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诗性研究：窥探理念之自然和一生的天然爱好

6.2.1　理念之自然：一生爱好是天然

这种诗性的艺术精神不仅体现在我们前面论述过的诗的抒情性的表现方法和对诗的意境的追求，还表现在这种追求中所蕴涵的自然之理念。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论述元代杂剧的特点时，一言以蔽之地用“自然”二字予以概括：“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此言主要从元杂剧表现剧作家心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方面而发。其实，“自然”二字，很适合于体现戏曲的总体特征。我们知道，曲为本位的中国戏曲，音乐与文辞构成了戏曲的核心因素，与以对话为主的西方戏剧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借助戏曲中两个要素——音乐与文辞，借助它们的起源、发展和内在的规律来说明并揭示支持这些要素的总体的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

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的创作与审美方式一直上溯到民族独特的自然之理念：“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动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企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成则文生矣。”⁽³³⁾自然与人是并列而且互动的成分，其源归于一体——超物质的道。自然是最好的道之载体，我们如果想要把握道的存在，就必须通过自然。领会自然的方式，首先是观察万品，求得心动的境界，然后呈现在文章之中。与自然相比，人工反而落入第二境界，这就有了“化工”与“画工’之别。⁽³⁴⁾这种自然的理念促使中国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和审美过程。

关于自然，西方的理解与此截然不同。“西方哲学的传统一直把‘真实’与‘表象’区别开来，把事情本身和对它们的再现区别开来，把思想和表达思想的符号区别开来。”⁽³⁵⁾自然与描述自然的文本或符号，永远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自然因此成为一种永远不可能描述的存在。而人，则成为一种符号的动物，生活在自己建构的世界之中。体现在音乐中，柏拉图认为，音乐是一个“理念”的世界，它来源于心灵的智慧和善良，所以深入人心。而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是摹仿的艺术，摹仿人的动作和心理活动。综观欧洲音乐史，教会音乐几乎主宰了整个音乐界，音乐始终以其理性的、数学的、精确的方式不断完善自我。也就是说，音乐是一种对于人的理念世界的描述，音乐主要是人类范围之内的一种符号体系，与自然的关联不大。由于不同的符号体系都力求自己的发展，力求建构自己的体系，这使得西方唯一与中国戏曲有所相似的歌剧发展是建立在巴咯克音乐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直接从戏剧中发展成熟。成熟以后的戏剧，也始终以对话为主，剧作家尽力开拓对话表现的深度，戏剧，最终成为一个精密的话语体系。而自然，绝对不可能成为戏剧的目的，它在戏剧中只能占据很小的角落。因为“自然对人是冷淡的，它不是人的朋友，也不是人的仇敌：它对于人是一个有时有利、有时又不利的活动场所”。⁽³⁶⁾这种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不同理解，是造成中西戏剧构成因素、表现形式、阐释目的以及审美感受诸多方面鲜明对比的原因之一，甚至是主要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自然，在中国文化中，在中国的艺术精神中，不仅仅是常规的表达内容，还是一种思维方式：灵感的寻觅、看待和理解世界的眼光，以及审美的方式。戏曲的要素之一 ——音乐，即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即仿山林溪谷之音，效昆仑凤凰之鸣。发展到后来的经典之曲，如古琴之《流水》、唢呐之《百鸟朝凤》、琵琶之《海青拿天鹅》，无不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乐器的特性极力抒发自然，模仿自然。唐人南卓的描述是：“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澈，纡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随下。”⁽³⁷⁾音乐响起之际，定是感气动景之时，所谓“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³⁸⁾这是中国古代音乐欣赏的独特视角，同样也是诗歌创作的独特视角——先感后思，并且往往是大幅度的景物上演。

我们不难发现，戏曲的创作和欣赏，正是以这种习惯性的视角来展开的。“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西厢记》中的张生游艺中原，才高气盛的心绪极其自然地融入了雪浪秋云。而长亭离别时的“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人愁，抑或是景愁；人因景愁，或是景助人愁，我们无法把它们截然分开，只能以一种总体而感性的捕捉去意会。就好像林黛玉听到远远传来的《牡丹亭》之曲，不觉惆怅满怀，而这时对于戏曲的审美已经完成，这种审美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写意性，对于戏曲中所蕴涵的对宇宙、社会或是人生的阐释，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刹那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