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顾名思义，其特点就在于“杂”。正如鲁迅所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1)他自己的杂文集子，就是如此，不但内容包罗万象，而且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短评，有长论；有日记，有书信；有随感，有警语；有直斥，有谐语；……。但是，作为一个艺术上纯熟的、具有独创风格的作家，鲁迅的杂文却又呈现出一个统一的格调，迥然有别于其他杂文家的作品。所以，尽管鲁迅用了许多笔名——其笔名之多，真是前无古人，——但读者仍能从许多同类文章中辨别出他们所喜爱的鲁迅的作品来，而检查官和御用文人也能凭嗅觉嗅出特别的味道，扣留不发，或加以攻击，——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嗅错了，把一些并非鲁迅的杂文当作是鲁迅所作，对他呜呜不已。不过，这也并非无因，而是因为有些青年作者模仿鲁迅，的确是模仿得很像，遂使那些专靠嗅觉吃饭的文学家疑神疑鬼了。
这可见的确有一种“鲁迅笔法”存在，使这些杂文与别的杂文明显地区别开来。
那么，“鲁迅笔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以为它主要有这样三个特点：尖锐、曲笔和讽刺。
一
鲁迅的杂文特别尖锐，或者可以说是尖刻。
尖刻大概不算是美称，在日常生活中它常常被当作贬词使用。鲁迅的敌人就骂他尖刻。但鲁迅对此却直认不讳。他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2)倘使我们不将尖刻当尖酸刻薄看，而是解作尖锐深刻，那的确是鲁迅笔法的一个特点。
鲁迅杂文的尖刻性，首先表现在论事论人鞭辟入里，击中要害。
沈尹默曾回忆五四前后，每年元旦在八道湾周家聚会的情况说：“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3)文如其人。谈话如此，写文章也是这样。鲁迅的杂文，往往是在论敌自以为非常有理的地方，揭露出其丑恶面貌；或者是在大家公认的道理面前，提出新的见解，于是峰回路转，出现了另一个境界。
属于前一种情况的，可举出批判梁实秋的文章为例。一九三二年鲁迅到北平省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说，曾做了一个譬喻，说五四新文学运动胡适等人是穿着皮鞋踏入文坛，现在的普罗运动，是赤脚的也要闯入文坛。梁实秋就借着别人的话讽刺说：“鲁迅先生演讲的那天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脚，而登着一双帆布胶皮鞋，正是‘第三种人’”。这种话，也是够尖刻的了。梁实秋自以为很机智，洋洋自得。在这种场合，鲁迅如果从正面辩解，则无论说自己并非“第三种人”，或说帆布胶皮鞋并非第三种鞋，都会显得无力、笨拙。但鲁迅并不这样做。他不屑与之正面论辩，却谈起了《伊索寓言》中的蝙蝠的故事。伊索在他的寓言里说过，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为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指出：这种寓言，出于动物学还幼稚时代的伊索，是可喜的，而现在倘若还将这个希腊古典拾来作正经话讲，“那就只足表示他的智识，还和伊索时候，各开大会的两类绅士淑女们相同。”接着笔锋一转，挂上了本题：“大学教授梁实秋先生以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间的东西，那智识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腊，位置说不定会在伊索之下的，现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点了。”(4)这一手，真是出人意料，连根把梁实秋的议论清除掉。既然梁实秋的知识和鸟兽相同，那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自然无立足的余地，不攻自破了。在这里，鲁迅的尖刻性显然远远超过了梁实秋。
属于后一种情况的，更是比比皆是。盖因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真相往往为表象所蒙蔽，为世人所不察，遂看不清底蕴。鲁迅观察极深，所以能透过表象，看到实质，言人所未言。比如，《鬼谷子》这部书，一向被看作集阴谋之大成者，翻开一看，纵横捭阖，确实令人吃惊。但仔细想想，各种小纵横，何处没有？鲁迅根据他身受目睹的情况，说：“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因此他认为：“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5)鲁迅的这种见解，我们不能不承认比常人的见解要深入一层，不但对古事如此，对于今事，鲁迅同样论得很深，断得很透。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的警犬文人民族主义文学家竟讪笑起“党国元老”吴稚晖来了。这现象很奇怪，一般人也许以为是狗咬狗，但其实不然，鲁迅认为，这是因为九一八以后形势变得复杂了，像吴稚晖这样骂山门的喉舌不能适应新形势，现在要的是复方新药，这种药的性味，是要既很激烈，而又和平的，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而像吴稚晖似的单方老药，就如药渣一样被倒掉。对于吴稚晖和国民党当局来说，这样的揭露已经够锐利的了，而更尖刻的是，鲁迅在《新药》这篇文章里还引用了这样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把“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这样的药渣，虽然有点漫画化，然而不是更能表现他的本质真实吗？又如，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革命党人，却不杀溥仪、郑孝胥之流，论者以为“杀错了人”。这当然也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并不妥当。因为袁世凯原本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从他那方面看来，大杀党人是一点都没有杀错。所以鲁迅提出了异议，他说：“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6)这不但照出了袁世凯的反革命本质，而且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鲁迅杂文的尖锐性，还表现在“论时事不留面子”(7)上，所以揭露得非常彻底。
中国的封建性社会，一向没有言论自由。统治者祸国殃民，而人民却不能议政，特别是袁世凯、蒋介石统治时期，就钳制得更严了，袁世凯的特务统治，使得饭馆茶店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字条，而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下，报纸编者只好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鲁迅则不但要谈国事，而且专门揭老底，发出去的箭石，正中有些人物的鼻梁，这就显得特别尖锐、深刻。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军队占领山海关，北平危急，国民党政府一面将北平所藏古物装箱南迁，一面却指令各大学不准停课，也不准提前放假，还说什么“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表面上看来，似乎蛮有道理，但“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鲁迅就是要揭露出好看字面下的底细来：“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8)这种剖析，真是剔肤见骨，而且入骨三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蒋介石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实行不抵抗主义，因而节节败退，但却声称这是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以便诱敌深入，而且还要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鲁迅根据大量事实指出：“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9)当然，打还是要打一下的，但切不可打胜。“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么？好象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10)鲁迅正是在蒋介石集团冠冕堂皇的宣言里，将其卖国投降政策的底牌给摊了出来。
不但对于国事如此，就是对于文坛上的骗人行径，鲁迅也毫不留情面地加以揭穿。比如有人化名“中国文艺年鉴社”来吹捧自己，鲁迅就写了《化名新法》，指出这种自吹自捧有点卑劣；有人在文章里大用其删节号“……”，有时连点上三、四行以上，以显示其中的奥义无尽，有些人在著作里大用“□□”，或代之以“创创”，连创几行，表明犯禁之语甚多，以示激烈，鲁迅写了《“……”“□□□□”论补》，指出前者有如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而后者除了向读者表示激烈之外，还有使检查员爱他顺从之意，因为他还有许多话都不敢说。
鲁迅的杂文真是锐不可挡，使批判者全无躲闪的余地。
鲁迅杂文之所以能够写得这样锐利有力，除了见事明，观察深之外，同文章的写法也有关系。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批评所谓“女性”文章，指出她们的辩论之文“历举对手之语，从头到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11)鲁迅的杂文则刚好相反，他决不分散兵力，全面出击，有时甚至并不正面迎敌，只是抓住对手的要害部分，一击命中，使其致命。只有这样，文章才能写得既短且利。
当然，杂文的风格是多样的。鲁迅并不要求别人的文章都写得和他一样。各种写法都有它的优缺点，他在下一封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说：“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焉。”(12)
但是，鲁迅杂文的尖锐深刻，却是别人所不及的。
二
曲笔的运用，是鲁迅杂文的另一个特色。
所谓曲笔，即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文章主旨，而是绕几个弯，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
鲁迅杂文中曲笔的运用是多种多样的。
借古讽今，是鲁迅常用的曲笔笔法。因为对当局不能直接加以批评，好在古今相通之处很多，决不会牵强附会的。比如，国民党政府反动、腐败、凶残无比，但口头上却提倡什么“四维”“八德”，这是欲盖弥彰。倘直接进行揭露，文章是无法发表的，鲁迅就写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这篇题目曲折的文章，而其内容则比题目更曲折。他先从中国女人裹小脚历史的考据，推定中国人好走极端、非中庸；并反证圣人之大叫“中庸”，正是因为大家不中庸的缘故。接着又在这反证的基础上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因为他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文章写到这里，已经转了几个弯，但仍未论到本题。直到最后，这才笔锋一转，说到了今事，而且还用的是反语：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报》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当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信截留，转辗呈报本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这类借古讽今的例子还很多。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都是借古讽今的好文章。
与此相似的手法是：借外喻中。文章先谈外国故事，然后联系到中国的现状，点出主题。《别一个窃火者》就是这种写法。提起窃火者，人们总记得起那位被大神宙斯锁在高山上，受大鹰啄食的普罗米修斯。在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另一个窃火者，他从天上偷了火来给非洲土人，因此触了大神大拉斯之怒，但大拉斯的办法却与宙斯两样：“并不是锁他在山巅，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窑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显然，这里所描写的是中国反动统冶者对付革命者的手段。但文章里没有明说，只在文末点了这么一句：“幸而现在交通发达了，非洲的蝇子也有些飞到中国来，我从它们的嗡嗡营营声中，听出了这一点点”。
鲁迅有时也用旁敲侧击法来揭露现实。比如他要揭露蒋介石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却避开现实的政治问题不谈，而大谈其出题目做文章之事：“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接着，又从明末的历史上找出事实来印证。很明显，这里表面是讲做文章，实际上是指现实政治，作者揭露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必然归宿是后面三种花样，也就是卖国投降的汉奸行径。
这种方法再发展一步，便是更加隐晦的象征手法了。最突出的是《现代史》一文。这篇文章题目虽叫《现代史》，但全篇讲的是变戏法，描写那些变戏法者装死做活，要了钱之后就跑掉，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直到最后，才从反面点了一下题：“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但仍没有直接说出，只提醒读者把题目和正文联系起来看，于是我们想到，中国现代史无非是新旧军阀变戏法敛钱的历史。
鲁迅杂文中大量运用曲笔，也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当年，有些叭儿文人骂鲁迅讲话装腔作势、吞吞吐吐，鲁迅回答道：“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13)
鲁迅的文风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在谈到自己的“少年之作”时曾说“这真好象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14)。五四时期的杂文，也还是比较质直的，后来就不同了。《华盖集》收了一九二五年所写的杂文，鲁迅在《题记》中就说：“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到得国民党统治时期，文网远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严密，在文化高压政策下，说话就不能不曲折隐晦了，特别是给报纸写的短评，就更加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因而说话就“往往很晦涩”(15)。这其实也是一种斗争策略，就是所谓“壕堑战”。有些青年革命者不懂得这一点，往往忘其所以，赤膊上阵，结果常常中箭，落荒而逃。鲁迅说：“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16)这是鲁迅斗争策略的胜利。他用曲笔冲破了国民党权力者的文网，将真理告诉人民。
三
与曲笔相联系的是，鲁迅杂文充满了讽刺笔调。
讽刺的形成也和曲笔的形成一样，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中说：“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这吐出来的笑是冷笑，是蔑视一切的笑。然而在这冷笑里却充满了愤火。鲁迅要以愤火烧毁一切不合理的东西。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是鲁迅所特别强调的。他反对借讽刺作品去“揭发阴私”，或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和“怪现状”，而要求在公然的、常见的、习惯了的事实中寻找讽刺材料。“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17)比如，《无花的蔷薇》中，对于先觉者的遭遇，有这么一段描写：
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代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www.xing528.com)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信徒们这样地对待他们的领袖和教主，在世界上是司空见惯的，给鲁迅这么一写出，就特别动人。作者对这种平常的事没有加以任何渲染，只是如实地记下，就形成了尖锐的讽刺。
在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丑恶的事物很多，但它们往往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帜，戴着正人君子的徽号。讽刺家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撕去，“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18)，其华衮，示人本相，揭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鲁迅说：“人们的讲话，也大抵包着绸缎以至草叶子的，假如将这些撕去了，人们就也爱听，也怕听。”(19)鲁迅就常常用这拨它一拨的方法，将人们的本相显示出来，形成讽刺。比如，当时的中国崇洋媚外者不乏其人，一沾上“洋”字的边，便身价百倍；而有的留学生也总摆出一副学者的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有许多公子哥儿是根本不读书，专门出去吃喝玩乐的。鲁迅在日本东京就亲眼看到过有些留学生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燉牛肉吃，于是加以揭露道：“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长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燉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揭开了“学者”的假面，原来是只会燉牛肉吃的人物，这已经讽刺得够厉害了，而鲁迅还要一本正经地再加一笔：“那时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燉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20)这就更加重了讽刺、挖苦的力量。
生活中有些现象比较分散，孤立地看是不容易觉察出其中的底细的，倘集中起来加以比较，那就会形成强烈的讽刺。例如徐志摩曾评论道：“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而陈西滢在另一场合似乎“公允”地评论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这两人的话，单独看去，都并不显眼，鲁迅在《无花的蔷薇》里把它拼在一起，只加了一句按语：“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于是“公允”的批评家的假面被剥落了，而相互吹捧的肉麻相就显露出来了。
鲁迅的杂文好用反语，以此达到讽刺的目的。反语成讽，是讽刺家们常用的手法，有时比正面否定的效果更好，因为它可以把被否定事物的不合理性表现得更充分。《史记·滑稽列传》里就有用反语讽刺取得成效的例子。鲁迅把反语讽刺的手法作了充分发挥，如在《逃的辩护》中写道：“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这篇文章中打引号的词句，原是御用报刊上的用语，这里当然是作反语来用的。“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学生的头会“碰”在军警的刺刀和枪柄上，“自行失足落水”却“身上五色”，则国民党政府对爱国请愿学生的残酷镇压不就很清楚了吗？那么谁是反动派也就昭然了。所谓反语，当然并不限于引用论敌的语言，加以揭露，有时，把不合理的事物故意说成合理的，也会形成讽刺。比如，林语堂反对穿西服，理由是因其不合卫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鲁迅没有正面去反驳，倒反把他的顺其自然说加以发挥道：“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来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脆；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而然的没落了。”(21)这不但是对林语堂的讽刺，同时也是对中国某些国粹的讽刺。
对比手法的运用，有时也加强了讽刺的因素。《从胡须说到牙齿》里说：“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用的就是这种手法。不准女生剪发，已属顽固，而他自己却偏偏是个秃子，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适当的夸张，说他“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便成强烈的讽刺。有比较才有鉴别。的确，生活中的丑恶事物，通过对比之后，就能更加显现出它的不合理性。“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电的利弊》中通过这组对比，深刻地讽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愚昧性和落后性。
鲁迅有时把别人看得很高雅的事情加以俗化，表面上是开自己的玩笑，实际上则讽刺了别人。比如当时有些文人把创作看得高人一等的劳动，把“灵感”之类说得神乎其神，借此来抬高自己。鲁迅不信那一套，一再申明他自己的创作是“挤了才有”，“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这还不够，他又特别加以描绘道：“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22)这里，作者用谐谑的形式把那些被人看得神圣的东西，写得很粗俗，表面上讲自己，实际上讽刺了那些以宣传创作灵感的神秘性来抬高自己的人。
此外，鲁迅在论述别的事情时，还常常附带一笔，随手刺之，也非常有力。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群众因为主张关税自主，游行示威，但巡警出动，打伤群众，当时报纸造谣说，鲁迅被打落门牙二个。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中说明真相道：“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这里，正面的论题是说他那天并未到场，以及不到场的原因是生病卧床。但是随手却带出了胡适等人的言论而加以讥刺。这些随手带出来的东西，似乎与本题无关，实则有关。因为其时胡适正在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而劝他们进研究室，还引用易卜生的话认为学生脱离政治，闭门读书就是“救出自己”。这里所论之事，既是由于军警镇压群众爱国运动而引起的，所以鲁迅特地在此带出胡适，随手刺之。这种随手刺之的情况，在鲁迅杂文中是随处可见的。比如，陈源把宋代合成的《四书》说成有汉注，鲁迅就在许多地方随手加以讥刺，等等。
由于鲁迅的杂文讽刺得深刻有力，所以常遭敌人嫉恨，被骂为“冷嘲”、“谩骂”、“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这一点，鲁迅自己很明白。他说：“讽刺家，是危险的。”因为他所讽刺的并不是那些不识字的被压迫者，而恰恰是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于是这一流社会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然而没有效，讽刺社会的讽刺，往往会“悠久得惊人”。什么缘故呢？“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鲁迅的结论是：“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23)
【注释】
(1)《且介亭杂文·序言》。
(2)《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3)《鲁迅生活中的一节》，《回忆伟大的鲁迅》，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4)《准风月谈·谈蝙蝠》。
(5)《华盖集·补白》。
(6)《伪自由书·枙杀错了人枛异议》。
(7)《伪自由书·前记》。
(8)《伪自由书·崇实》。
(9)《伪自由书·战略关系》。
(10)《伪自由书·对于战争是祈祷》。
(11)《两地书·一〇》。
(12)《两地书·一二》。
(13)《伪自由书·不通两种》附录：《官话而已》。
(14)《集外集·序言》。
(15)《伪自由书·前记》。
(16)《花边文学·序言》。
(17)《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18)《华盖集续编·小引》。
(19)《南腔北调集·枙萧伯纳在上海枛序》。
(20)《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21)《花边文学·洋服的没落》。
(22)《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23)《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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