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稿：宋词作品鉴赏指南

论宋词作品鉴赏的宏观把握⁽¹⁾

诗词作品鉴赏的传统办法往往以字句的微观剖析为中心，这对弄清作品本身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仅止于此，则不能充分认识作品的特点、意义、价值和影响。因此，我们还必须提倡从宏观上把握的方法，搞清其如何继承了前代艺术、作品自身的创新以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等等，使鉴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宏观把握是指从更高层次上去观照、理解、分析和评鉴具体作品。以宋词来说，冯煦谓晏殊“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六十一家词选》）；刘熙载云周邦彦“前收苏（轼）、秦（观）之终，后开姜（夔）史（达祖）之始”（《艺概》）；王国维说清真词“深远之致不及欧（阳修）秦（观），惟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人间词话》）；均从词史的高度评视作家的继承、创新、地位与影响。

具体作品的鉴赏亦应如此。《白雨斋词话》说范仲淹《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淋漓沉著，《西厢》长亭袭之”，即指出了此篇的风格特点和在文学领域内对戏剧创作的直接影响。《横槊气概，英雄本色》一文⁽²⁾鉴赏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开头部分写了本词“在社会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事实、北宋虚弱的国势和边防的危机、词人贬谪黄州的遭遇和游览赤壁的时间、周瑜大败曹操之赤壁与苏轼所游之赤壁地点的不同、作者关心边防的事例和“报国疆场”的壮志等等；中间部分是对作品字句的串讲剖析；而结尾部分又重点评述了这首有口皆碑的名作在词学史上“革新独创”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南宋抗战词派的直接影响，指出其“在北宋词史上第一次以如椽大笔塑造了英武盖世的人物形象”，“其境界之宏大，格调之豪壮，气象之峥嵘，都是前所未有的”，它虽然“被同时人目为‘别调’、‘变格’，但它却以崭新的面貌，显示了不可忽视的生命力，而为宋词的长足发展‘指出向上一路’，成为南宋蔚为大观的抗战词派的一个滥觞。”这样，鉴赏者就分别从社会历史概况、作家生平思想、作品产生背景，及其发生的影响、意义诸方面来观照、分析作品，使读者能充分了解这首词写作的具体背景、词人的思想基础和景慕周瑜的复杂原因，从而加深了对作品内容、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认识。

与苏轼的《赤壁怀古》不同，宋初王禹偁唯一的传世词作《点绛唇》并不是举世瞩目的篇章：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首描写江南“水村渔市”风景、抒发有志难酬感慨的词作，如果只作字句剖析，就很难了解其特点、意义和价值。倘若从作品整体、宋代词史甚至整个词学史的高度去观照、认识，则不仅可以充分领略它清新的意境美、质朴的语言美和含蓄深沉的格调美，而且还将发现这是宋代较早的一首文人农村词。它在体裁方面学习继承了晚唐五代双调小令的形式，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形式虽没有什么突破和创新，但其题材、风格在宋初词坛上却具有开拓性和独特性，故能流传不泯。同时，它对苏轼、范成大、辛弃疾等后代词人的农村词不无启迪和影响。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他曾痛斥晚唐五代以来“秉笔多艳冶”（《五哀诗》）的文风而锐意改革，要求文章“传道而明心”（《答张扶书》），写景须“幽其旨趣”，“使云愤泉愁，岩羞谷耻”（《桂阳罗君游太湖诗序》）。这首《点绛唇》一反软媚浓艳之常调，呈清新隽丽之景象，足见作者的革新精神，故有人说“在北宋词坛上，最早开创新词风的是王禹偁”（见《唐宋词鉴赏词典》）。

上述范仲淹《御街行》、苏轼《念奴娇》、王禹偁《点绛唇》诸篇的鉴赏评述，均是在较高层次上来观照、认识、分析和评论的，这些内容虽然不全是作品本身的具体内容，但却与作品本身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它们是作品形成或流传的幕后潜在因素或更高层次的内容。宏观把握就是通过它们使鉴赏进入新的境界、新的高度。

宏观把握有不同层次之分。假如我们把作品的只字单句视为微观的话，那么，从作品的整体出发即是一个低层次的宏观把握。郎加纳斯说：“有创见、善于安排和整理事实，不是在一两段文章里所能觉察出来，而是要在作品的总体里才显示得出”（《论崇高》），指明了作品整体把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层次包括着对作品中心内容、感情基调、艺术构思、表现技巧、语言风格、意境韵味诸方面的把握。陈廷焯谓周邦彦词“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寻得其旨，不难迎刃而解”（《白雨斋词话》），所言即是对具体作品整体的把握。前人称评晏几道《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词情婉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姜白石《八归·芳莲坠粉》“声情激越，笔力精健，而意味仍是和婉，哀而不伤”（《白雨斋词话》）等，都是立足于作品整体的把握。《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是李清照的代表作之一，鉴赏者在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微观剖析之后，于文章结尾部分写道：“本篇特色，可以用深、曲、雅、畅四个字来概括”（《情浓意蜜离恨深》，见《李清照词鉴赏》），接着便评述了其词感情沉挚、意不浅露而语无穷尽、浑厚典雅、自然疏畅等特点，文章精练概括和透辟评论的前提与基础，便是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它使鉴赏者改变视角，跳出了字句的束缚而有居高临下之势，既有助于发现作品的突出特点，又可以提高字句理解的准确性，减少偏差和舛误。

从作家的全部创作着眼，这与具体作品相对而言，又是一个层次的宏观把握。一般说来，作家创作的体裁、题材、风格等等，都具有多样性、丰富性的特点，通过创作全貌的把握，则可以防止以偏概全的倾向，对作品作出恰当而有分寸的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著名词人张元幹的《贺新郎·曳丈危楼去》与《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两篇时，以为为全集“压卷”，“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然其他作则多清而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提要》的作者就是在统观和把握了张元幹《芦川词》创作全貌的情况下，既高度评价了两首《贺新郎》的写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又兼顾到其他方面的风格及成就，因此显得切实中肯而不片面。沈谦《填词杂说》言及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分》时谓“稼轩长短句以激昂奋励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亦是在把握了辛词主导风格的同时，突出了《祝英台近》的艺术个性。至于同作品有直接联系的作家的生平思想、文学主张等等，也属于这个层次的把握范围，它有利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另外，一首作品与整个文体发展的联系、在文学领域内同其他文体的联系、在文化领域内同其他艺术门类的联系，乃至在比较文学领域内同他国文学的联系等等，都是不同的更高层次的宏观把握，它们对于认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都是十分重要的。(www.xing528.com)

各种不同层次的宏观把握，又有纵向和横向之别。一般来说，纵向宏观把握侧重于“史”的角度，大都体现在体裁形式、题材内容、表现技巧、风格基调诸方面的流变和对后世的影响方面。梁启超赞赏欧阳修《蝶恋花·谁道闲情抛掷久》，曾言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起处从此脱胎”（《艺蘅馆词选》）；刘熙载评论晁补之词亦谓：“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艺概》）。梁、刘之说，即是着眼于“史”的角度，点出了作品形式或内容的承继与衍变。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是宋词中的名篇，有的鉴赏文章开始即从北朝乐府描写塞上风光的诗歌谈起，继而谈到了唐代边塞诗派的形成及特点，然后落笔于作家本人的特殊境地和作品自身的内容与艺术。这样，鉴赏者就从文学史的角度突出了这首词在题材上的继承性，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从词学史的角度看，它又是宋代最早的描写边塞风光、抒发报国壮志的词篇，它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樊篱而首次将宋代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在词里，因此，在词的表现题材上又有极大的开拓性，恢复了我国早期民间词写边塞、抒豪情的优良传统。其意境的苍凉雄壮、笔力的遒劲豪宕等等，则体现了作品在艺术境界和风格基调方面的创新，成为苏、辛豪放词派的滥觞。

再如柳永描写杭州繁华景象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如果把这首为人称颂的作品放在词学史、文学史、文化史的高度去认识就不难发现它在体裁、题材、技巧、风格诸方面的开创性。首先，这是柳永自己创制的长调慢词，其曲牌的格律体式前所未有，它的问世丰富了词牌曲调，有助于扩大词体的内容涵纳量，也为后人填词提供了新的调式。其次，用词描写和反映城市的优美、繁华，此篇首开先例。南宋姜夔的名作《扬州慢》即受其影响，而在表现的景象、抒发的情感诸方面有所不同。复次，作者创造性地学习汲取汉赋的手法，层层铺叙，层层渲染，对偶排比，发扬声势，加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也丰富了词的表现技法，被后人奉为圭臬，如李清照就把“铺叙”作为衡词标准之一。第四，其壮观秀丽的景色，劲峭隽美的语言，缜密严谨的结构，宏丽恣肆的风格，亦是前代词坛所鲜见，这对晚唐以来的柔艳软媚词风，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革新精神。第五，此词的影响，已超出了文学领域。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云：

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因和其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盖靖康之乱，有题诗于旧京宫墙云：“依依烟柳拂宫墙，宫殿无人春昼长。”

柳词使金主完颜亮有渡江南侵、立马吴山之意并终致其死；南宋朝廷因此词而忘靖康之耻，建都临安，不思恢复；这些说法不无夸张附会之嫌，未可足信。但是，它们却充分说明柳词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近代以来的某些史学著述也多征引此词作为研究北宋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史料，亦可证其意义的深广。所有这些，我们如果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的理解而不作纵向的宏观把握，就很难得出上述较高层次的分析认识。

横向宏观把握一般是指对作品背景材料的把握，如与作品内容有直接关系的作家生平思想、文学主张、总体风格、写作背景、社会局势、文坛风貌等等，同时，也包括对同时代作家作品和同题材乃至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作品的比较以及世人的评价等等。前面言及的《赤壁怀古》鉴赏，其文章开头部分即是简要而全面的横向宏观把握。再如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的某一鉴赏者，起笔指出“这是李清照为思念丈夫而写的一首离情词”，接着又交待了其“夫妇感情深厚”（见《李清照词鉴赏》），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创作的起因和基础；文章还征引古人“无一字不秀雅”、“令人再三吟咀而有余味”等评语，说明此词的艺术特色。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的鉴赏者，开头即云：“这首词作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是张孝祥任建康留守时所写”，下面又介绍了“是年”南宋北伐失败，“主和派得势，并派人至金议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形势，点明“在一次宴席上，孝祥对此义愤填膺，即席赋写这篇词章”（见《唐宋词鉴赏辞典》），从而清楚地交待了此词写作的时间、地点、原因、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诸如此类的内容，均是横向的宏观把握，它们对于深化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鉴赏也可以题材、风格、技巧境界诸方面同异的比较进行横向把握。如苏轼的次韵友人之作咏物名篇《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就有人以同原韵比较而分析苏词的艺术成就。宋人朱弁谓“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曲洧旧闻》卷五）；王国维云：“东坡《水龙吟》杨花词，和韵而似原韵，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人间词话》）。通过对比显然更能显示作品的个性。再如秦观歌咏牛郎织女纯真高洁爱情的《鹊桥仙》，同柳永的《二郎神·炎光谢》、欧阳修的《渔家傲·喜鹊填河》、苏轼的《菩萨蛮·风回仙驭云开扇》这三首同题材的作品相比，其构思、语言、意境、格调诸方面有着更为突出的特点，故尤为人们称颂。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与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都是词学史上豪放风格的代表作，题材也都是缅怀古人，发抒块垒，但两词在艺术方面又各有千秋。就同一位作家而言，辛幼安的抗战词向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后村诗话》）著称，他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却以惜春、宫怨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和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化刚为柔，“极沈郁顿挫之致”（《白雨斋词话》）。凡此种种，均属横向的宏观把握。不难看出，横向宏观把握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作品整体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还能够深入挖掘作品的个性特征和艺术成就。

总之，宏观把握具有多层性、多向性的特点，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把握，各自有着不同的作用。宏观把握还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在鉴赏过程中，必须根据具体作品的实际情况，确定其把握的层次和角度，要注意防止生拉硬扯式的强挂乱套。宏观把握要求鉴赏者必须具备较为广博的知识面和较为系统的专业知识，与微观剖析相比，它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另外，宏观把握还必须同微观剖析相配合，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显示其作用和意义。简言之，微观剖析与宏观把握构成了宋词作品鉴赏不可偏废的两大主体，二者相互兼顾，有机结合，才能使鉴赏进入完美的境界。

【注释】

(1)本文发表于《语文函授》一九九○年第四期。

(2)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会一九八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