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辩证思想与社会革命论

鲁迅杂文的辩证思想

鲁迅杂文以思想深刻见长。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的特点不在于创立了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或标榜什么新的主义，而在于运用先进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达到了别人所不及的深刻境地。

鲁迅所用来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辩证的方法。

人们常常称道鲁迅后期杂文深刻有力，认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其实，鲁迅前期杂文同样深刻有力，而他的辩证方法则是一以贯之的。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所始创，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总结了前人的辩证思想成果，特别是改造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而成。所以鲁迅在前期就有辩证思想是并不奇怪的。当然，到后期，他对辩证法的掌握与运用则更加自觉与完善了。

因此，在研究鲁迅杂文中的辩证思想时，我们就不能把鲁迅前期杂文排斥在外，而要将前后期联系起来研究；也不宜于用辩证法的几个范畴去硬套，而要看他如何运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的。

一

鲁迅杂文中的辩证思想，首先表现在社会发展观上。

可以说，鲁迅杂文始终充满着，随处体现着这种发展观点。从一九〇七年写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直到他逝世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无不如此。这与他早期所接受的进化论有关，也是他的社会变革思想的表现。鲁迅的社会发展观点是针对着封建传统意识中的抱残守阙、停滞保守思想而发的。他认为，中国社会不能永久不变，特别是世界日日在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人如果死抱住国粹，以特别自居，便难于与种种人协同生长，便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一旦与中国的社会问题相接触，必然发展成为社会革命论。他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¹⁾在这里，鲁迅是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述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他还风趣地举人猴的区别为例，说人与猴子本来没有大两样的，后来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猴子不肯变化，“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可见肯不肯变化，能不能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且，这种革命还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必须不断地进行才行。“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鲁迅所说的革命，不仅仅是指社会政治革命，而且包括一切改革。他在论述文字改革时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²⁾在鲁迅看来，世界一切都是变动不居，发展不止的，不能停滞在某一点上。这样，他必然与保守思想发生冲突。而在中国，保守势力是十分强大的。鲁迅不能不用很多的杂文来批判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者往往打着爱国的招牌，似乎保古就是保国。针对这种思想，鲁迅在他的杂文里着重地阐明革新与保古的关系，对此作了辩证的解释：“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因为“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³⁾他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而且解释道：“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因为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就活不下去了。但中国的许多古训，就是教人苟活，教人不要动。鲁迅说：“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苛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⁴⁾

新陈代谢是生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并不例外。旧的总要走向死亡，新的总要茁壮成长，新的取代旧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便是进化的路。鲁迅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层道理，各自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上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⁵⁾但实际上，在人类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却缺乏这种自觉性，往往倒是旧的阻碍着新的前进。正如鲁迅所说的：“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居然也毫不为奇的过去了；从壮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⁶⁾这样，社会改革便只好付诸战斗。所以鲁迅对于社会斗争越来越注意了。

应该说，对于社会斗争的必然性，鲁迅是早有认识的。在一九〇七年写的《摩罗诗力说》里，他就说道：“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一九二三年，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鲁迅又指出，要取得男女平等的权利，“仍然要战斗”。到后期，对于战斗性的论述就更多了。如说：“文学是战斗的！”⁽⁷⁾“战斗一定有倾向。”⁽⁸⁾等等。而对社会阶级斗争，则更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批评那些梦想不通过阶级斗争就进入大同世界的人，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⁹⁾。

从社会发展观点出发，鲁迅极其爱护新生力量，将他们看作人类的希望。他最反对对于幼苗的摧残，也反对对于新生事物责备求全。他说：“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在有些人看来，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嘲笑这些人连愚妇人都不如。因为“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¹⁰⁾是的，新生的事物幼小，稚嫩，但是他们有前途，有希望，必然要取代貌似强大的旧事物。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总是竭力发掘新事物的美点，努力促其成长。在《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中，他称赞这些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是“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并说：“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在《白莽作枙孩儿塔枛序》中，又称赞这位革命青年诗人的诗作“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并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为了扶持新生力量，鲁迅还甘愿作人梯，为青年做垫脚石，虽然常常受青年的欺骗，甚至反噬，而终不悔。他说：“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¹¹⁾。

二

鲁迅杂文中的辩证思想，其次还表现在分析问题的全面观点上。

鲁迅最反对片面、表面地看问题，他对一些外国旅游者初到中国，看到一点便匆忙下结论的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这样的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当然靠不住，只要多观察一下，就要推翻掉。“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¹²⁾其实中国并不难懂，也不是“谜的国度”，问题是在于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态度。世界上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只作表面的观察，很难把握其实质，随便拾取一点材料来印证自己主观的成见，更会谬之千里，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¹³⁾只有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只有把握了全盘，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鲁迅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劝人“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这也就是要求观察问题的全面性，力求避免片面性。

但在中国的社会上，形而上学却很流行，特别对于人事的看法上，或“左”或右，以偏概全，常常陷入片面性。鲁迅在他的杂文里，对此常有批评。

他批评得较多的一种片面性的表现是：责备求全。

中国古之君子，论人非常苛刻，往往一有缺点，便全盘加以否定，所以鲁迅觉得，在中国做人是非常之难的。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也影响到后代，许多人对于人事的要求是：“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不要了。”鲁迅分析这种人的心理道：“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¹⁴⁾这样，世界上几乎没有好的人和好的作品了。鲁迅反对这种责备求全的苛论，认为无论于人于事，凡有可取之处，都应肯定。因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¹⁵⁾所以对于域外作品，他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益的文章，便加移译，“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而是作为参考之用，对于创作，鲁迅以为也不必追求完全，他说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其实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它们钉死。鉴于此，鲁迅提倡一种剜烂苹果的批评方法，即指出不好的部分，让读者吸取好的部分。鲁迅对于那种抓住一些缺点便轻易地否定别人的作法极其反感。在他逝世前不久，有人在小报上作文奚落章太炎以自鸣得意，鲁迅扶疾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历数章太炎的历史功绩：“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至于“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他把奚落章太炎的人称为“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说他们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对于一个人的看法是如此，对于一个团体的要求也不能脱离实际。比如晚明的东林党，是一个能够干预时政，敢于反对阉宦，因而遭到魏忠贤两次虐杀的士大夫党社，所起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张岱在论述东林时也承认“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但因为“窜入者不无小人”，而有些小人又做出了坏事，他就把东林全盘否定，说它“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鲁迅认为，这种论调虽然“词严义正”，而且“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但这种指责却是片面的。因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如果不全面的考察一下，“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从而作出判断，却因为也有小人，就加严责，或者说，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坏，并无不同，那都是错误的。鲁迅批评这种看法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他认为应改变一种说法，“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¹⁶⁾

近人对于革命队伍的要求，也有类似之处。他们以为革命队伍必须纯而又纯，要求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否则不值一哂。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有害的论调。鲁迅说：“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因为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而又不可能将每一个战士都训练得具有正确意识之后方才革命，实际上只能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中，使得队伍精锐起来。“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¹⁷⁾鲁迅认为，提出这种苛求的人，或则是没有理想的颓废者，缺乏刺激就活不下去，他们把革命也当作新的刺激，所以要求彻底，要求完全，一有缺陷就以为不值一哂；或则以批评别人来得到自我满足，他们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所以用英尺来量俄里，用法尺来量密达，发现别人一无是处。这些当然都是不正常的心理反应。

鲁迅还批评过另一种片面性的表现：删夷枝叶。

精华和枝叶，特点和一般，本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的两个侧面。对于人事的观察和描述，注意精华和特点本是应该的，否则就缺乏个性，也就失去价值。但如果把精华和特点强调得过分了，脱离了枝叶和一般，也就没有真实性可言。但是我们有些人却总喜欢夸大其辞，言过其实，说得愈稀奇古怪愈好。鲁迅批评道：“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鲁迅认为，这样所见的人和事，就如盲人摸象，不能把握全盘的。欲得其“全”，就得像中药师制“乌鸡白凤丸”那样，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他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¹⁸⁾

为了能够全面地观察问题，鲁迅认为在研究作家时，不能靠选本，更不能凭摘句，因为选本是反映了选家的眼光，摘句更是断章取义，都把作家缩小了，凌迟了。只有顾及全篇、全人，才能论得较为确凿。这当然要看作家的全集才行。而有些作家，谨严入骨，惜墨如金，要把自己一生的作品，删而又删，改而又改，这也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这其实也是只重精华，删夷枝叶的作法。鲁迅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¹⁹⁾

为了求“全”，也为了将人事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上考察，鲁迅主张集子里还应该收集别人论难和谩骂的文章，这样才能明了来龙去脉，否则就会变成无题诗N韵。但许多作家的集子都不收别人的文章，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鲁迅认为：“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其价值就在于它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能使读者了解全盘；而这种收了对手谩骂诬蔑文章的集子，“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相同。”他说：“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²⁰⁾鲁迅自己的有些集子就是这样编的。如《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不但在许多篇文章后附录了对手的文字，而且还在后记里收录了许多有关材料，补叙些由此而发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使读者能较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和集中的文章。

三

鲁迅杂文中辩证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于对立统一观点的把握。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多次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但对这个规律的发现却是很早的。我国古代所谓“相反相成”，说的就是对立面的同一。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²¹⁾

对于这种相反而实相成的规律，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曾经有过阐述。如说：“优良的人物，有时应是要靠别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既无以显出这一方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就是这。”⁽²²⁾而在更多的地方，他是熟练地运用这一原理来分析具体问题。比如，捧与压，本来是相反的，但有时却会起到相成的作用。“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²³⁾当然，捧的目的有多种：有为谋利的，有为远害的，也有企图借此来束缚对方手脚的。鲁迅就常遇到后一种情况。自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他很收到一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他为“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²⁴⁾“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²⁵⁾

因此，看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有时实际情况是适得其反的。不懂得这个辩证道理者常为人们所欺。战术上的声东击西，生活中的装模作样，就都是以假象示人而掩藏真相的欺人手法。有些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得愈突出者，往往正是他所最欠缺的。鲁迅看透了这种人的心理，所以加以揭露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²⁶⁾当然，并非所有当事者都故弄玄虚，以假象欺人，在有些情况下，倒是一种补偿心理的自然流露。正如鲁迅所说：“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症了，才去打高尔夫球，从此主张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平时不大优待头和肚子，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²⁷⁾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有时，表面上不动声色，而内心的感情却十分丰富，远比大喊大叫的人强烈得多了。圣·蒲孚说过：“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鲁迅很欣赏这句话，并加以发挥道：“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²⁸⁾这是物极必反原理所导致的结果。愤怒到极点，却无话可说；悲痛到极点，倒反而无泪；……这类情况，在生活中并不少见。龚自珍在《舟中读陶诗三首》（《己亥杂诗》）中说：“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也是指这种情况。鲁迅自己的作品，也是表面平淡、冷隽，而内里火热。这是热得发冷的表现，是一种不见火焰的白热。在这种场合，我们切不可只看表象，而忽视其实质的。

由于事物的“相反相成”的规律，必然导致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也就是那个古老的命题：“两极相通。”恩格斯说：“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²⁹⁾指的就是这种相通或转化。鲁迅是深知这种转化的规律的，所以从不把对立的两极看得很绝对。他常常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拈出两极相通，互相转化的实例，来说明深刻的哲理。比如：主子和奴才是对立的阶级，但有权时无所不为的主子，失势时即成奴性十足的奴才；革命和反革命是事物的两极，但能做革命策源地的地方，同样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因此，看问题不能只看到一面，而忽略其另一面。正反两面，原是相通的啊！鲁迅说：“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³⁰⁾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因为世上的事物，的确是常常会“得其反”的。

正因为对立的两极会相互转化，所以凡事搞过头了，就会走到相反的方面去。比如，办事彻底原是好的，但彻底也要有个底子，走过头了便会“透底”，透底就不见得高明了。以文艺为例。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如文学要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图画和演出要以视觉健全者为对象，讲演、唱歌、说书要以听觉健全者为对象，彻底论者就抬出文盲、瞎子和聋子来刁难，他们的结论是：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鲁迅很讨厌这种人物，他说：“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³¹⁾又如，反对读死书，当然是对的，但如果彻底到反对读任何一种书，就不好了。鲁迅说：“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³²⁾

鲁迅积多年之经验，认为其言一激烈，其人便可怀疑。因为左右原是相通的，左得过分，就会走到右边，连续向左转，就会碰到向右转的朋友。所以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一开头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接着，还分析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条件：“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因为革命是痛苦的，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也是现实的，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和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鲁迅的预言，不久就为事实所证实。原来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后来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察洛夫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的时候都要用《呐喊》去揩屁股，不久却莫名其妙地跟在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而有些自称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对鲁迅大加鞭挞的，很快就竖起了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声明脱离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也有由非革命而转向革命的。许多严肃认真热情向上的人走向革命，都可证明。但这种转化要有条件，要有过程。离开了必要的条件，自称已突变为革命者的人，是不可靠的。鲁迅并不否认突变现象，但把它看作渐变的结果，也就是条件具备后的飞跃，而对当时颇为流行的缺乏依据的突变说，却持否定态度。当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运动勃兴的时候，许多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为了赶时髦，摇身一变，忽然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就是突变说。鲁迅指出：“所谓突变者，是说A要变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B。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³³⁾鲁迅的意见是符合辩证法的。他对突变的条件作了具体分析，这对于那些真心想变的人具有指导意义，而对于那些假变的人，却起了揭露作用。

鲁迅还注意到矛盾双方相互渗透、某些事物互为因果的现象。这也是与对立面相互转化有关的一种运动规律。比如：“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鲁迅之所以注意到这种现象，而提出来加以研究，是因为他看到我国的文艺与国民精神互相渗透、互为因果的结果，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如果不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那么中国的文艺和国民精神都要无限地堕落下去。而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从事文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性，所以他急于要改变这种状况。鲁迅从物理现象出发，悟到要打破恶性循环，必须用新的物质力量去突破原有的封闭系统。“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麻油如此，文艺也是如此。“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所以鲁迅号召作家道：“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³⁴⁾

在这些地方，也就充分体现了鲁迅辩证思想的革命性。他研究矛盾转化的目的，是希望能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而不是装点门面。所以他对于那些虚假的变化，总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尽管有些人不再歌吟花月，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但鲁迅认为：“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³⁵⁾鲁迅追求的是本质的转化、真实的转化。

四

鲁迅既然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去掌握辩证法，所以他决不用辩证法的概念和范畴去硬套生活现象，而是根据生活实际总结出辩证规律；他不仅用辩证法来解释生活，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改造生活。

鲁迅之所以能坚持辩证法，是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的。鲁迅一生追求革命，做事讲究实效，不尚虚名，所以不肯讲过头话，不愿做过头事，因为那只能图一时之痛快，或者可以邀功请赏，而于实事无补。所以当形而上学猖獗之时，鲁迅能够不为所动。比如，在一九二八年，正当许多文人都自称突变为革命文学家，许多刊物都标榜为革命刊物时，鲁迅却为他所编辑的《奔流》杂志拟了一则与众不同，颇为别致的贺年辞：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过了一夜，又是一年，人既突变为新人，文也突进为新文了。多种刊物，闻又大加改革，焕然一新，内容既丰，外面更美，意在报答惠顾诸君之雅意。惟敝志原落后方，自仍故态，本卷之内，一切如常，虽能说也要突飞，但其实并无把握。为辩解起见，只好说自信未曾偷懒于旧年，所以也无从振作于新岁而已。倘读者诸君以为尚无不可，仍要看看，那是我们非常满意的，于是就要——敬贺新禧了！

当然，鲁迅这种态度是不合时宜的，必然要遭到攻击，作为不革命以致反对革命的典型。但辩证法却喜欢捉弄人，“原落后方，自仍故态”的杂志，倒是办得扎扎实实，于革命文学事业很有助益，而那些“大加改革，焕然一新”的刊物，却无非是一种点缀而已；被指为落后，遭到批判的鲁迅，其实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那些自称突变为新人的作家，有许多倒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或竟是狮子身上的害虫。

鲁迅能坚持辩证法，又与他主张亲知的认识论有关。鲁迅办事，从不根据道听途说或想当然耳，他强调亲知，强调实践，这样获得的知识，比较可靠，也比较全面，可以避免表面性和片面性。鲁迅也反对单靠书本来认识世界，他曾批评“自以为无所不晓”的秀才们，说“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样的话是“自负的漫天大谎”⁽³⁶⁾。在鲁迅看来，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获得对事物的实在的认识。他说：“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³⁷⁾当然，这并不否认书本知识的可靠性，但可靠的书本知识，也是前人实践经验的积累。鲁迅说：“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³⁸⁾所以鲁迅赞赏那种敢于创造、勇于探索的人，他对第一次吃螃蟹的人表示佩服，就是这道理。而且，世间事物的性质往往是复杂的，要想全面地掌握它，还须从多方面去加以认识。鲁迅在《水性》里谈到，对于水性，要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水能淹死人，但模样柔和，容易上当；二，水也能浮起人，要利用它这一面，设法加以操纵；三，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而这些认识，都只能通过实践才能获得。(www.xing528.com)

鲁迅能坚持辩证法，还与他有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有关。周扬说：“鲁迅除了天才以外，主要的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³⁹⁾有许多人，就是因为缺乏这两条，所以只能看到表面的现象，不能掌握辩证法；鲁迅有了这两条，所以见事分明，深入底蕴，也就易于辩证地看问题。比如，他对于二丑、隐士、魏晋文人的分析，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因为这些人都是表里不一，将真相掩藏在表象后面，倘不是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刻的了解，是不能看出底细来的。且以《二丑艺术》为例。这里面所写的二丑，不同于扮演恶仆的小丑，也不同于扮演义仆的老生，前者只会作恶，到底灭亡，后者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性格都比较单一，而二丑则颇有点上等人模样，虽然“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但他一面又要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搔着头装鬼脸。这是颇能迷惑一些人的。鲁迅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这就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其实，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矛盾，辩证法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事物的矛盾性。但要抓住矛盾的实质，是需要相当的知识和阅历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著作富有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无疑加深了他的辩证思维的深度。鲁迅在《反“漫谈”》里说，他对于“教育当局”的了解，“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的。可见把握事物的本质，的确不易。所以鲁迅在给颜黎民的信中说：“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这就是说，要读懂鲁迅这些鞭辟入里的文章，同样需要有社会阅历和历史知识做基础才行。

【注释】

(1)《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2)《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

(3)《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4)《华盖集·北京通信》。

(5)《热风·随感录四十九》。

(6)《热风·随感录四十九》。

(7)《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枙丰收枛序》。

(8)《且介亭杂文·序言》。

(9)《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10)《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11)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

(12)《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枙活中国的姿态枛序》。

(13)《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4)《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15)《枙思想·山水·人物枛题记》。

(16)《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17)《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8)《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19)《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八）》。

(20)《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八）》。

(21)《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1页。

(22)《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

(23)《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24)《华盖集·通讯》。

(25)《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26)《而已集·革命文学》。

(27)《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28)《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29)《自然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30)《而已集·小杂感》。

(31)《花边文学·“彻底”的底子》。

(32)《花边文学·读几本书》。

(33)《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4)《坟·论睁了眼看》。

(35)《坟·论睁了眼看》。

(36)《南腔北调集·谚语》。

(37)《而已集·读书杂谈》。

(38)《南腔北调集·经验》。

(39)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