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艺术世界：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改革的先驱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改革

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文学语言历来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但文学语言的使用直接关系到作品内容的表达，而且，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文学语言的改革常常是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组成部分，甚至于是它们的先导。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生活在欧洲封建主义中世纪与资本主义新时代之交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适应时代的需要，写过一篇《论俗语》，反对文言，提倡俗语，也就是要求结束中世纪拉丁语的旧文学，而创造使用意大利民族语言的新文学。他自己创作的《神曲》就是用意大利俗语写作的。但丁不但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而且促进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普希金的创作活动开始于俄国解放运动兴起之时，这时，文学艺术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俄国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者，他的作品不但在思想方面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俄罗斯进步文学，而且他所使用的文学语言，也成为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基础。

鲁迅所处的时代，也是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漫长的封建社会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点，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挫折之后，正以新的姿态蓬勃兴起。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文学，这个新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字，都需要有一个极大的革命，而这个革命的任务，正历史地落在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肩上。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从文学语言的改革开始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这个运动的最初表现形式。文言和白话，本来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语言，似乎并无革命与反动的区别，但是中国历来载道的文字大都用文言文，而且，文人学士还故意将文言弄得非常艰深，让劳动人民无法读，更难懂，于是使得文言这种文学语言成为表现旧文学、宣扬旧道德的形式，并且成为统治阶级垄断文化的一种工具，非加以改革不可。而现代人所使用的白话，就成为表达新思想，创造新文学的利器。新旧两个阵营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冲突，文、白之争成为当时思想界重要的论争。

鲁迅从小受过文言文的严格训练，留学日本时还跟小学大师章太炎专攻过《说文解字》，而且在译著中也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喜欢做怪句子和用古字，比较难懂。这并非“骸骨的迷恋”，倒是民族革命思想的一种表现，在当时，是与“光大汉之先声”的思潮相联系的。但一到文言文成为文学革命的拦路石时，鲁迅就坚决地提倡白话，反对文言，成为一名开创新文学语言的闯将，而且勇往直前，决不回头。

为什么要进行文学语言的改革呢？鲁迅打了一个比方，他把｀文言文比作将《兰亭序》刻在半方寸象牙片上，而要用显微镜来看的玩艺儿，认为这种“本领”和“学问”是故弄玄虚。“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¹⁾这个比方，把白话文的好处和文言文的坏处说得明白显豁。

道理本来就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当文学语言的改革与政治思想革命相联系的时候，就要酿成争斗。在白话文学刚提出的时候，古文阵营里采取的策略是不哂一顾，假装不理。他们把自己看成主宰文坛命运的神祇，以为只要他们不承认，白话文就不能成立。殊不知真正的命运之神是历史。当一个历史任务提出的时候，解决它的社会条件已经相应地具备，否则就不可能形成轰轰烈烈的运动。白话文学的兴起，胡适、陈独秀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决不是胡适所吹嘘的那样，提倡白话文是他们几个留美学生灵机一动的产物，如果没有他和陈独秀一班人，中国白话文的局面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等等。归根结底，这还是社会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其实，晚清的改良主义者早就提倡过白话文了，如裘廷梁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地提出了“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那时的改革家还办过许多白话报，如《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等等。但是，这个运动并没有取得根本的胜利。与当时的政治运动一样，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也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这是由于当时革命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语文改革运动的软弱性正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五四时期则不然，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与政治思想上反帝反封建的空前彻底性相适应，语文改革运动也是空前彻底的。

正因为白话文运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所以不管敌对者采取何种策略，它还是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主张用白话者一多，“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²⁾，他们都装得很高雅，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既然这些人以高雅立足，那么首先必须揭下这个高雅的假面。鲁迅借用《镜花缘》对君子国里酒保的讽刺性的描写，揭露那些反对白话的雅人们，也还不能像这个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既然他们自己也只能讲白话，却把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斥之为“不值一哂”，这是何等的自相矛盾啊！鲁迅为这些人作了写照：“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鲁迅谴责道：“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³⁾

在当时“人才寥落”，“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⁴⁾的情况下，鲁迅一方面从理论上加以还击，为白话辩护；另一方面又在创作上施诸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语言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而这种新的文学语言的流传和运用，有如长江大河，势不可遏，不是林琴南的“伟丈夫”所能阻挡得住的。当然，事物是不断发展的。鲁迅自己说，因为“曾经看过许多旧书”，“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所以，他把自己的文章看作“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⁵⁾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才是进化链子上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物，是通向彼岸的伟大桥梁。

既然文学语言的改革是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思想战线上的变动，也必然反映到语文论争上来。鲁迅并不是最早提倡白话文的人，但由于他具有革命坚定性，始终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面，因而在文学语言上坚决为保护白话文而斗争的，却正是鲁迅。

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他办杂志、写文章，抨击新文学，张皇旧文学，反对白话文，保护文言文；当上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以后，又利用职权，通过决议，规定学生必须读经。鲁迅不赞成有些老实人一本正经地与之辩论，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他指出，这些主张读经者，都是聪明人，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他们主张读经，不过是“将人们作笨牛看”，耍把戏时偶尔用到的工具。同样，也用不着再与之辩论白话与文言的优劣，因为章士钊未必不懂得“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他的保护文言，也是愚民政策的一种手段。因此，只需揭露出提倡文言的人其实是不懂文言，就缴了他的械了。一九二三年八月，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妄评文言与白话的优劣，说：“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日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鲁迅即于次日写了一篇杂文《“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指出“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于《晏子春秋》，原是说晏子用计以两个桃子杀了三个勇士，《梁父吟》因是五言诗，为字数所限，只能写作“二桃杀三士”，结果使得章士钊出丑，将它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鲁迅揭出这点，意在说明：“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提倡者连自己也读不懂，还有什么资格提倡呢？保守派不是说改革者因为不懂古文这才提倡白话的吗？事实到底怎样呢？鲁迅后来回忆道：“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⁶⁾但章士钊当时是非常顽固的，他有了权势之后，更变本加厉地反对新文化，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又将《评新文化运动》在《甲寅》上重新刊登一次，并于文前加一段按语，说“二桃杀三士”的错解，不过是“小节”，无关全篇本旨，而鲁迅的指正倒是“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于是鲁迅在一九二六年也捡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重新发表，加上前后缀语，题曰《再来一次》。鲁迅指出，既然反正不过是小事情，那么“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

由于鲁迅坚决进行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北洋军阀政府对鲁迅的迫害日益加紧。一九二六年上半年，鲁迅不得不过着避难生活。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鲁迅也没有忘记为白话文而战斗。他刚一回到家里，而仍旧处在北洋军阀迫害之下，就以火一般的语言抨击那些站在黑暗的营垒里，企图谋害白话文者：“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因为在他看来，妨害白话者的流毒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够断送中国的未来。所以他诅咒道：“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⁷⁾

为了《青年必读书》的答案，鲁迅受到了许多人的攻击，有人还讽示他卖国。鲁迅在一篇答文中说：“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⁸⁾事实果真如此。事隔不久，报上就载有英国贵族提倡尊孔的消息，鲁迅将它摘引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特别是在香港这一块英国统治的殖民地上，统治者更是大振兴而特振兴中国的国粹，文言当然是其中之一。针对这种情况，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赴香港所作的两次演讲，其主题就是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鲁迅认为中国已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但总是不能说出应该说的话。这就是因为我们文字太难，有些人将文章当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其实，白话和文言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所以这些事情总是不能解决，以致鲁迅这时不能不再来一一驳斥那些反对白话的议论。鲁迅指出：“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⁹⁾他鼓励青年们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先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以后，阶级关系起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尊孔读经，复兴文言，反对白话是国民党统治者文化统制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到了一九三三年以后，尊孔读经，保存文言的声浪愈来愈高。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还提出所谓“新生活运动”，提倡四准八德，企图利用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来加强他的法西斯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帮忙文人与帮闲文人纷纷出场，吹吹打打，煞是热闹。鲁迅在《正是时候》里指出：“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标格致，看古书。”所以，三十年代的语文论战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站出来提倡古文，嘲笑白话的，已不是当年那些“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倒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有些还是五四时期为新文学和白话文战斗过的战士。

鲁迅说：“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¹⁰⁾这里指的是刘半农。五四时期，他是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士，为了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答王敬轩的双 信，“她”字和“它”字的创造。那时他虽然浅，但于革命有益。到了三十年代，他却写了打油诗去挖苦中学毕业生的写错字，并迎头痛击欧化式的白话了。鲁迅慨叹他从趋时走到复古，是“拉车屁股向后”的人。

还有一位林语堂，他是以汉字索引的文章向《新青年》投稿而走上文坛的，当他开始写作时，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他本来写的是白话，现在却提倡宋明语录体了。林语堂在《一张字条的写法》里，将白话文和选体、桐城派古文放在一起加以丑化，以此将语录体衬得一表非凡。鲁迅指出：“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¹¹⁾语录体并不是新发明，唐代的禅师们就有许多语录，后被宋代的理学家所吸取，于是遂有《朱子语录》之类，它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懂的。林语堂提倡语录体，分明是复古倒退，所以也受到鲁迅的批判。

那时还有一桩公案，是关于《庄子》《文选》之争。这是因施蛰存在《大晚报》上向青年推荐读《庄子》与《文选》而引起的。施蛰存说他有感于“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推荐这两本书作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这种论调鲁迅很耳熟，当年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复就是针对这种倾向的。现在，复古思潮泛起，施蛰存又在提倡青年读古书了，鲁迅当然要加以揭露。论争展开以后，施蛰存躲躲闪闪，不再提文学修养之事，却大谈其字汇之要义，说是在古书中可以寻到活字汇，以此来论证他推荐青年读《庄子》与《文选》之必要。对此，鲁迅进一步加以批驳，指出在古书里寻活字汇是欺人之谈。例如，我们翻开《文选》，何以定其字之死活呢？无非是以自己懂不懂为标准。看了注释而懂的那些字汇，其实也还是死尸，而一看就懂的，则一定原来在别处已经看过，何必《文选》之类呢？施蛰存企图把这场争论的性质说成是个人之争，但鲁迅明确指出：“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¹²⁾在给友人的通信中，鲁迅又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¹³⁾

在这场新的文白之争中，如果说，以上各家都还是转弯抹角地攻击白话，为古文张目，那么，明目张胆地主张复兴文言的是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著文反对白话，这时，又适应蒋介石的政治需要，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提出小学习文言，中学读《四书》的主张。吴研因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在南京上海各报发表，将这场新的文白之争推向高潮。

正如蒋介石新军阀政权与北洋老军阀政权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样，汪懋祖的提倡文言、强令读经的主张与当年章士钊的主张也几乎如出一辙。甚至，他们攻击白话所举的例子也是一个类型的。汪懋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白了，其省力为何如？”这与章士钊的“二桃杀三士”何其相似乃尔？鲁迅自然也只须用对付章士钊的老办法来对付汪懋祖即可。他指出，“此生或彼生”这五个字，至少还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文言比起白话来，……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解释，补足。”鲁迅就是这样“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¹⁴⁾

但时代在前进，文白之争也不能简单地重复。当时一些前进的语文工作者觉得，单从正面来保白话是保不住的，必须提出更加急进的主张，这才能够保得住白话。陈望道和乐嗣炳为此而邀约了一些人开了两次座谈会，经过商讨，大家一致同意提倡大众语运动。当时，陈望道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明了他们的意图：“弟近鉴于复古气味极重，如不努力，连以前我们曾经拼命争得的一点白话，也将不保。已约了十几人，作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¹⁵⁾经过两次会议的准备，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起，大家连续在报上发表文章，形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大众语问题的讨论获得了鲁迅的支持。因为大众语问题虽然属于语言学的范畴，但在当时来讨论大众语，却决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鲁迅深知大众语运动与当时政治斗争和文化思想斗争的关系，所以大力予以支持。他说：“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正是现在必定兴盛的事，当和其主人一同倒毙。但我们弄笔的人，也只得以笔伐之。望道先生之所拟，亦不可省，至少总可给一下打击。”⁽¹⁶⁾而且，从斗争的策略上看，大众语的提倡，也是有利于白话文的发展的。鲁迅知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¹⁷⁾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刚兴起时，就碰到这种情况。开始时反对者很激烈，后来钱玄同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于是反对者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此机会，居然减少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起来。现在用提倡大众语的办法来保护白话，其作用正与钱玄同主张废汉字相同，是适合于中国的特别国情的。

大众语问题的提出，招致了很多论敌。

有些是蒋介石的走狗帮凶，他们遵照主人的叱声而狂吠。文化特务李焰生在《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中，一上来就用政治恐吓手段。只因为瞿秋白前两年曾用宋阳的笔名写过关于大众文艺的论文，他就一口咬定大众语运动“是继承普罗文艺而来的”，而提倡者都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本意在于造反。鲁迅指出：这样“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¹⁸⁾但是，靠恐吓手段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又使出了另一手，这就是鲁迅所指出的：“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李焰生在同一篇文章里，举出文言文的“大雪纷飞”一语为例，认为“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以此来证明大众语的不行。鲁迅说：“大雪纷飞”里本来就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他举出《水浒传》里“那雪正下得紧”一句，认为这才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¹⁹⁾鲁迅还引用大众语来嘲讽这种企图丑化对手，却暴露出自己的丑恶的人是：绣花枕头。这倒是非常贴切的。

另一些人本来倒是语文改革者，但因为要与左翼文艺运动划清界线，也需要反对大众语。当时北平一些学者就推了一位国语运动专家出面反对大众语，他舞文弄墨，搬用古典洋典，摆出许多反对的“理由”，但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他们疑心这是共产党和左翼文坛所为，所以必须加以反对。这位先生气势汹汹地说：“‘大众语’是所谓‘无产阶级’的语言。主张这个定义的，请大胆地说出来，并无违碍，因为这是三十年前王照先生所下的定义。”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这是可怕的官腔。鲁迅所说“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大概就是指此种情况。在大众语问题讨论中，鲁迅答应做文章，但坚持不肯出面，即有鉴于此。他说：“我这人又是容易引出岔子的人，后来有一些人会由此改骂鲁迅而忘记了大众语。”⁽²⁰⁾因为当时北平有这样的人，上海也有这样的人。后来的事实，果然不出鲁迅所料。

另外，还有一些人是打着拥护大众语的旗号，向白话文进攻的。如当时《申报》副刊《谈言》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几篇文章，要大众语一面向文言文作战，同时也得向白话文作战，必须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等等。这些文章的作者，虽然好像很急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所以鲁迅愤怒地批判道：“但现在真是哗啦哗啦。有些论者，简直是狗才，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因为他们知道大众语的起来还不在目前，所以要趁机会先将为害显然的白话打倒。至于建立大众语，他们是不来的。”⁽²¹⁾

在真正拥护大众语的人中间，对于如何建立大众语文学问题，意见也有很大分歧。有些属于技术问题，有些反映了文化思想问题。针对着大众语讨论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鲁迅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以华圉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连载的《门外文谈》。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俗地阐述语言文字发展历史的著作，它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论证了文字与人民的关系，论证了文学语言大众化的必然趋势，并且从历史的高度驳斥了反对、戕害大众语的种种谬论，成为这次大众语问题讨论中的最重要的文章，对当时的语文论战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

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各个阶级在使用语言上却又带有不同的要求。对于改革文学语言的态度，从本质上看，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各个时期主张文言、反对白话者，虽然说法各异，流派不同，但根本之点是相同的，即把文学看作上等人所专有。林琴南当初反对白话时，就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为教授矣。”⁽²²⁾可见他是想把劳动人民永远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们永远垄断文学。后来，李焰生在反对大众语时，也是把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原有识字人作为出发点，认为如果提倡大众语、实行拉丁化，则他们也会和其他百分之八十不识字的人一样，要变成文盲。至于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大众有没有文化，他是不屑一顾的。

鲁迅是一个革命家，正是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他反对只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极其难懂的文言文，而主张明白如话，易于学习的白话文。而且他还主张废除方块字，因为方块字难学，本身就是普及文化的死症。鲁迅把这问题提得很高，认为是涉及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²³⁾

到了讨论大众语问题时，鲁迅已经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提倡文艺的大众化。为了使大家能懂，文学语言当然也要大众化。所以，对于李焰生将十分之二的识字人看作是中国人的代表，鲁迅十分气愤，他斥责道：“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²⁴⁾

当时也有一些人表面上赞成大众语，甚至高喊“大众语万岁”，但却反对大众语文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是没有能力欣赏文学的，只需“写点粗浅的科学工艺文出来，惠及大众的饭碗”⁽²⁵⁾，即很圆满。或者说：“教育大众的书籍是大众教科书，并不是大众语文学”，认为提倡大众语文学是“在枝节上求解决”，“事实上只不过是标奇立异而已。”⁽²⁶⁾说这些话的，其实还是把大众看成不能理解文学的蠢笨如牛的下等人。鲁迅把这种人和“活圣贤”李焰生并列起来看，指出他们要大众为文学而牺牲，和李焰生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主张并不两样。鲁迅指出：“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²⁷⁾。

当然，语言本身毕竟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个阶级可以使用它，那个阶级也可以使用它。因此，白话文和大众语的提倡，只不过是有利于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占领文学阵地，而并不是说，凡是用白话文和大众语写作的，都是革命文学。鲁迅早就指出：“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做。”⁽²⁸⁾所以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在提倡文学语言改革的同时，总是强调要进行思想革命，并不像一些论者，把文学语言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

与立场问题相联系的，是观察问题的方法。

一切复古派、保护文言者，都是形而上学专家，无论时代怎么推移，文化怎么变迁，他们都视而不见，认为文学语言是万古不变的，所以死抱住文言文不放。鲁迅则不然，他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并不认为有什么凝固不变的文学语言。还在五四时期，鲁迅就从现代人的需要出发，论证了文学语言发展的必要性，提出要抛弃古代文学语言，创造和运用现代文学语言。一九二六年，他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批判了历来关于圣贤造字的臆说，而从历史发展中考察文字的形成，将它归功于群众的创造。他说：“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一九二七年初在香港的两次讲演，就通篇讲的是思想和语言的发展论。

后来，鲁迅愈来愈熟练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各种社会现象，也包括语言现象。他对语言文字的发展作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

在《门外文谈》里，鲁迅进一步批判了圣贤造字说，从古代结绳记事、西班牙原始壁画和中国的象形文字、谐声文字等考证出文字的起源与古代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关系。鲁迅明确地指出：“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因为文字变成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而特权者为了使文字更尊严、更神秘，又给文字和文章故意制造了许多难处。文字既尊严了，那么识字的人也连带的尊严起来。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识字者也就跟着不尊严了。所以汉朝的扬雄喜欢奇字，唐朝的樊宗师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也都为了这个缘故。为要打破这种垄断，鲁迅提出，必须“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也就是要“将文字交给大众”。

正是从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出发，鲁迅论证了保护白话文，提倡大众语的必要性。也正因为从历史的发展中看问题，鲁迅又并不把大众语文的提倡看作终极的目标，因为这“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他认为汉字本身是个死症，“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²⁹⁾

放眼世界，纵观历史，鲁迅对当时处于重重压力之下，还在艰苦奋斗中的语文改革运动是充满了信心的。

基于上述的立场、观点，鲁迅对于文学语言的改革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文学语言的源泉问题。

现代文学语言是以古书为依据，还是从人民的口语中提炼？这是当时争论的焦点。鲁迅明确地指出：“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³⁰⁾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它本来就是以语言为依据的。鲁迅认为，古人的文，是当时的口语的摘要；今人作文，就不应再写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摘要，而要以今人的口语为依据。

当然，文字虽然以口语为依据，但又并不完全等同于口语。由于汉字难写，加上古人的物质条件限制，我国古代的言文就并不一致。现代书写条件进步了，言文应该比较接近些，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将来改用拉丁化文字，言文也还是要有区别的。这是因为：

一、口语比较散漫，而文章需要简洁，因此，“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鲁迅举例说：“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³¹⁾

二、群众口语虽然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但因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其中也有比较含糊的东西，而文章需要精确，因此，文学语言应该在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高。鲁迅说：“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³²⁾

三、大众的成分也是复杂的，有些人嘴里常有许多骂话，文学语言则应该纯洁，不能一味迎合群众中的某些落后的语言习惯。在革命文学兴起之后，有些作品在描写工农的时候，往往并无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话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这种现象，受到鲁迅严厉的批评。他说：“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便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³³⁾在讨论大众语问题时，又有人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鲁迅指出：“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³⁴⁾

四、中国的方言区多，即使同一方言区，南北地区彼此的口语又大不相同。既然要用大众语写作，当然要用方言，但要全国人看懂，又不能纯用方言，文学语言应该以口语为根据而加以改进。鲁迅盛赞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即绍兴所谓的“炼语”，但又说：“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³⁵⁾，“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³⁶⁾。例如，北京话中的“别闹”“别说”一类，外地人易于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还不如用“不要”来得容易了然；又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至于如“像煞有介事”之类，有人以为通行，其实北方人与江苏人的理解就不同，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³⁷⁾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鲁迅对于大众口语和文学语言的关系，作了一个确切的比方：“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应该是中肯的指示了。”⁽³⁸⁾

其次的问题是，我国现代文学语言要不要吸收外国文学语言的有益的因素？

有许多人是反对这样做的，所以译书力求归化，甚至将外国人的姓氏也归化到《百家姓》里去，如，Gogol姓郭；Wilde姓王，等。这种做法早就受到过鲁迅的讽刺。后来刘半农反对欧化式的白话文，举了些句法上中国文不常见的例子而加以嘲笑。鲁迅指出他的看法是错误的，“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³⁹⁾因为中国的语言不够精密，而要补救这个缺点，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之类，逐渐据为己有。在讨论大众语时，又有人以“大众不能懂”为幌子，反对欧化语法和新字眼的输入，认为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鲁迅认为：“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大众决不如这些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新的知识，要学习，能摄取的，逐渐地灌输些新语法、新名词进去，大众是会接受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糊下去。“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⁴⁰⁾

虽然在这些讨论中，鲁迅常常被扣上“卖国”、“买办”等罪名，但为了使我国文学语言能够吸取新的养料而发展得更好，他一直坚持这个意见，而且还身体力行。

一方面，在翻译上，他反对歪曲原意而求“顺”的译法，反对将原著完全归化成中国语言习惯的译法，却主张多保留外国的句法和语法特点，因为“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虽然使读者陆续吃一点苦，却能装进异样的句法去，以医治中国文法太不精密之弊病。他举例说，“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这一句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⁴¹⁾

另一方面，在创作上，鲁迅也带头吸取外来的句法语法，而使文章的思想表达得更精密，例如：

《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有这样的句子：“‘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此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这里的“并不见佳，我以为”，用的是倒装句。这种倒装句法的运用，既突出了“我”的与众不同的看法，又讽刺了那些津津乐道“西湖十景”的文人墨客，而且更带感情色彩。

《阿Q正传》写阿Q向吴妈求爱失败，挨了赵太爷的竹杠，还要赔礼道歉，订了五个条件，第一条是这样写的：“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一对，香一封，到赵府去赔罪。”这里用了破折号双联的插语，突出了红烛的分量——“要一斤重的”，也就显示了条件之苛刻，赔礼之重，从而进一步揭露出赵太爷对阿Q敲诈的厉害。

《伤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目的状语置句末，是吸取外语的句法特点，为了更好地突出“子君”和“我”两个对象，也使文字更活泼，语句更平稳。

《为了忘却的记念》：“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里，“即使不是我”是插入语，这个插入语的运用，一方面强调了对于先烈的纪念并非只是“我”的个人感情，而是革命者共同的阶级情意；另一方面，更显示出作者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这些句子都是吸取外国语言的表现法，但又并不生搬硬套，运用得非常自然，却又很有力量。

再次，关于古语的运用问题。

由于鲁迅处于一个新文学开创时代，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复古派的进攻，为新的文学语言开拓道路。因此，在对待古代文学语言的问题上，他侧重地反对无原则地乱用古语的倾向，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常常有许多青年作者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这是复古思潮的产物，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所以鲁迅不能不起而反对。他常常在反对复古倾向的同时，说明吸取古语的必要性：“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⁴²⁾又说：“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⁴³⁾只为在当时这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所以“姑且不论”，没有详加发挥。

但在写作实践中，鲁迅仍是吸取了古语来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的。他说“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⁴⁴⁾。由此可见，鲁迅从词汇、语法和对偶等修辞手法诸方面吸取了古代汉语来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

在词汇方面，如：

《狂人日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这里，“虽则”、“首肯”、“便即”、“过于”、“近于”、“若”、“其”、“则虽”、“从而”、“非已甚”等词汇，无疑都是从古汉语中来的。这种词汇，在鲁迅的作品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在语法方面，如：

《记念刘和珍君》：“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这里，“显示于”、“快意于”和“奉献于”都是古汉语中常见的“于”的被动用法。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这里，“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排比了三句古汉语中表示假设关系的紧缩复句，“也”字用在句子中间表示顿宕以舒缓语气。“‘党同伐异’而已矣”，也是古汉语的句式，“而已矣”乃是语气词连用，为了加强肯定和判断的语气需要，使文中的归纳推理更有力。

此外，鲁迅还吸取了古汉语中对偶的方法，而取得了很好的语言效果。如：

《阿金》中说：“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

《忽然想到（五）》：“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

《有趣的消息》：“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勗本华尔和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

这些对偶排句的运用，不但使文章具有音乐美，而且增加了感情色彩，增强了讽刺力量。(www.xing528.com)

鲁迅的作品不但文句常用对偶，而且文章的篇名和集子的书名有时也对得很工整。篇名如：《偶成》，《漫与》；《世故三昧》，《谣言世家》；《作文秘诀》，《捣鬼心传》；《双十怀古》，《重三感旧》等。书名如：《呐喊》，《彷徨》；《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还有《南腔北调集》是准备和《五讲三嘘集》配对的，后者因故没有完成。

对偶的句法是由于汉语单音节字的特点造成的，本来自有它的优越性，古人讲究得过了分，就发展到形式主义方面去了。但运用得适当，还是能增加文章的魅力的，鲁迅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三

文学语言的改革不但表现在用什么话来写的问题上，而且还表现在怎样写的问题上。这两者本来是密切相关联的。

五四时期的新人物，就将反对文言文和反对老八股一起提出，同样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基本内容。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不主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旗帜”，都包含文风问题在内。

文风虽然是文章中的语言现象，但却是作者思想情趣的表现。某一种文风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倾向相联系的。鲁迅在分析汉末魏初的文风时，就指出：因为曹操尚刑名，立法很严，“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同时因曹操反对汉末清流的固执，力倡通脱，“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⁴⁵⁾后来，他在批判那些承仰日本统治者鼻息的东北文人时又说：“东北文风，确在非常恭顺而且献媚，听说报上论文，十之九是以‘王道政治’作结的。”⁽⁴⁶⁾可见文风决不是孤立的现象，决不是技巧性的东西，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表现。

正因为文风是与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一定的社会风气相联系的，因此，文风的好坏，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社会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好坏。

五四时期一班新人物为什么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同时，还要反对旧教条、旧八股呢？这就因为那时的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而封建文人所做的文章，也都是宣传这套教条，所谓“代圣贤立言”，没有一点新鲜见解，完全是八股式的。这种八股式的文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严重的僵化现象，所以非加以反对不可。

八股原是明清科举制度中所规定的文体，内容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不许有自己的思想；形式也一条条规定得死死的，每篇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而在后四个部分中，又都要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有八股，故称八股文。统治阶级之所以要用八股取士，目的就是要统治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之僵化，以免反抗。五四时期一班新人物的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就是抓住这个根本之点进行斗争，并非专指严格意义上的八股文体。所以，当时反对封建礼教，反对载孔孟之道的古文，也都属于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之列。鲁迅后来对这种老八股、老教条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论述，就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他把这个问题提得很高，认为老调子是一把软刀子，虽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但其实却可以致命。他列举史实为证，说明老调子可以把国家唱灭亡的。“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后来，元、明、清几个朝代，也都继续唱和社会和老百姓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灭亡。鲁迅说：“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⁴⁷⁾。可见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重要性了。

五四时期，鲁迅和其他一些新人物一起，反对了这种老八股、老教条，解放了思想，开创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新学风和新文风。这是五四运动的一大功绩。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⁴⁸⁾

但是，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这些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缺乏深切的了解，对于外国的事物也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于是又出现了盲目照搬外国的洋八股、洋教条。这种洋八股、洋教条反映到共产党内，就是党八股和党内的教条主义。因此，对于新八股、新教条必须敢于反对，否则，中国人民将受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束缚，使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不能发扬。

鲁迅是一直坚持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的，他对外来事物采取分析态度，对新八股、新教条作了不懈的斗争。正当新八股盛行之际，鲁迅公开宣布：“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⁴⁹⁾。他写了许多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新八股进行批判。

文章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一篇好的文章总应该反映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用新鲜的言词加以表达。但是，八股文章恰恰相反，它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出发，因此生搬硬套，空洞无物，陈词滥调，是它重要的特点。这当然不是说八股文没有中心思想，而是说这个思想是从圣贤的本本上搬来的，并无作者自己的真知灼见，也没有新鲜的语言。鲁迅说：“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比如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孟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或者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也行，因为“中庸”也是我们古圣贤的遗训。总而言之，“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针对这种情况，鲁迅慨叹道：“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⁵⁰⁾不幸，这个“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却为新八股所继承。当然，新八股所载的已非孔孟之道，所据的本本也不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他们搬来了西方思想家的著作，有些还满口的马列主义词句，但由于不去分析生活实际情况，没有一点真切的内容，所以仍旧难免东拉西扯，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不做。鲁迅指出，他们“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⁵¹⁾这种新八股当然应该扫荡。

但当时也有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借着反对新八股的名义，却连引用“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也加以反对，认为和“子曰诗云”毫无二致。这是一种虚无主义观点，其结果必然导致否定外国的新思想。新八股的错误不在于引用了外国的新思想、新观点，而在于把它当作教条去生搬硬套。如果能够运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生活中的新事物、新现象，那就是正确的学风，正确的文风了。鲁迅指出：“他们的错误难道就在他写了‘蒲……曰’等等么？我们要具体的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假使简单地把‘蒲力汗诺夫曰等等和‘诗云子曰’等量齐观起来，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误会。”⁽⁵²⁾

由于八股式的文章缺乏真切的内容，缺乏明确的思想，它在修辞上的特点便是：一要朦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鲁迅举例说：班固的“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这就是古之文学大师常玩的一手，做白话文当然也可以用这一妙法，就是夹上些僻字。但朦胧、难懂未必就好，它不过是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目的在于遮丑。鲁迅要求的是它的反调，就是“白描”。鲁迅说：“‘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⁵³⁾

语言的朦胧，反映了思想的模糊；文章的难懂，说明作者缺乏群众观点。要克服这些，首先必须深入现实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所以鲁迅提出：“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⁵⁴⁾那种不调查不研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作风，鲁迅是很反对的。其次，还要有认真负责的作风。鲁迅反复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⁵⁵⁾“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⁵⁶⁾

八股文作者因为手中没有真理，因而他们在论辩上不能摆事实讲道理，而是靠辱骂和恐吓过日子。这在鲁迅是直接身受其害的。在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鲁迅就遭到莫名其妙的辱骂，开始还不过“有闲即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法西斯主义。事实呢，一点也没有，道理也不讲，而且还有一些奇妙的逻辑。因为鲁迅出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他躲在酒坛后面“醉眼陶然”地看世界；因为他年纪大，便骂为“老生”，“老头子”，因而断定他“的确不行”，鲁迅一回击，又说他气量太小，态度尖酸刻薄。这就是说，只许自己骂人而不许别人回击。此外还有恐吓，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鲁迅对此十分反感，他批评道：“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⁵⁷⁾这种辱骂和恐吓的风气，经过鲁迅的批评，在一段时期之内，有所好转。但由于思想和体制上的原因，八股文风是很难根除的，过了几年，又复活起来了。较为突出的是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底出版的《文学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的芸生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这首诗本想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但却不进行说理斗争，也抓不住要害，不能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却首先对于姓开些玩笑，接着是无聊的辱骂，并且进行恐吓；说：“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鲁迅抓住这个事例，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对这种八股文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鲁迅指出，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直到当时的文坛，也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当然，这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而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这封信在发表时还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标题：“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纵观历史，在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改革中，鲁迅的伟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1)《热风·随感录四十七》。

(2)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信。

(3)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信。

(4)《热风·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5)《坟·写在枙坟枛后面》。

(6)《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

(7)《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8)《集外集拾遗·报枙奇哉所谓……枛》。

(9)《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10)《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11)《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12)《准风月谈·扑空》。

(13)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信。

(14)《花边文学·“此生或彼生”》。

(15)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第169页。

(16)1934年6月9日致曹聚仁信。

(17)《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18)《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19)《花边文学·大雪纷飞》。

(20)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信。

(21)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

(22)《致蔡鹤卿书》，《文学运动史料》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23)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信。

(24)《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25)吴稚晖：《大众语万岁》，《社会月报》第1卷第3期。

(26)彭子蕴：《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社会月报》第1卷第3期。

(27)《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28)《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29)《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30)《坟·写在枙坟枛后面》。

(31)《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32)《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33)《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34)《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35)《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36)《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37)《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38)《花边文学·做文章》。

(39)《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40)《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41)《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42)《坟·写在枙坟枛后面》。

(43)《花边文学·大雪纷飞》。

(44)《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或小说来》。

(45)《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6)1934年12月16日致杨霁云信。

(47)《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48)《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49)《伪自由书·透底》附录：给祝秀侠的回信。

(50)《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51)《伪自由书·透底》附录：给祝秀侠的回信。

(52)《伪自由书·透底》附录：给祝秀侠的回信。

(53)《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

(54)《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

(55)《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

(56)《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57)《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