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恩格斯在指责现代德国人哲学水平之低落情况时，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
缺乏理论思维不但会严重影响科学的发展，而且也是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现象被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鲁迅曾感慨地说道：“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2)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啊！田地的数目只能说明财富的多寡，而言论的是非是需要用事实来检验的；现在以财富的多寡作为评定是非的标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然而，这种严重违反逻辑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却实在是不胜枚举，而且可悲的是，它还常常被当作合理的东西而获得普遍承认。于是，人们对随意放火的火神祭祀礼拜，而将钻木取火造福于生民的燧人氏冷落在一旁；秦始皇放火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而点灯烧饭的人却永远默默无闻；杀人不眨眼的拿破仑、成吉思汗和希特勒被称为英雄，发明接种牛痘，救人无数的医生隋那，却被人遗忘了。正如鲁迅所概括的：“杀人者在毁灭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料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3)多么明显的矛盾，多么不合理的事实啊！
理论思维当然不限于形式逻辑，单靠形式逻辑也不能完全认识世界的奥秘。然而有些事情的不合理性是如此的明显，以致只需用逻辑推理，就可以揭示出其中的矛盾，推翻它赖以成立的依据。鲁迅是一向很重视逻辑学的。早在一九〇七年所写的《科学史教篇》中，他就对于培庚（培根）和特加尔（笛卡儿）的逻辑学作过评述；后来，在杂文创作中，他又常常运用逻辑方法作为揭示旧社会不合理性的手段。
名实不相符，是常见的社会现象。有些人总喜欢编造桂冠，戴在自己或别人的头上，大肆吹嘘，博取美名，听者不察，信以为真，辗转相传，遂成公论。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细看之下，矛盾百出。鲁迅常用逻辑的方法，推论出它的虚假性来。
譬如，隐士历来算是一种美称，为了标榜超尘脱俗的隐风，引导人们脱离现实斗争，文人学士们在文学史上封了一批“田园诗人”、“山林诗人”，而且把他们写得飘飘欲仙，简直不食人间烟火。但这是不符合实情的。鲁迅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即使是陶渊明，也“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4)这里用的是演绎推理，一推之下，就推出了原论旨的矛盾性，推翻了原来的判断。后来，“革命文学”当令，便什么作品都插上了“革命文学”的旗号。鲁迅承认：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但现在这些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到底如何，都很难说。道理也很简单：“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5)这里用的也是演绎推理法。这个推理之所以成立，当然有个大前提，即承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意识是受社会存在所制约的。如果不承认这个前提，则此推理即不能成立；但若不承认这个前提，也就不是革命文学家，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文学了。这也正是鲁迅杂文逻辑严密性之所在。
与名实不符之事属于同一类型，而更有甚者，则有故意制造假象来掩盖反动实质的。对此，鲁迅也常常用演绎推理法加以揭穿。譬如，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主义，但当失地千里，民怨沸腾时，蒋介石就会拿某一个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将军作替罪羊。人们受到蒙蔽，往往看不到祸根之所在。当时报上就记载过一个排长对放弃阵地、传令后退一事感到痛心，但这排长却天真地认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然而，他们相庆得太早了，“结果心与愿背。”鲁迅在《“有名无实”的反驳》中就指出这位排长犯了逻辑错误：“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经这么一推论，不抵抗的祸根所在就很清楚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一九三三年美国总统发表了《吁请世界和平保障宣言书》，其中说：“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表面上看来，冠冕堂皇，非常诚恳，然而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鲁迅指出：“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不在此例’了。”(6)这类东西，如果马马虎虎，不求甚解，是可以欺骗群众的，倘一加逻辑推理，就显得矛盾百出，原形毕露了。
鲁迅在揭露社会矛盾的时候，不但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而且也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即从众多的现象中，归纳出一种本质的东西来。《王化》一文是成功运用归纳推理的范例。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中国的王化现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了。”接着就摆出许多具体事实：
溥仪的弟媳妇跟着一位厨司务，卷了三万多元逃走了。于是中国的法庭把她缉获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满洲国虽然“伪”，夫权是不“伪”的。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于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离失所了，于是特别组织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
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虽然，从以上每一件事中都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性，但要窥见他们总的政治意图，却必须加以综合分析：
这些久已归化的“夷狄”，近来总是“哗啦哗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时候，“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这原是当然的道理。
不过我们还是东奔西走，南征北剿，决不偷懒。虽然劳苦些，但“精神上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济了，喇嘛的经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瑶民“不战自降”了，还有什么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的日本了。这时候，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哦！原来国民党当权者这种种所作所为，无非是尽到印度阿三式的责任，为外国主子维持治安，为投降日寇作准备而已。这种总的政治意图，单是靠演绎法是难以从个别事件中推论出来的，这就要发挥归纳法的作用了。所以鲁迅一向主张，两种方法必须同时运用，才能说明问题，阐扬真理。在鲁迅的杂文中，这两种方法的确是常常结合起来使用的。
当然，归纳法也好，演绎法也好，形式逻辑所研究的只是一种思维形式，用这种方法所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否正确，是要用实践来检验的。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有时索性以事实为逻辑论据，对错误的论旨加以驳斥，显得非常有力。请看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中对于国粹派的批驳：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这里所举的都是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是无可否认的，用它来层层批驳国粹救国论，就形成一股锐不可当的逻辑力量。通过上述论证，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国粹不能保存我们，我们也无需保存国粹。
二
生活在百家争鸣时代的孟子曾经说过：“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鲁迅一生处于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根本没有争鸣的自由。但是，为了给新文化、新思想开辟道路，他不得不和形形色色的旧势力和新阵垒中的错误思想展开论战。论辩文章在鲁迅杂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广泛地运用逻辑方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强词夺理，是鲁迅论敌们的一大理论特色。既然是强词夺理，当然就没有逻辑性。这种理论以气势汹汹取胜，但经不起反驳，只要一加分析，就破绽百出。鲁迅碰到这种情况，决不回骂，而是运用逻辑方法与之论理，于是轻而易举地驳倒了对方。
本世纪初我国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艺坛上出现了一些新美术家，但不知怎样一来，产生了内讧。其中一个便在《泼克》上大骂别的美术家为“盲目盲心”，说他们研究的只是十九世纪的美术，不晓得有新艺术真艺术云云。当时新美术家的画固然不甚高明，但上述批评却更莫名其妙。鲁迅问道：“研究十九世纪的美术，何以便是盲目盲心？十九世纪以后的新艺术真艺术，又是怎样？”(7)这是抓住了对方逻辑上的不通之处，使对方无法回答。因为后期印象派的绘画，在当时还不算陈旧；其中的大人物如塞尚、凡高等，也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人，最迟的死于一九〇六年；而二十世纪才是十九年初头，并没有新派兴起。因此，将十九世纪的美术与新艺术对立起来，认为研究它便是盲目盲心，是毫无道理的。其实中国新美术家的弊端，不在单研究十九世纪的美术，而是并不研究什么世纪的美术。《泼克》美术家满口说新艺术真艺术，而他所画的讽刺画，却多是攻击新文化新思想的，所以在理论批评上才会有这些胡说八道。
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社太阳社以鲁迅为主要攻击目标，展开批判。因为目标选错了，所批的难免强词夺理，乱扣帽子。而鲁迅则总是抓住对方论点的不合理性，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使对方的批判落了空，而且暴露出他们自己的错误。譬如，创造社里的一些人把鲁迅的作品说成是“有闲阶级”的“趣味文学”，是“非革命”的，而将自己的作品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他们的文学观点却又离开了唯物史观，过分夸大了文学的作用，竟然将青年的懒于革命和革命还未成功都归罪于鲁迅的作品了。鲁迅抓住了这一矛盾之处，施以假言推理：“假使文学足以移人，则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想做革命文学了，现在他们已经看了我的文章，断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学者，可见文字于人，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只可惜是同时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8)当然，文学能移人情，这是鲁迅承认的；但对社会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存在，是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这是鲁迅接受唯物史观以后所深刻地认识到的。可惜那些“革命文学家”们却见不及此，还拼命在夸大文学的作用，并由此出发硬派别人的罪名，殊不知这样一来却正暴露自己的思想是反唯物史观的，于是也就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至于他们在鲁迅头上扣的种种大帽子，如封建余孽、法西斯主义等等，因为没有事实根据，更是不值一驳；而有些似是而非的罪名，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如他们把鲁迅的年纪大也作为罪状之一加以攻击，从鲁迅论战的口吻上断定这“老头子”“的确不行”。鲁迅反驳道：“其实这回的不行，还只是我不行，无关年纪的。托尔斯泰，克罗颇特庚，马克思，虽然言行有‘卑污’与否之分，但毕竟都苦斗了一生，我看看他们的照相，全有大胡子。因为我一个而抹杀一切‘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9)
有时，鲁迅的论敌们也作一些推论，表面上看来似乎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却违背了逻辑规律，推演得非常荒谬。他们往往在偷换概念的基础上加以推论，愈推离开原意愈远，由此而编排的罪名当然是不切实际的。鲁迅正是抓住对方违反逻辑性的地方加以反驳，使对方的责难全部落了空。
一九二五年《青年必读书》事件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当时，《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单，文人学士们开列了一大批，以“国学”为多，大大地助长了复古思潮。鲁迅交了白卷，但在“附注”栏里却说出了自己的经验：“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沈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以他劝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0)。这原是要青年人冲破旧传统束缚的意思，但却遭到许多人的攻击，甚至被判为卖国。这样的大帽子怎么能扣得上呢？对方用的就是违反逻辑规律的推演。有一篇熊以谦写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可算是代表作。这篇文章指责鲁迅道：“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大声急呼，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了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这种推演真是愈推愈离题，愈推愈离奇！推理是应当遵循逻辑规律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同一律，就是在推论时必须保持概念和判断的一致性，否则就会造成思维的混乱。熊文之所以推演得如此离奇，当然有其政治思想上的原因，但就文理上说，则是由于违反了同一律的缘故。鲁迅在反驳时就指出了其中的双重错误，第一层，“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第二层，“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在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和我们共同存在，何尝变了汉人。”(11)在这里，鲁迅不但揭穿了对方逻辑上的混乱，而且还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对方的错误。既然整个推论都是错误的，那么结论当然也就不成立了。
这种逻辑上的混乱不但见之于青年人的文章，有时还会出现在学者名人的笔下。章太炎在反对白话文时就犯过类似的错误。当然，他不会像无知妄人那样去乱扣帽子，而是错误地运用了他的作为小学家的专长，结果也弄得逻辑混乱。章太炎以为：你们说文言难，但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鲁迅承认，就小学的范围看，章太炎的话是有道理的，“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章太炎在逻辑上也犯了违反同一律的错误，偷换了论题。所以鲁迅批评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12)。
还有，当时报刊上的某些文章，为了诬陷好人，或掩盖权力者镇压人民的真相，就对事实加以歪曲的报导。但正因为报导与事实不符，文句难免不合逻辑。在这种场合，鲁迅总是运用逻辑学的理论武器，从这些报导的文理不通处，揭露出它的虚假性，让读者明白事实的真相。
如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府，曾到章士钊等人的住宅前示威游行，章士钊立即发表了一篇《寒家再毁记》，说他“家中所有。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而当时群众“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接着，陈源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中附和道：“孤桐先生（按：即章士钊）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是我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屋，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我不知道这些书都在北京否。从《寒家再毁记》看来，好象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这真是很可惜的。”这两人一搭一档，就把毁书抢书的罪名栽定在示威群众身上。但这种证词是经不起推敲的。鲁迅指出：“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象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13)这里，话虽然说得很含蓄，但推理却是严密的。他用的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法：先假设对方所说的散失了大量藏书（大约有两屋之多）是真的，那么，这些书散出去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几十车的书拉出去向各处走散是一个“壮观”，不可能偷偷摸摸地干，周围的人一定看得见，大家也一定有所传闻；但事实上谁也没有看到这个“壮举”，所以就推翻了原来的假设，所谓章家的大量藏书都散失了云云，肯定是捏造的诬赖之词。鲁迅接着讽刺道：“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些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进玉器摊去，……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也不大去了”。原来章士钊、陈源就是这样诬赖群众的。
又如一九三二年十月《大晚报》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这也是诬栽的实例。军警打死了乡民，而错误倒仿佛在死者这一边，警察似乎是被动的。鲁迅认为这个报导不通之至，他在《不通两种》里加以分析道：“‘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废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象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鲁迅正是抓住了这希奇的文理，用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揭穿了反动军警镇压乡民的真相。
御用文人们尽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但却经常在不意中泄漏掉天机。每逢这种场合，鲁迅就抓住对方的话语，加以逻辑推理，揭露出其中隐藏着的秘密。
当鲁迅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有些文人讥笑他为“投降”，有一种报纸还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鲁迅，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鲁迅并不从正面反驳，却抓住“贰臣”这个恶谥加以演绎。他说：“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腓，‘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腓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14)这样，反动文坛上封建主义的面貌就暴露出来了。
鲁迅对国民党权力者直接策划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也曾用过这种方法。“民族主义文学家”黄震遐在《陇海线上》写道：“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却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这是一种感觉，反映了作者及其一伙所不愿公开承认的隐秘思想。鲁迅据此加以剖析道：“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象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15)这里，层层推论，就如层层剥笋一样，最后剥出了核心问题：中国军阀正是帝国主义的爪牙，而“民族主义文学家”却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洋奴。这个结论，是从他们自己的话中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的，并不是随便加给他们的。这是自画招供。
有时，反对者会举出十分荒唐的理由来攻击新文化新思想，与之论理简直是多余的。这时，鲁迅就采取“请君入瓮”法，即用对方的逻辑来反击对方，使对方钻入他自己所设的火瓮中。
譬如，五四时期《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其中有一条是说新文化者好为别人的新书写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16)写一篇序，便定下这样的大罪案，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但鲁迅没有与之辩驳，却在发表上文的同一期《学衡》杂志中拎出一篇《弁言》来做文章。虽然《弁言》上说，这是“杂志迩例弁以宣言”，但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既然《学衡》派文人给写序者定这么大的罪案，那么鲁迅当然要质问：“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来呢？”而且合乎逻辑的结论是：“照前文推理，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17)
后来，梁实秋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也曾提出过一个非常奇怪的理由：无产阶级是不会欣赏文学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学；而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会欣赏文学呢，因为据他翻翻字典，查出普罗列塔尼亚（无产阶级）“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普罗列塔里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18)梁实秋在这里是从语源学上来立论，于是鲁迅也从语源学上做文章，来个“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说：“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19)梁实秋原是要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论证无产阶级是低智能者，鲁迅按照他的逻辑反过来一推论，却倒证明了梁实秋自己是一个连“翻翻字典”也“无所得”的低智能者。梁实秋也钻进了他自己所设的火瓮。(www.xing528.com)
三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有些人的逻辑实在太荒唐，简直不值得认真地加以反驳。
譬如，鲁迅常常批评本国的缺点，“留学德国的爱国者X君”，就说他是毁谤中国，原因据说“是因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们宣传本国的坏处”。鲁迅说，他不过单举了几样中国的缺点，就“带累‘贱内’改了国籍”。而他刚从日本回来时，因为嘴上留着向上翘起的胡子，船夫就硬派他是日本人。他说明自己是中国人，船夫不相信，认为他是说笑话。鲁迅说：“记得我那时的没奈何，确乎比看见X君的通信要超过十倍。我那时随身并没有带着家谱，确乎不能证明我是中国人。即使带着家谱，而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并无画像，也不能证明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画像，日本人会假造从汉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难道偏不会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谱么？”在无可奈何中，他悟出一个道理：“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20)
但不说话也没有用。此后他还常常因为胡子受苦。国粹家们并不深知胡子式样的变迁史，只认定上翘的胡子是日本式的，不断加以攻击。鲁迅感叹道：“国度会亡，国粹家是不会少的，而只要国粹家不少，这国家就不算亡。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这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逻辑’法，但当时的实情确是如此的。”(21)
这种荒唐的逻辑法实在并不少见。鲁迅的杂文中还记载着类似的例子：“曹锟做总统的时代……，要办李大钊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一流人。”(22)“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说毕，合座为之‘欢然’云。”(2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种时候，鲁迅只有用两种方法来对付：
一、把对方荒谬的逻辑再往前推进一步，使其荒谬性显得更加突出，易于被人们识破。
例如，五四时期有些教育家又在那里提倡武术，叫青年去练习，说是于军事上有用。在现代化的装备下，想用拳脚抵御外敌，是十分荒谬的。他们是在走义和团的老路。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七》里提出反对，不过不是正面说理，而是按照对方的逻辑加以推演：“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经过这番推演，国粹家们想用拳脚来对付外国侵略者枪炮的想法的荒谬性，就十分显然的了。
又如，有些作家摆出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反对文艺的大众化，其理由是：文艺本是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鲁迅也是把他们的理论再往前推进一步：“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24)这样一来，就显出他们的理论十分荒谬了。
二、把各种荒谬的逻辑集中起来，加以形象化的描绘，使人读了如同身受，更加厌恶其荒谬。
如《华盖集》中《论辩的魂灵》和《评心雕龙》，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里且举《论辩的魂灵》中的几段：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毫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这些话，这种逻辑方法，我们都似曾相识。在鲁迅论敌的笔下，我们读得很多，可见并非编造，而是概括。只不过是把常见的、分散的现象集中起来，使其不合理性更为明显罢了。这里，概念的混乱、前提的虚假、推理的错误比比皆是，鲁迅虽然不作任何分析，而读者也能一目了然，由此产生一种厌恶之情。
【注释】
(1)《自然辨证法·枙反杜林论枛旧序。论辨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2)《集外集·通信（复未名）》。
(3)《且介亭杂文·拿破仑与隋那》。
(4)《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5)《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6)《伪自由书·不求甚解》。
(7)《热风·随感录五十三》。
(8)《三闲集·通信》。
(9)《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10)《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11)《集外集拾遗·报枙奇哉所谓……枛》。
(12)《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13)《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14)《二心集·序言》。
(15)《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6)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17)《热风·估枙学衡枛》。
(18)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19)《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20)《坟·说胡须》。
(21)《坟·说胡须》。
(22)《华盖集·忽然想到（八）》。
(23)《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24)《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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