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文论主张与辞赋、古文——文学史书中的中国文学

杜牧是晚唐优秀的古文家。洪亮吉即谓“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惟韩、柳、小杜三家”。又谓“杜牧文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于韩、柳，诗不同于元、白，复能于四家之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北江诗话》卷一）。杜牧古文独成一家，与他特有的文论主张分不开。

杜牧论文，一是赞赏韩、柳古文之妙，所谓“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读杜韩集》）。“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对韩愈推崇的孟子和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贾谊、刘向、扬雄等人的文章，持肯定态度。

二是其道德修养和人生价值观念以儒家理念为宗，故为文追求以儒学为本的艺术精神，论人文章，必以仁义作为立意、持论、明理的最高标准。如说李戡“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又肯定他人文章“旨意所尚，皆本仁义而归忠信”（《上宣州高大夫书》）。

三是主张为文当有为而发，或颂扬功德，或讨论现实社会问题，或言其志。他自己作文就目的明确，所谓“某少小好为文章……伏以元和功德，凡人尽当歌咏纪叙之，故作《燕将录》。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处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辈，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处士序》。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上知己文章启》）

四是认为作文以意为主，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所谓“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阛阓，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答庄充书》）。有学者断言此说与韩愈讲文以明道有矛盾，甚至认为杜牧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取代韩愈的文以明道，其实并非如此。韩愈是从古文功用角度立论，杜牧是从古文创作艺术角度立论；前者说得概括，后者则从古文艺术构思入手探讨如何文以明道的问题。王夫之深知杜牧之意，亦谓“无论歌诗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姜斋诗话》下）。

受文论主张的影响，杜牧为赋为文，都有义归儒学、感时愤世、有为而发，和在写作中以意为主，讲究辞彩、章句之妙的特点。

杜牧《阿房宫赋》，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体文赋。它针对“宝历间大起宫室，广声色”的现实，借秦朝灭亡的教训警诫当时统治者不可因荒淫享乐误国。赋入手就先声夺人，以高度的概括力写出始皇统一天下的气概和阿房宫出现的背景。“蜀山兀”一句，既显出阿房宫规模的宏大，也写出工程营建的艰难，其间已经包含着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人民的同情。接下来，作者以夸张笔法极写阿房宫的宏伟壮阔，极写宫中生活的豪华奢侈，然后转入议论，言秦王如此穷奢极欲必然“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以致“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写阿房宫由宏壮巨丽成为一片焦土，形象而又深刻地表现了秦朝的盛衰变化。故最后一段就阿房宫说开去，讲到六国、秦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各爱其人”。并警告说，对于秦“族灭”的教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阿房宫赋》用铺陈、排比手法写宫女众多：

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

写阿房宫的堂皇：

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www.xing528.com)

前引一段连用六“也”字，极写宫女服饰之盛，也写出了她们的不幸，突出的是秦王的骄奢淫逸。后者把宫室结构的宏伟和农夫、女工的形象联系起来，不但比喻生动，还曲折地谴责了统治者的不恤民力。这些排比句和赋中一些夸张性的描写，使得全文极富气势。赋作以气运词，造句新奇，措词流丽，纳骈入散或纯用奇句作论，句法富于变化，以及虚词的大量使用，都显出以文为赋的特点。

杜牧古文与韩、柳古文同有以儒家仁义为最高境界的艺术精神，但艺术风格不同。杜牧“业儒学”是为了“成功立事”，不像韩愈那样志在接续儒学道统，致力于挽狂澜于既倒。杜牧和韩愈都借重儒学来解决社会问题，杜牧偏于用儒术解决现实政治、军事以及财赋问题，不像韩愈偏于用儒道挽救道德危机，施行教化，培植士人人格精神。相比之下，杜牧解决的问题更为实际。纪昀等称“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一《樊川文集》），大体是对的。惟“奥衍”应该理解为深切、平实，不可理解为深奥、含蓄。杜文实用性强，唯达意是求，其言理论事多径遂直陈，说得明白、透彻，论证其说好引古今事例。谓其古文“纵横”恣肆，多气势之美，是不错的，说它文意深奥（或高深）似不切实际。如其《罪言》论朝廷当如何处置山东事，就是结合山东地理形势及朝廷自元和以来的对策，摆事实，说意见。陈策建议，尽是直言明言。又如其《原十六卫》探求十六卫之“原”，从唐踵隋制说起，也是以史为证，把观点说得十分清楚。至于《战论》、《守论》都有直言作论之针对性，且作论多用问句引入，有问必答，答辞无一含糊语。《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实乃告语之作，皆倾心吐腹内语。语带锋芒，如同诤言。所用文字可谓易道易晓，用语浅近，表述方法也没有太多的讲究。

无论和韩文奇崛、恣肆而又善于抑遏蔽掩相比，还是和柳文雄深雅健、曲折道来相比，杜文都显得平易、明快。除词尽意达、说理明白以外，杜牧说理文引人注目的尚有识见美、气势美。杜牧读书多思，故其论人论事多有识见，《论相》言秦、隋相士并不“善相人”，《三子言性辩》言荀子性恶说较孟、杨之说为优，《塞废井文》言废井当塞，《题荀文若传后》言“文若之死宜然”，皆论自己出，一扫旧说。当然，杜牧论文中的识见更多的是他处理政事的意见，这些意见多切实可行，有的实与时相施政用兵谋略相合。

又《李贺集序》实为一诗论文字。《序》不但用众多富有形象美的比喻引人想像李贺诗歌“其态”、“其情”、“其和”、“其格”、“其勇”、“其古”、“其色”、“其恨怨悲愁”、“其虚荒诞幻”的审美境界，还指出了贺诗作为“《骚》之苗裔”较之《骚》“理虽不及，辞或过之”的特点，以及贺诗取材、构思奇古的原因，乃“其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他对贺诗的认识，自为探本之论，称其为高见卓识，似不为过。

杜文的气势美主要表现为笔力强健。其《守论》被宋祁采入《新唐书·藩镇传》，据说欧阳修使其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曾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杜文笔力如何，请读《守论》首、尾文字：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铁钺钝，含引混贷，煦育逆孽，而殆为故常。而执事大人，曾不历算周思以为宿谋，方且嵬岸抑扬，自以为广大繁昌莫己若也。呜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顿颠倾而后为之支计乎？且天下几里？列郡几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数百，金坚蔓织，角奔为寇，伺吾人之，天时之不利，则将与其朋伍，罗络郡国，将骇乱吾民于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壮，不图擒取，而乃偷处恬逸、第第相付，以为后世子孙背胁疽根，此复何也？……

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

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守论》实为一史论。首段自设一问引出今日天下形势险恶之状，“干戈朽”数句，句短字重，触目惊心。说“执事大人”态度，直述已带出作者愤愤之气，再来一声叹息，连用两反问句点出其态度的实质所在。再由国家力量有限，说到河北藩镇伺机而动“将骇乱吾民于掌股之上”的危害，进一步指出今日国家强盛还“不图擒取，而乃偷处恬逸”，实“以为后世子孙背胁疽根”。本来出语直截、尖锐，再来一问“此复何也”，看似锐气减弱，实是更为沉重的一击。意谓如此“以为”，就不仅仅是“不知”或“后为之支计”了。后段也是直言、尽言，把问题实质说得脱皮露骨（如说大历、贞元间对河北的政策是“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而且出语激愤（如说“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至于末句兴叹，实是点出全篇立意所在。欧阳修称此文有“笔力”，他作《五代史》传叙，就曾学习此文显现笔力的一些修辞手法。

杜牧说理除平实、明快，笔力雄健外，行文还习惯于博引史实以为论据，这自然与他熟悉历史有关。就写作艺术言，则是继承儒家说理散文艺术传统的表现。与此相关，其说理文还有好举实例以作论证的特点。如其《上宣州高大夫书》，驳高氏“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说子弟之贤和并非“（子弟）科第浮华，轻薄不可任用”，所举两类人物都有几十名之多。和说理博引史事、时事以证的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一致，杜牧作传和墓志铭，取材亦多，叙事亦求其详。即如其《自撰墓志铭》，虽说生平要事仅言“某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出人”及注《孙子》事，但记将死之梦却花了许多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