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生平、思想和诗歌主张的概述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卒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除最后八年身经安史之乱外，他一生基本上是在唐代“盛世”度过的。

关于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照李白的说法，他应是西汉名将李广的二十五代孙。从唐人有关记载可知，他的祖先是在隋末因罪“谪居条支”或“被窜于碎叶”的，故其出生地可能在条支或碎叶。条支、碎叶均属西域，而同属西域的碎叶有三处之多。李白究竟生于何处，实在难以定夺。从学者们的讨论来看，似乎出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的说法较为可信。

从五岁到二十五岁（705—724），李白在蜀中读书、习剑、任侠。一方面遍观百家之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另一方面又喜好剑术，以侠自任。在此期间，他曾与东严子隐居岷山之阳，向善为纵横学、任侠有气的节士赵蕤从学一年有余，还曾“任侠，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李白怀着“四方之志”，辞亲远游。他经长江三峡来到江汉平原，在江陵见到与陈子昂、卢藏用等同为“方外十友”的茅山派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然后漫游荆、湘、江、浙一带，定居于安陆。在与故相许圉师孙女成婚后，他在安陆过了大约十年。在安陆，他曾多次干谒当地官员以求援引，事未成，反而得罪安州刺史，以致“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大约在开元十九年（731），李白初入长安，隐居终南山。他希望得到玉真公主和驸马张垍的荐引，结果事与愿违，却遭到斗鸡之徒的凌辱。于是西游邠州、坊州，继而应元演之邀，与他同隐嵩山。不久回到安陆，又出游江夏、南阳等地，并与元演同游洛阳、太原，同到随州访问道士胡紫阳。夫人去世后，李白于开元二十八年（740）移家东鲁，客居任城。不久即与孔巢父、韩准等人隐于徂徕山，日以沉饮为事，号称竹溪六逸。

从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742—744），李白在长安待诏翰林。唐玄宗征召李白，是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据说玄宗初见李白，礼遇非常，但不久就遭到张垍等人的谗毁。因为青蝇间白，“帝用疏之”，为纾忧解愁，他便“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李阳冰《草堂集序》）。可能玄宗认为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不宜作“近臣”，于是赐金放归。待诏翰林，是李白一生引为荣耀的辉煌经历，放归山林使他在仕途上一蹶难起，但他仍然长期对为君所用抱有希望。

李白离开长安，在齐州紫极宫，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虽然入了道士籍，可是重入君门之心并未泯灭，这正是他“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雄》）耐心等待机遇的重要原因。此次漫游，以梁园、东鲁为中心，南至吴越，北上幽燕。特别要提到的，一是他与杜甫在将近两年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二是天宝十一载（752）冬天，他在幽州见到安禄山的反叛迹象，为国将有大难不胜忧虑。

安史乱起，两京失陷。李白携宗氏夫人由梁园西上华山，接着南下宣城、溧阳，到越中避难，继而隐居庐山屏风叠。当永王李璘率水师经过浔阳时，李白应邀成了他的幕僚。他是怀着“誓欲清幽燕”的宏愿踏上李璘战船的，谁知从此卷入上层统治者内部斗争的漩涡。李璘被杀，李白入狱。幸亏宋若思等人营救，才免一死，终被流放夜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李白在流放途中（奉节白帝城）遇赦，返回江夏，后又重到浔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一带。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征东南的消息，兴奋不已，主动要求从军，为平定史思明之乱尽力，可惜因病半道而还。第二年冬天，竟一病不起，卒于当涂。(www.xing528.com)

李白年轻时就为自己确定了人生目标和处世方式。概括言之，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具体说，则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为王佐之臣，建不世之功，然后功成身退，这便是李白的人生方案。联系他不屑于通过科考步入仕途（可能与他作为“刑家之子”和出身“工商之家”难以应试入仕有关）而热心隐逸以求名震士林为君王所知，和由这种做法显现出来的宏大抱负、强烈的自信心、张扬自我的为人风格以及不循常规的思维方式，可见李白实乃盛唐一位高自标置，而为人豪迈、不守故常的人物。其所以如此，固然与他生活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长歌行》）这样一个生机蓬勃、催人向上的时代有关，但也离不开多种思想对他的影响。

在李白思想中，明显含有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以及法家、释家的思想质素，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思想。李白对儒家思想的吸纳是有选择的，主要接受的是儒家有关大同理想、王道仁政的观念和积极用世、建功立业、忧国忧民、安邦济世的精神。他崇仰儒家圣人尧、舜、孔子，但更钦佩历史上以大才大智富国安民的大臣；他歌颂儒学的伟大，却唾弃迂腐、冬烘、不能为时所用的儒生；他赞成遍览五经举其大略、观其大义的学风，反对只知在字句上探讨经义的章句之学。

李白一生所交道友甚多，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很深。这种影响，既表现在他取用老庄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王道仁政来构建其政治理想上，也表现在他对人生方式的选择或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中。至于其文化心态的形成、人生艺术精神的确立，以至审美趣味的产生、思维方式的变换，表现尤为突出。要指出的是，道教，特别是茅山道派对李白的影响，主要是它热心帝王之术，参政意识强烈，以入世为本、出世为迹的传统，和以元化之道决定天运盈缩、万物变化的观念，以及顺应天运盈缩的循环规律而确定出处行藏的思维特点，而不是炼丹、服丹之类的求仙之术。

在李白思想中占有一定分量的，还有出于战国策士的纵横家思想和出于豪侠之士的侠义思想。他“性倜傥，好纵横术”，喜谈王霸之道；立论“恒殊常调”，好作大声壮语；自信、自负、自尊，而又“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热衷于游说、干谒，渴望一鸣惊人。他“少以侠自任”，重然诺；轻财好施，存交重义；隐以待出，总想风云际会，乘时而为，然后功成身退。这表明纵横家思想和侠义思想对李白人生理想、处世之道和个性特征的形成，都起过重要作用。

李白志向高远，主体意识强烈，为人狂放不羁，显得超旷、洒脱。在他身上有儒士气、道士气、隐士气、侠士气、策士气，集中表现为豪放飘逸的诗人气质。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所以为白之真原也矣。”（《最录李白序》）可见李白其“心”、其“气”即其思想灵魂、气概风骨，乃是多种思想交相为用的结果。其实，这种博采众说，不拘一家的思想修养方法所带来的综合效应，不但显现在李白的人生艺术精神中，还显现在他的诗论主张和诗歌创作风格中。

李白是继陈子昂之后又一位自觉以改革唐代诗风为己任的诗人，二人复古以求新变的改革方式大体相同。李白在《古风》其一中，说要像孔子修《春秋》那样总结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是借对历代诗歌的评价为唐诗发展指明方向。又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那么，究竟什么是李白所要复兴的“古道”和通过复古所要开创的诗风呢？从他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本事诗·高逸》），以及“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古风》其三十五），可知他要恢复的是《诗经》大雅正声关注社会政治现实问题的传统、兴寄深微的艺术特性，和诗歌风格的自然、“天真”。而从他宣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和肯定盛唐诗人“乘运”“跃鳞”以变诗风（《古风》其一），以及盛赞韦太守诗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汪夏韦太守良宰》），可见他倡导的诗风，是以“文质相炳焕”的艺术风貌和“清真”、“天然”的审美属性为必备条件的。显然，这种诗论主张和审美要求，与盛唐诗歌发展趋向一致。就李白而言，他能提出此类见解，自与其本于儒学的社会观，本于道家、道教的宇宙观对其文化心态、审美趣味的形成所起的支配作用密不可分。像《古风》其一，不要说思想观念，就是诗的构思和表述方式，也受到茅山道派天运循环、当乘时而为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