱的方法表达政治上的诉求和苦恼，故其诗有辞藻秾丽、声调婉媚若艳词者。但李诗用语还有朴素、平淡的一面，不但《行次西郊作》言语朴拙，不事雕饰与所写萧索景象一致，就是一些寄慨、抒情味浓的小诗，也有用语浅近、平实的，如云：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梦泽》

君王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www.xing528.com)

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

——《宫辞》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夜雨寄北》

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

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悼伤后起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

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

——《忆梅》

数诗意味深长，多含而不露，而用语明白如话。《忆梅》直以俚语“定定”入诗，却恰到好处地显露出诗人滞留天涯、久不得调的愤懑。

李商隐的诗歌，大多带有伤感色彩，寄托深而措词婉，设采繁艳，风格凄婉、缛丽。少数诗歌另有风格，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韩碑》所显现的雄健特色。《韩碑》称美韩愈《平淮西碑》文，意在肯定唐宪宗、宰相裴度等人平定淮西的历史功勋，用以讽诫西北藩镇的怙恶不悛。诗咏韩碑，笔法即学碑文，不但叙事简明，而且以气运词，句奇语重。如“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等，真可谓“笔笔挺拔，步步顿挫，不具作一流易语”（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语）。除奇雄、挺拔如韩诗外，李商隐诗还有风格类似长吉体的。如《海上谣》云：

桂水寒于江，玉免秋冷咽。

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

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

借得龙堂宽，晓出揲云发。

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

云孙帖帖卧秋烟，上元细字如蚕眠。

此诗讽刺世人的求仙行为，用的是象喻手法。想像奇特，形象跳跃，用字奇险，风格奇诡幽峭。与此诗风格相近的，还有《射鱼》、《海上》、《李夫人》、《景阳宫井双桐》等诗。至于用字狠重奇险如李贺者，则时见于篇。如“老忧王室泣铜驼”之“泣”，“蜡烛啼红怨天曙”之“啼”，“芳根中断香心死”之“死”，“玉骨瘦来无一把”之“瘦”等，皆是。

李商隐诗歌艺术特色的形成，除受到韩愈、李贺诗风的影响外，还受到梁、陈宫体诗风和南朝民歌的影响。但对他影响最深、致使其在唐人中另开一境、自成一体的，是屈、宋辞赋和杜甫的近体诗。屈、宋，特别是屈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离骚》情思愁怨、比兴手法（突出特点是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和惊采绝艳之辞的取用。对杜诗的学习，则兼得其艺术精神和艺术技巧。故王安石晚年“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大抵李诗受杜诗影响最深的是七言律诗。此类诗或忧念国事，或慨叹身世，感事托讽，即景见情，虽设采繁艳，而“秾丽之中，时见沉郁”。除辞采缛丽外，包括用典叙事、寄慨在内的多种修辞手法都出自杜诗。如何焯所说：“晚唐中，牧之、义山俱学子美。牧之豪健、跌宕，不免过于放……不如义山顿挫、曲折，有声有色，有情有味，所得为多。”（《义门读书记》）要说明的是，义山学杜是为我所用，故其诗于沉郁顿挫之外还有“有声有色，有情有味”的特点。这样，他才能继杜甫之后，再一次极大地丰富七言律诗的表现艺术，增强其抒情功能和美学意蕴，为唐诗发展作出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