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样式创新：《宋代文学论稿》

论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¹⁾

宋代散文“抗汉唐而出其上”⁽²⁾，取得了空前的卓异成就，其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但长期以来，学界未予深入探讨，迄今未见专论⁽³⁾。本文拟就记体散文、书序、题跋、文赋、诗话、随笔、日记和文艺散文等几种具有重要开拓性的体裁样式的发展创新、渊源流变、美学特征和文化意蕴，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时代精神、人文环境、作家的体裁意识，试作绎述，以为引玉。

一、“记”体散文的勃兴与新领域的开拓

在宋代散文的诸多体裁样式中，宋人对于“记”体的发展、改造和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南宋叶适说“‘记’虽（韩）愈及（柳）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⁴⁾，正指出了此体入宋后发展变化的特点。

“记”始于记事，本属应用文字，所谓“叙事识物”（李耆卿《文章缘起》注）、“纪事之文也”（潘昂霄《金石例》）。《禹贡》、《顾命》被视为记体之祖，“而记之名，则仿于《戴记》、《学记》诸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汉扬雄《蜀记》，影响不广；晋陶潜《桃花源记》实乃诗序，非独立成篇；《昭明文选》“奏记”、《文心雕龙》“书记”都不具备后世所称记体的文体意义；故魏晋之前记体尚未独成一式。至唐，韩愈、柳宗元创作记体散文，遂成一式；入宋则更加盛丽多姿，蔚成大观。兹据部分唐宋名家本集，统计记体散文数量如下：

由表可知：宋代诸家创作记体散文的数量大都远过韩、柳，发展态势趋向繁荣。就内容题材看，唐代记体散文约有四端：一是亭台堂阁记，二是山水游记，三是书画记，四是杂记。此就韩、柳所作统计如下：

其中第一类包括厅壁记，如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第四类主要是记事记物，如柳宗元《铁炉步志》。据表，知记体散文在唐代是以亭堂记与山水记为主，兼有记述书、画艺术和杂事杂物者，作品数量和题材内容都不丰富，呈方兴初起之势。入宋后记体散文得到长足发展，宋人不仅在题材方面开辟出不少新领域，而且在立意、格局、视角、语言诸方面也有所创变。从总体上讲，宋代记体散文有四大特点：一是立意高远，所谓“必有一段万世不可磨灭之理”⁽⁵⁾；二是题材丰富；三是格局善变；四是兼取骈语。下面据类分述。

亭台堂阁记是记体散文最习见的题式，也是宋人最擅长的题式。唐人此类作品一般以“物”为主，多作客观、静态的记述，着眼点和着力点重在“物”之本身，如建构过程、地理位置、自然景色等，或稍予议论，以写实胜，韩愈《燕喜亭记》即是典型。宋代一变而为以“人”为主，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其中，或释放自我意识，或表露心态情绪，故虚实参错，且以动态叙述避开正面描绘，做到了“物为我用”而“不为物役”。

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开篇以省洁的语言写黄冈以竹代瓦的习俗与选址作竹楼的经过，继用大量笔墨铺写渲染楼中生活情趣，末段通过议论昭示心态情绪。显然，文章的重点不是竹楼自身，而是生活在楼中的“人”，以及由此生发的随缘自适、游于物外的思想。范仲淹《岳阳楼记》先交代作记缘由，继而描绘楼外景色，而用“前人之述备矣”掠过，转用浓笔泼墨铺写登楼“人”临景时的情感变化，最后提出了饱含强烈社会意识的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上述两篇分别表现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有所不同，欧阳修《醉翁亭记》表现的是“人”回归自然的情趣，是社会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情形。文章不仅运用骈偶句式描绘出优美的自然景色和形形色色的劳作、游玩的人，而且传达了作者既能与人“同其乐”，又能“乐其乐”的意趣，全文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苏舜钦的《沧浪亭记》则比王、范、欧更为直接地揭示出“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人”与情、物的关系。上述诸记就整体格局而言，尚未脱离先叙事、次写景、后议论这种“三段论式”的唐人模式，但由于表现主体的转移和骈散参用的句式以及思想意识的升华，其艺术境界已与唐人大不相同。

对亭轩记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当推苏轼。《苏轼文集》中此类作品有二十六篇，数量空前。苏轼不仅继续突出人的主观意识，寓理、情、识于文中，而且彻底打破了“三段论式”格局，叙述、描写、议论穿插运用，灵活变化，甚至吸收其他体裁的表现方式（如赋体、问答、赞颂之类），从而使体式为之一变。《超然台记》发端于议论，讲“人”与“物”的关系，且由物及人、由人及情、由情入理，提出了“游于物之内”与“游于物之外”两种情形的巨大差别；其后叙述自钱塘移守胶西而治园茸台，“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篇末仅用两句点题归结，说明作者“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的内在原因。全文以理为主，议论过半，由理入事，由事而及景，又以理收束，照应开头，虚实相生，收纵自如。《喜雨亭记》破题开端，征古明意，接着叙述建亭与命名的经过；再用主客问答形式，阐明以雨名亭的涵义；而后用歌诀结尾。全文体式灵动圆活，语言流走如珠，表达了作者关心民瘼、与民同乐的主体意识。苏轼之后，此类体式基本上沿着欧苏创变的路数走，南宋亦未越此规范。如汪藻《翠微堂记》以议论“山林之乐”为主旨；朱熹《通鉴室记》、《拙斋记》以介绍室、斋主人为主；杨万里《景延楼记》将幽美的画面与深邃的哲理巧妙地融为一体；陆游的《筹边楼记》用主客问答介绍和评论建楼人范成大出色的才能与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叶适《烟霏楼记》着意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状况；魏了翁《徂徕石先生祠堂记》评议石介一生遭遇及对宋代文化发展的贡献；刘辰翁《安远亭记》盛赞郭彦高报国壮志……整体格局大都与欧苏同一机杼。

山水游记也是记体散文中的重镇，宋人对这一体裁的发展同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山水游记始于李唐。元结《右溪记》已初具规模；至柳宗元创成一体，《永州八记》一直被视为山水游记的奠基之作，其体式亦由此确立。唐人游记重趣、尚实而含情，往往在对自然景物的客观细致而凝练简洁的精心描写中，传达出游人对大自然的欣赏与沟通。宋人在此基础上努力开拓创新，如在内容方面由单纯的自然审美型转向兼重议论说理的复合型，既增加了理性思辨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游记散文的信息涵纳量和社会教化功能。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最为典型。前者以议论为主，起笔即从释名考证入手，接着顺次记叙与山名有关的慧空禅院、华山洞、仆碑等，其后重点记述游洞情形，并由此生发出颇富启迪性的议论。后者为学术考证式的记游散文。全文以实地考察石钟山命名缘由为主体，而以驳论前人发端，中间记游，复以议论收尾，记游部分实际上成为考察论证的过程，体制变化不可谓不大。另外，北宋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南宋朱熹《百丈山记》、王质《游东林山水记》、邓牧《雪窦游志》等，虽体宗韩、柳，注重景物的客观描绘，而在取材、造境、结构、手法诸方面又各呈新意。

伴随着宋代书法绘画的繁荣，宋代书画记也有新的发展。书画记始于唐而盛于宋，大约首创于韩愈。韩有《画记》、《科斗书后记》。前者详细描述了一卷古今人物小画的全部画面内容，并交代了作记因由，所谓“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此为画记正体。后者先叙与此有关的人事，然后言得科斗书始末与作记缘由，遂为书记常式。可见唐代书画记是以书画作品为重心，兼及与作品有直接关联的人或事，体现出鲜明的记事性和客观性。宋人则不墨守此式而多变化，往往借题发挥，纵横议论，灵活自由，贯穿己意，表现出强烈的写意性和抒情性。王禹偁《画记》乃为其父画像而作，起笔于古代家庙祭祀风俗和近代“图其神影以事之”的变化，次谓父像“神采尽妙”，“宛然如生”，由此推评画家技艺，最后交待作记原因。欧阳修有两篇书记：《御书阁记》与《仁宗御飞白记》。前篇叙述宋太祖为醴陵县登真宫“赐御书飞白字”，其字历劫犹存。在交待记由后，笔锋忽然转向释、老之于儒家的关系，诧异儒排释、老，而释、老不协力抗衡，反自相攻讦。后篇首言于友人处得观此字，次借友人之口叙述得字始末，兼及求记，然后议论作字之人。两文虽未对书法墨宝作正面评论，但紧紧围绕墨宝叙事、议论，视野开阔而生动有趣。苏轼的书画记与其书画一样，亦自成一体。《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实乃长歌当哭、悼念画者的祭文，充满了浓厚的抒情意味。作者追忆与画者平素知音期许、诗书往来、相教相戏、笃厚无间的情形，一改前人撰写书画记只作为局外人记叙、议论的格局，变为艺术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净因院画记》、《传神记》、《画水记》等则着意于画论。苏轼之后，书画记体式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而此类题材大量涌入题跋中。

学记与藏书记属宋人新创。学记现存较早的是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该文首述古之重学，指出学校乃“政之本”，次叙始建兴衰，复写重修与作记，是以记叙为主体。欧阳修《吉州学记》先述朝廷诏令立学，次叙吉州学校兴办经过与规模，而以议论教学方法、想象教育效果作结；记实之外，议论成分转多。其后，曾巩《宜黄县学记》与《筠州学记》，王安石《虔州学记》、《太平州新学记》、《繁昌县学记》等，大都循王、欧体式。至苏轼《南安军学记》始以议论为主，叙事为辅。南宋学记叙议结合，构思多变，数量也几可抗衡亭堂记，如朱熹多达十几篇，叶适也有九篇，均超过其亭堂记。

藏书记以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最为著名。该记先议书籍的巨大社会作用，继言“学必始于观书”，复讲书籍发展与学人态度；在这样广阔的背景下介绍李氏山房始末，表彰藏书者“以遗来者”的仁人之心；末尾交代作记缘由与目的。文章不局限于记叙藏书本身，而是始终将书与人的关系作为表现中心，议论纵横，谈古说今，正反对比，劝诫启迪，强调认真读书的必要性，视野开阔，立意高远。苏辙《藏书室记》叙苏洵当年“有书数千卷，手辑而校之以遗子孙”，文章广征博引，反复谈论读书的重要性，意在劝读。二苏之作遂为常式。南宋朱熹《徽州婺源县学藏书记》、《建阳县学藏书记》皆夹叙夹议，体类二苏。陆游《婺州稽古阁记》围绕阁名先叙述来历、始末、规模与作记，然后议论“稽古必以书”；《吴氏书楼记》肇于议理，继述吴氏兄弟“以钱百万创为大楼，储书数千卷”，兼及书楼格局，殿以议论；《万卷楼记》首言“学必本于书”，继从校勘、通经、博学诸方面强调了藏书的重要性，最后申述近代藏书之盛，视野、格局均略有变化。叶适《栎斋藏书记》首叙斋主，次论学术流变，再述藏书内容之富，略呈现出新态势，而终未脱北宋范式。

二、书序的美学变化与长足发展

向来记、序并称，二者在叙事方面虽有相近处而体例迥异。序作为一种文体，滥觞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李唐而变化于赵宋。传孔安国《尚书序》称“序所以为作者之意”，大体昭示了序的功能。约成于汉代的《毛诗序》、《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扬雄《法言序》等，大都立足全书，进行宏观的阐释申述，或者兼及作者自身，是为常式。其后又有文集序、赠送序、燕集序、字序（解释人的名字）、杂序（事、物序）等相继问世。唐宋是序体散文的昌盛期，作品繁富，名篇迭出。兹选唐宋八家文集分别统计并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赠序与书序最繁盛；唐代赠序兴盛而宋代书序发达。书序本为序体正宗，汉以后不绝如缕，惜无大的发展，名家如韩愈，集中竟无一篇书序，这就为宋人留下了开拓的空间。

宋代书序的形象性、可读性、理论性较之前代明显加强。首先是表现主体和表现重心的转移——由“书”到“人”。序的正体是申述作者之意，故表现的主体和重心是书。宋代书序情形大变。曾巩《先大夫集后序》以五分之四的篇幅叙述著者事迹；黄庭坚《小山集序》几乎通篇介绍晏几道的为人与性格；魏伯恭《朱淑真诗集序》由朱氏作品的广泛传播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开端，讲述了作者不幸的身世。这些都将“人”作为表现的主体。陆游《师伯浑文集序》、陈亮《中兴遗传序》、叶适《龙川集序》更为典型。陆《序》首述“识隐士师伯浑于眉山”的情景，继而边叙边议师氏生平境遇，以其行事和性情突出了人物的形象。陈《序》实为龙伯康与赵次张二人的小传，从龙、赵京师初遇下笔，续以比射情形，进而详述次张有志难申，最后略谈书的内容体例。龙氏豪放的性格与精湛的射技，赵氏的聪明机智和善于应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叶《序》则以凝练简洁的文笔，叙述了陈亮由际遇天子到遭诋入狱几死大起大落的一生和学术上的成就。此外，文天祥《指南录后序》叙述抗元斗争中的亲身经历，因事而见人。诸如此类的书序，无不以表现著书之人为重心，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

其次是文学色彩的强化——抒情性与描写性骤增。仅以欧阳修《归田录序》、秦观《精骑集序》、晏几道《小山词自序》、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孟元老《梦华录序》、陆游《吕居仁集序》诸篇便可窥其一斑。欧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这是对书序体制样式的一种革新），既生动地描绘了官场那种“惊涛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龟之怪，方骈首而闯伺，乃措身其间”的险恶情景，又抒发了“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而被迫“乞身于朝”、“优游田亩”的矛盾心情。秦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抒发了“少而不勤”、“长而善忘”的追悔莫及的心情。晏则叙其所怀，追忆往事，“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所抒发的凄伤之情不亚于其词作。李序脍炙人口而历代艳称不绝，首先就在于序文浓重的抒情性和生动的描绘。孟以浅易骈语成文，用精彩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北宋汴京太平时节的繁华景象：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陆序描述江河源流情状以喻学者，表达对吕氏家学深厚、造诣精深的钦佩，颇富文采。

其三是视野开阔，注重宏观审视和发展规律的探寻。如徐铉《重修说文解字序》历述华夏文字自“八卦即画”至“皇宋膺运”长达数千年间的发展演变，融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于一体。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更以雄视百代、省察万古的气魄，从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角度，将欧阳修与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杨墨、韩愈作古文相提并论，高度评价欧阳修对于培育人才、发展宋学所作的巨大贡献。孙觌为汪藻《浮溪集》作序，不仅从“由汉迄唐，千有余岁”这样悠久的历史角度审视，而且还从作者性格、嗜好、学养、构思特点、时代背景诸方面深入考察其艺术个性形成的多层原因。陆游《陈长翁文集序》先谈两汉文章的发展变化，次及两宋，而以北宋盛时为参照，阐述南渡以后的文章利弊，最后突出陈氏“居今行古，卓然杰立于颓波之外”的创作特点。周必大序《宋文鉴》则论析了北宋散文由“文博”到“辞古”再到“辞达”的发展变化轨迹。刘辰翁《简斋诗集序》肇端于作诗常理“忌矜持”，次由《诗经》到晚唐，再到当代江湖诗派，大笔勾勒诗歌的发展，进而溯源于李白、杜甫、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在对比中突出陈与义诗歌的特征。

其四是向议论化、理论化延伸。宋人好议论，宋文好言理，这在书序中同样表现得很突出。欧阳修《伶官传序》发端与收尾均取议论，其“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已被视为至理名言。至其《梅圣俞诗集序》则重点讨论“诗穷而后工”的问题，从诗的创作、流传诸方面探讨这种说法的真实含义，指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且以此为基础评价梅氏其人其诗。曾巩《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无不以议论为主。赵昚《苏轼文集序》从论述“成一代之文章”与“立天下之大节”的关系入手，探讨“节”、“气”与“道”、“文”的联系，然后议论苏轼其人其文。朱熹《诗集传序》则完全以问答的方式阐发有关《诗经》的诸多理论：《诗经》产生的渊源与基础、诗的教化功能与作用、不同诗体的区分与原因、学诗读诗的方法等。叶适《播芳集序》、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也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议论作文之难。可以说，宋代书序几乎无一篇不议论，无一篇不说理。这显然与宋代文人惯于理性思考有密切关系。

三、题跋的创制及其趣韵风神

前人常将序、跋并论，仅就其客体对象而言（如为一书写的序、跋），实有共同点，然其体制殊别，各成一式。明代徐师曾指出：“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字也）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其词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文体明辨序说》），正看到了跋与序的区别。

题跋兴于唐而成于宋。唐不以“跋”名篇，多作“读×××”，且仅限于文字著述。检韩愈、柳宗元本集，韩有《读荀子》等四篇，柳有《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篇，皆就作品本身议论生发，类近后世题跋。但数量甚少，形式和内容亦颇局促。宋代题跋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形式灵活变化，内容丰富多彩。如欧阳修集有题跋四百五十四篇，苏轼集题跋达七百二十一篇，黄庭坚《山谷题跋》收四百余篇，陆游《渭南文集》存二百七十篇。宋人对题跋体裁的发展革新，首先反映在题材的开拓上，如由唐代单纯议论著述文字扩展到绘画书法等艺术、文化领域；其次反映在体式要求上无常格定式，灵活多样；其三是扩大并提高了题跋的功能，由单一议论发展到说理、抒情、记事、写人和学术研讨等；其四是增强了题跋文字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趣味性。总之，题材广泛，体式多样，内容丰富，立意新颖，理、识、情并举，挥洒自如，构成了宋代题跋的突出特点。

欧阳修《题薛公期画》对绘画以“形似为难”、“鬼神易为工”的说法表示异议，由作品本身引发开来，重在表达个人的见解。其《跋永康县学记》立足于古代书法史，由魏晋书法谈到唐五代的发展变化，再述入宋情形，最后才落笔于该记的书写者蔡襄身上，予以高度评价。至《集古录》中“跋尾”如《隋太平寺碑跋》、《范文度模本兰亭序》等，或论字书笔画，或议赵宋文化与字学，都富有见解。

苏轼与黄庭坚“最妙于题跋”⁽⁶⁾，“凡人物书画一经二老题跋，非雷非霆而千载震惊”⁽⁷⁾。苏轼题跋尤以理趣、情趣胜，使人既心悦诚服又难禁失笑。《书孟德传后》议论老虎畏人，讲述了“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三种人遇虎不惧的故事，认为“虎畏之，无足怪者”，据事推理，生动有趣。《书南史卢度传》首写跋者“不喜杀生”，“自去年得罪下狱，始意不免，既而得脱，遂自此不复杀一物”，次言“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最后点出“偶读此书，与余事粗相类”而写此跋语，重在表达个人的心态感受，既见其仁慈本性，又有别于释之戒杀，情浓而切理。《跋王晋卿所藏莲花经》论“世人所贵，必贵其难”的常理；《题张乖崖书后》讲宽、爱、严、威辩证关系之人情；《跋欧阳文忠公书》议外放与致仕的心态感受……无不生动有趣。苏轼画跋更是别具匠心：

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正，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

——《书吴道子画后》

画以人物为神，花竹禽鸟为妙，宫室器用为巧，山水为胜。而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灿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

——《跋蒲传正燕公山水》

前者从物质创造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立论，渐及吴氏之画；后者由各类绘画而渐及山水，再及蒲氏技艺，均视野开阔，境界高远，体现了一位通才大家的眼光与识见。其他如《书陈怀立传神》征古论今，纵论传神，最后点明“助发”陈氏之意；《跋南唐挑耳图》因画而记其为王诜用心理疗法治耳聋；《书南海风土》谈人与自然环境的适应，等等，无不充满理趣与情趣。

与欧、苏不同，黄庭坚题跋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间有叙事，形象鲜明生动，篇幅渐长。如《题东坡字后》：

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

跋者不是就书法作品推评议论，而是借此回忆和叙述了有关苏轼作书的几件小事，从而将苏轼豪放飘逸的个性风采展现在读者面前，由衷地抒发了跋者钦仰敬佩的心情。又如《书家弟幼安作草后》自谓其书无法，“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寄情于名利之外习字作书的境界，形象而深刻。

黄庭坚题跋除了具有叙事抒情的特点外，还明理寓识，因而境界阔大，思致深邃，常妙语连珠，趣味丰饶。《跋秦氏所置法帖》着眼于地域文化发展衍变的历史，指出两汉至宋“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然后突出眉山苏轼“震辉中州，蔚为翰林之冠”，视野十分开阔。《书绘卷后》指出“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世大夫处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都是深有所得的名言。至如《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自称“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跋湘帖群公书》谓“李西台出群拔翠，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李致尧乞书书卷后》说：“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归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等等，无不妙喻横出，令人回味。

宋室南渡后，题跋基本上沿着欧、苏、黄开拓的路子走，体式虽无新创，而多抚时感事，忧国伤怀。辛弃疾《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凝练精警，深沉感人，字字句句都熔铸着强烈执著的爱国赤诚和尖锐而含蓄的批判精神，悲愤、感慨、惋惜、遗憾等种种复杂的心态情绪与丰厚深广的潜在内容共同构成了深邃的意境，耐人咀嚼回味。陆游《跋周侍郎奏稿》、《跋傅给事帖》、《跋李庄简公家书》等都是为人熟知的名篇；黄震《跋宗忠简公行实后》对宗泽抗金救国给予高度评价，谴责黄潜善之流投降误国，悲惋北宋倾覆和南宋偏安，格调深沉。

四、文赋的脱颖与文艺散文的诞生(www.xing528.com)

文赋与文艺散文是宋人参酌旧体裁创造出的两种新体式。

赋滥觞于周末，荀卿草创其体，宋玉推扬发展，至汉大盛，魏晋六朝“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文体明辨序说》）。文赋乃古文运动影响的产物。早在唐代已有古文向赋渗透的迹象，韩愈《进学解》即取古赋答问式，只是未以赋题篇。其后古文呈中落之势，文赋亦未能脱颖。宋代古文大盛，文赋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的成功之作，因而成为独立的一体而与古赋、律赋、俳赋并列。

欧阳修、苏轼对文赋的创制贡献最大；黄庭坚、苏辙、张耒等也有数量可观的文赋作品。他们的作品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程度不同地保留并采用了古赋的部分形式与手法，如设问、铺张等，同时大量吸收古文笔法与气势，多虚字，少对偶，句式长短错落；其二是将事、景、情、理融为一体，增加了叙事与抒情的成分，而以言理为旨归，纵横议论。欧阳修《秋声赋》以主客问答方式叙事、写景和议论，描摹秋声情状，训释物象物理，再由自然界推及人类社会，探讨自然与人生的联系。苏轼《前赤壁赋》起笔于叙事写景，继以答问，由事及景、及情、及理，将叙事、写景、议论、抒情、说理熔于一炉，驰骋于自然、宇宙、历史、现实，纵论时空的无限与人生的有限，既传达了作者贬谪时期的内心矛盾与解脱过程，又蕴含着深邃的哲理。苏辙《黄楼赋》对苏轼《前赤壁赋》有直接影响，起笔云“子瞻与客游于黄楼之上”，继叙黄楼构筑始末，描述洪水情状，再议论宇宙人生，结尾曰“于是众客释然而笑，颓然而就醉，河倾月坠，携扶而出”。其起结、格局，《前赤壁赋》近之。苏辙的《缸砚赋》、《服茯苓赋》、《墨竹赋》均属叙议结合的成功作品。黄庭坚《刘明仲墨竹赋》先述画者其人，次描绘画面，末评技艺高下，全用古文方法结构布局，层次清晰分明。张耒《斋居赋》释说自然界阴阳变化与人体相应的反应以及“养生而善身”的方法，议论“推此以尽道，考此以察物”；《卯饮赋》写晨饮之趣，《秋风赋》描摹和议论秋风，也全取答问式而用古文句法。

北宋末党争殃及文坛，古文受抑，文赋中落。南渡后文赋再起，王十朋《双瀑赋》描绘金溪双瀑壮丽景象；张孝祥《金沙堆赋》叙写金沙堆“壁立千仞，衡亘百步”的形势状态；范成大《望海亭赋》，杨万里《浯溪赋》、《海鳅赋》，陆游《焚香赋》等，皆以古文为赋。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称“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正道出了宋代文赋的一个突出特征。

文艺散文是宋人的创造。宋以前的散文，从文章功能看，大略可类分为应用散文、记事散文、抒情散文、议论散文四大类，实用性是它们最突出的特点。这同散文体裁直接源于社会实践、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有关，从表奏书启到记序论策无不如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直觉经验型，因而前代散文多以写实著称而绝少虚拟成分；即使有少量寓言性作品，也大都囿于自然界题材。柳宗元《设渔者对智伯》虽有一定虚拟，而实是对史事的演义，且作者不参与其事。宋代则出现了为世注目的新景象。柳开创作了《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王禹偁写了《录海人书》。此二文向被视作名篇而为人乐道，历代读者都似乎感觉到了其中饱含着浓烈的艺术气息，但又往往只着眼于题材内容，充分肯定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思想性，而忽略了文章体式方面的创新。其实，二文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还在于自身的形式。二文均承袭前代应用文体，但关键是两文皆不是真正的应用文，不具实际“上疏”、“上书”的功能。柳乃替王昭君给皇帝写《疏》，王则为秦末海岛夷人作《书》给秦始皇。这种超现实的虚拟性，造成了与传统实际应用型的“奏疏”、“上书”的巨大差别，文学属性空前加强，艺术色彩骤增。于是，在前代体裁基础上经过改造创新，又一散文品种——文艺散文诞生了。柳、王之作除虚拟性外，还将读者由现实带回千年前的历史空间中，而历史与现实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者正是利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叠合，借古讽今，造成深沉委婉的艺术效果。这样，文章虽然失去了体裁原有的应用功能，却获得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和有益的社会功能，获得了持久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从现存资料看，柳开是较早创作文艺散文的作家之一。他于宋初首倡古文，强调“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河东先生集·应责》），注重体裁变化而不拘常格。《代王昭君谢汉帝疏》也许并非有意识创为文艺散文，却获得了成功。其后，王禹偁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此类作品，除《录海人书》外，尚有《乌先生传》、《代伯益上夏启书》、《拟留侯与四皓书》等十几篇。欧阳修、苏轼等又推波助澜，欧作《代曾参答弟子书》，苏作《代侯公说项羽辞》、《拟孙权答曹操书》，王令也有《代韩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书》，可见此体风行一时（不过应当指出，宋人文集中尚有大量具有实际应用功能的代拟之作，不属于文艺散文的范围）。

五、诗话、随笔的创造与日记范式的确立

诗话、随笔和日记均是宋人创制的新文体，其共同特征是均用随笔散记的形式，自由灵活，内容广博。

诗话（包括词话）乃是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形式的一种。汉魏时期即有萌芽，《西京杂记》、《世说新语》都有论赋说诗的片断；唐人以诗论诗，且有《诗式》、《诗格》之类著述；宋则以文论诗，于是有了诗话。诗话产生于宋代古文运动极盛之时，是古文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欧阳修《六一诗话》是古代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著述，计有二十八则，内容涉及本事考辨、诗歌理论、创作方法、作品鉴赏、流派群体、作家个性、风格区别、字句锤炼、诗作流传、诗病、记疑等十多个方面。该书为欧阳修晚年退居汝阴时所作，序中虽自称“集以资闲谈”，然去取谨严，文笔简洁洗练，尤多风趣、谐趣、情趣和理趣。二十八则诗话仅限于唐宋时期，更侧重于当代，论唐诗才五则。每则集中谈论一点，短小精悍，往往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将读者带入诗歌艺术的境界，使人深受感染和启发。如第二则“白乐天体”与“肥妻”之谈，第六则安鸿渐与赞宁之嘲咏，八则陈从易与属客对“身轻一鸟过”之“过”字的补脱，第十二则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论，二十一则评述西昆体等，都极有见地。

欧阳修开创了“诗话”这一形式，适应了好议的时风，给宋代文人提供了谈诗的新天地，用以交流诗歌技艺和心得，传播理论与信息，故响应风从，作者继踵，蔚成大观：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不胜枚举。据郭绍虞《宋诗话考》，可考者多达一百三十余种，流传到现在的完整诗话著作尚有四十多部，可见当时诗话时兴的状况。南宋诗话呈广博化、系统化、理论化趋势，内容兼及词、赋、散文，又往往据类分章，自成体系。如严羽《沧浪诗话》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章，内容广泛，体系严密，成为一部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著作；宋末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的分类更为细密全面。

随笔又称笔记文，是一种随笔杂录式的散文，以记载或议论当代事、物为主，或者谈道说艺、考辨学术，内容博杂，故又有杂记、散记、琐记之称，往往由许多形式自由灵活、篇幅短小精悍而又互不连属的单篇文字集合为一书。这种文体滥觞于魏晋，发展于隋唐，而大盛于两宋。宋代之前，笔记文与笔记小说往往混而为一，且不以“笔记”名书，至宋方独成一体，宋祁首以“笔记”名书，则宋人创制可知。

宋代笔记流传于世的多达几十部，大都辑录当代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事物，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其学术考辨、论艺心得也多有发明，予人启迪；文笔多简洁淳朴，质实生动，且趣味丰饶。如欧阳修《归田录》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谈谐之语，内容涉及宋前期的人物事迹、职官制度和官场轶闻，很多片断精彩动人。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乃“闲接贤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渑水燕谈录·自序》），久而成书。其卷四《才识》云：“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于珠玉。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以简洁朴实的语言介绍了苏轼的学养、人品和声望。范镇《东斋记事》“追忆馆阁中乃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东斋记事·自序》），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多述宋代典制，而杂说杂事亦错出其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是史料性极强的时事见闻笔记。其他如司马光《涑水纪闻》杂录宋前期朝政故事、李廌《师友谈记》记苏门交游言论、范公禹《过庭录》辑北宋士大夫轶闻趣事，均为人称道。

宋人笔记兴盛于北宋中叶，其后持续不衰。南渡初期朱弁《曲洧旧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都以追述北宋旧闻为特色；南宋中后期，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又都以记述都市生活与风情习俗著称；王明清《挥麈录》、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岳珂《桯史》等则以记述南宋朝政得失和士人言行而闻名；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王观国《学林》等尤以学术考辨见长。陆游《老学庵笔记》更是久负盛名。由此可见南宋笔记的繁荣状况。

“日记”一体，源远流长。前代史籍多系时日，当为后世日记所祖。汉代刘向已有“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新序·杂事一》）的说法，历代官府“日有所记”乃是史官、掾吏的职事之一，但这些均不具备文体意义。东汉马笃伯《封禅仪记》、唐代元和三年李翱《来南录》已稍有演进，日记体式因而萌芽；逮宋始有真正的日记文体。

现存较早的日记是北宋赵抃《御试备官日记》，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时间起自二月二十六日，止于三月九日，共历时二十四天，其中间断十四日，故仅立目十篇，内容是记本年进士考试事，诸如仁宗旨谕行端、各科考官姓名、工作程序等，虽仍带有官方事务性质，而体式粗备。周辉《清波杂志》称“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宋史·艺文志》也著录了赵概《日记》一卷、司马光《日录》三卷、王安石《舒王日录》十二卷，惜已大都失传，难见原书面貌。惟有黄庭坚晚年撰写的《宜州乙酉家乘》至今流传，这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成熟、定型的私人日记（参见拙作《中国古代传世的第一部私人日记》，《理论学刊》一九九一年第六期），是日记文体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这部日记实录了作者“乙酉”之年，即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在宜州的私人交游，是研究黄庭坚晚年行实、思想及著述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日记文体的重要依据。该书记事从崇宁正月一日开始，到八月二十九日终止，共计九月（本年闰二月）。其中除六月未记，五月所记文字在流传中脱落三十六行而短缺六天外，余皆每天立目，日有所记，且所书均为当日事，确有“日记”之实。全书二百二十九篇，通观其文字，篇幅不等，短至一字，长者逾百，充分体现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日记的格式：先书时日，次记阴晴，后写事实，始终如一，固定不变。这种体式规格，成为后世日记的通式。其语言省净优美，生动形象，如正月十二日记游：

借马从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岭，要叔时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余，秉烛上下，处处钟乳蟠结，皆成物象，时有润壑，行步差危耳。出洞。

从出游方式到陪同人物，乃至到达的地方、中途的邀请、游洞的情形、所见景象等，均记述明晰，依次写来，娓娓而谈，运思措字，精确凝练。南宋日记盛行，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都是为人艳称的日记体游记。

六、体式创新的时代基因与宋代文人的体裁意识

别林斯基认为，艺术的样式、种类和体裁的优越性，只能是历史的——与时代精神相适应⁽⁸⁾；卡冈指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不断改变不仅引起了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新方式的需求，而且使过去曾经很重要的某些艺术形式、品种、种类和体裁失去了社会价值”⁽⁹⁾。这就是说，一切艺术样式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发展，我国古代贤哲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¹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¹¹⁾，也都看到了文体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密切关系及其革新创造的重要性。

就中国古代散文而言，“其为体也屡迁”⁽¹²⁾，体裁样式大略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先秦是散文的滥觞期，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散文属纪实文字，但各种体式已在萌芽和孕育中，依附于经史百家著述的整体系统中。秦汉时期为散文的形成期，多种体式开始出现。逮至魏晋南北朝，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大批文章理论著述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体裁有了自觉认识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标志着文体进入了定型期。隋唐两宋在前代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创造，成为文体的开拓期。元明清继承多而创新少，成为文体的承袭期。近代以后，散文体式开始跃入又一个开创期，宋代处于散文体裁的开拓期，上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加之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文环境，为散文体裁的开拓创造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基础，散文家们在努力利用前代已有体裁的同时，积极创造新式样，以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从而促进了宋代散文的繁荣。而宋代散文各种新体式的创造，又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相联系：亭台堂阁记的盛行，正是经济上升，建筑业发达的直接表现；书序的兴盛，不但显示了著述的繁荣，而且标志着印刷出版业的发达兴旺；学记、藏书记的涌现，说明了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山水记、书画记的发展则反映了审美意识的提高；文赋固然是古文运动的直接产物，而题跋、诗话、随笔、日记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文人士子的审美情趣和社会心理，反映了文化的相对普及和朝通俗化发展的态势。

宋文体裁的开拓创新，也与宋人鲜明的体裁意识相联系。宋初古文家柳开即有“应变作制”（《河东先生集·应责》）之说，王安石评论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¹³⁾，倪正父更明确指出：“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经堂杂志》引），可见宋人对文章体制的重视。宋人编选文集亦甚重体式。姚铉《唐文粹》虽弃骈就散而“鉴裁精审，去取谨严”⁽¹⁴⁾；吕祖谦撰《文章关键》“于体格源流具有心解”⁽¹⁵⁾；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皆重体式，其“格制法律，或详其体，或举其要，可为学者准则”（《古文关键·序》）。宋人这种重视体裁的观念，也是体式创新的重要因素。

【注释】

(1)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

(2)《陆放翁全集》卷四一《尤延之尚书哀辞》。

(3)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在《文学遗产》栏刊出王水照《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这是建国后较早注意宋文体式发展研究的重要成果；近年来一些古代文体研究与古代散文研究的著作，也曾或多或少地涉及宋文体式的发展变化，惜无系统性。

(4)《习学记言》卷四九。

(5)谢枋得《文章轨范》。

(6)陈继儒《白石樵真稿·书杨侍御刻苏黄题跋》。

(7)毛晋《汲古阁书跋·东坡题跋》。

(8)参见卡冈《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版。

(9)参见卡冈《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版。

(10)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12)陆机《文赋》。

(13)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

(14)《四库简目》卷十九。

(15)《四库提要·东莱集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