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在传统基础上创新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求变，是隋、唐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发展的突出特点，也是唐代文学成就辉煌的重要原因。先唐时期，中国文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创作艺术方面，都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传统。和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一致，唐代文士十分珍惜这笔文学遗产，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宝贵价值，为其创新求变服务。故唐代文学，可以说是先唐历代优秀文学传统发扬光大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唐人“会通”、“适变”的产物。唐代文学发展“通”而能“变”，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唐代文士多有因时而变的文学观念，在创作中勇于开拓，推陈出新，不断地超越前人和时人；二是唐代文士创新求变的做法较为合理，他们是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和吸收时人长处的基础上自出变化，而不是在推倒一切的废墟上凌空构建楼阁。观其诗、文发展，莫不如此。

北宋以后，学者论唐诗发展，多言其“变”。如明人王祎禀承其师宋濂之说，即云：

唐初，袭陈、隋之弊，多宗徐、庾。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皆溺于久习，颓靡不振。王、杨、卢、骆始若开唐音之端，而陈伯玉又力于复古，此又一变也。开元、大历，杜子美出，乃上薄风雅，下掩汉、魏，所谓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风》《骚》而友建安，与杜相颉颃。复有王摩诘、韦应物、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以及钱、郎、苗、崔诸家，比比而作。既而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诗道之盛于是为至，此又一变也。然自大历、元和以降，王建、张籍、贾浪仙、孟东野、李长吉、温飞卿、卢仝、刘叉、李商隐、段成式，虽各自成家，而或沦于怪，或迫于险，或窘于寒苦，或流于靡曼，视开元远不逮。至其季年，朱庆馀、项子迁、郑守愚、杜彦夫、吴子华辈，悉纤弱鄙陋，而无足观矣，此又一变也。

——王祎《练伯上诗序》

王祎言唐诗之“变”，有褒有贬，自有所见。不过他所批评的几位晚唐诗人，也“各自成家”，于前人诗风有因有革，更不要说在唐代诗史上振衰救弊、开一代新风者。初唐如“开唐音之端”的王、杨、卢、骆，“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绚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要用“骨气”、“刚健”疗救“上官体”的“绮错婉媚”之弊，纵然对屈（原）、宋（玉）、枚（乘）、马（司马相如）、沈（约）、谢（灵运）、徐（陵）、庾（信）文风严词挞伐，但他们的“变化成一家之体”，乃是“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杨炯《王勃集序》）。其思想导向、文风导向都是其源有自，继承的是他们所选择的文学传统。要指明的是，四杰虽强调继承、弘扬传统诗风中的骨气、刚健之美，但也并没有舍弃当时诗歌体制构建方面的成熟经验。陈子昂略有不同。他的“力于复古”，是以复古为革新，用汉、魏风骨即建安、正始诗风来扫荡初唐犹存的徐、庾诗风，以端正唐诗发展的方向。虽然对于新兴的近体诗在体制上的长处注意不够，但他用“复古”的形式继承优秀文学传统以推动文学革新，无论思想主张还是思维方法，都对唐代文士深有影响。盛唐如李白，也是一位以改革诗风为己任的诗人。他的革新，也是打着“将复古道”（孟棨《本事诗·高逸》）的旗号，一方面肯定盛唐诗人“乘运”、“跃鳞”的创新活动，同时又强调继承《诗经》的风雅精神和建安诗歌的艺术传统。而在创作中，李白不但广为采用《诗》、《骚》以及建安以前诗歌的艺术经验，而且大量吸收六朝诗歌和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精华为其所用。杜甫为诗，更是明言“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真能做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正因其能集古今诗人长处之大成，故其诗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中唐如元稹、白居易提倡新乐府，固然有应政治改革需要的因素，但在新诗风的取向上，显然是远绍《诗经》、汉乐府的艺术传统，而近承元结、杜甫、张籍、王建等人的主张。正因通而能变，故其诗歌理论既有所本，又较之前人所言更为系统和更具时代特色，所作之诗亦与前人作品风貌大异。又如韩愈以文为诗和追求奇险一格，虽有得有失，终属创新之举。前者实学李、学杜而用己之所长，后者用意所在，或如赵翼所说：“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服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瓯北诗话》）柳宗元诗精绝工致，更是兼取《诗》、《骚》、陶、谢之长，而自出变化。晚唐如杜牧，自谓“某苦心为诗，唯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杜牧《献诗启》），可谓特立独行之士，其实，杜牧诗风特色的形式（包括用语特征），与他自觉接受楚骚、汉赋和李、杜诗歌艺术大有关系。李商隐“于诗家别开一洞天，非时贤所能摸索”（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其诗歌革新成就高于“时贤”，也与他善于总结、利用前人艺术经验分不开。不单学“屈、宋”，学庾信、杜甫，还将南朝以来骈文写作积累的艺术经验用到律诗创作中。纵观有唐一代诗人，守成者少，出新者多，而凡能自成一家或创作成就杰出者，总是在合理继承诗歌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求变。故唐诗发展虽然新变迭出，却与先唐诗歌的演进有割不断的联系。唐代诗人既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优化者、改造者、开拓者，通过他们的努力，不但带来了唐诗的繁荣，而且形成了内涵更为丰富、积淀更为深厚的诗歌传统。

唐代骈文、散文的发展，也显现出唐代文士文学创作不断创新求变的精神和在继承艺术传统上开拓新局面的特点。唐代骈文革新大家，至少有八位。(www.xing528.com)

一是“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对初唐骈文的革新，主要是强化其社会功用和改变其风格特征。要求恢复“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的“文章之道”，使文章“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繇其轻重”（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又内含“骨气”，有“刚健”之美，所谓“思下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王勃《山亭思友人序》）。

二是张说、苏颋。“四杰”虽祛初唐骈文“内竭”而无骨力之弊，但言词巧丽，“时带六朝锦色”（陆时雍《诗镜总论》）。张、苏进一步改革骈文，除以经术为本外，还着意吸收东汉、魏、晋散文（特别是包含诸多骈文文体质素者）的创作经验，以散入骈，骈散结合，致力于斫雕为朴，黜浮求实。故其文“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灿灿然，近建安之遗范矣”（杜确《岑嘉州集序》），既昌明博大，以气势胜，又显得声色遒丽，雍容典雅。

三是陆贽。陆贽为增强唐代骈文的实用功能，对其文章体制作了改造。他继承张、苏融散入骈的做法，一不言必对偶，当散则散，当骈则骈；一作对偶的句子未必平仄相间，更多的是以散句双行形式，构成大体相对的“偶句”；一将构成“偶句”的单句加长，且力求朗畅、明白，少用典故。

四是李商隐。李商隐被称为晚唐骈文巨擘，其四六文既具清刚苍劲之气，又语词华澹、色泽浓丽，尤以使事精博、贴切著称。他对骈文的革新，既取庾信的“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学得徐陵的叙事体物之工和陆贽议论的酣畅、灵动，且将陆贽深情绵邈、沈博艳丽的诗风引入其中，故其四六文风格独特，以至形成可以称为“樊南四六”式的骈文艺术传统，为宋人所承续。

唐代散文革新的成就，集中表现在中唐古文的勃兴上，而中唐古文的勃兴，正是几代古文家在散文领域不断复古、创新的结果。自陈子昂之后，凡散文革新家都高举复古大旗，明言者如李华谓“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崔沔集序》），萧颖士谓“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赠韦司业书》），柳冕则谓其“意虽复古而不逮古”（《与徐给事论文书》），他如贾至、独孤及、元结、梁肃等人，都有明确的复古主张。而他们的复古，实质是借对古代散文，特别是儒家散文艺术传统的继承、弘扬，以达到散文革新的目的。韩愈、柳宗元有比较系统的散文革新理论，复古以求变的特点尤为突出。其以儒学为本的古文艺术精神的确立，固然出于应对中唐政治文化危机的需要，也是韩、柳对古代散文艺术传统作选择性接受的结果。就弘扬儒家散文艺术传统以除时文之弊而言，韩、柳的做法也可以说是对李华、萧颖士、元结等人手法的沿用。至于在古文创作中广泛吸收前人艺术经验为我所用，韩、柳学习的范围较之李、萧等人所留意者要大得多。尤为难得的是，学而能变，在变中产生飞跃，不但起衰救弊，还能超越前人，别开生面。刘熙载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艺概·文概》）其实，韩愈散文革新的成功，不单是在集八代之成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所“集”之“成”，还包括八代以前的散文艺术传统和唐代骈文革新的艺术经验。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求变。唐人创新意识强，又不舍弃优秀的文学传统，尽量吸收有益的艺术经验为我所用，故其诗、文创作新变迭出，促使唐代文学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