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概况与文化心态

隋唐五代经历了379年，其中隋朝（581—618）历时37年，唐朝（618—907）历时289年，五代（907—960）历时53年。这个时期的文学，唐代文学成就最为突出。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接着消灭后梁（江陵）和陈（金陵），统一了分裂近四个世纪的中国。杨坚在位，尚能实行一些有力的治国措施，而炀帝（名广）执政后，荒淫无道，倒行逆施，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隋末起义人数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前所未有，隋很快就在农民起义的讨伐声中灭亡了。

隋代历时不长，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却有重要意义。文帝、炀帝曾采取过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措施，在一个时期内使得国家安定统一，为南北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条件。隋代实行的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都为唐所沿用，兴修的水利工程在唐代交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隋、唐关系犹如秦、汉关系，隋的统一虽然短暂，却为唐朝的强大、兴盛作了必要准备。

李渊父子是在农民起义军摧毁隋的统治基础以后，在太原起兵，乘机攻入长安，取得政权的。在开国后的三四十年内，大唐相继平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和西突厥，成为当时亚洲军事力量最为强盛的国家。又，在隋的消亡过程中，李世民看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巨大威力，因而当权后能记取隋亡的教训。他告诫儿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鉴录》）出于这样的认识，他积极采用有益于治国安民的建议，有意缓和社会矛盾，制订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经济的政策，比如实行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法等，还大规模兴修水利，扩大耕地，让过去沦为部曲的人员归田务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唐在开国后一百二十多年中出现了两次经济高涨时期，即“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贞观年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贞观政要·政体》）。杜甫即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据洛阳附近出土的唐代粮仓之一含嘉仓砖铭上记载，每窖可藏粮七八千石甚至万石以上，而仓有四百个藏窖。随着农业发展，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也兴旺起来。商业性的城市各地都有。北方的长安（面积比今西安市城区大六倍）、洛阳，南方的扬州、益州，都是著名的都市。

在政治上，唐承隋制，但也相应地作了一些调整、变革，如通过重修《氏族志》改变旧有门阀世族的地位，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又开科取士，打破世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得到了中小地主阶层的拥护。许多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有望，腾跃翱翔，欲有所为，使得国家朝气勃勃。在思想上，唐对儒、释、道都不排斥。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并命孔颖达编写《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又派玄奘前往天竺取经，支持他译经。高宗既信佛法，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亲自注释《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刻石以告士人。并将《老》、《庄》列入明经科考试的内容。有唐一代，佛教经文和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力教、袄教和伊斯兰教）大量传入中国。不但如此，唐对南亚、东南亚各国和西域各国的文化艺术也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表现出海含地负般的气度。

这时的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受到四邻各国的仰慕。它的影响扩大到今蒙古、中亚、南亚、东南亚、日本一带。波斯（伊朗）、大秦（罗马）通过丝绸之路和唐保持商业往来，甚至居住在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黑人也和唐人有过贸易关系。日本十三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每次带数百人的学问僧、留学生来华学习，日本迎送唐朝赴日使节六次。来华的学者、僧人和其他人员把唐朝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带回日本，至今还影响着日本人民的生活。当时各国旅华的官员、僧侣、商人、学者甚多，大都住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

但是，唐王朝在极端繁华中也潜伏着政治危机。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早年励精图治，颇有政绩，后期却一味享乐，政事外交李林甫、杨国忠，内委高力士。天宝中后期，皇室、官僚、地主竞相兼并土地。朝廷对外频频用兵而又屡打败仗，国力衰竭，天下为之骚然。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率兵十五万，以诛讨杨国忠为名，从门头沟（今北京市郊）一直打到长安。当时“州县发官铠甲，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亢（抗），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则就禽（擒）”（《新唐书·安禄山传》）。玄宗无奈，逃至成都。安史之乱虽是边将起来向中央夺权，属于统治者的内部矛盾，但也带有少数民族将领和汉族争夺政权的性质。这场动乱延续八年之久，致使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国家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到了贞元（785—805）、元和（806—820）时期，唐朝稍有振作，称为中兴时期。但这时河湟一带仍为吐蕃占领，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加之宦官擅权，朝臣中党争剧烈，上层统治者内部争斗激烈。后来，随着中晚唐三大政治痼疾（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朋党之争）的恶性发展，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于是相继出现了袁晁起义、裘甫起义和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历时十年，聚众百万，虽以失败告终，但唐王朝也因此一蹶不振。唐朝末年军阀混战，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公元907年以后，出现了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吴、南唐、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北汉），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中国才又归于统一。隋唐五代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对这时期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隋代文士多为南朝、北周士人，其中不少人进入唐代，成为初唐文坛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实行，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出现，形成唐代新的士人队伍。新士人队伍的形成，既为政坛储备了人才，又为文坛培养了生力军。故唐代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是出身庶族地主的士人，他们的文化心态如何，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影响极大。(www.xing528.com)

从开国到天宝初年（742），历代君王多能励精图治，突出表现是任贤用能，不拘一格；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因而百余年间，国家有一种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受时代精神的鼓舞，初、盛唐士人大多精神振奋，欲有所为。所谓“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李白《长歌行》）。他们渴望投身于国家振兴的大业之中，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方面关注社会群体利益，高唱“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十九），一方面志在功名，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作为追求目标。他们志向远大，自信心强，以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李白就说他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于是我们看到，初、盛唐士人多有一种乐观进取的心态。他们或用心科考，或隐于山林，或出入幕府，或漫游天下，或走向边塞，到处寻找踏入仕途、施展抱负的机会。即使久久困顿不遇，也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乘风破浪会有时”（李白《行路难》）。可以说，关注社会，热心功名，乐观进取，是初、盛唐绝大多数士人共有的文化心态。

从天宝中后期到会昌年间，是唐代士人身经动乱，力图拯世济时、恢复大唐盛世的时期。早在天宝十载（751）前后，不少士人已敏锐地感觉到国家大难将至，忧心忡忡，不能自已。像元结，自天宝六载（747）以后，就不断著文刺时疾邪，揭露朝政败坏和士林中出现的道德危机，甚至不畏忌讳，抨击唐玄宗、李林甫、杨贵妃姊妹以及高力士的倒行逆施，以亡国之诫警谏昏荒惑乱之主。李白目睹安禄山的嚣张气焰，也对国家安危无限忧虑。更不用说杜甫，他在乱前已有不少忧念国事、民生的诗篇。安史之乱的爆发，惊醒了唐代士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之梦。如岑参，昨天还在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今日却叹息说：“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西蜀旅舍春叹》）纵然如此，士人对国家命运关心之深切，希望国家振兴愿望之强烈，仍有增无减。大乱甫平，就有李华等人从道德文化角度探寻动乱成因的举动，到了贞元、永贞、元和时期，士人不但用多种形式（包括诗、文写作）揭露社会矛盾，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还积极投入各个领域的实际革新活动，即使一再受贬、迭遭打击以至有生命之虞也在所不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会昌、大中年间。可以说，大中以前近百年，对国家中兴怀有希望，热心推动政治变革和参与平定内乱、外患的斗争，是士人共有的心态。

大中以后，唐朝江河日下，中央政府权威性急遽下降，几乎丧失了统治国家的能力。而社会矛盾加剧，朝中事变频发，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士人痛感国将不国，终因回天无力而嗟叹。由于国势衰微不振，信心丧失殆尽，故晚唐士人多怀有愤世嫉俗而近于怨或避世求乐以掩其悲的心态。

总而言之，唐代士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国家命运、群体利益，也关心个人人生价值，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只是随着盛唐气象、乱世惨象、中兴迹象、衰世景象的次第出现，其心态才有相应的变化，而关注社会现实、欲有所为仍为其主导面。

唐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变化，大而言之，是因“时运交移”而“与世推移”，具体说则还与士人对儒、释、道等诸家思想的服膺和特有的艺术修养有关。前已言及，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但表现在君王对“中华”、“夷狄”“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上，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和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上，还表现在士人接受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自由选择上。一般来说，儒、释、道等多种思想都曾对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产生过影响，而儒学的影响更具主导性和普泛性。许多士人不单积极用世、自强不息、忧国忧民的人生艺术精神本于儒学，就是讲功利、重兴寄、追求中和之美的审美心态的形成，也源于儒家的处世之道。由于唐人习儒多能屏弃章句之学，强调得其大义、灵活运用，故士人中尚儒而言行背离传统儒学者大有人在。至于外儒内佛，儒、道兼修，或一生受多种思想影响（所谓得志则尊孔、孟，失意则祖老、庄）者，更是屡见不鲜。无论是受道家哲学还是道教宗教的影响，士人们都易形成顺应自然、向往自由、珍惜个人生命的人生观念，和以自然、朴拙、瑰玮为美的审美心态。隋唐佛教宗派甚多，影响最大的是禅宗。禅宗讲众生是佛，平常心是道，讲顿悟见性，见性成佛，讲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讲本源空寂，冥心虚寂，以及开导修行者常用的断喝、机锋一类手法，都对笃信佛法的士人在心性修养、思维方式、审美追求方面深有影响。他如魏徵“尤属意纵横之术”（《旧唐书·魏徵传》），陈子昂“驰侠使气”（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李白向赵蕤学纵横术一年有余，且“任侠，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明儒、释、道以外的其他思想也曾影响到唐代士人的气质、性情和为人处世的方式。

和各种传统思想从多方面影响士人的文化心态不同，良好的艺术修养主要对士人的审美心态深有影响。唐代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艺术十分发达，许多士人要么本身就是优秀的音乐家、书法家、画家，要么十分热爱艺术，有很高的艺术鉴赏水平。在创作和鉴赏活动中，士人们形成了特有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心态，这些对丰富和深化士人心态的文化底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