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稼轩散文(1)
辛弃疾是中国古代颇为卓特的作家。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和抗战实践家，在文学上创造的成就同他在功业上的建树一样轰动，时人以“卓荦奇材，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2)评骘，其雄视百代的词作固然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3)，备受世人称誉，他在继承和发扬北宋古文运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撰写的散文，同样开辟了迥异于人的新境界。前人或云“辞情慷慨，义形于色”(4)，或称“持论劲直，不为迎和”，或言“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5)，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南宋士大夫甚至把稼轩散文作为教授少年后代的范本，谢枋得曾言“年十六，先人以稼轩奏议教之”，足见前人的重视和推崇。
然而，历代以来对稼轩散文都未予以深入研究，至为词名所掩。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作品的严重轶失也给研究工作的开展带来困难。清代法式善、辛启泰的辑佚，可视为稼轩散文研究的起步。近人邓广铭先生继续搜轶补阙，且辨别真伪，考订作年，成《辛稼轩诗文钞存》，为学界所注目。嗣后，始有学者撰文，成果虽屈指可数，亦多真知灼见，只是着眼点大都在政论文，且集中于《美芹十论》《九议》等极为有限的几篇作品上，其他则论及很少，对稼轩散文艺术特征、艺术成就方面的探讨，就更为鲜见了。实际上，现存的稼轩散文并不止政论文，除八篇奏议外，尚有启札四篇，祭文两篇，题跋两篇，上梁文一篇。此与宋代其他散文名家相比，数量虽不为多，体裁亦不为富，但仍不难看出其在艺术方面的突出特点和不容忽视的成就。
一、人格与文格的统一：稼轩散文的立意与境界
立意宏伟，气势雄壮，高节操，高境界，高格调，这是稼轩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宋人田锡云：“文以立意为主，主明则气胜，气胜则铿洋精彩从之而生”(6)，明代陈洪谟亦谓：“意者，文之帅也”(7)，近人林纾则称“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春觉斋论文》）；可见立意乃散文成败的关键。它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格调的高下，而且也是衡鉴文章优劣的重要尺度。稼轩散文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出了迥异于人的自家特色。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的斗争精神，气贯长虹的高风亮节与高瞻远瞩的宏伟气魄，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惊人的政治胆略，构成了稼轩散文立意上的宏伟奇绝，使作品不仅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而且闪烁着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辛弃疾现存的十七篇散文，竟有十五篇是表现“雪耻报国”、“恤民爱民”。全面论述和筹划恢复大计的鸿篇巨制《美芹十论》、《九论》，已为人们所熟知，姑且不论，即便是那些应用文字，应酬文字乃至游笔戏墨，也都表现出作者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士陈亮逝世，辛弃疾为祭奠这位志同道合的挚友，写了《祭陈同甫》，文章一反歌功颂德、发抒友情之常式，通篇以慨叹其才、其志为纲，感叹其雄才未展，壮志未酬。由于作者突出了亡友之志是“拟将十万，登封狼胥”，即志在抗金复国，所以文章就不再是单纯地从个人角度祭奠亡友，也不仅仅是发抒对挚友的哀思、怀念、同情与惋惜，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的需要，为国惜才，痛惜“天下之伟人”的逝世，祭文因此也就具有了丰富而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
嘉泰二年八月，袁说友自吏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四年四月，钱象祖由吏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其时，辛弃疾均有贺启。宋制，枢密院主兵，自然与恢复中原之大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面对友人的升迁，作者首先想到的是“事关国体”，是国家有望，恢复有期。他相信友人“能决胜于千里”，“当为宪于万邦”，希冀“复郓、灌、龟阴之田”，“致唐、虞、成周之治”（《贺钱同知启》），并以“怅望神州，共当戮力，分北顾之忧”（《贺钱同知启》），而与友人共勉。贺者这种国事萦怀、恢复为念的爱国思想，使得这些应酬文字一洗流俗之态而变得格调高雅，境界全新。
大约作于淳熙八年（1181年）的《新居上梁文》是辛氏蹈循习俗，为带湖住宅中一栋即将落成的建筑而写的一篇文字。此作实际上是作者借题发挥，写成了一篇韵、散结合，境界颇高的抒情散文，文中“直使便为江湖客，也应忧国愿年丰”的表白，固然是直接袒露其爱国之心，而那“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的悲愤感慨，更可以令人想见其壮志难酬的痛苦心情。至于其“倦游”、“静退”之说，其“东阡西陌，混渔樵以交欢，稚子佳人，共团栾而一笑”之言，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反语和聊以自慰的谐笔而已。不难看出，全文的宗旨和立意，在于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忧国之愤，这与通常庸俗不堪的上梁文是截然不同的。
辛弃疾的应用文字、应酬文字的立意与境界尚且如此，其他议论文字可想而知，诸如《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讲两淮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开发的必要性；《议练民兵守淮疏》谈如何运用两淮人民的力量加强边界防守，抵御金兵入侵；《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从荆襄的战略地位及军事部署说起，建议朝廷“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立金汤万里之固”；《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严正指出人民为“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事实，建议朝廷“惠养元元”；无不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生活作为立论的根本，充分显示出立意的宏伟和较高的境界与格调，显示出作者超人的韬略、巨大的气魄、非凡的识度和开阔的视野。
稼轩散文的立意、气势、境界与格调，同作者的经历、思想、性格、抱负、学识和气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辛弃疾出身宦门，祖辈多仕于北宋，靖康之难家乡沦陷，祖父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美芹十论》），但其素怀复国之志，并以此影响和教育着辛弃疾，“每退食，辄旨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先辈爱国思想的熏陶，使辛弃疾从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杀敌复国的雄心壮志，把抗金复国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二十二岁时的聚众起义，成为他酬志的第一次实践。南归以后，辛弃疾一方面不屈不挠地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业，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地做了很多便民、利民、恤民的事情。诸如在滁州任上“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本传》），于湖南任上创建飞虎军，江西任上救灾赈民，福建任上设置备安库，镇江任上再建新军的计划等等。自然，作为北方的“反正”之人，他在朝廷内部和战斗激烈的旋涡中，也经受了许多打击和挫折，所谓“言未脱口祸不旋踵”（《论盗贼札子》）。
独特的经历和坚定的志向，造就了辛弃疾不屈的性格。辛弃疾以豪爽慷慨、英伟磊落著称，“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8)，人谓“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9)、“果毅之资”(10)，加之“谙晓兵事”（《朱子语类》），“谋猷经远，智略无前”(11)，文韬武略，集于一身，精忠大义，摩空贯日，陈亮说他“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辛稼轩画像赞》）。这种调度、气质和素养，无疑成为他散文创作立意的决定因素，而作品就自然反映出其境界与格调。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谓“思酬国耻……未尝一日忘”、“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此言正道出了其散文创作真实的思想基础和不可遏止的巨大动力。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稼轩散文的立意，正表现出作者人格与文格的高度统一。
二、抗战实践的艺术结晶：稼轩散文的针对性现实性与社会性
鲜明的针对性、强烈性的现实性和广泛的社会性，是稼轩散文的又一突出特征。毛晋跋稼轩词称“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稼轩散文亦可作如是观。辛弃疾与那些倾全力进行创作的专业性作家不同，他首先是一位民族英雄和抗战实践家，其散文也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的结果，这与他填词的情形是不同的。同时，与那种为文而文的作品或应科制举的策论也不一样。稼轩散文都是作者呼吁抗战、谋划收复中原、亲身参加实践的产物，都是抗金斗争经历的艺术结晶。文章的结撰，都是根据当时抗战复国斗争形势的需要写成的，因此，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主持的北伐受挫，宋师溃于符离，一时，主降派气焰嚣张，抗战派迭遭打击，朝廷束手无策，公卿讳忌言兵。孝宗动摇了抗战的决心，频频遣使议和，次年张浚也被撤职。抗金复国的斗争面临绝境。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辛弃疾撰写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反对因一败而议和。文章从对符离之役的看法入手，分别论述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详细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情况，系统地谋划了宋廷应该采取的方略对策。其开头部分云：
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虽胜不虑败，事非十全，然计其所丧，方诸既和之后，投闲蹂躏，犹未若是之酷。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亟遂咋舌以为深戒。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正以此耳。
这样，作者针对当时的局势，开宗明义，不仅摆出了自己对符离之役的看法，批判了主降派、主和派的错误观点，而且也指出了应有的正确态度。文章分别论述的十大问题，亦各有其针对性。如《审势》针对当时朝廷“沮于形，眩于势”，畏惧金兵，自丧其志的情况，指出“用兵之道，形与势二”，并重点分析了金虏“地广而易分”、“才多而难恃”、“兵多难调而易溃”，说明“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得出了金兵可胜而不可怕的结论。《自治》篇针对当时主和派“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错误论调，详细分析了历史与现实的不同，有力地批驳了主降派、主和派的错误观点，希望孝宗“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与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断言“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美芹十论》的结撰，对于打击主降派的气焰，鼓舞抗战派的斗志，坚定人们抗战复国的信念，树立必胜的信心，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大约写于乾道六年（1170年）的《九议》书，写于淳熙二年（1175年）的《论行用会子疏》以及淳熙六年（1179年）写成的《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也都是有的放矢之作。宋金“隆兴和议”成立后的第五年，孝宗任用曾反对议和、主张抗战的虞允文为相，于是“‘为国生事’之说起焉，‘孤注一掷’之喻出焉”（《九议》）。辛弃疾针对这种情况，撰成《九议》，上书虞氏，陈述恢复大计，指出“恢复之道甚简且易，不为则已，为则必成”，只要“上之人持之坚，下之人应之同”，“而恢复之功立矣”。这对排除主降派的干扰和阻挠，帮助当轴者树立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行用会子疏》就当时货币流通领域的弊端而发，作为“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的纸币“会子”，比起搬运沉重的金银铜币来，自然方便得多。但由于朝廷发行和使用的政策不当，致使“民间争言物货不通，军伍亦谓请给损减，民怨沸腾，军心不稳。”作者建言朝廷调整政策，兴利除弊，这对保证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对于稳定军队的情绪，避免战斗力的涣散，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则针对当时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的社会现象，究察“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事实，建言朝廷申敕州县，“自今以始，洗心革面”，皆以惠养元元为意，这对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的继续发生和蔓延，维护南宋的统治，以至改善统治者与人民对立的关系，都不无益处。
关心现实，正视现实，干预现实，反映现实，是一切进步作家的共同特点，也是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不为文而作”(12)。古代散文史上的许多名家无不强调文章同现实的联系。北宋古文运动更是把密切联系现实作为创作的准则之一。诸如孙复主张文章须“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尚书》）；欧阳修反对作家“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王安石提出“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苏轼强调“有意于济世之用”（《凫绎先生诗集序》）；无一不是强调文章的现实性。辛弃疾正是继承、发扬和光大了这一优秀传统，并把它推向了新的高度，在现实斗争的实践中写作散文，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性。这些作品由于深深的植根于现实斗争的社会土壤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要求，代表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最高呼声，因而又有着广泛的社会性。
三、兵法与文法的融合：稼轩散文的结构与层次
法度谨严，节制有序，变化出奇，不主故常，是稼轩散文的第三大特征。辛弃疾是“谙晓兵事”（《朱子语类》）的军事家，他精通兵家之书，熟知用兵之道、运兵之术，这在他现存的文字中有着充分体现，无须赘言。其散文结构布局的安排，叙事论理的层次和方法，亦深得兵家布兵行阵秘诀之助，融兵法于文法，使得文章结构严整，节制有序，布局合理，主客分明，层次清晰，富于变化。
《美芹十论》篇幅恢宏，最有代表性。全文十章，另有引论，共十一部分。其整体结构，布局安排，内容详略，先后秩序，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设计，均匠心独运。引论部分点明本文的立意与基础，实乃号令全文的旗帜与统帅。起笔“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为本文立论的基石与着眼点，也是驾驭全篇的总纲。作者不叙事而言理，避免了就事论事而立身高处，视野开阔，眼界宽广，便于全文的调度安排，千变万化，不离其纲，使之成为文章整体结构的中心与肯綮。同时，还表达了作者的意图，强调了本文的意义，成为统篇摄意的主线和全篇文字的导源。刘熙载说：“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艺概·文概》），本文正是如此。发端之后，其下言人们“思酬国耻”的普遍与迫切，叙自家爱国抗战的经历与忠心，议今日“和战之权常出于敌”的被动局面，谈“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的观点，说“忠愤所激，不能自已”的创作冲动等等，又为打动读者，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铺垫和渲染，同时也交待了本文结撰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加强了内容的可信性与方略的可行性。至其释题言目，则使读者未睹全篇，纲目已在胸中。故引论虽在“十论”之外，而“十论”皆由此生，成为提携“十论”的总纲。
引论之后的十章，其布局结构与次序安排，亦运思精严，主次分明：“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固在吾目中。”——这就是作者的框架设计和整体规划。在层次安排上，则先敌后我，由虚到实，敌我结合，虚实相间。前三章言敌则务虚，侧重于理论分析；谈敌方弊端为主，说我方优势为辅；知有弊可乘，则畏敌之虑消，明我所长，则胜敌之念增。后七章言我则务实，侧重于具体方略；讲我方营度为主，揣之以情，揆之以理，衬之以敌；方略既定，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则恢复大业可成。言敌先审其势，言我首云自治，则由大到小，由高到低，由重及轻，先急后缓，层层深入，步步为营。其间明断而暗续，似断而实连，斡旋驱遣，节制有序，繁简奇正，各极其度，不可尽言。在论述方式上，前三章的开头都是从理论角度提出问题，但《审势》用直入法，开门见山，正面立论；《察情》取切入法，从反面入手；《观衅》则以归纳肇笔于比兴，可谓篇篇变化，不主故常。古人认为“文章贵于精能变化”（《艺概》），《美芹十论》正可见出作者驾笔驭篇、变幻莫测的腕力。自然，像《十论》这样的鸿篇巨制在现存的稼轩散文中并不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像与《十论》并称的《九议》，即有异曲同工之妙，限于篇幅，不再细论。
稼轩散文长篇如是，短章亦然。其《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云：
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嘉泰四年三月。门生弃疾拜手谨书。
《亲征诏草》拟于北宋灭亡三十四年之后，即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又三十三年（1204年）辛氏作跋，此距北宋灭亡已达七十七年，金人依然占据着中原，而南宋朝廷仍旧统治着半壁河山，不谋恢复，偏安江南。国人愤慨，志士扼腕。跋语表现的正是强烈而深沉的爱国情感，悲诏、悲国、悲时、悲己！作者紧扣“此诏”，以时为序，先虚（假设）后实（现实），虽止数语，而行文变化，法度精严，依稀可见。其他如《谢免上供钱启》、《祭吕东莱先生文》、《贺袁同知启》等篇，在构思运意、谋篇布局上的特点也十分突出。范开序《稼轩词》谓“其词之为体”，“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品其为文，当亦如是。
四、学养与笔力的造型：稼轩散文的语言与节奏
雅健雄厚，凝练精警，生动形象，文采斐然，具有优美的节奏和旋律，是稼轩散文的第四大特征。
辛弃疾虽志在建功，无意为文，但却十分注重文采，故其称扬陈亮文章“俊丽雄伟，珠明玉坚”（《祭陈同甫》）。而他本人又才高学富，茹古涵今，思力果锐，大笔如椽，纵横驰骋，左书右书，无不如意，所作长篇短章，皆能妙语连珠，新人耳目，堪称出色的语言艺术大师。《十论》、《九议》之类的力作自不必言，即便是书启、祭文也篇篇可观，语语可味。如写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任上的《启札》：
弃疾自秋初去国，倏忽见冬，詹咏之诚，朝夕不替。第缘驰驱到官，即专意督捕，日从事兵车羽檄间，坐是倥偬，略亡少暇。起居之问缺然不讲，非敢懈怠，当蒙情亮也。指吴会云间，未龟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驰。右谨具呈。(www.xing528.com)
此札表述思慰之情与疏问歉意，开头四句叙别后之思。首言离朝三月，时如过隙，“秋初”、“见冬”分指离朝之时、作书之日，“去国”、“倏忽”各代离都之事与光阴之感；次说天天赞颂祈祝，未尝一日有废，所谓“詹咏之诚，朝夕不替”。“第缘”以下讲赴任勤职，公务繁忙，疏于问候。“驰驱到官”、“专意督捕”、“兵车羽檄”、“倥偬”、“少暇”，皆遒笔劲语，气宇轩昂。结尾叙向往之切。“指吴会云间”化用王勃《滕王阁序》中“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言相隔遥远；“未龟合并”，以龟印兵符未合，代言尚未完成任务，不能还朝面晤，故只有“心旌所向，坐以神驰”。全文起处自然平实，中间气势雄壮，结穴典雅奇伟，起于实，结于虚，笔势奔放。措辞置句，深厚峻雅，文采飞扬，笔力遒劲，字句凝练，行文变化，极见学养深厚与驭笔吐辞之功力。
他如以“兵寝刑措”（《盗贼札子》）写承平景象；以“受鏖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十论》）叙家世；以“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十论》）写北宋生活；以“虏吾民，墟吾城，食尽而去”（《九议》）述金兵侵扰；无不雅健而凝练，峻峭而遒丽。至如“谋贵众，断贵独”（《自治》）、“患生所忽，渐不可长”（《防微》）、“顺乎耳者伤乎计，利于事者忤于听”（《九议》），其警策，则又近乎格言。
辛弃疾还雅善设譬用喻。其论观察分析敌国，谓“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十论》）；其言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力量而向敌方屈服投降和媾和，是“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俯首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九论》）；无不生动深刻，浅显易懂。
有时，作者也运用比喻使文辞变得委婉，减少其强烈的刺激性。比如在批评朝廷时战时和的政策与用人不专的情况时说：
“虏人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终不可以身安。然其决之也，必加炷刃，则痛亟而无后悔；而其销之也，止于傅饵，则痛迟而终为大患。病而用医，不一而言，至炷刃方施而傅饵移之，傅饵未几而炷刃夺之，病不已而乃咎医，吁，亦自惑也”（《十论》）。
从而使对方易于接受，予以纠正。
辛氏还用比喻将抽象的事物或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
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堑留木柜，未于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至力杀形禁，则人得跨而逾之矣。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此实之可虑也。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谓欲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美芹十论·审势第一》
“形”与“势”本来是一对非常抽象的概念，作者运用譬喻作了生动的解释，既深入浅出，又通俗形象。
稼轩散文的语言节奏性极强，富有优美的旋律感和音乐感。辛弃疾继承和发扬了古文运动在语言形式方面创造的传统，化骈为散，骈散间用，以散行单句为多，时杂骈语，这种亦骈亦散、骈散兼用的形式，构成了文章语言节奏富于变化性和音乐感的突出特点。前面所引诸篇及段落，已可概见。再如《美芹十论·致勇第七》谈及军队中的不平等现象时说：“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其思想内容的深刻且不说，在形式上则吸收了骈偶对仗的美感性，而走笔行墨却取散行单句之便利，在语言章节和旋律上构成了既与骈四俪六之文不同，又与散体单行之篇有别的特点，显示出语言节奏丰富的变化性。像“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九议·其九》）亦然。至于辛氏用骈语式节奏写成的散文作品或段落，如《新居上梁文》中“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头，新荷十顷”之类，其语言的自然节奏性、语感的优美音乐性就更不待言了。前人谓“文章最要节奏”(13)，稼轩散文语言节奏方面的突出特点，正是其精于此道的具体表现。
南宋散文向有文采派、事功派、道学派之分。辛弃疾作为抗战派的杰出代表，自然位列事功派之中。就其内容而言，诚为不错，观其语言，则兼有文采派之长。前人谓“道德之言不专主乎文，而亦未始不有其文……而况其人与文之光明俊伟若是者乎！”(14)信然。韩愈“文起八代之衰”(15)、欧阳修人称“今之韩愈”(16)，二人俱为散文大师，一代宗匠，沾溉来人，影响后世，既深且广。辛弃疾生活在北宋之后而去唐未远，韩柳欧苏诸家馨烈所扇，得之非浅。其《周氏敬荣堂诗》自言“长歌谪仙李，茂记文公韩”。他的散文作品不论从丰厚的思想内容方面，还是从密切联系现实方面，也不论是从结构布局方面，还是从语言锤炼方面，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前人的影响，诸如韩文的雄直与笔力、柳文的凝练与形象、欧文的辞采与结构、苏文的气魄与奔放等等，在稼轩散文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同时，稼轩散文也形成了雅健雄厚、豪壮奔放、遒丽优美的自家特色和风格。笔者认为，稼轩散文是南宋散文的杰出代表，在当时文坛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性，其成就固不能与韩柳欧苏比并，但亦不在八家之亚。他的散文无论内容还是艺术，都足以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水平。虽然存篇不多，却足以使我们窥见其的确是一位“散文高手”(17)。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只述其词，鲜论其文，这种局面应有改观，给稼轩散文以相应的评介。
【注释】
(1)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2)朱熹《答辛幼安启》。
(3)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4)王辉《玉堂嘉话》。
(5)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6)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引。
(7)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引。
(8)范开《稼轩词甲集序》。
(9)谢枋得《祭稼轩先生墓记》。
(10)黄翰《与辛稼轩侍郎书》。
(11)卫泾《辛弃疾充两浙东路按抚使制》。
(12)白居易《与元九书》，《新乐府序》。
(13)刘大槐《论文偶记》。
(14)娄姚椿《南宋文苑序》。
(15)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16)苏轼《六一居士集叙》。
(17)四川大学中文系《宋文选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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