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与俗文学的发展

在唐代，骈文、散文的兴盛仅次于诗。清人董浩等编的《全唐文》共一千卷，就收文一万八千四百多篇，著录作家三千余人。唐代骈文的发展略如前述。要指明的是，有唐一代，骈体文从未退出过文坛，不过一直处在新变之中。它的不断创新求变，不但增强了自身的艺术生命力，也对唐代散文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初、盛唐基本上是骈文盛行的时代，散文生存空间很小。但随着骈体文风的演变，散文发展出现了难得的新变势头。由于初唐文坛重要作家多为陈、隋词臣，作文惟骈体是用，自在必然。纵然高祖下诏令陈直言，太宗反对文体浮华，终未能改变骈体无所不用的局面。即使如此，散体文并未绝迹。即如太宗，虽学庾信为文，其《问魏徵病手诏》等，却全用散体。一般文士用书信和其他文体作文也有纯作散体的，只是数量甚少，整个散文发展尚处于潜滋暗长的状态。初唐最早出现的散文家是王绩。高祖、太宗时，有些臣子如姜謩、孙伏伽、萧瑀等所作公牍文和应世之文也用散体。其中，马周的奏疏（代武人常何作）最为著名。章炳麟即云：“马周所作章奏，摹拟贾太傅《治安策》，于散体中有骨力。唐人视周为策士一流，不与文学同科，实亦散文之滥觞也。”（《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初唐所修八种史书，自为著述散文。其主编如魏徵等人的奏疏、书、序、碑志，亦骈亦散，或谓纳骈入散。所用“对句”亦非的对，只是句式大体整齐，语言尤其明白、流畅。

初、盛唐之交，对散文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陈子昂。王绩、马周用散体，多适意而为，并非自觉行动。陈子昂高呼“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修竹篇序》），实于诗、于文都有惩弊维新之意。其最大贡献，是指出了文体、文风改革方向，要求去浮靡，求雅正，恢复汉、魏以前的散文传统。在理论上具有导向意义。故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子昂之文，“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陈拾遗集》）。受陈子昂的影响，其友卢藏用的叙事文如《陈子昂别传》、《纪信碑》，以及书、序之作，或全为散体，或散中带骈，用语无不浅显、明白，行文简洁、平实，有疏朗、朴淡之美。就在陈子昂提倡诗文复古之时，朝中不少骨鲠之臣所上奏疏多有明快、泼辣之风。如狄仁杰《谏造大像疏》、朱敬则《请除滥刑疏》、韦嗣立《省刑罚疏》、辛替否《陈时政疏》等，或纳骈入散，或纯作散体，都立论正大，说理透辟，直言尽言以至挟愤带恨。如辛替否《谏造金仙、玉真两观疏》，摆事实，讲道理，情绪激昂，全不用典，亦不刻意求对，更不讲究词藻华丽，抽心作论，径遂直陈。所言直为韩愈《论佛骨表》所本。

与陈子昂同时用散体作碑颂文的著名作者有富嘉谟、吴少微。《旧唐书·文苑传》云：“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富吴体”的出现和武周时期奏疏的气盛词壮，以及陈子昂提倡散文革新，都不是孤立现象，它们是当时散文革新思潮涌动的产物，是唐代散文发展中的星星之火。

天宝年间，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和元结等人，一方面受到开元以来崇尚经术、厌弃雕琢文学风尚的影响，同时出于应对国将大乱所出现的政治、文化、道德危机的需要，大力提倡散文复古，主张文当本于经术而“言道”，认为贾谊“文词最正”、陈子昂“文体最正”。这些主张也体现在他们的散文写作中。其中元结之文成就最高，欧阳修就说：“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集古录跋尾》卷七《唐元次山铭》）

天宝、建中以后，梁肃、柳冕等人继续推动散文复古，并将它和当时的思想、道德重建结合起来，以突出散文改革的现实针对性，对后来者很有启发。尤其是柳冕讲的兴三代之文和学圣人之文当学其道的观点，直为韩愈所用。可惜他意虽复古而力不足，特别是创作能力有限，故收效不大。(www.xing528.com)

唐代散文发展的高潮，出现在贞元、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实际上是对散文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和文章体裁、文学语言的革新。由于他们吸收了天宝以来散文革新的有益经验，能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较为合理的革新主张，同时在创作上获得丰硕成果，因而中唐古文成就辉煌。此时，不但古文成了一般文士言志、应世常用的文体，就连制诰和平行公文的写作也受到它的影响。比较优秀的古文作者有李翱、皇甫湜、沈亚之，以及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吴武陵等人。

中唐以后，学韩而卓有特色的古文家有杜牧。晚唐刘蜕、孙樵为文讲究“意深”、“辞高”，他们学得韩文的奥峭，文气不弱。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直面现实，多愤世、刺世之文，其艺术精神实与韩文相通，只是规模、体制、气魄和表现艺术的多样性、巧妙性远不及中唐古文。

唐代小说称为传奇，是在六朝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兴盛和繁荣，与唐代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扩大有关，与科举制度下行卷风气的流行有关。初唐、盛唐的传奇，明显地带有六朝志怪小说的痕迹。中唐是唐传奇的极盛期，素材多来自现实生活。叙述宛转，文词华艳，人物形象鲜明，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晚唐志怪倾向抬头，传奇数量虽多，成就大不如前。唐传奇属于文言小说。唐人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十分讲究。除借用史传文体特征外，还广泛吸收了古文、辞赋、诗歌的表现艺术。不少作品除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还表现出情韵美、境界美。

唐代通俗文学比较发达，影响较大的有变文、话本和俗赋。变文属于说唱文学，兼有绘画、音乐的艺术特点。内容分两种，一种表现佛经教义，一种多表现世俗故事（包括历史传说）。讲唱者有俗讲僧，也有民间艺人。这种艺术形式对宋话本的形成、发展有一定影响。唐话本是由变文向白话小说转变的过渡形式。俗赋是一种白话赋体。唐话本、俗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的意愿，但也含有消极落后的东西。这类通俗文学大都想像丰富，善于夸张，有的幽默诙谐，饶有情趣，而语言尤其通俗、生动、活泼。

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音乐的发达，唐代民间出现了配合胡夷里巷曲调的曲子词。今存敦煌曲子词多是中、晚唐歌妓们传唱的民间词，内容多写妓女们的辛酸、征夫思妇的痛苦、商人的哀乐，也有歌颂边将和写文人不得志的遭遇的。在文人中，中唐有张志和、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填过词。晚唐温庭筠写词最多，其词对后代词人影响很大。五代十国，北方兵荒马乱，几无文学可言。南唐、后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加上统治者提倡，文化比较发达。后蜀有奉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词派，代表词人有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作品，大多显得绮罗香泽。南唐词人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冯延巳为代表，三人词作内容狭窄，但自有人生实感，尽脱脂粉气。尤其是李煜后期的词，写他的亡国之痛，拓宽了词的表现范围，渐有阳刚之美，艺术成就很高，对宋词的发展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