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中国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年轻时豪放任侠，十八岁始折节读书。传说他入京应试，尝于闹市用重金购胡琴一把，并约围观的人到他寓所听琴。次日他当众摔碎胡琴，将其平日所作诗文分发众人，自此名噪京都。这故事倒很符合子昂早年为人的特点。他二十四岁中进士第后，上书武后，得授麟台正字，三十三岁官右拾遗。曾在二十八岁和三十八岁时两次从军赴边，前随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后随武攸宜征讨契丹。四十岁归隐故乡，四十二岁时，武三思阴嘱县令段简，将其害死在狱中。

陈子昂“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自伏羲神农之初，至于周、隋之际，驰骋数百年，虽未得详，而略可知也”（《谏政理书》）。长即“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三十五），欲干一番事业。得到武后召见后，写了不少痛陈时弊、提出改革建议的奏章，“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极谏酷吏之害；武后欲黩兵，而子昂极谏丧败之祸；武后欲歼灭唐宗，而子昂请抚慰宗室。甚至初仕而争山陵之西葬，冒死而讼宗人之冤狱，皆言所难言，如枘入凿”（陈沆《诗比兴笺》）。此外，他还指斥武后耗财佞佛，说她外有信贤之名，而内实有疑贤之心。由于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他在做右拾遗时便“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志”（卢藏用《陈子昂别传》），经过两年的冤狱生活后，他又振作入边。武攸宜征契丹时，指挥不当，前军失利，子昂提出将兵万人出击以扳回败局，攸宜不但不允，反把他降为军曹。从此，他对武周政权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其《与韦五虚己书》云：“仆尝窃不自量，谓以为得失在人，欲揭闻见，抗衡当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谬异于此望者！”“夫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汩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于是他由斗士变成了隐士。综其一生，释、老、儒家以及纵横家思想都曾对他产生过影响。

陈子昂的文学革新主张主要见于《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序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从陈子昂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可以看出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是：一，对晋以来五百年柔弱不振的诗风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们“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只求词藻轻艳而不及讽谕。这显然是从诗应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和发挥社会作用这个角度立论的。二，标举汉、魏风骨，提倡风雅精神，以此作为唐诗奋斗的目标。汉、魏风骨，主要是指“建安风力”，他提倡这种风格，是要用它取代初唐诗坛流行的齐、梁余风。风雅精神，指《诗经》以来诗歌创作中的写实精神。他理想中的诗歌是“骨气端翔”，既具风骨，又气势飞动，而且音调顿挫，感情波澜起伏，作品光彩明朗、皎洁；做到既要有现实内容，又有完美的艺术形式。他把建安、正始诗歌奉为楷模，口号是复古，实质是要革新。因为他的主张有破有立，故号召力强，影响很大。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他的理论主张是一致的，其诗以五古成就最高，诗风慷慨悲凉，善于使用比兴手法，用语质朴而寄托深远，代表作为《感遇》三十八首。

《感遇》从形式到内容和表达方法，都受到阮籍《咏怀》的影响。组诗并非写于一时一地，内容比较丰富、复杂。有的揭露和抨击武则天时期的种种弊政，如斥责武后大肆兴建庙宇、大兴冤狱、不赏边功等等，与他上表言事的内容一致。有的表现自己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和愤慨。有的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生活，这都是由于理想破灭，在现实中看不到出路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如《感遇》十九：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天授元年（690），和尚法明编造《大云经》，诡称武后是弥勒佛降生，应取代李唐称帝。武后借助佛教为其称帝制造舆论，于是大兴土木，修造宏伟精丽的佛像、寺庙。当时狄仁杰上疏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绘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张廷珪亦谏阻武后修造大佛像，希望她“行彿之意，务以理为上”（《旧唐书·张廷珪传》）。据此可知这首诗实为一首写时事的政治诗，它的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又如《感遇》其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此诗以孤独生长在空寂山林中的兰若自比，写其无人欣赏，岁华摇落，芳意无成，抒发诗人理想破灭的遗恨和苦闷。这当然是有“兴寄”的诗。子昂《感遇》格调兴味绝似阮籍《咏怀》，意多在言外，旨无专属。又有如郭璞、如左思、如陶潜处，较之“四杰”，更多一份“古”气，使得唐诗出现一新气象。

他的《登幽州台歌》感慨尤为深沉，可谓千古绝唱。诗云：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此诗首二句虽是借用前人语句（南朝宋武帝用过），但和下二句融为一体，很好地表达出了诗人处于非常时期的心声。《陈氏别传》说子昂自请分兵出击契丹，结果武攸宜“谢而不纳”。他日又提出请求，攸宜竟降其职。子昂“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诗人独立蓟北楼上，想到古代君臣风云际会，而自己半生坎坷，深感生不逢时，是报国之志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他不禁流下泪水。诗的前二句就时间言，“古人”、“来者”都是指真正爱才、识才、用才的君王或主事者。诗人胸怀失意之悲，面临无际原野、空旷天宇，便有天地悠久、人生短暂而知音难逢的感叹。诗以“不见”带出“独”，把诗人不能为人所用、为世所容的悲哀和愤懑写得十分充分。诗人感慨深，但诗中又未细说引起感慨的原因，只是说到他面对无限时间、无垠空间所产生的孤单感，所以此诗容易引起古代许多失意者的共鸣。

陈子昂的五言律诗不多，但有佳作。如云：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www.xing528.com)

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

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

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度荆门望楚》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

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

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

如何此时恨，噭噭夜猿鸣。

——《晚次乐乡县》

故人洞庭去，杨柳春风生。

相送河洲晚，苍茫别思盈。

白已堪把，绿芷复含荣。

江南多桂树，归客赠生平。

——《送客》

《度荆门望楚》写诗人出蜀进入江汉平原见到的阔大景象，言语中流淌出半是激动半是自得的心情。《晚次乐乡县》以景写情，所写之景，无不带有诗人日暮孤行黯然思家的情感印记。《送客》也是以景写情，用景物描写创造一种“别思”盈盈的氛围。诸诗皆律中有古，寓意于景，设色妍丽，但又显得古淡遒劲，而有清雄之美。

陈子昂的诗已去掉六朝诗的脂粉气，可以说是齐、梁诗风和盛唐诗风的分水岭。但他的诗过于古直，对六朝以来所积累的艺术经验汲取极少，未写过七古、七律。陈子昂起衰振靡，开一代正声的功绩在唐诗发展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为李、杜攀登高峰开创了道路。陈子昂诗歌的特点和影响，诚如高棅所说：“公之高才倜傥……文不按古，伫兴而成。观其音响冲和，词旨幽邃，浑浑然有平大之意，若公输氏当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王、卢之靡韵，抑‘沈、宋’之新声，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

陈子昂还是唐代散文复古的先行者。陆希声即谓“唐兴，（为文）犹袭隋故态，至天后朝，陈伯玉始复古制，当世高之”（《李观文集序》）。其复古主张和文章风格受到过古文家萧颖士、李华和韩愈等人的肯定。其文“虽博雅典实，犹未能全去谐靡”（《李观文集序》），具体说，则“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

子昂书、疏之作，言事慷慨激昂，说理明快、深刻，出言凌厉、峻直，个性特征突出。句式则骈散兼用，或奇或偶，以气为主。代表作有《谏灵驾入京书》。弘道元年（683），唐高宗李治崩于洛阳贞观殿，睿宗李旦随即下诏将其灵柩运回长安安葬（武则天不赞成）。陈子昂此年中进士第，尚未授官，见诏而上此书。“时皇上以太后（武则天）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拜麟台正字。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陈氏别传》）其书有云：

臣闻明主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时；有非常之时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后危言正色，抗议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岂徒欲诡世夸俗，厌生乐死者哉！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故审计定议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时，遇非常之主，言必获用，死亦何惊，千载之迹，将不朽于今日矣！……

臣闻秦据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假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宝。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长辔利策，横制宇宙。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

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赖以宗庙神灵，皇天悔祸，去岁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饿之馀，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谓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犹可哀伤。

陛下不料其难，贵从先意，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况山陵初制，穿复未央，土木工匠，必资徒役。今欲率疲弊之众，兴数万之兵，征发近畿，鞭扑羸老，凿山采石，驱以就功。但恐春作无时，秋成绝望，凋瘵遗噍，再罹饥苦。倘不堪其弊，有一逋逃，“子来”之颂，其将何词以述？此亦宗庙之大机，不可不深图也。况国无兼岁之储，家鲜匝时之蓄，一旬不雨，犹可深忧；忽加水旱，人何以济？陛下不深察始终，独违群议，臣恐三铺之弊，不止如前日矣！

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圣人包六合为宇。历观邃古，以至于今，何尝不以三王为仁，五帝为圣。故虽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百王之鸿烈，作千载之贞规。然而舜死陟方，葬苍梧而不返；禹会群后，殁稽山而永终。岂其爱蛮夷之乡而鄙中国哉？实将欲示圣人之无外也。故能使坟籍以为美谈，帝王以为高范。况我巍巍大圣，轹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独秦、丰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园寝？陛下岂可不察之？愚臣窃为陛下惜也。

陈子昂认为将高宗“梓宫”西迁京师“计非上策”，固然有迎合武则天意图之嫌，但所陈理由和他勇于上书非议诏书的行为，却反映出他胆识过人。书中以“明主”、“烈士”对言，说作者上书态度就理正词壮，显出其忠勇、果敢的气概。下说“灵驾”不可西归的理由，既说民众不堪重负（关中顷遭荒馑，民生艰难），又以三王五帝为例言其不必西归。后又说洛阳景山形胜宜为帝王陵寝，说灵驾西归、舍洛阳而不顾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或今或古，时正时反，可谓严密、周全。又叙事说理，笔带感情，时时出于诘问、慨叹之语，如说陛下当用其言，即一再谓“陛下不深察始终，独违群议，臣恐三辅之弊，不止如前日矣”，“陛下岂可不察之？愚臣窃为陛下惜也”，“陛下何不览谏臣之策、采行路之谣、谘谋太后、平章宰辅，协苍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岂不幸甚”，“愿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议遂行，臣恐关陇之忧，无时休也”云云。真是“敢触龙鳞”而“言多切直”，气势逼人。子昂谏诤之辞，大多如此。它们上承汉初文风，下起唐初文风之衰，对唐代古文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