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散文：李清照多维审视

易安散文的多维审视⁽¹⁾

李清照是一位诗、词、散文俱有精深造诣的优秀女作家，明代随宏绪《寒夜录》称其“古文、诗歌、小词并擅胜场”；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清照工诗文，尤以词擅名”。但历代的研究重词而略文，尽管李氏一直被推为南宋散文文采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文艺术却向无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此略作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易安传世的散文作品及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考察易安散文，在未进入本体研究之前，应首先明确现有的传世作品。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清照有《李易安文集》十二卷、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云清照有《易安文集》、《宋史、艺文志》亦著录《易安居士文集》七卷，知宋代有易安文集的多种本子流传。但这些本子因后来失传，已无法得览全貌。据宋人词集单行而诗文合刊的习惯，《李易安集》、《易安文集》、《易安居士文集》中或有诗歌，而散文数量当亦十分可观，惜传世无多，今据李文裿《漱玉集》、王延梯《漱玉集注》、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和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合并统计，现在被认为是易安作品的散文尚有：

一、《词论》（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一等）；

二、《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

三、《打马命辞十一则》（见陶宗仪《说郛》）；

四、《打马图序》（见《说郛》）；

五、《打马赋》（见《说郛》）；

六、《金石录后序》（见《金石录》）；

七、《汉巴官铁量铭跋尾注》（见《金石录》）；

八、《祭赵湖州文》（逸文，见谢伋《四六谈麈》）；

九、《贺人孪生启》（逸文，见《琅環记》引《文粹拾遗》）。

上列各篇，《汉巴官铁量铭跋尾注》仅见《校注》收录，且校者按语已有“惟清照未尝至蜀，无由亲见是器”之考辨，殆非易安所为，可略而不论。其余诸篇，除《金石录后序》被公认为易安手笔而无异议外，几乎所有的著作权都曾受到怀疑和挑战。但亦均未提出明证和硬证，笔者以为未可轻否，故均在本节讨论范围之内。即便如此，易安现存散文也屈指可数。然一般传世之作多为妙笔精品，最能反映作家艺术个性，所谓“尝鼎一脔，知为驼峰”。苏轼评论刘伶《酒德颂》曾云：“诗文岂在多，一颂了伯伦”，何况易安散文非止一篇。

其实，易安散文同她的诗词一样，在宋代即饮誉士林，颇受推重，朱弁钦服其“善属文”⁽²⁾，谢伋称其“四六之工者”（《四六谈麈》），王灼说“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³⁾，赵彦卫云其“文章落笔，人争传之”《云麓漫钞》卷十四，陆游、朱熹也递相叹赏，故《宋史》说“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李格非传》）。

宋代以后，由于文集失传，治词者众，论文者寡，易安散文的影响度远不如词。但关注者亦代不乏人。人们或搜集、或传刻、或品评、或议论，流播影响依稀可见。元陶宗仪《说郛》、明沈聿《欣赏编》和周履靖《夷门广牍》、清俞正燮《癸巳类稿》与伍崇曜《粤雅堂丛书》等，都收编了易安的部分散文作品。明代田艺衡的《诗女史》卷十一、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七、张丑《清河画舫申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赵世杰《古今女史》卷一；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七、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九诸书，亦有对易安散文的总体评价或具体评点。

近代以来，不少学人在前贤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易安散文研究。除作品的搜集整理外，本体研究成果也时有发表。如当代、现代发表的专门研究易安散文的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到一九九〇年底，已有数十篇（关于《词论》的研究文章不计在内，因为均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立论），其中三篇是在解放前发表的。这些论文研究李清照其人而延及其文，或研究漱玉词关涉其文，或诗、词、文综合研究，或是单篇散文的研究（此类居多，又大都集中在《金石录后序》上，其中有两篇作年考）。由于论者的视角和研究的层次不同，尽管文章均具相当深度，且多见解精到，但对易安散文的全面考察和艺术个性的深入探讨，往往不尽如人意，鲜见从散文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和专门研讨易安散文艺术的文章。

二、抒写性情，广寓识见：易安散文的立意

抒写性情，广寓识见，是易安散文的重要特征。李清照才高学赡，情感细腻丰富，前人谓其“才而深于情者”⁽⁴⁾，故所为文，洞见博学睿智，尤显性情趣尚。她的散文，多是自我性情和个人识见的自然流泻，像《打马图序》、《打马赋》、《金石录后序》、《投綦公启》乃至《词论》等文，无一不是如此。

《打马图序》是一篇叙议密纶的优美文字。作者通过叙述打马图经的问世，主要抒写平生喜好博戏的性情，而识见自在其中。笔者自云“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又谓“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至其历难始安，卜居金华“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篇末又称“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不独施之博徒，实足贻诸好事。使千万后世，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其偏爱嗜好、自信自负，一一可见。至于文中对博戏众多种类的熟知与了解，对各种博戏精当简洁、爽直犀利的品议与评骘，又足可看出识见广博。

易安散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抒情色彩最为浓厚的是《金石录后序》。《金石录》为李清照丈夫赵明诚所著。明诚去世六年后，易安“忽阅此书，如见故人”，悲叹“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故为是序。文章通过介绍成书经过，叙述了作者自“建中辛巳始归赵氏”，至作是序“三十四年之间”的“忧患得失”，倾吐了对丈夫刻骨铭心的深切怀念和国破家亡的悲愤沉痛之情。其间对夫妇早年“质衣”“市碑文果实”“相对展玩咀嚼”的回忆，对无力购留徐熙牡丹图而“夫妇相向惋惜者数日”的追叙，对“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的讲述，以及对归来堂赌茶的精彩描绘，无不流露着对往昔夫妻甜蜜生活的深刻怀恋，生动地再现了这对艺术家夫妇充满高雅情趣和柔情蜜意的生活情景。当其时，夫妇“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于书却“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完全沉浸和陶醉在艺术的海洋里。靖康之难发生，面对浸透着夫妻数十年心血的金石书画而“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战乱中转徙江南，流离颠沛，丈夫病逝，不仅金石书画散佚殆尽，而且备受欺凌，饱受艰辛。国难家仇，忧国悲己，句句悲慨，字字沉痛，洪迈说“说《后序》极道遭罗变故本末……予读其文而悲之”⁽⁵⁾；符兆纶说易安“自述流离，备极凄惨，至今读之。尤觉怦怦”（《明湖……李易安居士记》），可以说是作者十四年间情感变化的生动图画。

《后序》在抒写性情的同时，也表达了旷达的识见。清代王士禄谓“诵《金石录序》令人心花怒放，肺肠如涤”（《宫闱氏籍艺文考略》），正是接受了序者旷达识见的效果与表现。明曹安在《谰言长语》卷下中云：

李易安……序德夫《金石录》谓：“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剀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又谓：“肖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欤？”又谓：“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夫女子，微也，有识如此，丈夫独无所见哉！”

刘士《古今文致》卷三引祝枝山语，谓李清照“有此文才，有此智识，亦闺阁之杰也”；清初顾炎武“读李易安题《金石录》……未尝不叹其言之达”⁽⁶⁾。其识见广为后世哲人称叹，恰见不凡。

与《打马图序》、《金石录后序》这两篇具有明显记叙性、抒情性的文字有所不同，《词论》是一篇专门的议论文字，作者性情的表露并不直接。故历代以来，人们只把它作为理论著作研究。其实，此文不仅宏论惊人，表现出作者独到的见解和超人的识度，而且也是最能体现作者豪爽耿直性情的作品，笔者以为非易安不能有此文字。胡仔曾云：

“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⁷⁾。

胡氏认为“此论未公”而“不凭”，当然有其自由，姑且不论，“其意”两句倒是发人深思，耐人寻味，颇中肯綮。易安聪颖慧达，耿直爽快，好胜好强，志识过人，且才高学富，广见博闻，具有异乎寻常的艺术品鉴力，故于事于物往往见解独到，有胆有识，《词论》正是这种个性的典型体现。裴畅说“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⁸⁾，裴论未必公允，但他强烈地感觉到了《词论》作者的突出个性和文章饱含的性情却是事实，故有“自恃其才”之说和“其狂”之论。

《词论》发表个人见解，持论或许未必完全精当，但别人以为非，而作者以为是，这与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截然相反，更可见出论者个性，况各有所见，无可厚非。其实，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的做法，同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的自述，正相一致。

其他如《投启》诉说病中受骗，致遭凌辱和经官动府的经过。而对綦公的斡旋深致谢忱；《祭赵湖州文》虽仅存数句，“乃泣血磨墨”⁽⁹⁾而成，其情可知；《打马赋》不仅有“五陵豪士面目，三河少年肝肠”⁽¹⁰⁾之誉，而且其中识见亦为世称许。明代沈际飞评论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词谓“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应情而发，能通于人”⁽¹¹⁾，易安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抒写性情，表现识度，乃宋代散文习见现象。但不同作家有不同表现，且写性情、谈识见的作品虽比比皆是，而完美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多。李清照之前，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堪称代表。易安虽未度越前辈和时代潮流，但仍有自己的特点。北宋诸名家习惯于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因情而言理，将景、情、理密切结合，而所抒之情多为客观景物引发的内心感情，所言之理多侧重人生。与前贤相比，易安更多的是以事见情，寓情于事，因事而明理，事、情、理融为一体，表现的多是个人的性情，引发的多是事物或思维的哲理，与人们的生活更接近，故显得通俗而亲切，易于理解和接受，更富感染力和吸引力。

三、含纳丰富，意蕴深厚：易安散文的储存信息与潜在意识

含纳丰富、意蕴深厚是易安散文的又一重要特征。

李清照往往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大量的信息，具有“尺幅千里”之势，令人眼界开阔，耳目一新。

《词论》不足五百七十字，却介绍了词在唐代的兴盛、发展、变化及其流行的曲牌、演唱的情形、艺术感染的效果；五代时期的政局及其词在南唐的衍化；北宋“礼乐文武大备”的优越环境、填词名家的出现及诸家创作的得失；歌词与诗文的区别及音律的要求……俨然是一部唐五代及北宋时期的词学简史。

《打马图序》才一百三十九字，却包括了对“慧、通、达”、“专、精、妙”辩证关系的阐述与论证；对“后世之人”浅尝辄止的评论和个人“喜博”的介绍以及写作此序的具体背景。其中还描写了当时战乱的局势、人民的流离与心态、笔者的颠沛与定居；种种博戏的状况及高下优劣、打马戏的种类、流变与命辞打马的自创等。丰富的内容和大量的信息，使这篇序文不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美学意义，而且也具有相当的学术性和史料价值，故为后人著述每每称评或征引，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谈》、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等。

《金石录后序》是易安现存散文中最长的一篇，也只有一千八百五十五字。但文章像巨幅画卷，生动地展示和描绘了极其丰富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家庭及其个人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使这篇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序，不仅成为研究李氏生平、思想、性格的珍贵资料和重要依据，而且也保存了大量当时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的信息，且这些信息，为笔者所亲历，可靠性、可信性极强，足资史家参照。

易安散文不仅信息量大，涵纳丰富，而且意蕴深厚，耐人咀嚼。一般说来，散文与歌不同，文贵直而诗尚婉，直则明朗，婉则丰厚。散文以表达直接见长，表象单层化，意境明朗，语言与意蕴之间是统一的。诗歌却并非完全如此。它往往给读者留下待以填补的空白和丰富想象的空间，含蓄性强，造成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李清照在散文创作中不囿于传统写法，而将散文中的“直”与诗歌表现的“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呈现出多层表象、多层含义的开放性特征，既增强了散文的语言表现力，又使散文的含意有了弹性，从而形成了意蕴深厚，耐人咀嚼的特点。

《打马赋》最具典型性。这篇赋体散文分正文与尾辞两部分。正文是主体。开头十二句叙述打马之时兴；从“齐驱骥”至“志在著鞭”描绘游戏景状；其下从“止啼黄叶”至“正当师袁彦道布帽之掷也”评论其情趣。文章完全就打马游戏本身运笔着墨，不枝不蔓，中心突出，目标明确。但作者不袭用传统散文直接叙述、描写和评论的方法，而借助和发挥赋体散文讲究用典的优势，恰当地组织大量掌故，将视觉、感觉、听觉、幻觉、联想等多种效应融为一体，予以间接、婉转地表达，不仅加大了信息量，而且使文章的表象、意蕴呈多层化，拓宽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展延了想象空间。如“齐驱骥，疑穆王万里之行；间列玄黄，类杨氏五家之队”，乃概写游戏场面。作者融化了《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辛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的典故；《逸周书·周穆王传》“穆王乘八骏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一日行万里”的典实；《唐书·杨贵妃传》“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的掌故；并置以“疑”、“类”二字，巧妙地将历史典实与眼前景象联系起来，从而全景式、轮廓式地描绘出打马游戏的热闹场面，使读者可以想象到图上的阵势和服饰艳丽的参加者相互围绕的情形。

再如作者用“吴江枫冷，胡山叶飞；玉门关闭，沙苑草肥；临波不渡，似惜障泥”描绘打马游戏过程中的种种态势。分别化用乔彝《渥洼马赋》“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胡山之乱叶”⁽¹²⁾典实；借用《汉书·李广利传》关于李广利奉命率师前往西域贰师城取善马，未至而兵疲欲回，汉帝下令挡住玉门关，不准放还的典故；杜甫《沙苑行》“苑中来牝三千匹，丰草青青寒不死”之诗意；暗用《世说新语·术解》“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曰：‘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的说法、从而将打马过程中取胜、受挫、相持、等待的诸种情形和热烈紧张的氛围，都委婉地描绘出来，让读者觉得深厚有味，生动可见，仿佛看到或奋勇争先，席卷千军，或陷入困境，不得前进，或养精蓄锐，坐等时机，或踌躇不前，犹豫不决等各种情态。其他如用“昆阳之战”、“涿鹿之师”写战术之不同；以“得脱庾郎之失”、“便同痴叔之奇”喻高手卫冕与新手不凡，而皆技高取胜；用“未遇王良”、“难逢造父”惜技艺不佳，终致败北……无不在典故本身含义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内容。

《打马赋》采用的这种表达方法，不仅可以调动读者思维的积极性，而且也给读者创造了丰富原意的基础和条件。像“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安石”，其本意乃就搏戏而言，说现在也会像“元子”（桓温）、“安石”（谢安）那样的棋手。桓温“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师”（用元子伐蜀事，见《世说新语·识鉴》）；谢安“别墅未输，已破淮肥之贼”（用安石征讨苻坚事，见《晋书·谢安传》）。桓、谢都是晋代著名的政治军事家，且均嗜好棋博。桓“将伐蜀”，议者谓“观其蒲博”，知其必克；谢将讨贼，与谢玄“围棋赌别墅”，贼破而对博如故。“今日”两句正从上文引发而来。不少读者从人物功业方面来理解，以为透露了易安收复中原的愿望和信心。这种理解就全文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李清照的身世经历联系来看，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则是对作品原意的丰富，或者说是对作品潜在意蕴的发掘。

向来被认为是直接袒露故乡之思和表现爱国情怀的尾辞，其实乃是对全文的收束和归结。“佛貍定见卯年死”化用《晋书·臧质传》童谣“虏马饮江水，佛貍死卯年”；“时危安得真致此”袭用杜甫《题壁上韦郾画马歌》成句；“老矣不复志千里”反用曹操《步出东门行·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皆用与马有关的典故，紧扣打马博戏。至如“满眼骅骝及耳”正是局中景象，更不待言。

由于选用的典故与字面的表述，同当时局势与作者心境密切契合，且融会着对时局的深切关注和感慨，遂令后世读者以为是直接袒露其爱国、忧国情怀。此亦正是妙处所在。笔者以为，易安通过打马博戏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潜在意识，其忧国伤时是寓含于全文之内而不表现在个别字句之中，所谓“意在言外”。这种内涵意蕴潜伏于文字背后的情形，不仅加强了文章的整体性特点，而且也显示出其丰厚性、含蓄性，同时又不难觉察。清代李汉章说：“予幼读《打马赋》，爱其文……喜其措词典雅，立意名隽……若夫生际乱离，去国怀土，天涯迟暮，感慨无聊，即随事以行文，亦因文以见志，又足悲矣”⁽¹³⁾正说明了这一特点。(www.xing528.com)

四、灵活变化，跌宕多姿：易安散文的结构方法与布局安排

在结构布局上灵活变化，跌宕多姿，这是易安散文的第三个特征。肖汉中说《金石录后序》“叙次详曲”、“段段婉致”⁽¹⁴⁾；钱谦益云“淋漓曲折”⁽¹⁵⁾；李慈铭谓“叙致错综”⁽¹⁶⁾；朱赤玉称《打马图序》“曲谈工巧，游于自然”⁽¹⁷⁾；无一不是从结构布局着眼，指出易安散文作品的艺术特征。

结构布局是体现作家匠心和艺术构思的重要方面。李清照往往根据内容和体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结构方法，故其散文以灵活变化见长。观其现存作品。或取纵向结构法，或用横向结构法，亦有纵向、横向结合，明线、暗线交错之篇，可谓多姿多态，富于变化。

《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是一篇感谢友人的书信。作者采用单纯的自然纵向结构法，按事情发生、发展的自然情态，安排内容的表达次序：先写家庭教养；次述病中受骗，致遭凌辱，被迫告官；然后感谢綦公斡旋了结，并表达了个人的心愿。从而使全文顺理成章，结构紧凑，自然平易而亲切感人。《打马赋》乃议论打马游戏，作者则用横向结构法。文章先写打马的时兴，次写游戏的景状，再写个中情趣，最后殿以感慨。其各部分中具体内容的层次安排，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诸如游戏景状中对马之各种态势的描绘、对参博者不同战略战术的描绘以及对各种不同技艺境界的描绘，都是如此，这种结构方法的使用，无疑有助于渲染打马博戏的竞技气氛，且与那种对峙、争驰的局面相协调。

有时，易安也取主辅并行的双线结构法。像《词论》这篇评述词之发展，阐明个人见解的理论文字，即采用了金线穿珠法，纵向结构为主，以时代先后作为评述顺序，同时，又以词的发展变化为暗线相辅。文章起手正面着笔立论，提出“乐府声（音乐性）诗（歌词）并著”的中心论题和衡鉴标准。然后，先以“开元、天宝间”李八郎曲江演唱的故事，说明词须“声、诗并著”方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继又指出“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声、诗”均走上过火一路；“五代”南唐“尚文雅”，于诗有所矫正，但“语虽奇甚”，而声乏新美。“逮至本朝”，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声称于世”，“而词语尘下”。其后继出者，诗或“时有妙语”而少完篇，或“句读不茸”，“往往不协音律”；有“能知之者”，诗亦不尽如人意。全文以时为序，紧紧抓住“声、诗”两个方面，评述流变，提出见解，线索分明，层次清晰，论题集中，结构严谨，浑然一体。

《金石录后序》这篇传颂千古的不朽名作，则采用纵向与横向结合、明针与暗线相辅的结构方法。开头介绍《金石录》其书的作者、内容和价值；中间部分追叙此书编撰之始终；结尾表述为序之意。全文框架呈横向结构之势。而文章最重要的主干部分则又采用了纵向结构的方法。作者紧紧围绕《金石录》的编撰，回忆了自己与著者结为伉俪之后的生活经历，重点追叙了夫妇共同搜集、品鉴和整理金石书画的艰难与甜蜜，追叙了靖康之难，金石书画流散失落殆尽的具体经过。对这些内容和具体事件的叙述与安排，作者使用顺叙的方法，以时为序，体现出鲜明的历时性特点。同时，文章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叙事以时为序，抒情随事而发，情与事密切契合，诚如有的学者所论，“全文以事为主”，其结构线索是“围绕金石书画得失这一主线展开”，同时，“还隐置一条以情为径的暗线”（《谈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形成了明线与暗线平行交错、表里相辅的态势，加强了文章的整体性和结构的严密性。

仅就文章的开头而言，易安散文也是变化多姿。同是写序，《金石录后序》与《打马图经序》的开头方法迥然有异：前者用顿入法，开篇擒题，介绍《金石录》一书的著者、内容和价值、后者取渐引法，作者不直接从打马图经切题入手，而是以哲理发端，提出“慧则通，通则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的论点，然后由前代事例谈到“后世之人”，再及“嬉戏之事”。同是一类开头法，文章内容不同，着笔的观点与角度也就不一样。如《词论》亦用顿入法，但与《后序》不一样，而以评论唐代乐府“声诗并著”肇始，提出衡词标准，为全文张目；《打马赋》亦用渐引法，却从民俗风情入手，而不同于《打马图赋》的哲理发端。

五、典赡博雅，精秀清婉：易安散文的语言文采与艺术风格

典赡博雅，精秀清婉是易安散文的第四重要特征。漱玉词“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以易为险，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创为一体，后人竞效；易安散文与词不同，有自然平易的一面，而更多的是以典赡博雅见长，以精秀清婉著称，并形成了极富个性化的文采特征，故在古代散文史上一直被推为宋代文采派的杰出代表。考察易安现存散文，的确篇篇瑰丽，句句典雅，精秀通脱，文采焕然。

易安散文的文采首先表现在雅善用典方面。用典是古代文学的传统。宋代之前，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程度不同的用典现象。宋代书籍的广泛传播和学子的博闻通识，使用典空前普遍，成时代大潮，从西昆唱和，到江西诗社，用典蔚成风气，故李清照也把“典重”、“故实”纳入衡词标准之中。宋代散文与诗歌不同，基本上承继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沿着平易自然的路子走。从王禹偁“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的理论主张，到欧阳修自然平易的创作实践，乃至苏东坡“滔滔汩汩，不择地而出”的艺术风格，北宋散文诸名家名作，一般典实甚少，除赋体作品仍旧保持着用典传统，其他体裁的散文并不讲求用典。李清照在这方面与前辈圣哲有所不同，她的散文一方面力求平易自然，同时又大量用典，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其一，用典频率高。《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全文四十五句（分句不计，下同），典实近五十；《打马赋》通篇不足五十句，掌故过半百；《打马命辞》、《打马图经序》、《金石录后序》诸篇中的典故均以十计。易安散文不仅篇篇有典，有的句句用典，乃至一句数典。《打马赋》中“若乃吴江枫冷，燕山叶飞；玉门关闭，沙苑草肥；临波不渡，似惜障泥”，文才三句，而实五典；《打马图经序》中“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矣！”文只两句，而用八典……其用典之多、之密可见一斑。

其二，用典精博明当。易安散文典实密集，却无堆砌感和艰涩感，这主要与作者的精于选择、巧于组织、善于表述有关。如《贺人孪生启》云“无午未二时之分，有伯仲两楷之似。既系臂而系足，实难弟而难兄。玉刻双璋，锦挑对褓”。这里挑选了前代四个有关孪生的典故：任文二子、张伯楷仲楷兄弟、白汲兄弟和《西京杂记》中霍将军妻孪生二子论长幼，分别从出生时辰相去无几、长相极相似、亲人难以分辨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予以运化成文，结尾两句又用“双、对”挑明，即便读者不知典出何处，而文意亦已十分明确，知者自诧其精博，无怪乎俞正燮惊叹“其用事明当如此”（《易安居士事辑》）。再如“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金石录后序》），此三句为一意群，前两句运化四个典故，王涯、元载事见《新唐书》，长舆、元凯事采自《晋书》，后一句则点明其实质皆“惑”，读者不必详审典实，仅据其文，意亦甚明，且典出一书，异事寻同，又非博熟而不能。

其三，用典妥帖自然，了无斧痕。上面胪列的例子，已略可概见。再如《金石录后序》在回忆追叙了夫妇共同搜集、品鉴、整理金石书画的情形和靖康之难以后，丈夫病逝，书画丧失殆尽的全部经过之后，作者沉痛悲切地感慨道：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人间耶？何得之难而失之易也！

梁元帝萧绎遣将破平景侯，搜集典籍七万余卷，后其国为周师灭亡，肖焚书十四万卷（见《晋书·牛弘传》）；隋炀帝杨广在世时，建观文殿藏书，隋亡，其书将被载还京师，上官魏梦炀帝魂魄叱责，至书舟倾覆河中，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炀帝，其曰“我已得书”⁽¹⁸⁾。萧、杨皆一代王尊，国破身亡而不惜，唯独舍不下图书，可谓生死不忘，其嗜之深，其惑之极，由此可见。易安夫妇数十年苦心搜集金石书画，一旦毁于战火，失于播迁，与萧、杨有近似处，甚至连社会局势与个人境遇也有共通点，其恋书、耽书、难以割舍之情更不待言。故其下“岂人性”诸句，反复问叹，悲痛欲绝。文章于此处颇具匠心地安排使用了萧、杨典实，不仅起到了收拢上文内容，发抒复杂情感的作用，而且显得自然妥帖、毫无斧痕。笔者以为，用典乃是文化发达的一种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文人的学养与功力。好的用典，能充分利用前代文化的积淀，言简意丰，以少胜多，具有味浓趣厚的艺术效果，同时还能增添语言的文采，易安散文堪称典型。

易安散文的文采还表现在表达婉转，语态丰腴上。李清照将诗词婉转的传统移植于散文的语言组织和表达上，从而避免了质直，增添了文采，如《祭赵湖州文》中用“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言丈夫之辞世；用“坚城自坠，怜杞妇之悲深”说自家悲痛欲绝，诚动天地；《投翰林学士綦公启》中用“牛蚁不分，灰钉已具”表其病重将死之态；《金石录后序》中以“少陆机作赋之二年”代言十八岁，以“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代言五十二岁……皆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这种语言表达法婉转而富有变化性，丰约有度，腴而不繁，多含典实，而语意甚明，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不同凡响的表达能力。

另外，易安散文的文采还表现在语言的凝练简洁、自然隽秀和极强的状述力上。仅以《金石录后序》为例，其如“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叙广搜博集金石书画；“每获一书，即共同校勘，整集题签”述整理情形；“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状沉浸于文化艺术之境界；无不简洁凝练。至其“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描绘人物外貌精神和分手情景；“戟手遥应”描绘远处人物作答形象；“穴壁负五簏去”叙述被窃情形；则不止凝练简洁，尤其生动形象。

前人称“李易安工造语”⁽¹⁹⁾，为“女流之藻思者”（《草堂诗余别录》），“文字有精神色态”（《神释堂脞语》），其文“错玉编珠”（《草堂诗余玉集》），“工雅可观”⁽²⁰⁾，至有“女相如”之誉。郎瑛云李清照“博古穷奇，文词清婉”⁽²¹⁾；端木采说“易安以笔飞鸾耸之才”，“跄洋文史，跌宕词华”（《漱玉集序》）；无不清楚地看到了易安散文语言风格方面的特点。

明代毛晋曾谓“《金石录后序》略见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脱南宋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漱玉词跋》），毛氏虽就《后序》立论，其实易安他作当亦如是。魏晋时期的优秀散文大都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情感诚挚，体式多样，结构灵活，语言藻丽，文采斐然。易安不仅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优秀传统，而且发扬光大了魏晋时期优良的文风，将自己鲜明的个性、广博的学识和强烈的时代气息融会其中，使作品呈现出丰厚典雅、多姿多彩的风貌，不仅为南宋文苑增添了新的光彩，而且也为古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陈宏绪说易安散文“自是大家举止”，“磊落不凡”（《寒夜录》），良非虚美。

【注释】

(1)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有删节，今恢复原稿。

(2)《风月堂诗话》卷上。

(3)《碧鸡漫志》卷二。

(4)符兆纶《明湖藕神祠移祀李易安居士记》。

(5)《容斋四笔》卷五。

(6)《日知录集释》卷六。

(7)《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8)《词苑萃编》卷九。

(9)符兆纶《明湖……李易安居士记》。

(10)赵世杰《古今女史》卷一。

(11)《草堂诗余正集》卷四。

(12)张固《幽闲歌吹》引。

(13)《题易安〈打马图并跋〉》。

(14)《古今女史》卷三。

(15)《绛云楼书目》卷四。

(16)《越缦堂读书记》卷九。

(17)《古今女史》卷三。

(18)事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

(19)陈郁《藏一话腴》。

(20)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21)《七修类稿》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