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家学渊源绎论-宋代文学论稿

黄庭坚家学渊源绎论

苏轼曾云：“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¹⁾；黄庭坚亦称：“生珠之水沙砾润，生玉之山草木荣”⁽²⁾；黄庭坚深厚的家学渊源，是促使其成长为一代文化名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就此略作研讨。

一

黄氏家族世为书香门第、官宦之家。黄庶曾言：“豫章学家，分宁最盛，乡党命儒者，出入人皆知为可贵”（《徐君处士妻周氏墓志铭》，《伐檀集》卷下）。黄庭坚的六世祖黄赡既能策干江南而授以著作佐郎之职，其学当自不浅，只是生不逢时，未能名世。黄庭坚高祖辈人，黄元吉、黄元绩，一为豪杰之士，“买田聚书，长雄一县”（《墓碣》），一为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黄文节公世系图》）。黄庭坚的曾祖辈黄中雅、黄中理，皆深沉有策谋而隐约田间，不求闻达，他们秉承父风，聚书招士。黄中理为庭坚曾祖，他不仅聚书万卷，而且于樱桃洞、芝台两处创建书馆，以教子孙，同时招养四方游学之士，切磋学问。至黄庭坚的祖父一辈，黄氏家族空前繁盛，不仅以文章学问步入仕途者骤增，而且家族中的艺术氛围和治学风气也日益浓厚。中雅、中理各有五子，一门兄弟十人，共学于修水芝台书院，道义相磨，才华竞爽，时人谓之“十龙”，据黄庭坚《叔父给事行状》称，“十伯仲而登科者六人”（《山谷别集》卷八）。其《和叔墓碣》则谓“诸子多以学问文章知名”（《山谷全书正集》卷三十二）。黄庭坚的父辈更是人才迭出，或仕或隐，皆不废诗书，学业有成。其父黄庶、叔父黄廉，从伯黄庠、黄序，从叔黄富善等，均金榜题名，进士及第。黄庭坚昆仲如黄大临（字元明），黄叔献（字天民），黄叔达（字知命），从兄弟如黄叔豹（字嗣父）、黄叔向（字嗣直）、黄叔夏（字嗣功）、黄叔敖（字嗣深）等，亦皆有文名。黄庭坚既受宗族习学儒业、馆读诗书之优秀传统的影响，前辈馨烈所扇，得之最厚，而同时又有诸多父兄的切磋琢磨，竞爽激励，这就为其学业的奋发攀登和精深造诣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气氛与客观条件。

在黄庭坚的先辈中，六世祖黄赡宦学有声，惜无著述流传，高祖元吉（元绩暂且不论）既聚书招士而雅风可见，曾祖中理与兄中雅虽未出仕而共畅父风，聚书筑馆，开堂课子，培英育华，为宏深黄氏家学致力尤勤。黄氏至庭坚祖辈而大盛，宦学并显，从山谷全集中的文字看，黄庭坚接受祖辈的影响熏陶较多且较为明显。祖父黄湜（字正伦，曾名茂询）擅长书法，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黄庭坚《书十棕心扇因自评之》云：“昔予大父大夫公……学畅整《遗教经》及苏灵芝《北岳碑》，字法清劲，笔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耳。数十年来，士大夫作字尚华藻而笔不实，以风樯陈马为痛快，以插花舞女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意也”⁽³⁾。可见其对祖父字法笔意的推崇与钦服。

伯祖黄茂宗（字昌裔）、黄茂先（字宝之）皆有名于时。茂宗善赋而博学，为“十龙”之首，黄庭坚谓其“高材笃行，为书馆游士之师，子弟文学渊源，皆出昌裔。”《和叔墓碣》还详细记述了其因赋而及第的曲折过程：“祥符中，国学试进士以《木铎赋》，有司以王交为第一，而黜昌裔，昌裔抱屈归。次尉氏，遇翰林学士胥公偃，见昌裔赋大惊，与俱还，以昌裔赋示考试官，曰：‘使举子能为此，何以处之？’皆曰：‘王交不得为第一矣！’胥则以实告，诸公相顾绝叹：‘考校时实不见！’因怀赋上殿，有诏特收试。及试礼部，参知政事赵公安仁、翰林学士刘公筠，擢昌裔在十人中，登科授崇信军节度判官”（《山谷全书·正集》卷三十二）。茂先以书法著称，时人推为江南名家，其字几与蔡襄（字君谟）书法乱真。黄庭坚《跋三伯祖宝之书》云：“檀敦礼携此书来，云是蔡君谟书。观其笔意，非君谟也，考其官，论其事，非君谟也。君谟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东坡云‘君谟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此大字豪劲，疑是三伯祖宝之书，所谓‘江南黄茂先，江北段少连’者也。君谟未尝仕王府，而宝之常作宫邸教官，语意近之”（《山谷题跋》卷五）。精于鉴别的行家里手尚需辅以行实考证辨别，可见乱真的程度。

叔祖黄注是欧阳修自童年时结识的好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又与欧阳修一起中进士。据欧阳修所撰《墓志》载，其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复调江陵公安主簿，南阳主簿，才高而素刚，不苟合世俗，负其所有而怏怏不得志，欧阳修称叹其文“博辩雄伟，其意气奔放若不可御”（《居士集》卷二十八），著《破碎集》、《公安集》、《南阳集》凡三十卷，均佚，传世之作惟有与族侄黄晦甫论宗书（见《山谷别集》卷十《跋七祖主簿与族伯侍御书》）与哭奠堂侄黄庠的佚句两则，即“子之文章，电激雷震；雨雹忽止，阒然灭泯”（见欧《铭》）、“高明之家，尚为鬼瞰，子之文章，岂无物憾”（见《山谷别集》卷十《跋欧阳文忠公撰七叔祖主簿墓志铭后》）。黄注长庠九岁而晚卒一载；其哭庠文庭坚谓“盖自道也”（同上）。黄庭坚对黄注的学问与品格推崇备至。神宗熙字二年（1069年），黄庭坚在叶县任上写了《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诗⁽⁴⁾：“壮气南山若可排，今为野马与尘埃。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兴觞三百杯。周鼎不酬康瓠价，豫章元是栋梁材。眷然挥涕方城路，冠盖当年向此来”（《山谷诗外集补》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时黄注已辞世三十载，作者探寻叔祖旧踪，称扬其刚直磊落、拔世超俗的品格和过人的才华，悲叹终生未遇。元丰六年（1083年），黄庭坚撰写了《宋故南阳黄府君夫人温氏墓志铭》，其云：“梦升豪气藐四海，下笔成文章，贯穿百家事辞，妙见万物情状”（《山谷别集》卷九）。绍圣元年（1094年）又有《跋欧阳文忠公撰七叔祖主簿墓志后》谓“叔祖梦升，学向文章，五兵纵横，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时遇合，未知孰先孰后也”（《山谷别集》卷十）。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2年）又有《跋七叔祖主簿与族伯侍御书》称“叔祖梦升……文章妙一世，欧阳永叔爱叹其才，称之不容口……其大过人者，不得少见于世”（同上）。

黄庭坚父辈人才济济，名满四海，其于庭坚或耳提面命，或风操熏染，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深刻，最为明显。其父黄庶自不必言，他如叔父黄廉、黄襄，从伯父黄庠、黄序，从叔父黄富善、黄和叔等等，都是庭坚的良师益友或心目中的偶像。

黄廉（1033—1092年）⁽⁵⁾字夷仲，嘉祐六年（1061年）进士，历任宣州司理参军，秘书省著作佐郎、利州路转运判官、集贤校理、刑部尚书、河东提点刑狱、尚书户部郎中、起居郎、权中书舍人、集贤殿修撰、枢密都承旨、给事中等职，行实详见黄庭坚《叔父给事行状》（见《山谷别集》卷八）。夷仲天资洁清，正直清廉，为政仁厚精密，忧国爱民，平生忠信孝友，无负上下，黄庭坚说他“忠信足以感欺匿，和裕足以谐怨争”（《祭叔父给事父》，《山谷全书》正集卷二十九），儒家精义，力行不殆。他好学而笃行，“读书常自得意，以为学问之本，在力行所闻而已”（《行状》）。元丰二年，还曾进言朝廷，倡导文风改革，谓“近岁虽以经义取人，大学诸生文章体制未能近古，大率集类章句，联属对偶，风传四方，谓之新格，不禁其渐，文章反陋于作诗赋，时乞申敕教官，稍令务本，以采学者之原”（《行状》）。夷仲工诗善书，“诗成戏笔墨，清甚韦苏州。篆籀有志气，当于古人求”（黄庭坚《都下喜见八叔文》，《山谷外集诗注》卷七）。曾与苏轼唱和，今《苏轼诗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孔凡礼校点本）卷四十七尚存《次韵黄夷仲茶磨》诗一首。黄夷仲曾有《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均佚。《行状》中保存了部分奏疏，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一九八三年排印本）卷二十九，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清末刊本）卷十五录入了黄廉的几首诗。其《石潭院次蟾禅师韵》云：

一钵谁知去住空，前朝遗事寄禅宫。

孤吟盘礴数行墨，古韵萧条四壁风。

游客落帆频上下，荒庭疏树几青红！

有人会得诗中趣，日月由来亦转蓬。

——《宋诗纪事补遗》卷十五

诗中对时空、意象、环境、人物的处理与描述，诗中的修辞技巧、字句锤炼乃至深含的禅机哲理，都可窥见作者文学修养的功力。黄庭坚十分敬重叔父的学问人品与立身行事，认为“叔父躬行之节足以律贪敦薄，立朝之义足以尊主庇民”（《将葬叔父给事祭父》，《山谷别集》卷七），而且叔侄之间恩义深重，庭坚曾言“叔父拊我”，“平生拜至，教诲笑色”（《祭叔父给事文》），“某等幼小，抚怜备闻教语”（《彭城叔母祭文》、《山谷别集》卷七）。元祐初，黄廉以尚书户部郎中按察成都诸路茶盐事，庭坚有《寄上叔父夷仲三首》（见《山谷诗集》卷八）称叔父“少年有功输墨林”（其一），且盼叔父早日归来，“百书不如一见面，几日归来两慰心？弓刀陌上望行色，儿女灯前语夜深”（其三）。黄廉谢世，庭坚亲撰《行状》，言之甚详，可见夷仲对庭坚的影响非同一般。

黄襄字圣谟，号台源先生，终生不仕，隐居家园，喜吟诗弄墨，啸傲林泉，尤好庄老之学，大有拔世脱俗风调，庭坚与其唱和颇多，今集中尚存十数首。“吾家叔父（原作‘度’，据题改）天与闲，晚喜著书如漆园……时从甥侄置樽俎，此地端正朝诸山。除书谤书两不到，紫烟白云深锁关。乡人讼争请来决，到门怀惭相与还。呼儿理琴荡俗气，果在巢由季孟间”（《次韵叔父台源歌》，《山谷诗外集补》卷一），作者将叔父比作圣哲先贤庄周，认为叔父的思想境界几在鄙视富贵功名的巢父、许由之间。其《次韵十九叔父台源》“闻道台源境，锄荒三径通。人曾梦蚁穴，鹤亦怕鸡笼。万壑秋声别，千江月体同。须知有一路，不在白云中”（《山谷外集诗注》卷一），表现叔父的田园生活、出世思想和壑声江月的优美，充满隐逸情趣。其他如《次韵叔父圣谟咏莺迁谷》“黄鸟在幽谷，韬光养羽仪。清风曜桃李，言语自知时。先生丘中隐，乔木见雄雌。引子迁绿阴，相戒防祸机”（同上）；《叔父钓宁》“麒麟卧笑功名骨，不道山林日月长”（同上）；《次韵和台源诸篇九首》其三“先生行乐在清溪，满世功名对画脂……猿鹤至今烟惨淡，贤愚俱尽水涟漪”（《七台溪》）；其四“世缘遮尽不到眼，幽事相引颇关情。一炉沉水坐终日，唤梦鹁鸪相应鸣”（《叠屏》）；其五“藤树谁知先后生，万年相倚共枯荣”（《灵寿台》，上引皆见《山谷诗外集补》卷四）；皆富林泉情趣而庄老色彩浓厚。黄庭坚接受的熏陶可以想见。黄襄辞世，庭坚亲撰《叔父十九先生祭文》云：“叔父孝恭慈仁足以助乡官之化，明哲淑慎足以追大雅之风。数术穷天地而谈万物之宗，学问贯古今而参百虑之致。先生既无求于世，世亦无求于先生，所以耋老诗书，陆沉丘壑，功烈无述，文章不昭，岂不悲哉！昔在田里，侍坐从行，饱闻金玉之音，实入芝兰之室。清规映俗，孰能磷淄，和气格人，不以声色。……维先生匿智韬光，就阴息迹。惕畏几于数马，清慎过于辞金，见贤思齐，如将弗及……耆艾之岁，宴安就闲。致功岩穴之间，不复经纶之梦”（《山谷别集》卷七），推崇敬佩如此。

黄庭坚的从伯黄庠、黄序也都是饱学之士。黄庠（1007—1038年）⁽⁶⁾字长善，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宋史本传》说黄庠“博学强记，超敏过人”，考进士时，“初至京师，就举国子监、开封府、礼部，皆为第一”，“名声动京师，其文传诵天下，闻于四夷。故黄庭坚称其为豫章豪杰，以文驰名，雷霆一世”，“出于深山穷谷而揭日月于万夫之上”（《书徐德占题壁后》，《山谷题跋》卷六）。黄序（1011—1088？年）⁽⁷⁾字祖善，好学能诗，中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历任道州通判、大理寺丞等，致仕后以奉议郎隐居家乡。黄庭坚《章夫人墓志铭》谓其“以文学知者”而“仕奇不逢”（四库全书本《山谷外集》卷八）。元祐三年（1088年）在家作《放隐斋》诗并序，寄给在京城任职的黄庭坚，令其乞诸名公和之，今诗与序并存黄《黄山谷年谱》中。序云：“老伯行年七十有六，同时兄弟，名满四海，墓木已拱，合令老夫老更狂耳。近筑亭于马鞍山，松声泉溜，足以忘年。鲁直九侄为我乞诗朝中诸公，要惊山祗，突兀出听”。诗曰：“直木皆先伐，轮囷却岁寒。时沾病者粟，倒著挂时冠。人乐观鱼尾，山斋跨马鞍。朝中乞佳句，留于子孙看。”（《黄山谷年谱》卷二十五）序文凝练而富文采，诗则精深而含哲理。黄庭坚和作《伯父祖善耆老好学，于所居紫阳溪后小马鞍山为放隐斋，远寄诗句，意欲庭坚和之，幸师友同赋，率尔上呈》，诗存《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七，而“师友同赋”者，惟存张耒《鲁直示其伯父祖善以鞍松（应为“放”）隐斋诗次其韵》，见《柯山集拾遗》（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缩印本）卷五。

另外，黄庭坚的从叔黄育（1018—1069年）⁽⁸⁾也是博学能文之士。黄育字和叔，他是“十龙”之首黄茂宗的儿子，受父亲指导而熏染颇深。黄庭坚《和叔墓碣》说“和叔博记览，为文辞立成，性直率，论事无所回避，称奖子弟文行，如出于己。尝试于有司，不利，因不复出，力田治生”（《山谷全书·正集》卷三十二），又说“和叔白首方册，泉涌于笔……司田以迹，我耜我稼，以燕孙息”（同上）。据此，知黄育虽未出仕，而博览群书，思维敏捷，著有文集，甚受庭坚敬慕爱戴。

二

在诸先辈中，对庭坚影响最大者莫过其父黄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伐檀集〉提要》云：“江西诗派奉庭坚为初祖，而庭坚之学韩愈，实自庶先倡”，又谓父子之诗“生新矫拔则取径略同，先河后海，其渊源要有自也”（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第一〇九二册）；胡俊德跋《伐檀集》亦称：“窃意文字之于人亦如气类使然，汉之史迁之有史谈，刘歆之有刘向，班固之有班彪，即宋眉山之有老泉，尚已，公（庶），山谷公父，今读其诗文，雄奇峭拔，令人意境一新，诚不减如前所谓。……沉潜玩味，愈识渊源之有自”（《山谷全书》附《伐檀集》后）；《提要》、《跋》语都指出了黄庶对庭坚的影响和父子文学方面的渊源承继关系。

黄庶（1017—1059年）⁽⁹⁾字亚夫。其少年时期即在父亲黄湜的教导下刻苦读书，尝自云“十四五时始接人事，学习文字”（《伐檀集》卷下《上富大资政书》）。他十分注意古人前贤的行事原则与思想境界，意欲与古人风操相齐而留慕后世，自言“观诗书以来，至于忠臣义士，奇功大节，常恨身不出于其时，不得与古人上下其事，每辄自奋，以为苟朝得位，夕少行之，当使后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伐檀集·自序》、下称《自序》）。其《谢举官书》亦称：“某少之时读古书，见古人所为，以为人之处世，弗才则已，苟才也，惟所欲，朝巢由而暮皋夔无难也。每读史，至《东方朔传》，其言曰‘用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窃怪朔之言以为诞妄无取”，可见其早年的自信自负与志凌气盛。青年时代他便树立了为国立功建业的雄心，自谓“我生南方长诗书，爱国区区肺如炙。欲于塞外勒姓名，往往夜梦贺兰石”（《送李室长庆州宁觐》）。二十五岁时，黄庶中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¹⁰⁾。释褐之后，尚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自称“我行不忍随人后，许国肝胆神所歆”（《大孤山》）。其后“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逾十年，郡之政，巨细无不与，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自序》）。仕途蹭蹬，不被重用，少年壮志并未实现。陈师道为黄庶之妻撰《李夫人墓铭》称黄庶“佐大臣幕府，持议不挠，大臣外敬内怀，以故，官不达”⁽¹¹⁾。黄庶《上杨兵部书》亦自称“其拙愚不能逢迎”（《伐檀集》卷下），这是他在仕途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反映了其正直的品格。三十五岁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某生长妄庸，陶染文字，腕脱为吏，滥巾幕府”（《上成都杨端明启》），而“一官十年，其连蹇龃龉居其半”（《上青州文相公书》）。可见仕途失志的情形。黄氏还曾用诗回忆早年志气、入仕后遭遇和心态说：“生长诗与书，不信世道难。出处愧古人，章句得一官。舌强不肯柔，开口谁欣欢！十年走尘土，蹭蹬若地寒。纤朱虽良贵，宁较厚与单。古心自突兀，胸中郁万端。昔常玩于水，今乃知其澜。身世心已灰，人事鼻可酸”（《依韵和酬雷太简见贻之什》，本集卷上）。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使他认识到了世事的复杂，也认识到了仕途失意的原因，但他不愿改变刚直不阿的性格而成为一个俗不可耐的庸吏，故在磨去早年书生气的同时，又陷入痛苦的现实矛盾之中。后终得摄知康州（治所在瑞溪，今广东德庆市），其《上成都杨端明启》有“谅其朴拙，终始一遇”之言。嘉祐三年（1059年）卒于任所，享年四十二岁。

同古代绝大多数文人士子一样，当其仕路滞塞，怏怏失志时，便自然地着意文字，发抒怀抱，实现心理平衡。皇祐五年（1053年）暮冬，黄庶将平时所作诗文自编成集，取《诗经·魏风》中的《伐檀》篇为集名，其身在仕籍而不能为国为民有所作为，只可尸位素餐的内疚以及不被重用的痛苦和对现实的不满等诸种潜在意识，均寓于内，且表明其作上祖《诗经》之风。作者在自序中称：“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痛苦由此可见，这也是他创作的潜在动力和重要的心理因素。所谓“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无妄作”（《自序》），则表明了其创作的基础和缘由，可知作者十分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绝非为文而文，无病呻吟。黄氏在《上杨舍人书》中曾谈及入仕境遇说：“得一官，六年视职才五月，入俸才三万，而困扰百端交来，其姓名隶于国，而身实居于闲，无用之处，故未能忘乎笔墨也”（《伐檀集》卷下），这就是他诗文创作的背景。

黄庶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曾自觉地反对声律时文而重视诗文的内容立意，倡导文章主意思而不逐流俗。比如，其《吕造许昌十咏后序》云：“造天圣中为许昌掾，取境内古迹之著者为十咏。其时文章用声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读，其于诗尤甚，士出于其间，为词章所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难”。他还对当时诗坛只重声律，忽视内容的创作倾向表示惋惜和不满，并提出严厉批评：“郑卫入人耳，雅正声日殚。教化走薄恶，靡靡如转丸”，“敦厚久衰落，坐见王泽干……失者抱太羹，竟下咸与酸”（《谢崔象之示诗稿》）。以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庶当西昆体盛行之时，颇有意矫其流弊，故《谢象之示诗稿》一首有‘淡泊路久苇，共约锄榛菅’之句，《拟欧阳舍人古篆》一首有‘苏梅鸾凤相上下，鄙语燕雀何能群’之句，”将西昆体中无补于世的作品视为“榛菅”，约友人共锄之，而充分推扬苏舜钦、梅尧臣之社会性、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正体现了其于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和鲜明的思想倾向。

黄庶是庭坚先辈中唯一有文集传世者。如上所述，黄庶于皇祐五年（1053年）自编文集，亲题其名并为序，但未锓板，至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始由裔孙黄梓行，其后刻本日盛。明代弘治年间叶天爵刻之，嘉靖乙酉（1525年）、丁亥（1527年）、万历甲辰（1604年）均有刻本。清代“乾隆乙酉（1765年）间，缉香堂重刻之，……书行海内”，至同治丁卯（1867年），冲和堂再版，“悉照缉香堂编刻”（以上均见《伐檀集》跋），光绪甲午（1894年）义宁州署亦据缉香堂本重刻，此后，又有进县王祥兰镌版之双井堂本；一九二三年，南城李氏宜秋馆又据明刻本再版。另外，《四库全书》（抄本、影印本、缩印本）《漓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两宋名贤小集》、《宋人集丁编》等，都收入了《伐檀集》。

今传世《伐檀集》上下两卷，上卷存有近体诗一百六十五首，下卷存各体散文七十七篇。《四库提要》说黄庶散文“古质简劲，颇具韩愈规格，不屑为骈偶纤浓之词”，是为的评。然而，黄庶以诗名世，宋人称“庶有诗名”（袁燮《洁斋集》），“亚夫最能诗”（赵令畤《侯鲭录》卷二），今观《伐檀集》，诚不虚语。其诗无论内容还是艺术，均有鲜明的特色。

黄庶诗学杜甫、李白与韩愈。杜甫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与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李白出世脱俗的浩逸之气和鲜明的个性意识，韩愈奇崛新颖的艺术风格，都深深地吸引并影响着他。黄庶钦敬李杜杰出的艺术成就，而且从小就非常喜欢，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并被其巨大的艺术魅力所吸引：“诗昔甫白在，造化困刀尺”（《对花》）、“内以康心脾，睥睨万物根。予早酷爱慕，强把屈瓠钻。当时对藜藿，诵之若熊蹯”（《谢崔象之示诗稿》）。而韩愈诗中的意境又往往使他陶醉其中：“惜看韩老诗中景，树色泉声似故人”（《登郓州溪堂》）。黄庶尤其偏好杜诗，受杜诗的影响也最深，故其自号“青杜”⁽¹²⁾。受杜甫影响，他十分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主张以诗“鸣道德”、“伤忧患”（《谢崔象之示诗稿》），强调诗歌的立意，指出：“凡文章，非其意高，虽贵，时辄不传”（《吕造许昌十咏后序》），所以他的诗作大都有充实的内容和较好的立意，集中作品全部围绕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个人情性两大主题。

黄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大都体现着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忠孝仁义，善之大者也”（《归愚堂铭》）。这种认识，又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公元一〇五三年，渤海莱州湾因台风而发生海啸，寿光、千乘两县沿海居民大受其灾，黄庶写了《皇祐五年三月乙巳齐大风，海水暴上，寿光、千乘两县民数百家被其灾而死者几半……》诗，对死难之民表示深沉的哀悼：“怒涛百尺不及逃，老幼十五其为鱼”。其《赋辘轳》诗“火云旱风苗欲死，曲木直绠寒泉深。耕夫泪湿原上土，老圃顾盼轻黄金”则写大旱之时，农民汲水抗旱和无比沉痛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和理解。《喜雪》以描述大雪后诗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活动，反映了与人民心息相通、关心民生疾苦的优秀品德：“长安雪一尺，朝扉失南山。坐喜疾疫消，敢避衣褐单。关中西征后，所向檀粥悭。去年新钱敝，千里成凋残。漫漫丰穰候，风俗开容颜。秦人饱稼穑，共望仓廪宽。幕府俸薄少，藜藿日满盘。明年麦定好，慰喜聊加餐。”另如《次韵和酬真长对雪之作》云：“我思江淮有流民，往往匍匐僵道边。朱门意气与寒竟，上为酒面红欲燃。”面对大雪，诗人想到了流民僵卧，而富豪竞饮，既表现了对人民的关心同情，又表示了对社会现实中不平等的愤慨，其旨趣正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同。其他如《送杨侍读自长安之蜀》、《和子仪巡捕蝗》、《宿赵屯》、《汴河》等等，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诗人对民瘼的关注。

黄庶认为，诗主“情性”，诗应“敦厚”风俗（见《谢崔象之示诗稿》），故其有“性情适吟讽”（《次韵和真长暮中偶书》）之论。受这种思想的指导，其诗表现性情和个体意识的作品最多、最好，也最感人。诗人常常通过记游、咏物、或直接抒怀、言志来展现自己的心态。诸如其《携家游倭松》：“倭松名载四海耳，百怪老笔不可传。左妻右儿醉树下，安得白首巢其巅”（《伐檀集》卷上），描述携家游览倭松山的情景，诗人为千奇百怪、莫可名状的倭松景象所陶醉，同时又沉浸在家人团聚的幸福中，表现其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纯朴感情。《栽竹》“小槛栽培得此君，绿阴疏韵似相亲。从来风月为三友，吟社新添客一人”，表现对竹子“绿阴疏韵”的喜爱之情，轻快圆活。其《赋八月竹》则不仅表达对竹子的喜爱之情，而且还以竹暗寓个人的情操：“我养一轩竹，秋来成绿阴。万物有衰意，独怀霜雪心。西风嵇叔醉，明月白公吟。回首看桃李，何尝费百金！”

黄庶仕途坎坷，有志难酬，常以诗发抒胸中块垒，“尘埃蹭蹬落粗官，赖有诗书可自安”（《次韵答王甫判官》），读书赋诗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诗人获得精神慰藉和保持心理平衡的支柱，故常形诸笔端：

此心为地把书耕，若问生涯指六经。

欲语世人真富贵，胸中珠玉又无形。

——《偶书》

六载红莲客，差池又一年。无人和白雪，有意补青天。

肝胆论兴废，诗书谒圣贤。尊中古日月，穷达付陶甄。

——《遗怀》

前者以幽默的笔调传达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后者以曲高和寡，表现自己虽有补天之志，而无人理解，不被重用，只好与古人为友，以酒浇愁。二诗都表现了作者心中的矛盾。有时，黄庶还将思想矛盾斗争的过程展现在诗中，如《过许由冢》：

稷契宁渴死，不饮箕颍泉。先生独洗耳，不听天子言。

清风饱进退，千载何悠然。孤坟没荆棘，高名争青山。

嗟我迍邅身，一命行十年。味薄无辛咸，璞顽废雕镌。

朝行箕山麓，暮挹颍水源。竹帛何处所，搔首熊鱼间。

白云要闲友，尚苦儿女牵。丈夫合勇决，顾计羞面颜。

许由乃上古高士，相传尧以天下相让，许由不受，遁隐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许由听后，洗耳于颍水滨，以不愿听做官一类的话，表示决不入仕的决心。诗人向慕许由风操，意欲归隐，但又为生活所迫，尚需以禄养子，“搔首熊鱼间”，正是表现的这种既想归隐又不得不为稻粱谋的矛盾心情。

思乡、归隐是黄庶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诗人曾自称“平生林泉心，探奇欲倾倒”（《答王甫判官示游庆池之作》）。仕途失志，常使他思念山清水秀的家乡，“十年迷车尘，思归入梦寐。晨兴见家山，两目如云翳。”（《席上赋别南宫希元》）其《游石池潭》由石池而想到家乡潭水的可爱：“吾家溪潭动百尺，坐见游鱼可倒指。月明无风水不动，钓丝鉴中出朱鲤。乘闲具酒席草岸，呼网一举常百尾。脍霜炙玉眠鸱夷，树挂落日醉不起。几年手板负青山，趁鱼舷声不入耳。”居家时捕鱼夜饮、狂放无羁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留恋！而踏入仕途再也没有机缘享受这闲放的幽趣！诗人时常梦回故乡，流露出归隐的意识：“十年不踏故溪上，有时梦去千里游。每思鱼行鉴中见，青衫手板如仇讐。秋风鲈肥美无价，莫怪张翰不可留”（《元伯示清水泊之什因和酬》）。他甚至将家乡山水图于卧屏，置之厅室，陪伴左右，以慰乡思：“林泉生长厌应难，更写方屏几曲间。仕宦东西苦无定，此心长似宿家山”（《山水卧屏》）。志不得伸，更促使其决心归隐：“忍作仓廪盗，宁老诗书饥。养笋为钓竿，早晚耕蒿藜”（《忆竹亭》）。

黄庶还有为数不多的亲情诗，表现家庭生活情趣。如《教绳权学书偶成》：“文字有缘曾弄墨，见来官小免咨嗟。喜将笔砚传生计，不失诗书传世家。家识姓名能指点，写因梨栗不倾斜。着鞭莫落时人后，三十尘埃监汝爷”。诗写课子时的心理状态和具体情景，表现出作者仕宦不达寄望于子的心情和子聪父喜的情景。

黄庶表现情性和个体意识的作品，受李白影响的痕迹较为明显，特别是写志言怀和反映林泉雅意的作品尤其如此，后来，黄庭坚遗貌取神，表现得更为充分，更为突出，更为集中。

在艺术上，黄庶诗歌以“句律奇崛”著称，“世谓‘山鬼水怪著薜荔’之体”（明·周季凤《山谷别传》）。所谓“句律”，并非仅指诗歌语言的句式音律，而是同诗歌的总体构思、同诗歌的意境、技法、语言、格调、风神等诸因素密切相关，确切地说，它应是诗歌组成因素的总和。前人称黄庶诗“句律奇崛”，实际上也是就其诗作的综合效应而言。文学乃语言之艺术，诗歌更是艺术的语言，宋人说“亚夫诗自有句法”（洪芻《洪驹父诗话》）即从整体构思与艺术表现立论。黄庶重视诗歌的立意，而在语言表现方面深受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思想的影响，他把“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作为创作的理想境界，追求凝练、新奇和力度，强调“句句锻炼炉锤精”（《次韵和象之夏夜作》），他曾不无自负地宣称“醉坐吟万物，语出埋霹雳。乾坤髓可掬，鬼神泪可滴”（《对花》）。可以说，黄庶诗作的构思、立意、结构、语言，共同构成了“奇崛矫拔”的艺术风貌，而在不同的诗体中，又有不同的表现。

黄庶诗古体优于近体，成就最突出，《四库提要》说：“集中古体诸诗并戛戛自造，不蹈陈因，虽魄力不及庭坚之雄阔，运用古事、熔铸煎裁亦不及庭坚之工妙，而生新矫拔，则取径略同”，所言其是。《大孤山》、《宿赵屯》，《次韵和酬真长对雪之作》等，都是古体诗的代表作。先看下面这首《大孤山》：

彭蠡百里南国襟，万顷苍烟插孤岑。

不知天星何时落，春秋不书不可寻。(www.xing528.com)

石怪木老鬼所附，兹乃与水司浮沉。

鸣鸱大藤树下庙，祭血不干年世深。

轴轳千里不敢越，割牲酾酒来献斟。

我行不忍随人后，许国肝胆神所歆。

落帆夜宿白鸟岸，睥睨百绕寒藤阴。

银山大浪独夫险，比干一片崔嵬心。

宦游远去父母国，心病若有山水淫。

江南画工今谁在？拂拭束绢倾千金。

此诗向来被推为黄庶诗歌的代表，黄庭坚曾手书并刻石于南康星子湾，且有《刻先大夫诗跋》云：“先大夫平生刻意于诗，语法类皆如此。然世无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学诗，惧微言之几绝，故刻诸星子湾，以俟来哲”（《山谷别集》卷十一）。味绎全诗，前半部分写山，后半部分抒怀。首四句状述大孤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耸立烟水之中的形象，并以丰富的想像写大孤山的形成和历史的悠久；其下六句以怪石、老木、大藤、庙宇、鸣鸱等意象，极力渲染此山的幽邃、古老、神秘与圣灵，并借过往船只的往祭祈祷，增添其森严庄重的色彩。“我行”六句，作者自比殷商时期犯颜强谏纣王而被剖心致死的丞相比干，抒写以身许国，不畏险阻，欲有所为的雄心；尾四句点明宦游身份和忧国济民之意，且以“画工”自任，收束全篇。纵观全诗，笔劲气壮，知为释褐后所作。作品写山而辅以写人，有别于单纯写景咏物，而使山、人相互映衬，诗致高远而意趣丰厚，构思奇妙；内容安排则时空纵横，虚实相间，层次井然，并且笔力劲健，意境阔大雄奇，显示出一种矫拔奇崛之姿。至如以“襟”状湖，以“插”写山，尤生动形象，极见锤炼之功。

经山谷手书并刻石于南康星子湾者共两首，除《大孤山》外，另一首便是《宿赵屯》：

芦花一股水，弭楫日已暮。

山间闻鸡犬，无人见烟树。

行逐羊豚迹，始识入市路。

菱芡与鱼蟹，居人足来去。

鱼家无乡县，满船载稚乳。

鞭笞公私急，醉眠听秋雨。

这首五古乃诗人为幕府从事时所作，作品描述一次下乡公干的情形，婉转地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首两句写出行与日暮；次四句写寻宿，表现边乡僻壤的荒凉；其下四句写此地渔民的艰苦贫困；尾两句写内心感受，提示题旨，却又极含蓄之致。读罢全篇，使人自然地联想到杜甫的名作《石壕吏》，此诗构思显然受其启迪和影响。

《次韵和酬真长对雪之作》写雪天赋吟。其中渲染雪天的寒冷、状述雪景的美丽，想像奇特，比喻生动，给人以新颖矫拔之感：

恍惚白玉为饮国，寒威醉思想翩翔。

顾盼万景来笔端，濡染欲为毫已坚。

初疑万国会盟散，断琏破璧盈枯田。

禽巢一一鹤上下，冰殿扫洒迎群仙。

又疑水官爱雪柳，故把众庶为飞绵。

豪放轻快的格调可以窥见李白诗风的影响。诗人并不停留在对雪景的欣赏上，而是由自然界雪天的寒冷，联想到了人世间的不平：

我思江淮有流民，往往匍匐僵道边。

朱门意气与寒竞，上为酒面红欲燃。

天将景与富贵买，不知二费几万钱。

这样，不仅显示出情感、格调的变化，而且开拓了诗歌的意境，提高了思想境界，其下写苦思苦吟的情景与雪后归家的慰喜：“徘徊嗅嚼醉还醒，来往但见鞋履穿”、“归来庭树玉花落，稚子狂走毕华颠。拥炉搔首有余意，喜与麦为丰年”；都意趣盎然。全诗气势恢宏，纵横驰骋，波澜起伏，曲折跌宕，意境瑰丽而又深沉。清人方东树曾指出，杜甫“所以冠绝诸公数家，只是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山谷专于此苦用心”（《昭昧詹言》卷十四），所言甚是。然黄庶学杜甫章法，亦甚用力，此篇可窥一斑。山谷正是受父亲影响，方“专于此苦用心”，创造出新境界，不仅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文章必谨布置”（《与王观复书》），“长篇须曲折三致意”（《王直方诗话》引），而且在创作实践中，达到了“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昭昧詹言》卷十二）的境界。

黄庶的律诗虽不如古体，但也大都以意趣胜。如五律《观雪》“疑是天公戏，都顷海作盐。松筠知不变，丘壑见无厌，清为诗家极，寒因酒户添。冬温成俗瘟，得此胜针砭”。诗歌构思奇特，想像绝妙，语言轻松幽默，风趣盎然，却又深含哲思，自然界中松竹的节操、丘壑的贪婪，皆寓以人事，意蕴丰厚，尾联则以下雪有益于人类健康收笔，既不落瑞雪兆丰年的俗套，又体现了对民生的关心，提高了诗歌的思想境界，同时，还暗合科学道理。黄庶律诗以咏物胜，其中咏物之作最为出色。比如为人称道的《怪石》篇：

山阿有人著薜荔，廷下缚虎眠莓苔。

手磨心语知许事，曾见汉唐池馆来。

此诗为《和柳子玉官舍十首》中的第七首，吟咏的乃是点缀庭院的看景石（又称看花石或上水石），人们喜欢选取形状怪异的石块，其上再植以幽花细草，使它增添诱人的魅力。诗的开头两句即是描述“怪石”的形状：前句化用楚辞《九歌·石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之句意，说“怪石”就像山坡上披挂着薜荔藤萝的人，自有一种野逸之趣；后句又说“怪石”像一只被捆绑住的老虎，眠卧在庭前长满鲜莓青苔的地面上。“人著薜荔”，“虎眠莓苔”，既活画出了怪石如人似虎的形状，又给人以惊奇生新之感。三四两句进一步开拓诗境，写诗人用手拊磨怪石的心态感觉，与怪石交谈，知其闻见甚广，因为它曾亲自看见过汉朝唐代的苑囿池馆，经历过历史上最繁荣、最兴盛的时期。作者与怪石心灵相通，将怪石人格化，既增加了诗的意趣，又写出了怪石历史的悠久，使诗的意境带有了深沉的历史感，令人回味无穷，故陈衍推评“落想不凡，突过卢仝、李贺”（《宋诗精华录》卷一）。另如《咏笋》：“笋随人意疏处生，清风如归自来去。虽然不与俗子期，阴过邻家一销暑。”作者将笋人格化，既写出了其善解人意与高雅不俗，又写出了其不受羁绊的自由性格。《筇竹杖》“琴鹤为友朋，出入常拂拭。生来节便高，故有扶危力”以人格化的手法赞扬了竹杖的节操，耐人寻味。明人吴沆曾谓黄庭坚“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于诗为新巧，于理亦未为大害”，又说，“山谷诗文中，无非以物为人者，此所以擅一时之名而度越流辈也”（《环溪诗话》卷中）。殊不知，此正山谷家法，其父亚夫诗已见端倪。

黄庶去世时，黄庭坚方十四岁，尚未成人。但儿时父亲的教导熏陶、耳提面命和有意濡染，无疑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诗歌创作。而黄庭坚将父诗书写并刻石，说明他成人之后曾潜心研读父作，且深得精要，故能发扬光大父诗风格精神，创造出为世注目的成就。陈振孙说读《伐檀集》而言“庭坚诗律，盖有自来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曹勋《跋黄鲁直书父亚夫诗》云：“黄太史以诗专门，天下士大夫宗仰之，及观其父所为诗，则江西正脉，有自来矣。是父是子，呜呼盛哉”（《松隐文集》卷三十三）；陈、曹二氏都看到了黄庶诗对庭坚的直接影响。

总之，黄庭坚的先辈，在儒业、哲学，尤其是书法、文学诸方面，均有造诣精深者，这对黄庭坚后来的文化实践和艺术创造，其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注释】

(1)《苏轼文集》卷十一《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2)《走笔答明略适尧民来相约奉谒故篇末及之》，《山谷全书·外集》卷六。

(3)《山谷题跋》卷七，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下引此本不另注。

(4)此诗《山谷诗外集补》卷一谓“元丰元年北京作”，非是。考《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一九七五年版）宋辽金分册，方城（山）位于汝州、唐州、邓州交界处，叶县在其北，方城县在其南，而南阳与方城县毗邻。据欧阳修《黄梦升墓志铭》知黄注曾任南阳主簿，政暇或游此山而兼有题咏。黄庭坚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及第后调汝州叶县尉，次年九月到汝州，其后探寻叔祖旧踪而赋诗，乃自然之事。由此可知此诗不能作于北京而只能写于叶县，不能写于元丰元年而可能作于熙宁二年。《山谷诗外集补》之误源于黄《黄山谷先生年谱》卷七，《谱》谓“方城属唐州，故附此”，并未定作年与地点，《集补》未加详考，致成此误。

(5)黄庭坚《叔父给事行状》谓元祐“六年十一月除给事中，七年正月就职，……五月戊子病疽甚，卧家求致仕，不允，丙申不幸捐馆舍”（《山谷别集》卷八），是知卒于元祐七年，即公元一〇九二年。又，黄庭坚《将葬叔父给事祭文》曰：“岁在壬申，天歼德人”（《山谷别集》卷七），元祐七年乃壬申之岁，可作佐证。《宋史》卷三百四十七《列传第一百六·本传》谓“黄廉字夷仲……卒年五十九”。由元祐七年上推五十九年乃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是为生年。

(6)黄庭坚《书徐德占题壁后》谓“世父长善……年三十二……大命殒倾”（《山谷题跋》卷六）；《宋史本传》卷四百四十三说黄庠中进士后“归江南五年，以病卒”（《宋史·文苑五》）。考黄庠登科乃在景祐元年（1034年），其后五年乃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是为卒年，上推三十二年为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即其生年。

(7)黄《黄山谷年谱》（明嘉靖刊本）卷二十五载黄序《放隐斋落成寄鲁直九侄》诗《序》云：“老伯行年七十有六，同时兄弟，名满四海，墓木已拱，合令老夫老更狂耳”，且《年谱》将庭坚和作《伯父祖善耆老好学……上呈》编于元祐三年，即公元一〇八八年，则黄序至晚此年尚在世，由此前推七十六年为公元一〇一一年，即黄序生年矣。

(8)黄庭坚《和叔墓碣》云：“和叔卒于熙宁二年”，“享年五十有一”（《山谷全书·正集》卷三十二），“熙宁二年”为公元一〇一八年，是为和叔生年。

(9)黄庶《伐檀集·自序》云“年二十五以诗赋得一第”（《山谷全书》附《伐檀集》卷首）；其《上杨舍人书》云“某庆历初进士也”（《伐檀集》卷下）、《上宋侍读书》云“庆历初举进士，中乙第”（同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伐檀集》解题云：“庶，庆历二年进士。”黄庶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是年二十五岁，前推二十五年为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即其生年。又黄庭坚《非熊墓铭》谓“非熊，豫章黄氏，仲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岁乙未月乙酉丙申时辛卯生于临淄。……先大夫捐馆于康州，非熊方四岁”。“至和岁乙未”乃宋仁宗至和二年，即公元一〇五五年，此非熊生年；非熊四岁时，应为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此即黄庶卒年。

(10)《山谷全书》卷首所附《黄文节公世系图》称黄庶为“庆历癸未进士，知康州事”，“庆历癸未”乃庆历三年（1043年）。《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千二百三十五页）云：“庆历元年三月诏权停贡举；二年正月十二日以翰林学士聂冠卿权知贡举，……合格者五百五十七人；三年三月，诏停贡举。”由是知庆历三年不曾有贡举事。黄庶称“庆历初进士”，乃指庆历二年，王安石、王珪、韩绛等均为是年登第释褐，可作佐证，而《世系图》所称黄庶为“庆历癸未进士”实误。

(11)《后山居士文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宋蜀刻本。

(12)黄庶之号，一般均称“青杜”，自宋迄今，无有疑者，明刊《伐檀集》、民国间刊《伐檀集》均冠以“青杜黄先生”。众所周知，古人称号，多有寓意，“青社”乃是古代祭祀东方土神的地方，以之为号，寓意晦涩，令人疑惑不解。考清同治六年重刊《山谷全书》所附《伐檀集·自序》结尾落款为“皇祐五年十二月青杜自序”。“社”与“杜”字形相近，拣字刻字或许容易混淆，唯此处乃诗人自序志款，一般不致有误，笔者疑前代谓黄庶号“青社”乃“青杜”之讹，讹传既久且广，遂以假代真。黄庶以诗名世，其尤喜杜甫之诗，诗风亦受杜甫影响，颇有相近处。今集中有《谢崔象之示诗稿》，前半部分追述历代诗歌的发展后说：“最晚李杜出，遂将风雅坛。内以康心脾，睥睨万物根。予早酷爱慕，强把屈瓠钻。当时对藜藿，诵之若熊蹯”，可见其早年酷爱杜诗的程度。其《对花》诗亦云：“诗昔甫白在，造化困刀尺。我生几年后，浪自镌顽石。……醉坐吟万物，语出埋霹雳。乾坤髓可掬，鬼神泪可滴”，作者不仅将杜甫列于李白之先（其中或者有音律需要的因素），而且化用了杜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名句，亦见对杜甫的推崇与熟知。综合黄庶行实及其对杜甫的崇拜和学习，以“青杜”为号，表示自己对杜甫的敬慕是极可能的，故笔者认为，“青社”乃“青杜”之讹传，黄庶之号，似为“青杜”更贴其实际。清代进县王祥兰镌双井堂版《黄青社先生伐檀集》黄庶自序亦为“青杜”，可作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