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散文的繁盛与底蕴(1)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鼎盛阶段，宋人在文化的诸多领域都有辉前烛后的新成就。由此拔萃而出的宋代散文，“抗汉唐而出其上”(2)，“轶周秦”而“冠前古”(3)，成就卓越辉煌，为世艳称。其馨烈所及，不仅直接沾溉后代学人，启渥了众多的散文作手，而且播芳海外，光彩汉学，大量名篇隽章，成为世界文库中的瑰宝，盛传不衰，炳烁艺林。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宋代散文呈现着繁荣灿烂的景观，其中含纳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本文拟通过对宋代散文作家作品数量统计的分析和创作运行机制的审视，通过对宋代散文发展模式、社会环境和创作主体的研究，探讨宋代散文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就教于方家。
一、作家投入与作品产出：数量统计及其图表显示
宋代散文的繁荣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作家与作品的数量是最为直观的表现和反映。其作家群体之庞大、作品数量之宏富，前此历代所未有。就作家而言，上至帝王公卿，下到布衣平民，无不参与其间，其作品少者百篇，富以千计。《宋史·艺文志》称“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由此可以想见宋代文学（主要是指散文）创作的普遍、作家的广泛和作品的繁富。清人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词，罔弗综录”，时越千载，作者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而作品也只有“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董诰等奉敕编辑的《全唐文》“成书千卷，文万有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书中撰文者，三千四十二人”，加上陆心源氏《唐文拾遗》（七十二卷，文两千篇）、《唐文续拾》（十六卷，文三百数十篇）以及陈尚君先生《全唐文补编》（约六千篇）作品已逾两万篇，作家亦近唐前总数；宋代的作家作品又数倍于此。《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撰述达“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三卷”，今时历千载之后，亡佚颇多，而“流传至今者尚有四五千种”，当然，这些并不全是散文。据缪钺先生《全宋文·序》称：“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六百余家，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这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估算。由此可窥宋文创作盛况之一斑，其作家投入之众多与作品产出之丰富可想而知。
为更加直观、清晰地显示宋代散文作家投入与作品产出的具体状况，今据上述资料绘制图表如下：
宋与前代散文作家投入及作品产出数量对比显示表
该表先秦迄隋各时期的作家人数依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例》直接抄录，各期作品无具体篇数，暂阙待核检；《全宋文》尚未出齐，总卷数亦阙如待补。从此表各项数字的对比显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一、宋代散文作家总数约为唐五代的三倍还强，是先秦迄隋作家总量的近三倍；二、宋代散文作品总量至少是唐五代的五倍，大约是先秦至隋作品总量的七八倍，甚至更多；三、如就历时年岁看，宋代既短于唐五代，又短于秦汉，而作家投入的总量却是唐五代的三倍多、秦汉时期的十二倍多。
上面是从先秦至宋散文发展史的宏观角度，通过作家作品的总量对比，显示出宋文作家的大量投入和宋文作品的大量产出情况。宋代个体创作数量与名家数量也优于前代。仅就唐宋而言，为世艳称的八大家，宋居其六，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其各家创作数量列如下表：
唐宋八大家散文创作数量显示表
由上表显见，宋代六家除苏洵作品数量少于韩、柳外，其余五家均多于韩、柳，曾巩虽然在宋六家中位居第五，而仍然是韩愈的两倍多，是柳宗元的一倍半，且其《南丰续稿》与《南丰外集》在南宋时即已失传，倘若传世，数目又不止于此。欧、王及三苏均逾千篇以上；欧阳修的作品数量为韩愈的六点七四倍、柳宗元的四点六三倍；苏轼传世作品最富，竟为韩愈的十二点零八倍、柳宗元的八点三七倍！
就脍炙人口、广为传播的散文名篇精品数量而言，宋亦夥于唐。唐代散文精品的产出几乎全集中在韩愈、柳宗元笔下，王勃《滕王阁序》而外，其他作家的精品知名度相对较弱。宋代的情形与唐代大不相同，其出产精品的作家数以十计、百计，欧、苏、曾、王之外，诸如王禹偁、范仲淹、石介、苏舜钦、司马光、周敦颐、胡铨、李清照、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朱熹、叶适、陈亮、文天祥等等，均有历代传诵不衰的散文名作。随意翻检一下宋代而后的部分具有权威性的散文选本，这个问题的情形便可一目了然：
唐宋散文精品流播数量显示表
续表
上面列出的九种散文选本，都是颇富影响的本子，其编选者大都是深谙文章三昧者。尽管各家选本视角不同，价值取向与审美标准有异，个体作家入选数量也甚不平衡，入选的具体篇目亦不尽一致，然而，其作家作品入选总量全部都是宋多于唐，有的甚至数倍于唐，而宋代散文还只是局限于北宋，只有徐乾学奉敕编选的《御选古文渊鉴》稍取南宋名家之精品，总量即为唐代的二点五倍。
总而言之，由上面作家投入与作品产出总量、个体创作总量和名篇精品传播总量三个方面的数量统计，已不难想见宋代散文繁荣鼎盛的情形。
二、运行机制：多元并存与整合驱动
宋代散文作家的大量投入与作品的大量产出，与宋文创作独特的运行机制直接有关。创作运行机制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运动状态。宋代散文创作的运行发展，是以散体、骈体、语体多元共存、并向发展、相互角逐、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相互同化为主要特征，形成一种复合型运行机制而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又以骈、散二体为劲旅，争雄于文坛，在不同时期互有消长，彼此渗透，呈双轨并辙、时隐时显的同步运动状态，构成了宋代散文创作中的主旋律。语体虽不足抗衡骈散，但亦行乎两宋间，为道学、理学所专擅，未可轻置。向来论宋文者，大都以古文运动为线索，侧重于考察和研究散体，对骈体或避而不谈，或作批评的目标，间有论及者，亦仅作附庸与点缀，稍触即离，或独立一节，殿于章末；至于语体则大都从略，不在论列。散体为宋文最高成就之代表，将其作为宋文研究的重点无疑是正确的，而骈体、语体作为宋文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和客观存在的实际，亦不容忽视。
从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看，语体乃是散文的始祖正脉，资格最老。其在“前艺术”时期是唯一的散文形式，呈现出原始性、自然性、讲述性、通俗性、朴实性诸特点(4)，且由于处于口耳相传状态而不能凝定，实用性强，审美性弱。当人类创明文字之后，散文形式得到了质的飞跃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文字的记载而使语体定型保存下来，并获得了再次修饰润色和艺术加工的机会与可能，从而增强了其文学审美性。由是，语体变而为散体，成为散文的冠冕和正统，从《论语》到《世说新语》都是十分典型的例证。
宋代语体多是鸿学大儒授业课艺的纪录，体式仿效《论语》、《孟子》，且皆由生徒辑录整理而成书。在文学已高度发达的宋代，语体文已很难与其他散文样式或其他文学品种相抗衡、相比并，其自身的先天性弱点如片断性、不完整性、艺术因素的相对薄弱性等等，更是影响了它的美学价值，故历代学人都很少予以关注和研究（指从文学、从散文的角度）。但是，宋代的语体文蔚为大宗，范祖禹《帝学》、王开祖《儒志编》发其端，《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二程粹言》、徐积《节孝语录》等继其绪，至南宋而大盛，朱子《延平答问》，朱子与吕祖谦同撰之《近思录》、朱子《杂学辨》、吕乔年编《丽泽论说》、薛据所编《孔子集语》等等，并出而丛集，黎靖德所编辑的《朱子语类》竟达一百四十卷之多。四库馆臣谓：“南宋诸儒开此一派，文章亦遂有此一体，苟其理可取，亦不能不略其词章矣”(5)，其言虽不甚确，而大体近实。且宋代的语体散文仍然保持了始源时期的多种艺术美学因素，比如语气亲切宛然，风格自然纯朴，使人如对如晤，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对白话文学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反映了宋文的一个侧面。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予承认是不现实、不客观、不科学的，故郑振铎《中国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辟专节论述语录体散文的发展是很有眼光和见地的。
较之语体、散体，骈体则属后起之秀，虽然在“前艺术”时期和创明文字之后的散文里，都含有骈体的因素，但其脱颖独立成体则是汉魏六朝时期的事了。该体至六朝而盛极，因过分讲求形式而减弱了文章的实用性功能（主要是社会教化效应的相对降低），所谓“变纯朴为绮靡，化元声为冗薄”(6)，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訾议和批评，开始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长达千年的骈、散之争，骈体也从此开始在人们的批评声中求生存，在不断改进和变革中求发展，成为古代散文中散体之外的又一支劲旅。
骈文至宋而大变，所谓“文传薪火，增冰积水，有嬗变之风流；明月满墀，得常新之光景”(7)。宋人言：“四六骈丽，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8)；清代四库馆臣亦谓“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9)，可见骈体应用之广泛。
陈振孙曾从骈体史的角度指出过北宋诸散文名家对其革新改造的状况：
四六偶丽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隐之流，号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王藻），尤其集大成者也(10)。
明代杨慎《群公四六·序》亦言：
四六之文，于文为末品也，昌黎病其衰飒，柳子以为骈拇。然自唐初以逮宋季，飞翰腾尺，争能竟工。观此集所载，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赵庄叔、张安国、胡仁仲、陈止斋，皆一时忠节道学之臣，鸿藻景铄之士，其英声直气，见于偶丽绘之中，直可与陆宣公奏议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11)！
杨氏亦从骈体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指出了唐宋两朝“飞翰腾尺，争能竟工”的兴盛景象，尤其对南宋时期“忠节道学之臣，鸿藻景铄之士”的骈体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清人彭元瑞还曾精心描述了有宋三百余年间骈体发展衍变与创作的繁荣景观：
杨（亿）、刘（筠）犹沿于古意，欧（阳修）、苏（轼）专务以气行；晁无咎之言情，王介甫之用古，开山有手，至海何人！洎及渡江之衰，鸣者浮溪（王藻）为盛。盘洲（洪适）之言语妙天下，平园（周必大）之制作高幕中。杨廷秀笺牍擅场，陆务观风骚余力。尊幕中之上客，捉刀竟说《三松》（南宋王子俊善四六文，有《三松类稿》，已佚。）；封席上之青奴，《标准》（南宋李刘以四六名世，有《四六标准》四十卷传世。）犹传一李。后村（刘克庄）则名言如屑，秋崖（方岳）则丽句为邻。癯轩（王迈）、南塘（赵汝谈）、筼窗（陈耆卿）、象麓雄于末造，讫在文山（天祥）。三百年之名作相望，四六家之别裁斯在(12)。
由此略可窥见，骈体在宋代自始至终都未中断其发展，宋代散文名家亦无不染指该体，且各据才力革新改造，从而使骈文成为宋代散文创作繁荣鼎盛的重要层面。
散体、骈体、语体在宋代虽有强弱主次之别，但并非各自独立地平行发展，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容纳，相互促进，在形成一种整合潜流的同时，激发出一种不自觉的竞争力，驱动着宋代散文的发展。如果说北宋前期的骈散之争尚有一定对抗性的话，那么，这种对抗性至北宋中期已变成了推动宋文创作的合力。骈体的雅丽与节奏为散体所暗用，散体句式的自由灵活与语言的简洁质实也浸入骈体中，而语体的通俗自然和朴实易懂也同时为骈散所接受。总之，散体、骈体、语体共同构成了宋文的全貌，倘若要较客观地、较全面地了解宋文的发展情形，就不能有所偏废，将三者视为宋文的有机整体，可能更宜于把握宋文发展的脉络、规律与特征。
三、发展模式：群体式创作与流派型衍传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曾经指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13)，“这种文化的模式化不能轻视，不能把它看作是无足轻重的琐事。正如现代科学在许多领域正在坚持的那样，整体不仅仅是其各部分之和，而是产生一个新实体的各部分的独特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14)。露丝认为文化具有模式性；而文化模式是“新实体的各部分的独特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宋代文化模式被学人称为“宋型文化”，作为宋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散文，其发展亦具有独特的模式：群体蓬起与流派纷呈，由此促进和推动着宋文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宋代以前的散文发展是以个体写作为主，极少出现具有自觉意识的创作团体，即便是在我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虽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也都是各揭一帜，互不联属。秦汉以还，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之类，尚不具备明确而自觉的群体意识。至唐始有改观，初唐“四杰”，稍见端倪，而韩柳主盟，已成声势。
入宋之后，文人群体意识空前强化，大致相同或相似、相近的指导思想与审美趣尚，使散文家们结成了众多的创作团体。《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传序》称“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人沈晦谓“国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圣间，穆修、郑涤之徒唱之，欧阳文忠、尹师鲁和之，格力始回”(15)；全祖望言“欧阳、三苏、曾子固诸人，代继其踪，又有周、程、张、朱诸大儒继起，远接历圣之传，明道以觉世”(16)；叶适说“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之者十八九”(17)；清人曰：“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18)……无不点明了宋代散文作家群体的涌现与散文流派的繁富。从宋初的五代派、复古派到南宋末期的抗战派、遗民派，其间的作家群体及流派数以百计。宋代散文的繁荣兴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依靠了这些作家群体和不同流派互相激发、互相竞争所产生的强大而持续的驱动力，不同群体、不同流派的出现，使宋文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露丝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行为的历史，就必须研究这些团体现象”(19)，研究宋代散文的发展，也必须由此入手。
前苏联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格·尼·波斯彼洛夫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的产生、互相影响和替代的过程。在这些流派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相应的艺术体系。这些流派还常常创立相应的创作纲领，作为文学思潮出现”(20)。宋代散文的发展正是众多不同的创作团体和不同的创作流派相继产生、互相影响和替代、承传的过程。宋代的散文家们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前代的文学传统，一方面又艰难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因此，复古创新成为时代的思潮，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力图在融化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写出新的面目，只是由于学识和才力的差异，体现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甚至对立。对于各群体与流派间的共同点、相关性和分歧点，将另文专论，此不赘言。
宋代散文各体的发展是以流派承传的方式延续变化。如前所言，宋文发展的运行机制乃是多元并存，在其相互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一种驱动力。综观宋文发展的全过程，则不难发现，其多元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以流派或群体承传的形式维系的。散体古文始于宋初复古派，以穆修为代表的古文派接续之，至欧苏群体而极盛，定尊正统，其后为各派所接受，衍传不绝。“宋四六各有渊流谱派”(21)，其首发于五代派，西昆派张而煌之，风行土林，至欧苏群体“始脱恒蹊，以气行则机杼大变，驱成语则光景一新”(22)，前人称“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23)。是则经过大家作手的革故鼎新的姿貌传衍艺苑，故南渡前后文采派崛起辞林，出现了李清照、汪藻、孙觌诸作手，而南宋诸流派，成就虽有不同，要之，皆不遗四六骈体。
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曾云：“在各国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内，出现了文学流派的各种不同关系，在每个流派中，又显示出作家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和社会信仰的特殊内在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是社会生活发展一定时期内的具体条件造成的”(24)。宋代众多散文流派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参见拙作《论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与发展》，《文学遗产》一九九五年第二期），除了共有的承传性外，诸如对立关系、互补关系、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地域关系、党派关系等等，这些，将另作专论。
四、社会环境：崇文意识与文化氛围
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它在自己的历史变化中受社会生活环境制约”；又说：“创作思维的这种或那种方式（盲从权威的、人文主义的、公民首先劝喻的，等等），取决于作家的具体认识的世界观的特点，而这种世界观又是以整个民族社会的状况为转移的”(25)。文学的发展变化虽然有其自身运动的必然规律，但同时又必然地受着“社会生活环境制约”，有时，“整个民族社会的状况”甚至决定着文学的兴衰。而社会环境状况如何，又往往受当轴者舆论导向的直接影响。在文学创作领域尤其如是，所谓“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26)。不能否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常常成为规定和支配事物发展的巨大力量，故朱熹有言：“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27)；明人王文禄亦云：“一代人文之精神命脉，原于创业君心”(28)。宋代散文的繁荣鼎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促成的必然结果。
对于宋代文化发展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前贤已多有定评。南宋朱熹已有“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29)之说；王国维亦云：“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30)；今人陈寅恪则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1)、邓广铭称“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32)。业师王水照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已达到一个全面繁荣和高度成熟的新的质变点”(33)。宋代文化的发达，在某种程度上说，宋廷文化导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宋代前期几位创业君主的崇文意识所起的积极作用更不容忽视。宋太祖、太宗等遵行“文以守成”的古训，好文、尚文、右文，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操作性甚强的政策措施，兴教办学，养育人才，选拔贤士，奖掖才俊，优渥文人，从而刺激了文化的长足发展，不仅相对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创造了有利于文学发展的优越的社会环境，故南宋王十朋称“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34)。《宋史·文苑传序》云：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可以说，这就是有宋一代右文国策的背景及其三百余年间“文士彬彬辈出”的情形。北宋前期的南唐旧臣徐铉曾记述宋太宗勤奋好学、卓识远见，于万机暇豫，攻书课文，宵分乃罢，“讨论坟典，昧旦而兴，口无择言，手不释卷。尝从容谓近臣曰：‘卿辈从公之暇，莫若为学为文；为学为文，莫若讨论六籍’。”(35)可见其于读书为文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倡导于臣属。
宋初诸帝尚文、好文、右文，并非出于一时兴趣而附庸风雅，而是基于清醒的理性认识，出自维护统治的需要。宋太祖本系一介武夫，不但自己读书，而且倡导臣下习文，使了解“为治之道”(36)，明言“宰相需用读书人”(37)，且“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38)。太宗更是酷爱读书，以为“开卷有益”，“辰已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39)，而“凡诸故事可资风教者悉记之”(40)。其曾与近臣云：“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41)。宋真宗“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讲论文艺，以日系时”(42)。其“博观载籍，非惟多闻广记，实皆取其规鉴。谈经典必稽其道，语史籍必穷其事，论为君必究其治乱，言为臣必志其邪正”(43)。真宗还亲自撰写了《崇儒术论》，刻石于国子监，中云：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寝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导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至也(44)。
宋真宗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审视文化兴衰与国家崇替的关系，从而深刻地认识到“崇尚斯文”、“礼乐交举”对于维护统治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真宗还经常对近臣说：“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参古今而适时用”，“学者不可不尽心焉”(45)；“勤学有益，最胜他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46)。宋初诸帝这种高度自觉而有功利目的的文化意识为其后登宝即位者所承传。据范祖禹说，“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君臣倾尽，无有所隐。而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其励精勤政，前世帝王所未有也。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盖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也。”(47)
宋代最高统治者除身体力行倡导读书外，还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刺激措施，吸引人们习儒向道，并通过科举的形式，大量网罗人才，选拔俊彦，将优秀的学子纳入仕途，让其参政议政，以“为致治之具”(48)，“学而优则仕”在宋代才真正得以实施，许多孤寒之士通过读书科举之路进入仕途，成为显宦达人。据王禹偁至道三年（997年）所写的《直言五事疏》称，太宗“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从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亦近万人”(49)，则每年平均大约有五百余人进入仕途，太宗即位后的第一次贡举即录取进士、诸科等五百零七人(50)，超过唐代每次取士不过二三十人的几十倍。另据苏轼言，宋仁宗“在位之三十五年，进士盖十举矣”，“自天圣初讫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51)，则每次平均录取进士四百五十二人，其数量亦相当可观。且宋代科举取士大体是公平竞争，机会均等，尽革畴昔“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52)的弊病，使“寻常百姓家”的优秀学子大量入仕。据统计，从《宋史》有传的一千九百五十三人中，以布衣入仕者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一二(53)，像范仲淹、欧阳修等还成为名相。
以为“致治之具”的宋代科举，事实上已成为刺激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连锁反应：读书之风骤起，“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54)，“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55)；兴教办学形成热潮，“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56)、“虽荒服郡县必有学”(57)；讲学风气盛行，“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58)；学术研究空前活跃，疑古惑经，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和探讨，学派林立，竞创新说，儒、释、道相互融纳、相互整合；“学必始于观书”，由是宋代的刻书印刷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官刻、家刻、坊刻多种经营，遍布全国，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59)，改进了印刷术；刻书业的发达又为藏书风气的盛行提供了基础，官藏之外，私藏极富，李淑、宋绶“所蓄皆不减三万卷”(60)，王钦臣目至四万三千卷，“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61)，陈振孙家藏达“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62)，“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63)……以宋代科举为纲而连接起来的全社会性的各种文化网络，构成了宋代浓厚的文化氛围；宋代散文的繁荣鼎盛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中展开的。
五、创作主体透视：知识结构与群体意识
宋代优越的社会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孕育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仅就作家而言，其知识结构大都淹博融贯，呈多能化、复合型，往往集政治、文学、学术于一身，涌现出很多通才作家，且多以斯文自任，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鲜明的群体意识。
宋代之前，往往以政显者拙于文，学术精而辞采乏，能文学者大都专擅一体，或以诗著，或以文名，兼美者不常见。唐代大家如李、杜、韩、柳，李白称“诗仙”，杜甫为“诗圣”，韩愈和柳宗元乃以古文家流芳艺林。在中国古代史上，他们只是以文学家垂青后世，其于史事、学术往往建树无多。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贯追求“内圣外王”之境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终端，而实现这种境界和理想，必须具备很高的思想境界和深厚的文化素养，除了个体的主观努力之外，尚需有适宜的社会环境。宋代的知识分子无疑成为其前贤和后学共同艳羡的幸运者，时代和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实践或实现这种理想的机会与条件。宋廷的崇文国策和全社会性的兴教办学以及书籍业的繁荣，使得宋代学子能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砥砺学问，大面积、多层次、全方位地了解、学习、汲取前代文化的精华，从而滋养和提高个体素质，而大体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科举之路，又为他们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提供了可能，故宋代的作家，往往集学者、显宦、文学于一身，全才、通才型作家不胜枚举，诸如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宋代作家尤其是名家，其知识结构均为综合型、多层化、多能化，呈通才型，这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宋代品评人物极重德、学、才、干，即品行、学问、辞章和能力。四者之中又以德行品质为最，故苏轼《举黄庭坚自代状》谓庭坚“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伟之文妙绝当世”(64)。而学、才、干三者，学为根本，为内修之功，才华外溢为文章，吏事政绩显才干，见能力，为其终极之目的。欧阳修曾云：“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65)，是乃先功业而后文章甚明，欧公之“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66)说甚至被视为至理名言而广为流传，可见人们是将能够广济天下的政事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文学。
宋代很多以文学名世者，实际上大都是深于学术、娴于理政、尤精文学的综合型通才。天圣六年，晏殊以“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67)评荐范仲淹；至和三年，欧阳修以“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向朝廷推荐王安石；熙宁二年，有人反对起用王安石，神宗反诘云：（王安石）“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68)；苏轼《送章子平诗叙》称“子平以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谦”(69)……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德行以下，经术、文学、政事三个方面已成为当时评骘人物和选用人才的标准，而既然作为通行的标准，则此类集多能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亦不会是少数，故两宋学术精深、文章博雅、政声显著者在在皆是。南宋孝宗赵睿为苏轼文集作《序》称：
“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70)。
这正是从德、政、学、文四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文学言，像欧阳修那样“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71)者固稀，而诗、词、文、赋多体兼擅者甚众，从宋初的王禹偁、杨亿到宋末的文天祥，大都是能文、能诗亦能词，所谓“文章余事作诗人，溢而作词曲”，正是宋代作家们的创作写照。
宋代作家的通才性特点决定了其必然具有较强的艺术创造力。他们不仅能够鉴于古而通于今，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而且具有一种高度自觉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同时，追求人格的完善。柳开意欲“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72)；王禹偁以“主管风骚胜要津”(73)自居；杨亿“以斯文为己任”；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翼羽大道，扶持人心”(74)；王安石“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75)；曾巩“素慨然有志于天下事”；苏轼“奋厉有当世志”……其抱负、志气之宏大，正是宋人思想精神蓬勃向上的体现。而正是这种志气和素养，使得他们在学术、文章或政事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显示了其巨大的创造力。
仅就文章与学术言，宋代开宗创派的首领人物数以百计：西昆之杨亿、刘筠；古文之欧阳修、苏轼；江西诗派之黄庭坚、陈师道；词之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白石；道学之二程、朱熹；王安石之于新学、张载之于关学、周敦颐之于濂学；陆九渊创“心学”一派、陈亮倡“实事实功”、叶适为永嘉盟主……这些宋代文化骄子的丛集群出，正是时代的骄傲。宋代文人巨大的创造力还反映在文化各个层面的开拓与创新上，诸如哲学、史学、文学、金石学、经学、书法、绘画等等，都呈现出新风貌。
宋代文人还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群体意识。宋初柳开曾建来贤亭并作《来贤亭记》，表达了“欲举天下之人与吾同道者，悉相识而相知”(76)的美好愿望，为文风复古而努力；田锡《答胡旦书》说：“古人所重者交结，翼道佑德，激切奋发，何莫由斯”(77)；欧阳修曾不遗余力地拔擢优秀人才，所谓“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78)；苏轼秉承师风，“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闻于世而后已”(79)，且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80)；南宋周必大亦云：“一代文章必有宗”……这种同道相求的自觉意识和群体组合的强烈要求，成为宋代流派与群体丛生并起的基础，而宋代“社会选择的相对自由，使那些重要而自发的团体的出现成为可能”(81)。
柳开于宋初首倡复古，“髦俊率从焉”；王禹偁极意称扬后进，学子多游其门，“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82)；“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83)；直到南宋灭亡前后的爱国派，两宋期间由于各种因素而形成和涌现出的群体数以千计。
宋代最为常见的文学群体主要有六种情形：一是座主门生群体型，即在科举取士过程中试官与考生构成的群体；二是授徒群体型，大都是道学家或学有所成的鸿学硕儒传业课艺过程中形成的学术群体；三是僚友群体型，多属仕宦期间同僚幕友结社唱和形成的文人团体；四是师友型，即艺林学人相互学习、相互推重而构成的群体；五是政治型，此类多是党派之争过程中出现的文人群体；六是地域学术型群体。由于这些群体的成员均属文人阶层，程度和水平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其于学术、文章、吏事等相通、相近、相似处甚夥，他们的学术见解、文学创作、理政实绩，无疑对宋代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宋代作家丰赡广博的学识和深厚坚实的学术功底，为散文的大批量产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众多作家鲜明的群体意识，使他们自觉地组合成各种各样的创作团体，从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散文的繁荣发展。
【注释】
(1)本文发表于《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六月出版。
(2)《陆放翁全集》卷四一，陆游《尤延之尚书哀辞》，北京市中国书店一九八一年影印本，第二五八页。
(3)许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序》，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三五二册，第二页。
(4)参见拙作《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论》，《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英文版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5)《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六，《北溪大全集》提要。
(6)全祖望《皇四子二希堂文集序》，《四部要籍序跋大全》集部甲辑。
(7)彭元瑞《宋四六选·序》，丛书集成新编本。
(8)洪迈《容斋三笔》卷八，《四六名对》，影印四库全书本。
(9)《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标准提要〉》，影印本。
(10)陈振孙《浮溪集说》，见《四部要籍序跋大全》集部甲辑。
(11)《四部要籍序跋大全》集部丁辑。(www.xing528.com)
(12)彭元瑞《宋四六选·序》，丛书集成新编本。
(13)《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14)《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15)沈晦《四明新本柳文后序》，见《四部要籍序跋大全》集部乙辑。
(16)《皇四子二希堂文集序》，见《四部要籍序跋大全》集部甲辑。
(17)《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
(18)《四库全书总目·〈道圆学古录〉提要》，影印本。
(19)《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20)《文学原理》，王忠琪等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21)王志坚《四六法海·序》。
(22)阮元《四六从话·后序》。
(23)孙梅《四六从话·后序》。
(24)《文学原理》，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25)《文学原理》，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26)章学诚《上辛楣官詹》，《文史通史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27)《朱子语类》卷十三。
(28)王文禄《文脉》卷三。
(29)《楚辞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注。
(30)《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
(31)《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32)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序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33)《宋代文学通论·绪论》，河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34)《梅溪文集》前集卷十四《策问》，四部丛刊本。
(35)《徐文公集》卷十八《御制杂说序》。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37)同上书，卷七。
(38)同上书，卷十三。
(39)同上书，卷二五。
(40)《太平御览》卷首摘引《国朝会要》，南宋蜀刻本。
(41)李攸《宋朝事实》卷三。
(42)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
(45)李攸《宋朝事实》卷三。
(46)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
(47)李攸《宋朝事实》卷三。
(4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
(49)《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5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
(51)《苏轼文集》卷十《送章子平诗叙》。
(5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
(53)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绪论》、陈义彦《从布衣入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
(54)《苏轼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
(55)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学校》。
(56)《欧阳修全集》之《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
(57)《苏轼文集》卷一一《南安郡学记》。
(58)吕祖谦《东莱集》卷六《白麓洞书院记》。
(59)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
(60)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跋京本〈家语〉》。
(61)徐度《却扫编》卷下。
(62)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书籍之厄》。
(63)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书籍之厄》。
(64)《苏轼文集》卷二四。
(65)《欧阳修全集》之《居士集》卷四四《薛简肃公文集序》。
(66)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引。
(67)《范文正公集·年谱》。
(6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
(69)《苏轼文集》卷二四。
(70)《苏轼文集》附录。
(71)《苏轼文集》附录，卷十《六一居士集叙》。
(72)张景《河东先生集序》。
(73)《小畜集》卷九《前赋……》。
(74)《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75)同上书，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76)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四。
(77)田锡《咸平集》卷三。
(78)《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79)葛立方《韵语阳秋语》卷一。
(80)李廌《师友谈记》。
(81)《文化模式》。
(82)刘攽《中山诗话》。
(83)《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