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历经数千年演进，造极于两宋。宋人在文学、艺术、哲学等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前烛后的卓越成就。较之前代，其文化发展有何特殊性与规律性？探讨这一问题，无疑会为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笔者以为，除社会、政治诸方面的因素外，宋代文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和鲜明的历史意识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故有宋三百一十九载，以各种形态出现的规模不等的文化群体，或蜂拥并起，或继踵接武，相互影响和促进，推动着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宋代文化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景观。其中苏轼群体最具典型意义。本文以其核心人物苏轼与黄庭坚的友谊为视角，考察其对宋代诗坛、词苑、书法艺术、文人情操诸方面的影响，以为建设现代文化之龟鉴镜。
一、苏黄友谊的轴心：历史意识与群体意识
强烈的历史意识与群体意识是苏黄友谊的轴心。苏轼自觉地将维护和促进文化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与黄庭坚的友谊始终受着这种思想的指导。如果说李白、杜甫还基本上是以个体的卓越成就，不自觉地影响并带动着诗歌发展，为促进唐诗繁荣作出了不朽贡献的话，那么，苏黄友谊则更多地体现出明显的群体意识、历史意识和充分的自觉性。作为宋诗的代表作家，他们除了个体的创作成就外，还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有意识地提携奖掖后进，拔擢培养新秀，从而形成阵容强大的文化群体，共同推进文化的发展，构筑出一种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因此，苏黄友谊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个人交谊的范围，而自然地进入了有意识推动历史文化发展的高档层次和理想境界。苏门六君子中的李廌在《师友谈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四库全书本）中记载：
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土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众所周知，一代文宗欧阳修为革除当时浮靡积习和“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2)的痼弊，曾不遗余力地拔擢优秀人才，《宋史》称其“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皆“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3)，由此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强大的文化群体，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取得了诗文革新运动的胜利，“文格遂变而复古”(4)。
苏轼出自欧门，深得个中三昧，故秉承师风，谨领雅训，“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闻于世而后已”(5)，推扬汲引同道，意欲使文章“其道不坠”，促进文学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极力称扬山谷诸人。苏轼在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写给张耒的信中说：
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庭坚、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张文潜县丞书》
其有意推动文学发展的意识甚明。
在苏门弟子中，苏轼首先将主盟文坛的重任寄厚望于黄庭坚，且有意推扬汲引，树立他的威望。黄庭坚在《与王周彦书》中曾讲述了秦观、张耒同自己论诗、学诗的转变过程：
往在元祐初，始与秦少游，张文潜论诗，二公初不谓然，久之，东坡先生以为一代之诗，当推鲁直，而二公遂舍其旧而图新。方其改辕易辙，如枯弦敝轸，虽成声而疏涧跌宕，不满人耳；少焉，遂能使师旷忘味，钟期改容也。
——《山谷别集》卷十九
使秦、张“改辕易辙”的根本原因乃是苏轼对黄诗的推扬肯定。
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苏轼与王定国、苏辙同观山谷诗，且跋诗后二首云：“每见鲁直诗文，未尝不绝倒。然此卷妙语，殆非悠悠者所识能绝倒者也。是可人。”(6)又谓：“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7)吕本中《东莱吕紫微诗话》载，“欧阳季默尝问东坡‘鲁直诗何处是好’，东坡不答，但极口称重黄诗。”而苏轼本人也学黄庭坚作诗，谓“效黄鲁直体”。
在苏轼的推扬下，黄庭坚的诗一方面接受苏轼的指导与鼓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一方面逐渐受到士林的重视、喜爱和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黄诗的艺术风格，从而为江西诗派的形成和展现宋诗的独特风貌打下了坚实基础。就连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晁补之、张耒也都服膺山谷，向其请教作诗，故黄氏有“执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晁张跫然来，连璧照书几”(8)之句。陈师道则“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9)，且赠诗山谷“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10)。其后，学黄诗者日众，“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11)。明代宋濂指出：“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竟以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起，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性情远，大抵不出于二家。观于苏门四学士及江西宗派诸诗，盖可见矣！”(12)此正看到苏黄主盟诗坛的现象及产生的文化效果。
二、一代诗风的树立：变唐为宋与阳春白雪
宋诗风格多样而又不同于前代，这是众多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晶，其形成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我们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说黄庭坚诗歌艺术是宋诗风格的代表，那么，苏轼正是促使宋诗风格形成的最有力支持者，对此，上面已有所涉及。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形成确立并得到社会的承认、肯定，乃至为人们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弘扬，并非易事。对于已经习惯于欣赏唐诗、学习唐诗的人们来说，黄庭坚面临的挑战更严峻。
众所周知，唐诗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其社会性、通俗性，名篇俊章，雅俗共赏，而宋诗部分作品则转向高雅化，不具备一定的学识很难领悟其奥妙，故严羽《沧浪诗话》一方面指出唐宋诗“气象不同”（《诗评》），一方面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诗辨》）。钱钟书有“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则以筋骨思想见胜”（《谈艺录》）之评，而缪钺有“唐诗如芍药海棠，浓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论宋诗》）之喻，皆为至语。
宋代由于学校、科举、书籍制度、文化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效应，使文化相对普及，苏轼称“释耒耜而事笔砚者，十室而九”(13)，人们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文人士子的知识面和信息量就整体水平而言，大大优于唐代，出现了不少通才、全才作家。因此，部分学力深而智商高的文人，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满足于唐诗的雅俗共赏，而追求内涵更为深广、艺术更为曲折新颖的高档作品，一些博学多才的作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这方面发展，创作出部分属高新产品的阳春白雪来。黄庭坚的部分作品即属此类。
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总会有人欢迎，也有人怀疑，乃至反对。如上所述，黄庭坚颖异奇崛的诗风是经过苏轼的鉴定推扬后，才得以推广流行的。设若没有苏轼的称扬和支持，很难说会有江西诗派的盛行，宋诗的风貌或者将是另一番景象。从这个角度讲，苏黄友谊的确为宋诗的开拓和发展大开契机。南宋刘克庄曾言：
至六一、坡公，蔚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奇笔，穿异穴，间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14)。
清人翁方纲亦指出，宋诗“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契，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宋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道引而出，……继往开来，源远流长，所自任者，非一时一地事矣”(15)；山谷为“本朝诗祖”、宋诗“提契”，除时代、个人的因素外，则与苏轼的揄扬密切相关，至有如此广泛深入的影响。宋人吴垌云山谷“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四夷，遂有苏、黄之称”（《五总志》），即是看到了苏轼推扬黄庭坚的社会效果。
另外，苏黄友谊使宋诗完成了由反映社会到表现个体的大转变。宋代以前的诗歌，大都以反映社会为主，个体意识涵纳其中，并不显要，宋诗则以表现个体意识为主，通过个体反映社会。苏轼、黄庭坚之前的宋诗，宗唐的痕迹十分明显，不必说北宋前期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都瓣香唐人，即如具体作品像王禹偁《感流亡》、《对雪》，梅尧臣《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庆州败》、《吴越大旱》，乃至欧阳修《食糟民》、《边户》，都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艺术上虽不无变化，题旨乃是表现社会的。苏轼也有《吴中田妇叹》之类的作品，黄庭坚在投师苏轼之前，也有《流民叹》、《虎号南山》之类的篇章，趋拜苏门后，则集中地表现自我。建炎年间其甥洪玉父编豫章集，“独取元祐入馆后所作，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序》说‘盖必有谓’”；任渊《山谷诗注·内集诗注原目》云“近世所编豫章集，诗凡七百余篇，大抵山谷入馆后所作。山谷尝仿庄子，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此盖内篇也。晚年精妙之极，具于此矣”；洪咨夔《豫章外集诗集序》亦称“内集断自入馆以后，极其终矣”(16)。
综合诸家之说，知山谷极重入馆后诗，此乃与苏轼切磋酬唱的高峰期，诗艺臻熟，风格独立，以博雅精深见长。今检山谷内集诗，始自丰年苏黄订交之时，且以《古风二首上苏子瞻》冠诸篇首，“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17)，内容则无论赠答酬唱、题咏物事，皆以表现个人性情识度为主，无复直接表现和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
苏黄之后，陈师道把表现个体意识推进到新的深度，即使南宋时期，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绝大多数人仍是通过个体意识来反映现实，像陆游《书愤》即十分典型，而范成大《催租行》一类作品却极少见了。
三、词体疆域的拓展：举首高歌与逸怀浩气
苏黄友谊也促进了宋词的繁荣与发展，使词的内部机制发生质变，抒情主体意识由儿女情长向写怀言志转换，并由此形成了雅重豪放的风格流派，宋词发展呈多元化趋势。
苏轼之前，宋词的主流乃是月下花前、儿女柔肠，以香软艳媚为主调，以助宴佐欢为职能，商业化色彩浓重。苏轼不为传统习尚所囿，用词言志抒怀，表现自我意识，使词脱俗入雅，且笔力豪纵，风格迥异于前代，正如胡寅所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词序》）。诸如熙宁八年写于密州任上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驰骋边廷、卫国立功的雄心，元丰五年写于黄州贬所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有志难酬的悲愤情怀，无不饱含强烈的自我意识，且风格雄放，笔力豪健。苏轼锐意革新词风，广开词境，变俗为雅，因不合传统习尚而颇受訾议，连苏门弟子其初亦有“子瞻以诗为词”(18)、“先生词似诗”(19)之论。
苏黄订交后，黄庭坚着意学习东坡，王灼《碧鸡漫志》说鲁直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卷二），今存黄词一百八十余首，近三分之二的篇什为言志抒怀、描述贬谪生活、表现个体意识的壮词、旷词。晁补之曾云：“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20)，清代陈廷焯亦谓“黄九于词，直是门外汉”(21)，均就黄氏雅词而论，而其写儿女风情的艳词则深得褒扬，甚至因此被推为“当代词手”、“唐诸人不逮也”(22)。
其实，黄庭坚学苏作词，无疑是对苏轼革新词风的有力支持。无咎虽曾讥刺山谷，但既从山谷学诗，作词亦随山谷学坡公，与黄庭坚一起成为苏轼词风的高扬者。今存晁词，作年可考者，其元祐之后的作品几乎全是抒写贬谪情怀和归隐情趣(23)。冯煦以为晁补之“所为诗余，无子瞻之高华，而沈咽则过之”（《蒿庵论词》），刘熙载则说晁词与东坡相比，“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艺概·词曲概》）。张耒、陈师道存词无多，张有词六篇，四首抒怀，师道存篇五十有余而三十多首是学苏学黄的清壮之词。秦观号为婉约代表，其“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遂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24)，其名篇《望海潮·梅英疏淡》、《千秋岁·水边沙外》、《踏莎行·雾失楼台》皆是言怀之作。况周颐说：“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近。惟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其所以契合长公者独深”(25)，所言极是。
总之，苏轼开创的新词风，经过黄庭坚诸人的高扬，方形成强大的阵容和浩荡的声势，使北宋词坛呈现出婉约豪放并行不悖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并直接影响着南宋词人的创作道路，尤其是爱国词的创作。王灼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26)，王氏在评论苏轼于词之发展贡献的同时，也提出了当时词坛创作的实际。汤衡指出：“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之发之也”（《于湖词序》）；元好问亦云：“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流连光景，清壮顿挫，能启人妙思……皆自坡发之”（《新轩乐府引》）；汤、元二氏或立足当时，或着眼于历史，点明了苏轼与黄庭坚诸人对宋词发展的杰出贡献。
四、宋代书道的振起：冠亚书林与书艺理论
苏黄友谊还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繁荣和书法学的形成。苏轼、黄庭坚冠亚宋代四大书法家之列，二公书法艺术造诣精深，不仅在实践中创立了独具风韵的苏体、黄体，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具有很高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墨宝，而且在书法艺术理论方面有着很多独到的见解，形成具有一定系统性和个性鲜明的书法艺术理论，成为书法学中的重要一派。
苏书黄字，各为一体，笔势风貌虽然有别，而意韵相近，宗法为一，要之皆超轶绝尘，姿媚隽秀，故南宋杨万里说：“予每见山谷自言学书于东坡，初亦默然，恐是下惠之鲁男子也；今观《心经》，乃知波澜莫二”（《跋苏黄滑稽录》）。苏书气魄雄伟，笔势隽逸，瘦健与丰腴浑然一体，互为衬托，故姿媚神秀，圆劲有韵，内刚而外柔，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27)，苏轼自称“余书如绵裹铁”，又谓“平时作字，骨撑肉，肉没骨”(28)。今传苏字体势多为扁方，源于隶法而取其风神，用笔厚重劲健，取法于颜真卿笔意，兼得五代杨凝式之韵。
黄庭坚曾谓苏轼“少日学兰亭”(29)，“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其豪放多似之”(30)，苏轼亦“常自比于颜鲁公”(31)，且曾记潘延之语“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32)以为切实。
由上可知苏轼书法乃博采众家，自成一体，而尤重颜书风韵。黄庭坚书学苏轼而以劲健奔逸、雄放瑰奇、飘洒飞动、变化无际著称。山谷着意研学书法，乃在趋拜苏门之后，故其《书韦深道诸帖》云：“至元祐末所书诸帖差可观，然用笔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后书，少近古人耳”(33)。从苏学书，山谷“因知万事皆当师古”(34)。与苏轼相似，黄庭坚亦精研前代诸家书艺奥妙而尤喜颜书，且颇得颜氏真髓。其《杂书》云：
余极喜颜鲁公书，时时意想为之，笔下似有风气，然不逮子瞻远甚。子瞻昨为余临写鲁公十数纸，乃如人家子孙，虽老少不类，皆有祖父气骨。
——《山谷题跋》卷七
苏黄书法皆与颜书为近，姿媚隽逸，刚柔相济，而表现形态的不同又形成了各自的个性特征。
苏黄在切磋书艺和交流体会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书法理论。苏轼认为，习书须从正楷入手，“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35)，又谓“真生行，行生草，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36)，指出习书路数。其《记与君谟论书》云：“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37)，以切身体验说明书法必勤学苦练坚持不懈乃能得其艺趣，有所长进。
苏轼还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同上《论书》）；又云“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同上《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概括了书法形体风神与气势结构等方面的要求和特点，均为有得之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将人品与书品视为一体，提高了书法艺术审美的境界与层次，也丰厚了书法艺术的内涵。其《跋欧阳文忠公书》云：“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同上）；《跋钱君倚书书遗教经》又云：“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辨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同上）。
苏轼认为，“凡书像其为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同上《书唐氏六家书后》）。苏轼还特别强调书法艺术的创新独造，要求“出新意，求变态”，“逸于绳墨之外”（同上《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自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评草书》）。
黄庭坚进一步阐释和发挥了苏轼的书法理论，并结合亲身实践的心得，将其推向新的深度。他主张“凡书要拙多于巧”(38)，字要“肥不剩肉，瘦不露骨”(39)，“肥字要须有骨，瘦字要须有肉”(40)；强调书法亦须严谨，“所谓失一点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壮士折一臂”(41)；提出“学书欲先知用笔之法，欲双钩迥腕，掌虚指实”，“书字欲如人有精神”（《论作字》）。黄庭坚在《书赠福州陈继月》(42)、《书王周彦东坡贴》(43)诸文中还多次对苏轼“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之论予以直接阐释和印证。
黄氏论书还提出了“笔、意、韵”诸说，认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44)；“书，意与笔皆非人间轨辙”（《李致尧乞书书卷后》），“锋在笔中，意在笔前”；“凡书画当观韵”，“此与文章同一关纽”（《题摹郭尚书图》）。并指出“用笔不知擒纵”，则“字中无笔”（《自评元祐间字》），“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跋周子发帖》），“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淡，乃入微耳”(45)。山谷亦强调独创，其《论写字法》云：“随人学人终旧人”，《题乐毅论后》谓“予尝戏为人评书云：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46)，他认为，学古人书，应该“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题彦鲁公帖》）。
黄庭坚论书也特别强调人格、学问、修养和性情。他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常逸少，只是俗人耳”(47)。其《跋范文正公帖》云：“今士大夫喜书，当不但学其笔法，观其所以教戒故旧亲戚，皆天下长者之言也。深爱其书，则深味其意，推而涉世，不为古人志士，吾不信也”(48)。至《题王观复书后》则曰：“此书虽未及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垒，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49)。他在《论写字法》中还教导后学“要须得一佳士与游，养其忠厚之源，此最为先务也”。
苏、黄论书，所见多合。黄庭坚《跋颜鲁公东西二林题名》曾云：“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轶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50)；其《跋东坡书》又谓“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轶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立论者十余年，闻者瞠若，晚识子瞻，独谓为然。士大夫乃云，苏子瞻于黄鲁直爱而不知其恶，皆此类。岂其然乎？”(51)
黄氏精于鉴赏，他对苏字推崇备至，以为“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其字“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跋东坡墨迹》），又云：“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苏翰林用宣城诸葛齐锋笔作字，疏疏密密，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书。所以子瞻翰墨尤为世人所重。今日世人持之以得善价，百余年后，想见其风流余韵，当万金购藏耳”（《跋东城书帖后》）……今天，历史早已证明了黄氏评论的中肯性与预言的准确性，此无须赘言，而在当时，讥刺苏书者却不乏其人，黄氏多有驳斥：
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为律，后王所是以为令。予尝以此论书而东坡绝倒也。
——《跋东坡水陆赞》
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甚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
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苏、黄论书事：“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此事苏、黄集中均未见记载，可信性亦令人生疑，或好事者仿其声口为之。既如曾氏所记，笔者亦认为反应了苏黄的善识善评、善喻善对和思维敏捷、幽默风趣，说明了二公心灵的相通。“树梢挂蛇”、“石压虾蟆”乃化用传统的灵蛇仙蟾之说，肯定了对方的书法艺术个性，前者言遒劲而有灵气，后者云其严重而富仙韵，戏谑或许有之，而讥刺决非本意。
黄庭坚指导后学也往往以苏书为标范，其《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曾说：“余书不足学，学者辄笔软无劲气，今乃舍子瞻而学余，未知为能择术也”；《跋周越书后》亦谓：“周子下笔沉著，是古人法，若使笔意姿媚似苏子瞻，便觉行间茂密，去古人不远矣”(52)。
苏轼、黄庭坚的超前意识、超常智慧和超俗心态，往往难以找到相同层次的知己，黄庭坚在《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中曾言，苏轼有“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也”(53)。可见其独与黄氏神契绝非偶然。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唐中叶以后，书道下衰，欧阳修与蔡襄论书，曾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54)；苏轼《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亦云：“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55)；欧、苏都谈到了北宋前期书道的衰落景象，而苏轼、黄庭坚杰出的书法成就和理论建树，以及他们之间的研讨切磋，相互声援，不仅使宋代书艺大振，而且泽及后人，其对当时与后世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五、风操雅韵的高扬：爱人以德与相勉于道
苏黄友谊体现了一种高尚的情操和优秀的品格，堪称文人士子行谊楷模，也是促进社会文明的典范，这给宋代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欧阳修有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朋党论》），苏轼和黄庭坚的友谊是典型的实践例证。苏黄友谊建立与发展的全部过程，都体现了一种“君子仁人”之风，始终贯串着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56)，是苏轼择友、交友中遵循的最根本的原则，也是苏黄友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苏轼珍视人的才华，而更重视人的品德，故于《书黄鲁直画跋后》云：“君子爱人以德”(57)，其评庭坚则首谓“孝友之行追配古人”，次言“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黄庭坚自代状》），可见其衡鉴人物的标准是品学兼优而德重于才。苏轼曾对李廌的要求提出批评劝告，告诫他“但信道自守，当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丧失所有”（《与李方叔书》）。
如前所述，苏黄友谊最初就是从观文论“道”开始的，所谓“相引以造于道”（苏轼《问渊明》诗自注）。苏轼于孙觉处首见庭坚诗文即断言“此人如精金美玉”、“必轻外物而自重者”，后于李常处见山谷“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58)，由诗文而知山谷，遂引为道友，视为畏友。黄庭坚首次投书苏轼亦言“非用心于富贵荣辱”、“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同道而师之意甚明。直到苏轼仙逝后，黄庭坚还在梦中与其切磋诗艺。苏黄对文学艺术的共同嗜好，对思想、情操、人格的追求，至旗鼓相当的学识与思维敏捷的相似，这一切，都成为终生友谊的坚实基础，不管风云如何变幻，都始终不渝。黄庭坚亲言“子瞻知我不以势利交之”(59)；《四库全书提要·〈师友谈记提要〉》亦云“知其交游神契，非以势利相攀”。
苏轼对山谷的推扬已见前述，其另有《再和黄鲁直》诗云：“丹青已是前世，竹石时窥一斑。五字当还靖节，数行谁似高闲”，对山谷诗画评价甚高。清代学者翁方纲曾盛赞苏轼品格：“苏文忠公凌卓千古，独心折山谷之诗，数效其体，前人之虚怀如此！”（《〈七言诗歌行钞〉凡例》）而黄庭坚人谓“孝友忠信，笃行君子人也”(60)。
山谷一生都特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提出人“须胸中有道义”（《书缯卷后》）、“穷而不违仁，达而不病义”(61)，“择师而行其言，如闻父母之命，择胜己者友，而闻其切磋琢磨，有兄之爱，有弟之敬，不能悦亲则无本，不求益友则无乐，常傲恨则无救”(62)，故对苏轼“平生服膺推毂，形为歌咏者，每不敢与之并肩”(63)。宋人王懋在谈到苏黄友谊时说“苏、黄二公同时，实相引重，黄推苏尤谨，而苏亦奖成之甚力”(64)。
苏黄友谊这种“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的高洁情操，无论在当时还是于后世，对很多正直的文人士子都发生积极影响，表现出重道自守的文化品格和摈弃势利的气节操守。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陈师道“居都下一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65)，苏轼称其“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66)，宁冻病而死决“不著赵挺之绵袄”(67)。吕本中由此提出“涵养吾气”说，至陆游广而大之，指出“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不少屈于权贵，不附时论以苟登用”(68)，皆依稀可见苏黄气节的影响。
友谊，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行为，它涵纳着善良、美好，也标志着精神文明的程度。发生对象不同，社会效果亦不尽一样。小者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大者或许规范历史的发展。苏轼与黄庭坚的友谊，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值得肯定，值得研究，尤其应予弘扬，从而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注释】
(1)本文发表于中华书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2)《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www.xing528.com)
(3)《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4)欧阳发《欧阳文忠公事迹》。
(5)葛立方《韵语阳秋》。
(6)《苏轼文集》卷六十八。
(7)同上书，卷六十七。
(8)《山谷诗集注》卷四《奉和文潜赠无咎……》。
(9)《山谷居士集》卷九《答秦觏书》。
(10)《赠鲁直》，《后山居士文集》卷四。
(11)严羽《沧浪诗话》。
(12)《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答张秀才论诗书》。
(13)《苏轼文集》卷四十九《谢范舍人启》。
(1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九《江西诗派》。
(15)《石洲诗话》卷四。
(16)《平斋文集》卷十。
(17)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厅堂录序》。
(18)陈师道《后山诗话》。
(19)王直方《诗话》。
(20)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
(21)《白雨斋词话》卷一。
(22)陈师道《后山词话》。
(23)参见笔者与刘乃昌师合著《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24)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25)《惠风词话》卷二。
(26)《碧鸡漫志》卷二。
(27)《苏轼诗集》卷五《次韵子由论书》。
(28)《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自作字》。
(29)《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墨迹》。
(30)同上书，卷九《跋东坡自书所赋诗》。
(31)同上书，卷五《题欧阳佃夫所收东坡大字卷尾》。
(32)《苏轼文集》卷六十九。
(33)《山谷题跋》卷七。
(34)同上书，卷八《钟离跋尾》。
(35)《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跋陈隐居书》。
(36)同上书，卷七十《书唐氏六家书后》。
(37)同上书，卷六十九。
(38)《山谷题跋》卷七《李致尧乞书书卷后》。
(39)同上书，《书王右军兰亭草后》。
(40)《山谷别集》卷六《论作字》。
(41)《山谷简尺》卷下，《四库全书》本。
(42)《山谷题跋》卷五。
(43)同上书，卷九。
(44)《题跋》卷四《跋法帖》。
(45)《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所书宝月塔铭》。
(46)《题跋》卷四。
(47)同上书，卷五《书缯卷后》。
(48)同上书，卷六。
(49)同上书，卷七。
(50)《题跋》卷四。
(51)同上书，卷五。
(52)《山谷题跋》卷九。
(53)同上书，卷五。
(54)《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六《唐安公美政颂》。
(55)《苏轼文集》卷六十九。
(56)《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与李方叔书》。
(57)同上书，卷七十。
(58)同上书，卷五十二《答黄鲁直书》。
(59)《山谷题跋》卷五《跋李康年篆》。
(60)黄震《黄氏日钞》。
(61)《山谷题跋》卷六《跋欧阳老……》。
(62)同上书，卷七《书生以扇乞书》。
(63)周之鳞《山谷先生诗钞序》。
(64)《野客丛书》卷七。
(65)苏轼《与李方叔书》。
(66)《苏轼文集》卷二十七《荐布衣陈师道状》。
(67)《朱子语类》卷一三〇。
(68)《渭南文集》卷十五《傅给事外制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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