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小雅·常棣》序云：“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须友而成者”（《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考诸史实，无不信然。古之志士仁人、明贤圣哲，凡有建树者，莫不善友而重谊。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友谊也是为人乐道的重要话题，甚至成为追寻历史演进轨迹的途径之一。譬如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深厚友谊、“词中巨龙”辛弃疾与抗金志士陈亮的莫逆之交，都曾为人称扬不已，传为文坛佳话。李、杜同游梁、宋，复遇齐、鲁，“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别后怀念不止，“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友谊至老不衰。辛、陈临安初聚、“话头多合”（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江西再会，“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至陈亮辞世，稼轩“涕不能已”，为文以祭，推称“天下之伟人”（辛弃疾《祭陈同甫文》）。李杜之交，辛陈之谊，皆志同道合，终生不渝，且在文化史上有着较为广泛的积极影响。这是一种决然有别于常俗的高境界、高层次的友谊。较之李杜、辛陈，一代文豪苏轼与诗坛巨子黄庭坚建立的友谊，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的影响更为深广，特别是同宋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有着更直接、更明显、更密切的联系。二公以硕学宏才，鼓行士林，以文学行谊卓绝当时，为宋代文化的高涨大开契机，前人或称苏黄交游“最密”，“苏公真知鲁直者”（宋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鲁直“亦心契东坡”（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十九），或言二公“风节行谊，铿轰一时，炳耀千古”（明查仲道《山谷全书书后》），或曰“宋之诗，以苏黄盛”（明蒋芝《黄诗内篇序》），都程度不同地论及到了苏黄间的友谊及其社会效应。笔者以为，考察苏黄友谊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将有益于探寻宋代文化的发展轨迹，有益于研究宋代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与规律性。
一、苏黄友谊的序曲：品文识友与推扬汲引
《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苏轼与黄庭坚的友谊，就是从品评诗文开始的。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十二月，杭州通判苏轼受差湖州公干。湖州太守孙觉（字莘老）既是黄庭坚的泰山岳丈，又是苏轼的故交友人。黄庭坚少时游学淮南，莘老爱其才，“许以远器”，不仅“饮食教诲，道德文章，亲承讲画”(2)，而且还将女儿兰溪（时年十一岁，参见拙作《山谷始婚考辨》，中华书局《文史》三十五辑）许配，成翁婿之好。而莘老于仁宗嘉祐年间在京编校昭文书籍时，即已结识苏轼，英宗治平年间苏轼直史馆，交往益厚，宋神宗熙宁中，莘老因言事“黜知广德军，逾年，徙湖州”（王偁《东都事略》卷九十二《孙觉传》）。苏轼则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乞放外任，通判杭州。此次莘老与苏轼接晤外郡，友人相会，欣喜万分。款叙之余，莘老将新任北京国子监教授黄庭坚的诗文出以示轼，求其指教，且云：“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3)。苏轼阅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且“观其文以求其为人”，知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同上），对黄氏的文风与品格深表赞赏，由此奏响了苏黄友谊的序曲。
其后至熙宁十年（1077年），由于黄庭坚舅父李常（字公择）的绍介和推引，苏轼对黄庭坚诗文及人品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是年，苏轼自密州将赴河中，正月经青州至济南，齐州太守李常迎而款叙多日，并同游大明湖。苏李为至交，施元之谓二人“皆以论新法摈黜远外，意好最厚”(4)。公择“神宗初，为右正言，力诋新法”（秦观《李公择行状》），出判滑州，后徙鄂州、湖州、齐州等。苏轼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离杭赴任密州，途中曾携张先等专访李常于湖州任上，唱和颇多，相得甚欢，至密州仍诗文往来不绝。此次过济，旧友重逢，喜不自胜，苏轼作《至济南……》诗尚忆前事，且云：“到处逢君是主人”。盘桓期间，李常出其甥庭坚诗文求正苏轼，且于庭坚其人多所议论。故苏轼《答黄鲁直》书云“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苏轼文集》卷五十二）。黄庭坚自儿时就甚得舅父喜爱，十四岁父亲逝世，次年即跟李常游学淮南，随侍左右，学业大进，其《再和公择舅氏杂言》谓“外家有金玉我躬之道术，有衣食我家之德心，使我蝉蜕俗学之市，乌脯仁人之林”(5)，《祭舅氏李公择文》亦云“长我教我，实惟舅氏”(6)。李常对黄庭坚的禀赋个性知之最细最深，既出其诗文求正苏轼，言及其人乃自然之事，而苏轼由此推断黄氏“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黄鲁直》），其对黄庭坚的推许褒扬，正是已入神交的证明。
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李常罢齐州知府而赴淮南西路提点刑狱，路经徐州，造访苏轼，“故人相逢，五斗径醉”，“莫逆之契，义等于天伦，不腆之辞，意勤于地主”（《苏轼文集》卷四十五《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二人诗酒流连，款叙友情，忆去年盘桓济南，喜今日重聚彭城，苏轼兴奋地挥毫而书：“淮西按部威尤凛，历下怀仁首重回。还把去年留客意，折花临水更徘徊”（同上）其离别时，苏轼将李公择送至龙云山且赋诗曰：“宜我与夫子，相好手足侔。比年两见之，宾主更献酬。乐哉十日饮，衎衎和不流。论事到深夜，僵卧铃与驺。颇尝见使君，有客如此不？欲别不忍言，惨惨集百忧”（《苏轼诗集》卷十六《送李公择》）。
孙觉、李常与苏轼的深厚友情，以及对黄庭坚的荐引和绍介，使苏轼初步了解了庭坚的人品，并引以为友，从而拉开了苏黄友谊的序幕。苏轼对黄庭坚的推扬汲引，也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于黄氏，故其后黄庭坚在《上苏子瞻书》里说“传音相闻，阁下又不以未尝及门过誉斗筲，使有黄钟大吕之重”（《山谷全书·正集》卷十八），其知音、知遇之感溢于字里行间。
二、苏黄友谊的确立：投书赠诗与作答次韵
元丰元年（1078年）春末夏初，苏轼接到了黄庭坚自北京投寄的书信与赠诗，这是苏黄友谊的一个里程碑。黄氏《上苏子瞻书》首先从正面表达了自己“齿少且贱”，于苏轼虽“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之向慕已久而不能随侍左右的心情；继对苏轼“海函地负”的高才大德极表钦仰，所谓“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岂弟，博约后来”；然后以婉转的笔法表述了自己不同流俗的品格，即“晚学之士”皆欲“亲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而自己“非用心于富贵荣辱”，这实际上是对苏轼推评“必轻外物而自重”的疏证，以示轼为知己。信中还言及仰慕苏轼由来已久，所谓“早岁闻于父兄师友”；谈到“未尝得望履幕下”、“乐承教而未得”之心憾；并对自己“未尝及门”而得推扬汲引表示感激。书信饱含对苏轼的敬重钦仰和师事之意，执礼谦恭。
与书信的直言正达有所不同，赠诗则托物引类，委婉含蓄，情真意切：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
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
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
终然不可口，掷置官道旁。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山谷诗集注》卷一《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一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盖，下有千岁苓。
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
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
大小材则殊，气味固相似。
——同上其二
这两首诗对正确理解苏黄友谊至关重要，它是黄庭坚终生遵循的原则，其精神贯穿于苏黄友谊的全部过程中。但历来对二诗的诠释与理解见仁见智，间有遗落或不合本意者，故于此稍作绎释。其一言师从之心。首二句作者以“遗核野生，不经栽接”（《群书通要》庚一）的江梅自比，并暗用白居易《春和令公绿野堂种花》“令公桃李满天下”诗意和唐代关于狄仁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的故实，言尚未受名师栽培，欲往依苏轼。次二句借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说和白乐天《木》“风烟借颜色，雨露助华滋”诗意，说实际上已是苏轼门生，因为苏轼前已推扬汲引，所谓实至而名归。“孤芳”二句仍自喻江梅，并化用韩愈《孟生》诗“异质忌处群，孤芳难寄林。谁怜松林性，竟爱桃李荫”、鲍照“艳阳桃李节，皎洁不成妍”诗意，说自己虽有孤傲之嫌而实则非常盼望师长训导，不过自己就像江梅一样，在桃李盛开的季节无人欣赏，所以只好孤芳自赏。“古来”二句笔锋陡转，说自古以来，江梅之实就是调和鼎食不可缺少的佐料，因此它是当然的朝廷庙廊中物，这样就以含蓄婉转的隐喻手法表达了辅助治理国政的愿望和志向，故陈衍有“求仕”（《宋诗精华录》卷二）之说。然而，志犹未酬，“岁月”句一方面表达了时光流逝而一事无成的惆怅之情，一方面通过点化《古诗十九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表达了仰慕思念的迫切和趋拜恨晚的遗憾；“烟雨”句说梅子由青变黄而成熟。其下说将梅子装在盛桃李的盘子里，请看在远道进呈的心意上予以品尝，如不合口味就掷于路旁，只要托于桃李的本根存在，抛弃又有何妨！此处反用白居易《京兆府新栽莲》“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之诗句，不仅照应了开头，而且写出了求师的执著。通篇以江梅为喻，写师事之愿，情意迫切而又高雅却俗。
其二言交友之意。此乃上首诗意的延伸，本旨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内容与结构的安排看，前六句咏松，次六句咏草，尾二句点题，而“松以属东坡”（任渊《山谷诗注》），草则自况。首二句通过描绘青松的形象和声势，喻写苏轼超世拔俗的品格和高洁的情操以及声名远播的影响。次二句赞颂苏轼的仁义之风：“百尺盖”（“盖”一作“丝”，据朋九万《乌台诗案》苏轼所记改）以树冠之大写荫护之广；“千岁苓”即“千岁茯苓”，《史记·龟策传》言，茯苓乃“千岁松根也，食之不死”，故其下有“为人制颓龄”之句。“自性”二句乃是对青松自然本性的概括。这样，作者通过描述与评论青松，传达出对苏轼的崇拜敬仰之情。此后，诗人又以小草自况，言有远大志向，愿与青松平生相依，结为挚友。“医和”四句“意谓依附贤者，足以自乐；至其不为当世所知，则亦自重”（任渊《山谷诗注》）。尾二句将青松与小草相比较，认为材之大小悬殊而气味却相近相似，从而收拢了全诗。文乃翁《马洲山谷祠记》云黄庭坚“定交苏文忠公也，先之以江梅青松二诗以寄意，至谓‘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师友之所以相规儆者”（《山谷全书》首卷二），所言甚是。
苏轼于春末夏初收到黄庭坚的投书与赠诗后，“喜愧之怀，殆不可胜”，只是由于“入夏以来，家人辈更卧病”（《答黄鲁直书》，《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直到秋初方作复并和诗。苏轼答书首先回忆了两次闻知黄氏的情形与感觉，始于孙觉处见庭坚诗文即断言“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绝非俗辈，且认为“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后在李常处了解愈深，从而说明了虽未晤而早已神交的事实；继对投书赠诗表示逊谢，且描述了阅书的心态，同时说明了“裁答甚缓”的原因；然后议论赠诗，认为“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全书将黄氏视作故交畏友，推扬汲引，如恐不及，德风仁意，充溢其间。苏轼和诗亦托物吟讽，趣如原作，而尤其挥洒自如，意境开阔，含纳丰厚：
嘉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
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
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旁。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其一，《苏轼诗集》卷十六
空山学仙子，妄意笙箫声。千金得奇药，开视皆豨苓。
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阅霜中蒂。
摩挲古铜人，岁月不可计。阆风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同上其二
和作与原诗共为一组有机的整体，意绪相联，旨趣相通，但和作不囿于原诗而随意挥洒。其一从评论黄氏及其境遇入手，既正面推许，以“嘉谷”、“蟠桃”相喻，又反面衬托，用“稂莠”、“飞蚊”对比，密切联系现实，同时还自况“苦李”，谦称逊谢。据《乌台诗案》，作者自释此篇云，起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胜君子，如稂莠之夺嘉谷”，其下“意其君子小人进退有时，如夏日蚊虻纵横，至秋自息。比黄庭坚于蟠桃，进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皆小人也。”大体昭示了诗旨。纵观全篇，既有对黄氏的称赏，又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既有热忱的鼓励和期待，又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抨击。诗中喻体生动形象，而含意又明朗丰厚。其二主要针对原诗的赞颂表示谦谢并视为至友。起二句先言自己有出世脱俗的愿望，以示与黄氏“超逸绝尘”之气味相似，次说自己枉负虚名；“千金”二句意谓无须寄望过高。其下则将黄庭坚比作安期生、蓟子训，安氏“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蓟氏度世多年，“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人共摩挲铜人”，作者用此二典传喻黄氏遗世脱俗，恬淡无欲，自可延寿。尾二句暗用《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之意和原诗“气味固相似”之说，以要去仙人居住的昆仑之巅，说明自己见贤思齐、遗世脱俗的决心，婉转地表达了同心为友的意愿。与前篇相比，此首同原作的联系更密切，几乎句句作答。但无论前首还是后篇，都给人以如对如晤、如话体己、如语家常、亲切放达而又博雅高妙的感觉，故黄庭坚谓“和诗词气高妙，无以为喻”（《山谷别集》卷五《与苏子瞻书》）。
黄庭坚秋末自卫州考试举人回到大名府，户曹郑谨（字彦能，彭城人，是年春赴任时，苏轼作《送郑户曹》诗送行）将苏轼寄来的答书与和诗转交给黄庭坚，庭坚阅后对苏轼之“不以污下难于奖拔接引，开纳勤勤恳恳，俯伛而忘其臂之劳，强驽马于千里”，表示感激，并决心“勉奉鞭勒，至于胜任而后已”（《与苏子瞻书》）。至此，苏轼与黄庭坚正式订交，并开始了新的友谊阶段，黄庭坚自此真正成为苏轼的门下士，二人的政治生命也从此联为一体，开始将“相依在平生”付诸实践。
顺便指出，关于黄庭坚投书赠诗和苏轼作答较为确切的时间，历代均未详察，故各种诗注、年谱，乃至近年出版的笺释，都只是系年，偶有涉及时月，则又失考。如投书时间，《乌台诗案》记苏轼供状云：“元丰元年二月内，北京国子监教授黄庭坚寄书一封并古诗二首与轼”，其说因出自苏轼之口，故学人多信以为实，任渊《山谷诗集注》所附年谱仅有系年，姑置不论，施元之注苏诗、黄子耕《黄山谷年谱》等均引此说，后世亦沿袭不疑。殊不知，《诗案》所记，未必可信，同篇供状中即将“古风二首”写为“六首”，诗中字句亦多有出入。盖事隔已近两载，或记忆难以准确，或录者笔误，当未可知。若言二月投书，李常三月至徐州，与苏轼流连数日，唱和颇多，却无一言及之庭坚。苏李情如手足，且于去年在济南荐鲁直事隔未远，倘接庭坚赠诗，自当言之。今检山谷《上苏子瞻书》有云“自入夏以来”，细加玩味，参之李常离徐时间，可推知黄书作于暮春，而苏轼收于夏初。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7)倒是不囿旧说，颇有识察，其卷十六将“黄庭坚自京上书并以古风二首为贽作报书”与苏轼“和赠”同排于元丰元年四月至六月间，不过，苏轼作答则在七月，其书中有“秋署”二字，言之甚明。
三、苏黄友谊的发展：诗文唱和与翰墨往还
苏黄订交后，诗书往来，酬唱赠答，友谊不断发展。元丰二年（1079年）春初，黄庭坚二次奉书苏轼，感谢其奖拔接引，“往闻执事恺悌之声，今食其实，独恨未有亲近之幸耳”（见《山谷别集》卷五）。是春，黄氏一面潜心研读苏作，一面不断次韵相和。他在《次韵答尧民》诗中谈研读苏诗的微妙感觉和深切体会说：“君问苏公诗，疾读思过半。譬如闻韶耳，三月忘味叹。”且认为自己难以比附：“我诗岂其朋，组丽等俳玩。不闻南风弦，同调广陵散。鹤鸣九天上，肯作家鸡伴”（《山谷外集诗注》卷五）。大约同时前后，黄庭坚和作苏诗多篇，如《次韵子瞻春菜》、《次韵子瞻与舒尧文祈雪雾猪泉唱和》、《薄薄酒二章》、《见子瞻粲字韵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再和寄子瞻闻得湖州》等等。
苏轼《春菜》诗写于元丰元年徐州任上，作者由北方春天无菜而食野蔬，回忆蜀中情形，引发思乡与退隐之情，尾言“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苏轼诗集》卷十六），从而婉转地传达出仕途失意的淡淡惆怅。黄氏《次韵子瞻春菜》亦从春蔬野菜着笔，极写归隐蔬食旨趣，且暗以《晋书·张翰传》张翰谓顾荣“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之语，传达失志而相知之情，结尾“万钱自是宰相事，一饭且从吾党说。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青衫诚可脱”（《山谷外集诗注》卷三），不仅直接表达了志趣的相同和对时局的不满，而且也传达了甘陪友人隐退的意向，实践“相依在平生”的诺言。此诗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据原作在苏集中位于《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之前，断定“盖未通问时先和此诗也”。目录所附《年谱》视黄氏次韵为熙宁十年（1077年）作，皆失察，其时原作尚未问世，何言次韵！
庭坚《次韵子瞻与舒尧文祈雪雾猪泉唱和》赞颂苏轼体恤民瘾，义感龙蛇。据《苏诗总案》卷十七，苏轼于元丰元年十一月祈雪唱和，黄氏次韵当在其后不久，且诗有“使君闵雪无肉味，煮饼青蒿下盐菽”之语，乃隐含苏轼《春菜》“碎点青蒿凉饼滑”诗意，故可推知与次韵《春菜》相去不远，或同时所作。苏轼《薄薄酒》诗据《乌台诗案》记作于熙宁九年（见《苏轼诗集》卷十四），作者以“薄薄酒”起兴，就人生的穷达隐显、富贵荣辱、是非忧乐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多合释氏之义，颇含机锋，虚无中不无达观，同时还表露了“隐居求志”的想法，该诗实乃对现实不满的发泄，故黄庭坚以“愤世疾邪，其言甚高”推评。黄氏和作《薄薄酒二章》（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五）较原作更富禅机，诸如“富贵于我如浮云”、“万里封侯不如还家”、“醇醪养牛等刀锯、深山大泽生龙蛇”、“绮席象床廻玉枕，重门夜鼓不停挝，何如一身立四壁，满船明月卧芦花”，其超脱尘世的色彩尤浓，而又不止归隐。
熙宁七年，苏轼在密州任上写了《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见《苏轼诗集》卷十二），向友人表述了当时的心态和境遇，结尾部分说：“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定，此邦聊假馆。三径粗成资，一枝有余暖”，袒露了归隐之意，诗中自然有对现实的不满。提刑段绎、太傅乔叙时为和篇，苏轼又有《乔太傅见和复次韵答之》、《二公再和亦再答之》。黄庭坚读此数篇，写了《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载《外集诗注》卷五），诗中表达了对苏轼才学品德和人格节操的景仰：“公才如洪河，灌注天下半”、“文似离骚经，诗窥关雎乱”、“先生古人学，百氏一以贯”；也表达了相从恨晚与渴望拜晤的心情：“贱生恨学晚，未曾奉巾盥”、“仁风从东来，试目望斋馆”、“仰看东飞云，只使衣带缓”、“东南望彭门，官道平如案”；其中也有对苏轼“入宫又见妒，徒友飞鸟散”、“元龙湖海士，毁誉略相半”之境遇的不平，以及以“臭腐暂神奇”之现实的挞伐；全诗体现了作者渴慕之情和理解之心。其中对苏轼“只令文字垂，万世星斗粲”的预言，更使今人瞠目！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初，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湖州，庭坚闻讯写了《再和寄子瞻闻得湖州》，诗有“天下无相知，得一己当半”，“相思欲面论”、“要以道湔盥”、“安得垂天翼，飞就昊兴馆”之句，传达知遇之情。
苏轼收到黄氏和诗后，即挥毫写了《往在东武与人往返作粲字韵诗四首，今黄鲁直亦次韵见寄，复和答之》：
苻坚破荆州，止获一人半。中郎老不遇，但喜识元叹。
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
阴求我辈人，规作林泉伴。宁当待垂老，仓座收一旦。
不见梁伯鸾，空对孟光案。才难不其然，妇女厕周乱。
世岂无作者，于我如既盥。独喜诵君诗，咸韶音节缓。
夜光一己多，矧获累累贯。相思君欲瘦，不往我真懦。
吾侪眷微禄，寒夜抱寸炭。何时定相过，径就我乎馆。
飘然东南去，东水清且暖。相与访名山，微言师忍粲。
——《苏轼诗集》卷十八
作者对识得黄庭坚表示异常欣慰，对黄氏及其诗作了高度赞扬，直视为知己畏友，思欲相见，邀其过谈。
这一时期的唱和进一步密切了苏黄友谊。不过，黄氏所和均为苏轼旧篇，可知黄氏乃在研读苏诗的过程中所为，故有一定的选择性。若将原作与和诗统而观之，不难觉察这些作品，都流露了雅意泉壑的归隐思想，表现出高洁的情操和相同的志趣，也都微含对现实的不满，而在艺术上又典实丰富，天运神化，显示出博雅雄厚的学识。所有这些，正体现了苏黄相近的志趣和心态以及相互理解的程度。
时隔不久，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苏轼四月二十日抵湖州任所，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入狱，受审期间，还有意保护黄庭坚，“不说曾有黄庭坚讥讽文字等因依”（朋九万《乌台诗案》）。黄庭坚在北京得知苏轼系狱消息，既焦急又愤慨，一方面为苏轼的受人谗陷而愤慨不平，一方面为自己人微而言轻无力援救而忧心如焚，且意识到自己恐怕也难免此劫。其《二十八宿歌赠别无咎》诗云：“虎剥文章犀解角，食未下亢奇祸作。药材根氐罹掘，蜜虫夺房抱饥渴。有心无心材慧死，人言不如龟曳尾。卫平哆口无南箕，斗柄指日江使噫。狐腋牛衣同一燠，高丘无女甘独宿。虚名挽人受实祸，累棋既危安处我。室中凝尘散发坐，四壁矗矗见天下。奎蹄曲隈取脂泽，娄猪艾豭彼何择。倾肠倒胃得相知，贯日食昴终不疑”（《山谷外集诗注》卷六）。案结后，苏轼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贬谪黄州，黄庭坚亦被“罚金”，故张耒《与鲁直书》云“苏公以文章得罪，而闻足下实与其间”（《柯山集》卷四十六）。后来，苏轼在写给司马光的信中曾说：“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此细故所能尘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尔”（《苏轼文集》卷五十）。
元丰三年（1080年）春初，苏轼赶赴黄州贬所，二月至黄州，即杜门谢客，“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秦太虚书》）。至友李常寄诗相慰，轼答书有云：“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五十一），其“极不以公择慰问为然，而反以规之，千载之下，犹见其生气凛然”（王文诰《苏诗总案》）。是年，黄庭坚则罢北京教授至京师吏部改官，得知吉州太和县。“吏事之余，独居而疏食，陶然自得”（苏辙《答黄庭坚书》）。此后三年间，未见苏黄唱和。然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附带而益固，苏黄均为重道而得道者，乐在相知，重内而轻外，所谓“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自与常俗殊别。黄庭坚元丰四年（1081年）作书苏辙，转达音问，中云：“比得报伯氏（苏轼）书诗过辱，不遗绪言，见及敢问，不肖既全于拙矣。于事无亲疏，不了人之爱憎，人谓我疏愚非所恤，独不知于道得少分否”（《山谷全书·正集》卷十八）；又有《次元明韵寄子由》、《再次韵寄子由》等诗，表达辞官归隐之意与思念苏轼之情，所谓“欲解铜章行问道”，“想见苏耽携手仙”，亦有对时局境遇的不平，所谓“麒麟坠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而苏轼亦系念着黄庭坚，且常引以为自豪。其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答李昭玘书》云，轼“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又云，“鲁直既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此最勇决”，可见对庭坚的叹赏与深情关注。十二月又有《答李昭玘书》云：“观足下新制及鲁直、无咎、明略等诸人唱和，于拙者便可搁笔，不复措词”（上引均见《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元丰六年（1083年），黄庭坚致书苏轼，其云：“自往至今，不承颜色，如怀古人。顷不作书，且置是事，即日不审何如？伏惟坐进此道，如听浮云之去来，客土不给，伏腊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时并行，晏然无负于幽明。而至于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声，求贫我者而不得也。且闻燕坐东坡，心醉六经，滋味糟粕而见存乎其人者，颇立训传以俟后世，子云安得一见之！”（《山谷全书·正集》卷十八）其敬慕理解之心、勤恳体贴之情，固溢于字里行间，而不以谪居芥蒂，超然物外的旷达襟怀，又与苏轼随缘自适、安贫乐道的雅调何其相似！此书还谈了近读苏诗《初秋寄子由》（见《苏轼诗集》卷二十二）的体会：“昨传得寄子由诗，恭俭而不迫，忧思而不怨，可愿乎如南风报德之弦，读之使人凛然增手足之爱”，并附呈《食笋十韵》（见《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二）诗一首与轼。
苏轼接庭坚书并诗，即有《和黄鲁直食笋次韵》（《苏轼诗集》卷二十二）：
饱食有残肉，饥食无余菜。纷然生喜怒，似被狙公卖。
尔来谁独觉？凛凛白下宰。一饭在家僧，至乐甘不坏。
多生味蠹简，食笋乃余债。萧然映樽俎，未肯杂菘芥。
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为遭暴横，三嗅不妨嘬。(www.xing528.com)
朝来忽解箨，势迫风雷噫。尚可饷三闾，饭筒缠五彩。
黄氏原作首写洛下笋为美味而价昂，太和则遍地皆是，不为人重，“茧栗戴地翻，觳觫触墙坏，觳觫入中厨，如偿食竹债”；次写烹制而食然不合小儿口味：“小儿哇不美，鼠壤有余嘬”；最后“尚想高将军，五溪无人采”，则用唐代高力士谪黔州《咏荠》诗“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收束全篇并揭示题旨。全诗明赋食笋，暗寓身世；含蓄委婉，意蕴丰厚，其中笋之倔强性格、遭烹命运、摈弃境遇，均于诗人相似。时旁州士大夫多有和诗，但“要自不满人意”（黄庭坚《上苏子瞻书》）。唯有“燕坐东坡，心醉六经”的苏轼一望而知其意，故和作开头部分即有“似被狙公卖”与“尔来谁独觉，凛凛白下宰”之语，“一饭”四句则将读书与食笋巧妙地联系起来，写谪居之乐，甚是得道语，极见胸襟，亦极风趣；“萧然”六句写对竹笋的珍惜与喜爱，其中暗用《语林》孙休射雉故事中“虽为小物，耿介过人”之意以赞笋；结尾融化《续齐谐记》、《荆楚岁时记》中有关屈原的传说与风俗，屈原曾为三闾大夫，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楚人哀之，每年此日以竹筒盛米投水祭之，是日人们又以五色线系臂避邪避病，称长命缕，作者以屈原自寓，既体现了失意遭贬的境况，又传达了食笋与珍重的意思，同时还照应了黄诗潜含的“气味都不改”之意。纪昀谓此诗“不粘不脱，信手无痕，而玲珑四照”可谓善识。由和诗可窥苏黄心神相契的程度。
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诰下苏轼量移汝州，四月初离黄州，十月于扬州上《乞常州居住表》，次年正月于泗州再上《乞常州居住表》，二月恩准，是时，黄庭坚监德州德平镇，得知这一消息，写了《次韵清虚喜子瞻得常州》诗：
喜得浸淫动缙绅，俞音下报谪仙人。
惊回汝水间关梦，乞与江天自在春。
罨画初游冰欲泮，浣花何处月还新。
凉州不是人间曲，伫见君王按玉宸。
——《山谷别集诗注》卷上
作者由时局的变化及朝廷的准乞，预料到苏轼艰难的谪居生活即将结束，从而为友人境遇变好感到由衷高兴。
时隔不久，黄庭坚即于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以秘书省校书郎召还朝中，季夏离德平，秋初至京师，而苏轼亦于是年六月闻命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十月十五到任，仅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十二月抵京都（至京时间《苏诗总案》卷二十六有辨）。从此苏黄友谊进入了新的高潮。
四、京师初晤与翱翔馆阁
苏轼与黄庭坚于元丰八年秋初冬末先后相继入京，然是年尚未面晤。至元祐元年（1086年）初，这对相知相慕、朝思暮想、心神两契的诗星至友，终于盼到了展晤之期。关于苏黄初晤的准确时间，稽查诸书，均无确载，苏黄集中亦未明示。检《苏轼文集》卷十九有《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其云：
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
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
岁丙寅，斗东北。归予者，黄鲁直。
铭文写石砚的打制、质地、产区、用途以及赠者、时间。其中“岁丙寅，斗东北”二句乃记赠砚年月。“丙寅”即哲宗元祐元年，无须赘言。“斗东北”则为时月。古人以北斗星方向的转换代指季节。《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东北”（一作“斗南北”，是则非夏即冬，无确指性，疑为后人臆改，俟考）则言斗柄由北向东渐转之象，此正是冬末春初态势。由此可知黄庭坚赠砚苏轼乃在元祐元年初春季节。苏轼另有《题憩寂图诗并鲁直跋》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鲁直书。”
（《苏轼文集》卷六十八）是日众人作画题诗，而庭坚身与其间，议论并题书，则至晚此日已拜晤苏公，抑或即此日赠砚。又考山谷晚年《跋子瞻木诗》谓“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山谷题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下引此本不另注）；《题东坡像》又云“元祐之初吾见东坡于银台之东”（《山谷别集》卷十）；可知苏黄始晤于元祐元年春初，此正与苏铭所记相合。《苏诗总案》将“黄庭坚始拜公都下”系于元祐元年正月条下，虽未言依据，而大体不差。顺便指出，古柏《苏东坡年谱》云正月“八日黄庭坚拜于东坡门下为学生”乃由《总案》删节推衍而来，恐非确实，难以为据。综上资料可以推知黄庭坚于元祐元年春初首次拜晤苏轼，并赠之以洮河石观，终于实现了十数年来的夙愿。苏轼自熙宁五年（1072年）于孙觉处闻知黄庭坚，至此首尾十五载始得相见，而黄庭坚从元丰元年（1078年）投书苏轼，于今九度春秋，方得拜晤。从此，苏黄步入了终生最为快意的一段翰墨友谊生活。
苏轼自黄州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辞免中书舍人状》、《苏轼文集》卷二十三），元祐元年三月迁中书舍人，八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直迁内制，视草西垣，至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于四月下旬离京赴任，前后在朝不足三年半，这是苏轼入仕以来最为显达的时期。而黄庭坚自元丰八年秋初至京任校书郎，直至元祐六年夏末丁母忧扶柩归里居丧，立朝六载，官至起居舍人、著作佐郎，亦是仕宦鼎盛期。苏黄在京供职相处三年有余，政暇雅集，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大畅平生师友之情。据今传苏、黄诗注不完全统计，其间唱和几达百篇之多，全都情调高雅，意味隽永，情趣相似，且主题意外地集中、统一，几乎全是围绕友谊和林泉志趣。如元祐元年春，庭坚作《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苏轼有《和黄鲁直烧香二首》，又有《再和二首》、《有闻帐中香以为螯蝎者戏用前韵二首》。赠香、烧香本琐事、细事，乃至庸事，何为唱和再三不止？玩绎诸篇，则见多以佛典禅宗珠发妙语，传达出世之思，既含机锋，又富谐趣，正如黄诗所言“九衢尘里偷闲”，“深禅相对同参”，表现出心神两契的非凡友谊。又如苏轼作《送杨孟容》，且“自谓效黄鲁直体”，而山谷有次韵《子瞻诗句妙一世……》表示逊谢；黄有《双井茶送子瞻》，苏作《次韵为谢》；苏为《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黄皆次其韵……苏黄唱和，既交流了情感，实现了心灵的沟通，增进了友谊，同时又开始倡导一种新文风，故有“元祐文章，世称苏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之说。
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轼上《试馆职策问》，“御笔点用”（《苏轼文集》卷二十七《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是月二十九日主持学士院考试，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并擢馆职。次年正月，庭坚除著作佐郎。至夏秋间，苏轼、黄庭坚等人英集王诜西园，李伯时图而画之，东坡“乌帽黄道服，提笔而书”，山谷“团巾茧衣，手秉焦箑而熟视”，补之“披巾青服，扶肩而立”，米元章称“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西园雅集图记》）。至冬，上《举黄庭坚自代状》云：“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苏轼文集》卷二十四），举状对黄氏的品德与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其对黄庭坚的推举已是无以复加，至成赵挺之弹劾苏轼的口实。
元祐三年正月，苏轼领贡举事，辟黄庭坚等人为参详官（《山谷题跋》卷八《题太学试院》），同锁试院，考试进士。据苏轼《书试院中诗》云：“三月初，考校即毕，待诸厅参，主数往诣伯时”，同观李伯时画马并赋诗，而“黄鲁直诗先成，遂得之”（《苏轼文集》卷六十八），黄诗《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尾云：“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不仅含有赞赏李画、追随东坡之意，而且袒露了向往自然之怀。苏轼《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中有“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谦谢之余，亦纳归隐雅意。榜出，李廌落第，苏轼有《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庭坚作《次韵子瞻送李豸》；三月十四日，苏黄等人同游金明池，黄庭坚有《次韵宋茂宗……》诗，苏轼作《和宋肇游西池次韵》篇；夏间，东坡叔丈王宣义致书求红带，轼“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秋末、苏轼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谓“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庭坚《次韵子瞻送穆父二绝》，亦有“谪官犹得住蓬莱”之句；冬季，庭坚作《嘲小德》言子相之可爱，苏轼有《次韵黄鲁直嘲小德》，又于题中注云：“小德，鲁直子，其母微，故其诗云‘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且以“名驹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叹赏，悦同山谷。暮冬，庭坚有《拟省题岁寒知松柏》诗咏松自寓，“心藏后雕节，岁有大寒知”，苏作《和黄鲁直效进士》亦云“炎凉徒自变，茂悦两相知”，神契可见。
是年三月，苏轼因台谏攻击不已，接连上札以疾乞郡，不许，又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云：“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严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致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臣只欲坚乞一郡……得归丘壑，以养余年，其甘如荠。今既未许请郡……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苏轼文集》卷二十八），札上不许，而宠遇益厚。九、十月间，群小交攻不已，谗谤日至，故又连札请郡，其十月十七日《乞郡札子》云：“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贴黄又云：“臣所举自代人黄庭坚……皆诬以过恶，了无事实。”（见《苏轼文集》卷二十九）。札中点明了台谏交攻的根由，亦谈及黄庭坚由此而受到攻击和株连。
元祐四年春，黄庭坚过访苏轼，苏轼得黄庭坚承宴墨半挺，至三月四日苏轼书《记夺鲁直墨》云：“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宴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苏轼文集》卷七十）山谷之言正叹苏轼不同流俗。三月十六日，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至四月离京时往别文彦博，文氏嘱其“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总案》引《明道杂志》）。自此，苏黄结束了终身难忘的京师欢聚，唱和迭入波谷。任渊谓“山谷在京师多与东坡唱和，四年夏，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而山谷常苦眩冒，多在史局，又多侍母夫人医药，至六年六月遂丁家艰，故此数年之间作诗绝少”（《〈山谷诗集注〉目录》）。
元祐六年三月，苏轼被召入朝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五月底抵京，继遭洛党攻击，八月出知颍州，次年二月改知扬州，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召还，旋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守礼部尚书。元祐八年九月，哲宗亲政后，苏轼出知定州，永别京城。此间，黄庭坚于元祐六年三月因完成《神宗实录》而迁起居舍人，六月丁母忧扶柩归里，与苏轼失之交臂，其后居丧在家，至元祐八年七月除编修官，九月服除，知政局有变，故上章辞免。总之，元祐后期，苏黄直接的接触极少。
五、苏黄友谊的深化：彭蠡诀别与挽歌湖海
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党争加剧，苏轼于去年因受洛党攻击而出知定州，今年闰四月又以所谓“讥斥先朝”罪，落职追官，贬谪英州，“火急治装，星夜就道”（《苏轼文集》卷三十七《赴英州乞舟行状》），未至任所，六月再贬惠州，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十月初抵惠州。是岁，黄庭坚继去年辞免编修官居家待命，夏初始除知宣州，未抵任，旋改鄂州，尚未到官，台谏指责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史祸发生，朝廷于六月命“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亳州明道宫”，且令赴京畿勘问，十一月至陈留。苏轼舟赴惠州，而黄庭坚离家就任，二人七月中旬相遇彭蠡，“相会三日”（黄庭坚《与佛印书》），故后来山谷《题东坡像》云：“绍圣之元，吾见东坡与彭蠡之上”（《山谷别集》卷十）。其间，苏轼为庭坚作《黄鲁直铜雀砚铭》（见《苏轼文集》卷十九），据黄《黄山谷年谱》言，苏轼“亲笔刻砚上”，且有款识“绍圣元年七月十三东坡居士书”。次年，苏轼《与黄鲁直书》有“承中途相见，尊候甚安”语，即指此事。苏黄此次接晤彭蠡，遂成诀别，这是两位文坛巨子所始料未及的，加之政局多变，行色匆匆，苏、黄集中竟无唱和踪迹。
苏、黄离别彭蠡，各奔南北。苏轼十月初抵惠州贬所，至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再贬海南，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六月渡海，三年后方得内迁。而黄庭坚十一月抵京畿陈留，勘问结束，以“诬毁”先朝罪于十二月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次年四月至黔；元符元年又移戎州安置，苏轼内迁时，庭坚亦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这一时期，苏黄贬居两地，间隔千里，而相互萦怀，或书信往来，或题跋字画，或追和旧作，友情似海，称颂不已，斑斑见诸集中。
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徐彦和持黄庭坚永思堂所跋《远近景图》、《北齐校书图》、《右军斫桧图》三画谒见苏轼，轼再跋之，发明山谷之意。四月，苏轼作《桄榔杖寄张文潜》诗，题云：“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中有“身随残梦两茫茫”、“遥知鲁国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句，表示对文潜、鲁直的称叹和怀念。其《答张文潜》书又说，闻“鲁直远贬，为之凄然”。山谷赴黔途中传书苏轼，十二月，东坡作答：
方惠州遣人致所惠书，承中途相见，尊候甚安。即日想已达黔中，不审起居何如？风土何似？或云大率似长沙，审尔，亦不甚恶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无不可处之道也。闻行囊无一钱，途中颇有知义者，能相济否？某虽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须预虑。……隔绝，书问难继，惟倍祝保爱。不宣。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
其惦记、体贴、关心、安慰与勉励之深情，溢于言表。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侄婿王庠欲问学山谷，遣人求东坡作荐书，苏轼“嘉其有奇志，故为作书”，信中陈述了作书缘由。且言王郎“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可收为吾党也”，又云其“有致穷之具，而与不肖为亲，又欲往求。黄鲁直，其穷殆未易量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二），推引同道，尤见神契。苏轼有《跋山谷草书》（见《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记昙秀持山谷草书一轴来见，而东坡作跋称之。是年，黄庭坚亦有《跋秦氏所置法帖》，中云“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山谷题跋》卷一），推重钦佩，可见一斑。
元符元年（1098年），已是苏轼谪居海南的第二年，是岁重九，黄庭坚在戎州与诸人游无等院，观甘泉绕井，“见东坡老人题字，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黄山谷年谱》卷三十七），想到生活在天涯海角的老人，担心、记挂、思念、不平、愤懑等复杂的情绪交织一起，心情无比沉重。次年，黄庭坚在戎州发现了多年前苏轼写给叔丈王庆源的一封信，尚未为人珍视，山谷异常痛惜，故题其后云：“东坡道人书尺，字字可珍，委顿人家蛛丝煤尾败箧中，数十年后，当有并金悬购者”（《山谷题跋》卷七）《题子瞻与王宣义书后》。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旧党遭受迫害的局面稍有改观。苏轼五月内迁移廉州安置，黄庭坚复宣义郎，监鄂州盐税。时苏轼《答秦观书》谓“鲁直云，宣义监鄂酒”，知山谷曾作书东坡。黄庭坚于秋季在青神作有《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其自序云：“王元直惠示东坡先生与景文老将唱和六言十篇，感今怀昔，似闻东坡已渡瘴海”，显见怀念之情。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皇太后去世，徽宗亲政并改元。苏轼于去年十一月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郡任便居住”（见《谢表》），而黄庭坚亦离戎东归。是岁正月，庭坚有《书王周彦东坡贴》云：
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若以篆文说之，大字如李斯绎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东坡先生道义文章，名满天下，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诚服者，岂但中分鲁国哉！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乙酉书。
——《山谷题跋》卷九
可见其对东坡先生的钦服、崇敬。四月间，山谷至荆州，在承天寺观阅东坡和陶诗卷，“叹息弥日，作小诗题其后”（山谷自序）：
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跋子瞻和陶诗》、《诗注》卷十七
诗中饱含义愤不平、理解同情和对品格情操的高度赞扬。五月间，黄庭坚与王霖等人同观苏轼墨宝于沙市舟中，作《题东坡字后》云：“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并回忆“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且谓“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山谷题跋》卷五）。至七夕，黄庭坚在荆州“次东坡七夕韵”作《鹊桥仙》，起句云“八年不见”（自彭蠡分别至是首尾八年），结尾又谓“百钱端欲问君平，早晚具、归田小舫。”又有《病起荆州亭即事十首》，其七专为东坡而发：
文章韩杜无遗恨，草诏陆贽倾诸公。
玉堂端要直学士，须得儋州秃鬓翁。
作者哪里料想得到，其诗成不久，苏轼于七月二十八日仙逝。黄庭坚失却了这位终生钦服的良师益友，心中无限悲痛，悬像室中，奉之终身。邵博《邵氏闻见后录》(8)载，“赵肯堂亲见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叙哉！’”
苏轼人归道山之后，黄庭坚用笔表达着沉痛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同时也竭尽全力发扬光大苏轼的文化思想，仅崇宁元年（1102年）中，此类文字就达二十余篇。是年初夏，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去年失秦少游，又失东坡公，今年又失陈履常，余意文星已宵坠矣！”（《山谷别集》卷二十《简杂》）且言“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指苏轼）。五月，在赴任太平途中，经江州湖口时，李正臣持苏轼去年四月所作次韵《壶中九华诗》来见，山谷见诗怀人，感慨万端。苏轼所喜欢的“异石九峰”已为人取走，“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诗有“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之句，笔重情深，催人泪下。六月中旬，在太平看到苏轼所画墨竹，睹画怀人，遂作《书东坡画郭功父壁上墨竹》诗：“郭家髹屏见生竹，惜哉不见人如玉。凌励中原草木春，岁晚一棋终玉局。巨鳌首戴蓬莱山，今在琼房第几间？”庭坚至太平领州事，九日而罢，“即日解船至江口”，于江州紫极宫见苏轼元丰七年所和李白诗，遂《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云“不见两谪仙，长怀倚修竹”，“往者如可作，抱被来同宿”。九月抵鄂州（今湖北武汉），遂流寓此地，写了《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称扬子瞻古雅之风，又有《武昌松风阁》诗悼念“东坡道人已沉泉”。
是年暮秋，张耒以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来到苏轼曾经谪居的黄州，这里与武昌隔江相对，庭坚与张耒多相过从，旧友重逢，感叹今昔，唱和诗篇，山谷写了《次韵文潜》、《和文潜舟中所题》、《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等：“年来鬼祟覆三豪，词林根柢颇动摇。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象”、“经行东坡眠食地，拂拭宝墨生楚怆”；“信矣江山美，怀哉谴逐魂”；“眇然今日望欧梅，已发黄州首更回”、“传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其对故人的怀念深情溢于字里行间。
次年，黄庭坚在鄂州写了《梦中和觞字韵》诗，其序云：“崇宁二年正月己丑梦东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间，予诵《寄元明觞字韵》诗数篇，东坡笑曰：‘公诗更进于曩时。’因和予一篇，语意清奇。予击节称叹，东坡亦自喜。于九曲岭道中连诵数过，遂得之”，其因思成梦，而梦中犹在论道赋诗，神契之笃可见。是年十一月，黄庭坚被除名羁管宜州，岁末自鄂州赴贬所，次年春经衡州，于花光寺见苏轼、秦观诗卷，作诗悼友，题云：“花光仲仁出苏、秦诗卷，思两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未”，诗谓：“长眠桔洲风雨寒，今日梅开向谁好？何况东坡成古丘，不复龙蛇看挥扫”，“叹息斯人不可见，喜我未学霜前草。”
崇宁四年（1105年）是黄庭坚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年，五月间《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云：“此一卷多东坡平时得意语，又是醉困已过后书，用李北海、徐季海法，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轩辕弥明不解世俗书而无一字，东坡先生不解世俗书而翰墨满世，此两贤，隐见虽不同，要是魁伟非常人也。王右军书妙天下，而庾稚初不信，况单见浅闻又未尝承其言论风旨者乎！刺讥嗤点盖其所也。崇宁四年五月丙午观于宜州南楼”（《山谷题跋》卷五）。九月三十日，黄庭坚阖然长逝。但苏黄友谊并未就此终结，而是继续影响着一代乃至数代优秀正直的文人学子，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产生着不容低估的积极影响。
苏黄一为天赋型全才，一为勤苦型通才，二人均博学多识，思力果锐，于诗文词赋、书画哲思都堪称名家巨匠，他们本身就具备着很强的影响力，其友谊又使这种影响力大为扩张，从而自然地形成了以苏黄为中心的强劲凝聚力和推动力，促进着宋代文化的发展，给宋代文化带来了繁荣与生机。明代宋濂曾谓：“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竟以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后，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性情远，大抵不出于二家，观于苏门四学士及江西宗派诸诗，盖可见矣！”（《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答张秀才论诗书》）正从一个角度指出了苏黄友谊对宋诗发展产生的影响。
【注释】
(1)本文发表于《齐鲁学刊》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2)黄庭坚《祭外舅孙莘老文》，见《山谷别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影缩四库全书本，下引此本不另注。
(3)苏轼《答黄鲁直书》，见《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出版孔凡礼点校本，下引此本不另注。
(4)《苏轼诗集》卷十六引，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孔凡礼校点本，下引此本不另注。
(5)《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五，四部备要本，下引山谷诗注皆此本，不另注。
(6)《山谷全书·正集》卷二十九，清同治戊辰重刻缉香堂本，下引全书皆此本，不另注。
(7)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
(8)刘德权、李剑雄点校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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