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诗性研究：余上沅的观剧经验

2.1.4　余上沅的诗剧观：徜徉在古典的空灵之境

在中国现代戏曲之林中，从美学的高度揭示戏曲的诗性品格，并自觉地实践这一探寻的，余上沅可谓开山之先驱。

当1919年狂飙突进的“五四”风云卷起时，年轻的余上沅和戏剧结上了缘，用他自己的话说，乃是因为“越和她亲近，越觉得全部的美，生气、灵气、灵魂都聚集而涌现在面庞之上、眉目之间，其神妙极处，竟把世上的美全融会而贯通在这里了”。⁽⁴²⁾当时中国旧戏成为时代的众矢之的，余上沅竟然逆流而上，极力肯定并狂热地赞美之。当然，余上沅所有的关注都纳入了对新剧的思考之中。余上沅何时把对戏剧的关注兴趣和戏曲相关联，尚无明确的文字材料可考。在一个耻谈旧戏的年代里，余上沅倾心于内容“大半不可寓目”⁽⁴³⁾之戏曲的是什么呢？1926年7月2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旧戏评价》一文可以成为余上沅审美倾向的注脚：

譬如画家看见了一面墙，墙前面摆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假使他真是个艺术家，……他所看见的只是一些线条和颜色彼此在发生一种极有趣的关系——形象。……它是不是代表桌子椅子倒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去正看倒看，左看右看，它都能给你一种乐趣。⁽⁴⁴⁾(www.xing528.com)

完全是一种纯审美的姿态。从这里可以看出，余上沅所倾心的是戏曲的写意性所造设的美感。那么，中国传统戏曲何以可能成为纯粹的艺术呢？余上沅认为同样在于戏曲的写意性，他的理由是，首先，戏曲承认演员的表演性。换言之，戏曲无意创造生活的幻觉，它承认生活和艺术的距离。其次，戏曲的表演是一种非写实的表现，所谓“不骑马而得骑马的精神”。⁽⁴⁵⁾从布景服饰看，戏曲是不用布景或只带中立性的布景，这显然与写实戏之追求写真大异其趣，而它的妙处是能让演员在“相当的光影下”组成一幅可爱的图画。余上沅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发现并赞美了中国戏曲大写意的抒情性，动作的写意，舞美的写意，精辟地揭示了戏曲中简化布景、突出表现的诗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审美距离的存在，构筑了一个“诗美的空间”。

如果不囿于旧戏，其实，早在《旧戏评价》发表以前，余上沅就于1926年4月29日在《晨报》副刊《诗刊》上发文，透露了他对诗性美学的理解。在他看来，“诗与非诗之别不在外形，而在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余上沅认为：“凡是具有诗的题旨，诗的节奏；诗的美丽，诗的意境的散文戏剧，我们都称它为诗剧”。诗剧为什么会兴盛呢?余上沅认为：其一，诗剧根据人类爱好节奏和和谐的天性；其二，诗剧恰合人类超脱现实的欲望。第一条是从形式层面对诗剧的理解，第二条则道出了诗剧的功用。在他看来，人类的理想越高，对现实越失望。何以解忧？自在诗性的戏曲境界中。戏曲的节奏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观众的共鸣也产生于不知不觉之中。如果不对其作较细致的探索，我们会认为这个诗性定义涵盖深广，所体现的心态相当开放，但事实上，余上沅的这一界定仍是别有所指的，主要还是偏于古典的写意美。余上沅对诗剧的另一种界说可作为佐证——“用有节奏而且谐和的字句与动作，去表现情感和想象之创造思想的艺术，就叫诗剧”。⁽⁴⁶⁾换言之，这诗非粗犷之诗，亦非哲理之诗，而是戴着脚镣跳舞的古典诗美。归根到底，余上沅所沉醉的，是具有形式美感的空灵之境。对此，田汉早在1934年就撰文指出，这种观点主要是拿着“欧美资本主义末期的小布尔乔亚的唯美主义的戏剧观点来给旧剧形式以理论的根据，企图旧戏技巧的纯化”。⁽⁴⁷⁾如果我们不否认“由舞蹈动作延伸，展示出来的虚灵的空间，是构成中国绘画、书法、戏剧、建筑里的空间感和空间表现的共同特征”，⁽⁴⁸⁾余上沅或多或少捕捉到了这种舞蹈精神的存在，但显然，他更倾心的是舞蹈形式本身之美感，而舞蹈背后的“生命情调”似乎已悄悄地滑走了。

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戏剧界还处于盲目追随西方戏剧的写实性，鲜有人关注戏剧的美学特质时，余上沅发现了诗性因子在戏曲中存在的可能，其戏剧观不可谓不超前。余上沅敏锐地发现了中国艺术包括诗、画、戏曲在内的各门类之间的相通之处，指出了它们重写意的诗性品格，使对戏曲的认识进入到美学的堂奥。然而，他的视角更多地投向了戏剧表现，投向了表演形式的探究，他并没有真正深入地探讨过内容和形式的融合，他虽然说过：“只要写意派的戏剧在内容上，能够用诗歌从想象方面达到我们理性的深邃处，而这个作品在外形上又是纯粹的艺术，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戏剧是最高的戏剧，有最高的价值。”⁽⁴⁹⁾但是，对纯形式的偏好使他更多地沉醉在艺术形式的美学宫殿中，他希望戏曲能抛弃庸俗的写实，实现如“中国画一样，一支梅花，几根兰草，一丛竹，几株菊花，不必问它们的来去，只要问它们的神韵、笔墨就行”⁽⁵⁰⁾的意境的可能。余上沅极力张扬戏曲的写意美感，目的就是从戏曲中挖掘出写意精神来参与新剧的建设，其激赏旧剧的美学特质的背后是企图开出中国戏剧之花的雄心。这一点，在《国剧运动·序》及《中国戏剧的途径》两文中清晰可辨。余上沅坦言：“写实是西洋人已经开垦过的田……写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块荒芜的田，似乎应该我们自己就近开垦。”⁽⁵¹⁾为了实现他的“国剧”的梦想，余上沅走的是从形式到形式之路。从这一视角来看余上沅的诗性戏剧观，他的理解未免失之于机械和模糊，他的旧剧的写意性，缺少应有的人文因素，缺少发现现实的底蕴。⁽⁵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