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隋唐五代诗歌流变与成因

唐代文学空前繁荣，诗的成就最高。清人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有二千三百余家。今人陈尚君编订的《全唐诗补编》（包括王重民、孙望、童养年编的《全唐诗外编》和陈尚君辑纂的《全唐诗续拾》）收唐诗六千余首，诗人有一千多家。作者包括皇帝、官吏、文人、僧侣、道士、歌妓、商贩等各个阶层的人物。唐人诗以情为主，但唐代各种社会事件、风俗人情以及一些极为琐细的生活内容，在唐诗中几乎都有反映。可以说，唐诗是唐代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全面而又生动的历史记录。

唐诗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初唐指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开元初年（713）近百年的时间，盛唐指从开元初年到代宗大历初年（766）五十余年的时间，中唐指从大历初年到文宗开成初年（836）约七十年的时间，晚唐指从开成初年到哀帝天祐四年（907）七十年的时间。四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情况大致如下：

初唐诗坛，齐、梁余风犹存。这时的诗人多是南北朝、隋朝的遗老，他们唱惯了旧调子，一时很难改变。虽然也有格调高昂的好诗，但总的看，初唐诗歌仍未能突破宫廷生活的范围。从贞观初年（627）到武后执政时期，前后出现过三批宫廷诗人：第一批是虞世南、褚亮等人，第二批是上官仪、李义府等人，第三批是“文章四友（即李峤、苏味道、崔融和杜审言）”和“沈（佺期）、宋（之问）”。最早对这种诗风提出批评的是魏徵等人，另一位诗人王绩以及以写白话诗著称的王梵志、寒山子等，主要是用作品表现他们对初唐诗风的蔑视态度。真正能与宫廷诗抗衡、对诗歌发展作出贡献的是“初唐四杰”。他们都是在开国后二三十年出生的，年少才高，官小名大，看不惯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和富丽呆板的宫廷诗，而“思革其弊”，主张诗要写得“刚健”、有“骨气”。他们用诗写自己的人生感受，写下层生活，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使诗开始回到抒情化、个性化的道路。但他们的诗仍然带有齐、梁诗风的痕迹。继“四杰”之后，对齐、梁余风打击最力的是陈子昂。他用复古方式提倡诗歌革新，主张恢复汉、魏风骨，正始之音，以改变“风雅不作”、“兴寄都艳”的局面。其诗骨力刚健，大都具有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的努力为盛唐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开路作用。此外，初唐诗人在诗歌体制建设方面也有建树，突出的是“沈、宋”等人将律诗格律定型化，为唐代近体诗创作的蓬勃发展准备了条件。

盛唐，是唐诗大放异彩的时代。诗人们“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王维《别綦毋潜》）。所作之诗，“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他们歌唱理想，歌唱友情，歌唱祖国的壮丽风光，表现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当然也写出了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盛唐诗体大备，近体、古体流行；多类艺术风格同存，各种诗歌流派争胜；优秀诗人接踵而出，除产生了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外，还有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李白继屈原以后，把古代浪漫诗歌创作推向高峰。杜甫用诗反映安史之乱以前和乱中的社会现实，其诗赢得了“诗史”称号。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高适、岑参、王昌龄的边塞诗都独具一格。就诗体言，李白的乐府、歌行，李白、王昌龄的七绝，杜甫的七律，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中唐，在安史乱中和大历初年，杜甫的光芒仍然照耀着诗坛，元结、顾况等人也以写实著称。大历中期，诗坛一度不振。“大历十才子”生在乱后，其诗多应酬唱和、流连光景之作。到了贞元、元和时期，国家中兴有望，诗人用诗揭露现实问题，以期引起改革，白居易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还写出了《秦中吟》、《新乐府》等抨击社会腐恶现象的诗。这类诗语言通俗，叙事性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写乐府诗的还有张籍、王建、李绅、元稹等人。中唐时期可以说是唐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涨时期，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语），流派众多是它的突出特征。和元、白诗派诗风不同的，有“韩、孟”诗派。韩愈诗风雄奇、狠重，构思奇特，想像诡异，用字奇险，往往以丑为美，以文为诗，开创出新的道路。孟郊、贾岛、李贺都具有这种倾向，他们写诗力求意境、构思、语句的新奇。在他们中间，李贺异军突起，其诗瑰丽、新异、风格独具，被称为“长吉体”。在白居易倡导新乐府时，刘禹锡写出了不少民歌体的好诗，柳宗元在南方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山水诗。

晚唐江河日下，诗人们敏锐地感觉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这时的诗歌创作有几种情况：有些作者能认识到社会矛盾，并对唐王朝政治不满，但又看不到希望，对个人的落拓遭遇自怨自艾；有些作者目睹社会混乱，逃离现实，在地主庄园里自寻享乐，以诗自娱；不少作者则正视现实，继承中唐新乐府传统，用诗大胆揭露现实矛盾，他们情感激愤，锋芒尖锐，诗作战斗性强，可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为代表。和上述诗人略有不同而在诗歌创新方面卓有建树的，是杜牧和李商隐。前者有意走“不今不古”之路，后者将骈文写作艺术用入七律创作，都获得成功。像杜牧的七绝清新、俊爽，李商隐的七律辞藻华美、包蕴丰富，诗作意美而味长，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唐代诗歌创作异常繁荣，是唐代文学史，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造成唐诗繁荣的原因很多。

第一，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给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旧唐书·太宗纪》记载：太宗时期的唐王朝，“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安定的社会环境，优越的物质条件，使诗人们可以在辽阔的国土上漫游，借以扩大视野，增长知识，激发诗情。唐代诗人走万里路者甚多，像李白几乎遍游中国大地，岑参几次到过安西，这和南北朝许多诗人囿于一隅大不相同。(www.xing528.com)

第二，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帝王提倡诗赋，重视诗歌创作，对诗的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唐代开科取士，科目甚多，最为人重的是进士科。而“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唐会要》）。又，唐代士子有行卷的风气，即在应省试以前，将自己写的诗、文送给当权者或有影响的人物，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学识、才力。这些行卷用的诗、文，往往会成为考官、权要人物对考生录取与否、录用与否的参考材料。既然行卷要用诗，省试要考诗，诗与功名利禄相通，广大知识分子自会潜心于诗歌创作。唐代皇帝不会写诗的极少，绝大多数都有诗传世。他们热心作诗，关心诗人集子的编订。如太宗写诗常令臣子唱和，武后多次组织诗会，中宗令群臣赋诗，选其善者为新翻御制曲，宣宗“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公卿出镇，多赋诗饯行”（《全唐诗》卷四）。又如代宗过问王维诗集事，宣宗写诗悼念诗人白居易，这些举动必然会对诗人们的创作起到激励作用。

第三，唐王朝政治比较开明，儒、释、道三教并存，人们信仰自由，思想活跃，这也有利于诗的创作。文禁太严、思想禁锢，是写不出好诗来的。洪迈就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向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容斋续笔》卷二）比如杜甫在《丽人行》里直接揭露、抨击刚上任不久的在职副相杨国忠，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讽谕手法描写本朝先帝的宫闱秘事等等，这在后世都是不多见的。

第四，中外文化交流对唐诗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当时和唐有文化交流的国家或地区很多，有音乐传入中国的，东有高丽、百济，南有扶南、天竺、骠国、南诏，西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北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除乐曲外，它们的乐器（如觱篥、答腊鼓、羯鼓、胡琴等）、舞蹈（如胡旋舞、剑器舞等）以及散乐百戏（包括杂技和歌舞戏）也传入内地。这些外来的文化艺术不但启发了诗人们的艺术匠心，激起写诗的灵感，有的还直接提供了诗的题材。岑参、李颀、杜甫、白居易、李益等人的音乐诗、舞蹈诗就是明证。

第五，唐代音乐、书法、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的发展对唐诗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唐时音乐发达。隋设九部乐，唐设十部，除清乐为汉以来的旧曲外，余皆来自西域、天竺、高丽等地。唐朝出了许多有名的音乐家，曹保、曹善才、曹纲三代皆善琵琶；李龟年、李謩善于吹笛；米嘉荣能歌，玄宗李隆基洞晓音律，长于作曲，善击羯鼓，曾亲自教诲梨园弟子。唐代曾以诗（特别是绝句）作为歌词，音乐的发达自会促进诗的创作。唐代书法艺术成就很高，名家辈出。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以楷书著名于世。盛唐有草圣张旭，有善于行楷的李邕，继而又有狂草圣手怀素，还有以楷书著称的“颜（真卿）、柳（公权）”。唐代画师更多，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著录唐画家就有206人。初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后有吴道玄（子）和李思训、李昭德父子以及王维等人。吴道玄擅长壁画，画菩萨、人物栩栩如生。王维擅长破墨山水，画中有诗。还有些画家直接将唐诗作为绘画题材。如李益的《征人早行篇》就曾“天下皆施绘画”（《唐才子传》）。唐代雕塑亦有特色。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480个，唐代凿出的就有213个；位于甘肃永靖的积石山炳灵寺石窟有窟龛124个，唐代凿出的有106个。还有山西的石窟寺、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唐人雕塑中的宝库，所塑佛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具有本民族的独特风格。上述各类艺术的发展，它们的艺术风格、表现技巧、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无疑会影响到诗的创作。许多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活动本身就是诗的大好题材。

第六，唐诗的繁荣还与这个时期诗的应用范围广、诗的作用得到最大发挥有关，又与广大读者喜爱诗歌的风尚有关。唐代读书人自幼学写诗，长大后要用诗干谒权要人物以求得声名，又要以诗应试。平时和朋友要唱和，做了官，要作应制诗，成名后到驿亭要题诗，题名不题诗会受人讥笑。诗出现在人们的一切生活领域中，故有唐一代，文人无一不是诗人，只有诗才高低之分，不存在会不会写诗的问题。另外，唐代各阶层读者对诗的喜爱也使得唐诗创作长盛不衰。唐代除帝王、达官爱写诗、读诗外，大量的读者是在社会中下层，或者说在民间。每有佳篇出现，很快就传遍京城，甚至传播到边地。比如岑参的诗，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广为流传。元稹说白居易诗流传很广，当时“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香山集序》）。宣宗也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有的妓女还以诵得《长恨歌》而自负。至于将诗播入乐章，到处传唱，那样的故事更多。有的读者热爱诗人的作品，竟跟踪数千里拜见其人，魏颢于李白就是如此。当时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但在国内有众多的接受对象，在国外（如鸡林、新罗、日本）也颇受欢迎。可以说，唐代读者对诗的喜爱已形成一种社会需要，这种需要显然有利于唐诗的蓬勃发展。

第七，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乃是造成唐诗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表现在几方面：一是我国古代诗歌自《诗经》到汉乐府、到建安诗歌已经形成了用诗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写实经验，屈原则把古代、浪漫诗歌创作推到了第一个高峰，这些都为后代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诗歌形式不断丰富。从先秦至汉代，我国诗歌的形式，主要是四言诗和骚体诗。汉末以后，五言诗大量产生，七言诗也逐步形成。但它们多以乐府、歌行形式存在。到齐、梁时期，诗歌出现格律化趋向，初唐则有了定型化的近体诗。诗歌形式的多样化，有助于唐诗风格的多样化。三是南北朝诗歌的发展直接为唐诗发展准备了条件。近体诗的形成就与南朝“永明体”有承接关系。另外，诗从建安以来，各种题材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建安诗人慷慨言志，写现实问题，正始诗人用曲折方式表示抗争，左思咏史以抒愤懑，郭璞借游仙以泄人情，陶渊明写田园生活，谢灵运、谢朓写山水，鲍照用古体诗写现实感受，甚至宫体诗、宫廷诗也可看做是对一种题材处理所作的尝试。前人在各类题材的诗歌创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给后来者以借鉴。另外，南北朝不同风格的民歌，也是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唐代诗人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求变，故能使唐诗的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