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审美特征及其艺术评价

鲁迅杂文的审美特征

杂文，是鲁迅的主要战斗武器。就作品数量而言，鲁迅所写的杂文，约当他的小说创作六倍以上；就思想高度而言，鲁迅后期的思想，主要就是通过杂文而表现出来的。鲁迅把杂文作为文苑的一朵鲜花来看待。所以，研究鲁迅杂文的审美特征决不是多余的。这不但关系到对于杂文的艺术评价，而且也关系到对鲁迅文学地位的认识。

一

杂文，当然要发议论，但发议论的却并非都是杂文。读鲁迅的杂文，尤其觉得与一般的议论文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就在于鲁迅并非一般地发议论，而是借助于艺术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想。鲁迅的杂文包括各种文体，由于文体的杂，因而形象化的方法也就显得多种多样。

在鲁迅的叙事作品里，其形象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写于深夜里》的大部分篇幅，就是记叙一个青年木刻家从被捕、遭监禁到受审判的经历，作者没有发议论，国民党统治者的暴虐与凶残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揭露出来的。有些作品，人物形象还塑造得相当完整。在《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刘半农君》等悼念文章里，随着作者的哀思，通过几个回忆片段，使得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塑造了办事干练、态度和蔼、斗争坚决、视死如归的刘和珍形象，塑造了曾经是勇敢活泼的新文化战士而后却成为复古先贤的刘半农形象……。鲁迅不但在回忆文章里塑造了人物形象，而且在一些批判性的作品里，也描画了人物，揭示了某种人的灵魂。如《论辩的魂灵》，就是通过人物独白，集中地描绘出一个用诡辩的逻辑来反对改革者的顽固派形象；《牺牲谟》也是通过戏剧性的独白，揭露出一个虚伪的“牺牲主义”者的卑劣的灵魂：他号召别人牺牲一切，而自己却吃得胖头胖脸，住在红漆台门里，家里还用着鸦头、号房，他要求别人献出最后的一条裤子来给他家鸦头穿，却又不准他死在自己的地界里，以免给他添麻烦……这类作品，写的不是人物的外形，而是某种社会典型的魂灵。

但是，这种记叙性文章和人物速写，在鲁迅的杂文中毕竟为数不多，大量的还是短评和杂感。但在这些议论性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丰富的形象性。

比喻，是鲁迅杂文中常用的形象化手法之一。有些很抽象的道理，通过比喻，可以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比如，对“国粹主义”的批判，他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¹⁾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读者看了，对“国粹”的厌恶之情油然而生。这类形象性的比喻，在鲁迅的作品里是很多的。他以乡间两个近视眼借看扁额来比眼力，而其实扁额却还没有挂起来的笑话，来比方当时文艺界“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的“可怕的现象”，从而引出教训：“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²⁾他把新月社诸君子引经据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微词，比作《红楼梦》里贾府上焦大的骂人。其实焦大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由此揭露出新月社的微词的真谛，“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³⁾此外，如把文学青年因得不到文化养料而不能壮大，比作那种从小就耳聋的人，由于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而不能说话（《准风月谈·由聋而哑》）；把由于没有肥沃的泥土而不能发达的天才，比作一碟子绿豆芽（《坟·未有天才之前》）；将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比作厨司和食客（《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将批评家对有缺点作品的分析批评比做剜烂苹果（《准风月淡·关于翻译（下）》）；用继承祖传大宅子的几种态度来比方对文化遗产的态度（《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等等。通过形象化的比喻，给人以直接的感受，就把道理说明白了。

与形象化比喻相联系的，是拟人化手法的运用。在鲁迅的杂文里，人物的特征往往通过动物的形象而表现出来，这些动物就是人。比如《战士和苍蝇》，它的主要篇幅就是描写苍蝇形象：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在这里，苍蝇的形象是活灵活现的。但读者一目了然，这里写的不是昆虫，而是人，是那些围着战士的尸体指责不休，以显示自己高明的苍蝇般的帮闲、市侩和庸人。这类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在鲁迅的杂文里并不少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的“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等等，便都是的。不但反面形象，就是正面形象，也有用动物来拟人的。鲁迅常把自己比作牛，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还对这个牛的形象描写得非常详细：“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这就形象地表达了自己鞠躬尽瘁地为人民服务，但又不愿任人宰割的人生态度。

鲁迅在他的杂文里运用拟人化手法，自有其特色。正如他的小说创作常用白描手法一样，在杂文里，他总是画龙点睛地指出某种相似之处，加以勾勒，寥寥几笔，就神态毕肖了。比如《夏三虫》里写蚊子，是与跳蚤相比较，抓住一个特点，加以刻画：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吸血，而又要发一通议论，说明人血应该被吃的理由，这正是从古代理学家到现代帮凶文人的一脉相承的特点。抓住了这一点，而将蚊子的哼哼声加以拟人化，鲁迅笔下的蚊子就不是一般的蚊子了，它是反动文人的形象。这种表现手法有点近于漫画，但漫画化决不是任意胡闹，鲁迅说：“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⁴⁾鲁迅杂文中的拟人化动物形象之所以传神，就在于贴切。作者准确地抓住了对象的特性加以形象化的再现，使人愈看愈像，这就使得他的杂文非常富有表现力了。

鲁迅的杂文，不但在论述的过程中运用形象化的手法，而且，往往全文就建筑在某些具体形象的基础上，通过形象来发挥思想见解。有时，是借助于现成的文学形象来说话，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则借助于民间故事中白蛇、法海的形象和生活中雷峰塔倒塌的事实，来宣传反封建思想，并进而批判旧中国停滞的社会生活，和由此而产生的某种社会思想。在更多的情况下，鲁迅是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形象，来表现某些实质性的东西。比如：通过“揩油”的行为来说明奴才的品性（《准风月谈·“揩油”》）；通过“推”和“踢”的动作，揭露洋大人和高等华人对于中国下层人民的压迫和摧残（《准风月谈·推》、《准风月谈·踢》）；又通过“爬”和“撞”的行径，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倾轧现象，并批判了那种踏着别人的肩膀和头顶向上爬的思想（《准风月谈·爬和撞》）。胡须，本来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生理现象，但它的式样既有日本式、中国式之分，国粹家们难免就要在这上面做文章，鲁迅的胡须因而常常受到攻击，于是他索性通过自己胡须的遭遇，来批判国粹主义（《坟·谈胡须》）；照相，只不过是生活中琐屑小事，但照相的式样之类却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思想，鲁迅就抓住这一具体事例来揭露中国士大夫及小市民们的保守、呆滞、愚昧、落后（《坟·论照相之类》）。正因为从具体感性的材料出发，而且在概括、分析的过程中，始终不离开具体感性的材料，所以鲁迅的杂文就与一般的理论文章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当然，杂文中的艺术形象毕竟与戏剧小说不同，并不是在每一篇杂文里都有完整的形象，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⁵⁾。

二

鲁迅杂文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很强调文学艺术的感情力量。早在日本求学时期，他就把感情色彩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他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⁶⁾直到晚年，他仍强调文人应该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他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⁷⁾

的确，鲁迅的杂文除了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生动的形象性之外，还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因而，在以理服人的同时，还能以情动人。比如，他常常有带着激情的文句：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⁸⁾。(www.xing528.com)

读着这样气势磅礴，感情强烈的文章，有谁能够不为之感动呢？它激发我们痛恨那些“现在的屠杀者”，鼓舞我们做一个坚定的革新派，与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旧物进行坚决的斗争。

鲁迅的感情是热烈的，同时也是深沉的。它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有时怒浪排空，有时平静如练。而鲁迅的艺术才能，却使他在极平静的叙述中，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情。比如，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记述：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这是叙述柔石被捕以后，鲁迅自己躲避在一个客栈里，正在记挂着柔石，但却得到了他们牺牲的消息时的情景。这里没有激越的字句，也没有哀切的抒情，但在表面上平淡的字句后面，关切、悲愤之情是溢于言表的。特别是最后一句：“原来如此！……”总共四个字，却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感情啊！这里有对权力者凶残本性的鄙视，有在失掉了战友之后的沉重心情。六个虚点也用活了，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正如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说：“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是的，人在最悲痛的时候，有时倒反而会说不出话来，何况此时的鲁迅已经出离愤怒了。这里，鲁迅的感情是真挚的，而表现则是朴素的、含蓄的。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在鲁迅的杂文中比比皆是。从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批判到对“莫名惊诧”的国民党“友邦人士”的驳斥，从对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正人君子”们的斗争，到对国民党麾下走狗文人的揭露，都是在理论斗争中激荡着感情的，所以有冲决一切的气势。请看《“友邦惊诧”论》中的句子：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这是摆事实，讲道理，逻辑性很强的文章，但同时又以强烈感情打动人的文章。排山倒海而下，真是锐不可当！

“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的心是与人民、与革命息息相通的。他的感情也并非个人一己的私情，而是人民大众的感情，革命斗争的激情，因而充满着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有时，鲁迅的杂文好像是专对几个人，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围绕着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所写的文章，就曾遭到这样的曲解。但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⁹⁾正因为鲁迅所表达的是人民大众的感情，而不是个人的恩怨，所以在他的杂文中有一股浩然正气，这股正气，对敌人有一种威慑的作用，对人民有强大的鼓舞作用。而愈是斗争激烈的时候，鲁迅杂文的感情色彩愈浓烈，也愈能打动人心。

【注释】

(1)《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2)《三闲集·扁》。

(3)《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4)《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

(5)《准风月谈·后记》。

(6)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7)《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

(8)《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9)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