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文学发展: 合流趋势

开皇元年（581），杨坚（541—604）废周自立，建立隋王朝。开皇七年（587）灭后梁，开皇九年（589）灭陈，结束了西晋以后长达二百余年的分裂局面。杨坚统一中国，十分有利于南北文风的融合，可惜隋朝历时甚短，南北文风尚处于合流阶段，就灭亡了。

杨坚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父祖以上数代仕于北朝，他出生在久已鲜卑化的汉人家庭，称帝前已官至北周相国。因而他执政后采取的文化政策，立足于北朝较为发达的主流文化（主要是山东文化），但对南朝文化并不严加排斥。史载杨坚“素无学术”，“又不悦诗书”（《隋书·高祖纪下》）。他本来就不重视文学，只是出于实用政治的需要，对崇尚浮华的文风十分反感，一再下诏去华从实。《隋书·文学传》即云：“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如开皇四年（584），就诏告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所上文表华艳，即付有司治罪。治书侍御史李谔（北齐时为中书舍人、北周时为天官都上士）认为当时文风轻薄，上书请革其弊。书中有云：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上隋文帝论文书》(www.xing528.com)

李谔书中说的“江左、齐、梁”之弊，不单涉及齐、梁之诗，还涉及辞赋、骈文。所说文风之弊，主要指作者为文只求表现形式的巧妙和语言的华丽，而不顾及内容的实在、有用。李谔认为要端正文风，就应遵循“大圣之轨模”，即诗文之作应当为“政”所“用”，作者应该“关心”“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可“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显然，李谔是从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出发，来思考隋代文风的走向的。李谔对江左、齐、梁之弊的不满，和对传统儒家文学主张的坚持，从本质上说，是北朝文士自觉抵制南朝文风这一传统在隋代的延续，反映出北朝固有文风欲在新的王朝得以流行的情势。而这正符合隋文帝杨坚的文化心态，符合其治政“斫雕为朴”的理念，故李谔所言为其所用。隋文帝力革浮华，客观上有利于北朝固有文风的延续和对南朝文风的抵制，在一段时间内也曾收到效果，就连“属文为庾信体”的晋王杨广，为了迎合其父，也曾“有非轻侧之论”。但是，文学的发展自有其规律，终非行政命令所能改变。再者，南朝文风有其弊端，也有其优胜之处，必然会在新的王朝传播开来，为众多的人所接受。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前，处处迎合其父其母，以得其欢心，为走向权力之巅铺路。文帝尚节俭，他便不蓄声伎；文帝戒浮华，他便“非轻侧”。登基之后，文风即变。不但重用南朝文士为臣（与文帝重用北朝文士为臣不同），还亲作侧艳之诗，提倡齐、梁诗风。

由于隋代文士的主要成员来自北朝和南朝，而两代君王的文化政策和文学主张，对南、北文风的延续都有过支持，故隋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北朝文学和南朝文学的合流，尚未进入融合状态，更未因融合而产生兼具南北之美的新文学。由于自北朝入隋的作家有受南朝文风而有成效者，而炀帝公开扶持南朝文风在后，且较之文帝的提倡北朝文风更为有力，故隋代文学发展虽呈南北文风合流之势，终以南朝文风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