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世界：杂文中的历史观念探析

鲁迅杂文的历史观念

一

由于《青年必读书》的答案和由此而引起的论争，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鲁迅是反对读古书的。这印象当然有根据，但也并不尽然。

鲁迅的确曾劝告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那是因为怕他们读了“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¹⁾。这个意见，直到后期，他都坚持。比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刘炜明信中就说道：“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作为研究，看看也不要紧，不过深入之后，就容易受其浸润，和现代离开。”但同时，他又看到，现实和历史是紧紧相联的，“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²⁾只有熟悉历史，才能够准确地把握现实。因此，鲁迅对古书加以区别对待：反对读经，而主张读史。

所谓经，是指儒家的经典。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它是被人们当作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的教科书来读的。它俨乎其然地教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却熏陶出了一批沽名钓誉，投机取巧的利禄之徒。因为在这些经书里面有着“瞰亡往拜”、“出疆载质”之类的最巧的玩艺儿，“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³⁾所以鲁迅竭力反对读经，也就是反对以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来继续坏人心术，反对以儒家思想继续统治中国。而史书则不然。它记载着许多历史事实，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人们常说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但鲁迅看过之后，却明白了：何尝如此。他说：“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所以他主张读史，也就是要人们知古而通变。“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⁴⁾

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些人因为不懂历史，而弄得是非颠倒的。鲁迅在杂文中曾经予以批评。比如，一九二九年西湖博览会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于征求遗物时，末后有一类是“落伍者的丑史”，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丑史”的目录中，又有“邹容的真实”，这就使人感到古怪了。其实邹容倒真是革命先烈，他在满清时，做了一本《革命军》，鼓吹排满，自署“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此书影响很大，邹容终于被捕，死在囚牢里。现在革命成功，这位“革命军马前卒”却被当作“落伍者”了。鲁迅闻之，即写了一篇《“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指出历史真相，并感慨道：“听说中山先生的自叙上就提起他的，开目录的诸公，何妨于公余之暇，去查一查呢？”“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如果说，上述例子是由于不懂历史而将美当成丑，将先烈当作落伍者，那么，下面的例子则可说明，不懂历史也可以把丑当成美，把入侵者的战绩当作老祖宗的功勋而引为自豪的。三十年代的报纸上不就有人把成吉思汗征服欧洲看作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吗？一查蒙古史，不对了。原来蒙古人的征服俄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所以，鲁迅讽刺道：“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⁵⁾

不了解过去，忘记历史，不但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且还意味着对于革命的背叛。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人们就忘却了这段革命历史，于是，许多民国国民其实成了民国的敌人，他们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意中别有一个国度。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针对着这种情况，鲁迅沉痛地说：“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⁶⁾

正因为有鉴于熟悉历史的重要性，所以直到后期，鲁迅仍不断地强调修史和读史：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⁷⁾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⁸⁾

“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⁹⁾

有一次，一个青年向他请教该读些什么书时，鲁迅甚至把历史放在哲学之前，说：“据我的私见，首先是改看历史，……其次是看唯物论”⁽¹⁰⁾。也许，有人会对此加以非难，说鲁迅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殊不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最重视历史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在另一处又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鲁迅是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来达到这一见解的。

鲁迅不但重视历史，强调读史，而且在实践中还掌握了一套研究历史的方法。

首先，研究历史要根据历史文献，而不可根据文艺作品。因为史籍是纪实的，而文艺作品则难免虚构和夸张，比如，“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历史上的曹操并非如此。鲁迅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这是鲁迅研究了历史资料而得出的结论。

其次，对于历史资料也要进行鉴别，不可一味轻信。且不说由于见闻所限和思想方法上的缺陷，记载和论断难免片面以至于失实，单是政治因素，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就严重地影响史料的真实性。古人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鲁迅是深知此中三昧的，他说：“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¹¹⁾还有男权主义的传统观念，也使得文人和史家们对国家兴亡的记载产生偏差和失实。他们大抵把女人说成祸水。对此，鲁迅也大不以为然。他说：“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¹²⁾所以在甄别史料时，必须自己放出眼光来，加以分析、判断，这才能较为准确地看出历史的真面目。鲁迅对曹操如此推崇，就是他不盲从史料的证据。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关系，鲁迅也持有与众不同的看法。据郁达夫说，鲁迅曾想写一部关于杨贵妃的历史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¹³⁾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终于未能动笔。

再则，对于不同的史籍，鲁迅也是加以区别对待的。读史，一般人总是以正史为据，鲁迅则不然，他虽然并不否定二十四史的作用，但却更重视野史和杂记。这是由于修史者所处的官民的立场的不同，所以可靠性的程度也不一样。“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官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褒贬的，但是，隐晦得很，谁有这么多心眼来猜闷葫芦。对于这种史书，鲁迅作过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¹⁴⁾民修的野史就不同了。鲁迅说：“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¹⁵⁾“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¹⁶⁾鲁迅自己就是看了大量的野史杂记，从而对历史有了较深入的见解的。

总之，在鲁迅看来，治史决不能盲从史料，也不能“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而要“具有史识”⁽¹⁷⁾，这才能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来。

二

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有时可能倒退，有时会在新的条件下重演。所以，有些历史现象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许多人似乎都感觉到了，因而史论常常变成了时论，某些历史研究领域也会变成禁区。鲁迅用一句话道破个中秘密：“‘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¹⁸⁾

统治者及其帮闲悟到了这一点，就竭力为其祖宗辩护，因为他们的统治术就是从古代封建帝王那里继承下来的。否定了古人，也就否定了他们自己。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么？”⁽¹⁹⁾

改革者悟到了这一点，就通过历史来观照现实，以加深对现实的认识，并且在专制主义的高压下，学会一套借古讽今的手法。鲁迅所说的：“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²⁰⁾；“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²¹⁾；“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²²⁾；等等，都是悟道之言。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鲁迅的杂文总是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考察，用揭露历史的方法来揭露现实，并预测将来。

鲁迅所处的社会，是一个腐朽、没落、衰败的社会。统治者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而对本国人民则是凶残地压榨和虐杀。如何认识这个社会？如何观测这个社会的发展前途？鲁迅就是求助于历史的，因为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社会，研究历史上的衰败时期有助于对现实的衰败社会的认识。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²³⁾鲁迅这段话是在一九二五年说的。果然，到了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政府的凶酷和残虐就更厉害了，演出了枪杀学生，通缉教授的丑剧，鲁迅自己也过起了避难生活，最后只好离京出走。而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窃取政权之后，对人民的残酷统治就更变本加厉，结果是日本兵打进来了。

但鲁迅并不绝望。因为他从历史上看到，专制统治总是要走到它的反面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他一面指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凶残，一面看出了新的斗争前景：“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²⁴⁾而他在临离别北京时，给青年的赠言则是：“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²⁵⁾正是由于历史的启示，使鲁迅坚定了斗争的信心，在黑暗中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光明，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历史和现实相似之甚，有时的确是惊人的。不但整个轮廓相似，而且连具体做法都十分相似。比如，对外屈膝投降者，对内必要残杀英才。这两者是有必然联系的。因为不将国内的反抗力量镇压下去，不将有用之才杀光，无能的统治者就无法实施其卖国投降政策。鲁迅通过总结历史的规律，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说：“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²⁶⁾以此观照现实，则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对于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血腥屠杀，其用意，其目的，也就昭然若揭——无非是为迎接侵略者扫清道路；其后果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这个朝代很快就要灭亡。一九三五年春节期间，报上登出了一篇“现代阔人”蒋介石的代言人的大文：《敌乎，友乎？》，竟连日本侵略者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鲁迅说：“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²⁷⁾要是缺乏历史知识，对于这种改头换面的事，是未必能识破的。但只要熟悉历史，就会看到这类事情在历史上实在是多得很。鲁迅早就指出过：“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²⁸⁾可见眼前的事，无非是历史的重复而已。

而且，古今丧权辱国的统治者的心理状态也是相似的：他们对外愈屈辱，对内愈要摆足架子，讲究礼数。鲁迅说：“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唯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²⁹⁾晚清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抵制外来的新思潮，提倡儒家的旧礼教，企图用烦琐的礼节来维持其名分和尊严，其心理状态是相同的。

不但如此，连对敌对者造谣陷害的手法，古今的统治者及其帮凶也是一脉相承的。当左联成立的时候，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齐纷纷的宣传起左翼作家拿着苏联卢布之说来。这很迷惑了一些人，同时，给当局以迫害的口实，当然也使左翼人士愤慨。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花样，鲁迅说：“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³⁰⁾熟悉历史，是便于识破敌人的阴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里转载了许多敌人攻击他的文章，并说：“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然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鲁迅自己既然从历史的记载中吸取了许多认识论的资料，他自己也要留下一些资料给后人，供他们作为认识现实的参考。

由于鲁迅对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所以对现实的认识就比别人深刻，而对事态发展的预测也比较的准确，在生活的航程中也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当然，也有出乎鲁迅意料之外的。因为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今天的统治者往往比过去的统治者更加阴险残酷。对于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鲁迅就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³¹⁾因为“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³²⁾对于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的大屠杀，鲁迅也曾说过：“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³³⁾但就在这种新的形势面前，鲁迅仍常常求助于历史，用历史的答案来解开现实之谜。鲁迅曾经下工夫研究过魏晋六朝的历史，那是在袁世凯特务统治之时。显然，鲁迅并非沉溺在碑帖和骈俪中避世，而是因为六朝的混乱与黑暗和袁朝有点相似，他是从历史中寻找启示。蒋介石政变之后，鲁迅重新将研究六朝文史的心得加以整理，作了一次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将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用讲历史的方法，让听众对现实有所认识。我们只要看看其中对于嵇康阮籍等人被迫害情况的分析，就可见其历史分析对认识现实问题多么有用。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鲁迅认为，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所谓崇奉礼教的，是用以自利，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这就像原来是压迫民党的军阀，到得北伐军势力一大，也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了，并以反三民主义的帽子来定罪，杀人，弄得真的信徒倒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其实这些人倒是迂夫子。……这里，鲁迅的见解是非常透辟的，真是发人所未发。他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考察，既照亮了历史，也洞察了现实。

鲁迅是不是搞影射史学呢？不是，他用的是“刨祖坟”的方法。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历史上的事物和现实中的事物具有不同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硬接上去的，所以牵强附会；而后者则是找到了历史上的事物和现实中的事物一脉相承之处，所以既贴切而又深刻。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给萧军、萧红信中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就是这个意思。虽然由于战斗频繁，后来他并没有做整本书来“刨祖坟”，但在杂文中，这种方法是用得很多的。如《隔膜》、《买枙小学大全枛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杂文中所谈的明清的文字狱和虐杀情况，也就是刨蒋介石的祖坟。因为国民党权力者当时所做的，都是渊源有自。鲁迅在写上述杂文的前不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前几月的《汗血月刊》上有一篇文章，大骂明末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加以亡国之罪，则手段之相像，他们自己也觉得的。”⁽³⁴⁾可见他写这些考史的杂文，现实的针对性是很强的。

三

鲁迅的历史观念在杂文创作中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他在评价某一事物的时候，总要考察该事物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渊源，从而保证了他的见解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鲁迅一向注重历史地看问题，反对世间所谓“就事论事”或“就诗论诗”的方法，要求从事物的联系中全面加以考察。他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³⁵⁾这里所谓“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意思。

正因为鲁迅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分析，所以他能纠正别人的偏颇，而道出事物的真相。比如，对于清代学术，人们大抵是十分推崇的，有些学者谈起来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前代所未有的。这看法当然也有根据：“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但是鲁迅却看到了另一面：“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³⁶⁾鲁迅并不否定清代考据学的成绩，比如对杭世骏在《订讹类编》里对于铁铉长女诗的考证，就非常赞赏。铁铉是因为反对永乐夺位而被油炸的，两个女儿则发付教坊，叫她们做婊子。但有人说，后来二人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但这其实是假的。事实上永乐是非常凶残猥亵的，这只要看他的上谕便可知。杭世骏是认真的考据学者，他考出了相传铁长女的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这虽然很煞风景，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清代学术既然是在异族统治，政治高压的历史背景上产生的，当然不能正常的开展，有些人就走到为考证而考证的路上去，变成狸猫换太子的学者。鲁迅指出：“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³⁷⁾哦，原来博识之风，学者面目是这样形成的！那么，历史情况既已改变，我们今天就大可不必恪守此种家法，而不肯开展了。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于魏晋风度的看法。人们一提到魏晋人物，就想到他们轻裘缓带，饮酒清谈，不拘礼节，一定是很高逸，很舒服。但据鲁迅研究的结果，说：“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他们的这种作风，同饮酒吃药有关。当时的名士时尚吃一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之后，皮肉发烧，为防擦伤，不能穿窄衣，所以衣服宽大，披头散发，不鞋而屐。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要赶快吃冷食，饮热酒，所以弄得“居丧无礼”，非常随便。而他们这样做，又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比如阮籍之沉溺于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酒醉而得到别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³⁸⁾既然魏晋风度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那么，后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硬要学这种风度，就大可不必了。这就如不吃药的人，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那就很无聊了。

还有对于严复的评价，也很能说明问题。严复是晚清著名的翻译家，他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影响很大。他对翻译自有主张：“译事三难：信、达、雅。”这本来是较全面的说法，但因为有一个“雅”字，就被后来主张宁错而务顺的人引为同调，同时也遭到反对者的一并指责。如瞿秋白在批评错译主义者的时候，就把严复也骂在一起了。鲁迅认为“这是冤枉的”，指出两者在实际上差别很大。严复在翻译上是花过一翻工夫的，极明显的例子是，他为了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³⁹⁾而所以如此发展，又有一定历史原因的。因为那时的留学生没有后来那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严复要介绍西方的社会学说，就只好用当时流行的桐城派古文来翻译，他的《天演论》连字的平仄也都留意，真是音调铿锵，感动得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为其写序，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这使得《天演论》在“士”人中影响很大。但严复自己是不满意这种译法的，他在序例上声明道：“什法师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他自己后来的译书，如《名学》、《法意》、《原富》等等，就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点。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情况，是无法正确评价严复的真价值的。

鲁迅对于文学现象的研究，不但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来分析，而且总是从发展过程中来考察其历史渊源。比如，对于流氓小说的出现，鲁迅就追溯到孔墨的不满现状。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虽然“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但“乱”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他们依靠的是天子与权贵。继“侠”而起的强盗，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⁴⁰⁾其实，鲁迅也并未全盘否定《水浒》，他只不过指出其思想局限罢了。这种思想局限，在封建性的社会里是相当普遍的，英国的罗宾汉故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这还是好的，由此再发展下去，就出现了许多公案小说：“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⁴¹⁾然而侠和盗都是有危险性的，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盗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出现。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十分威风。这样，也必然会出现流氓文学，《九尾龟》就有这种味道。如果再降下去，这类人就会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流氓文学出现的历史渊源，鲁迅又从才子佳人小说中加以追溯。中国除了武侠小说之外，影响较大的又有言情小说，《红楼梦》是其佼佼者，这对后来的才子们影响很大。晚清的许多才子跑到上海的十里洋场上来，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青年姑娘聚集在一起，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他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成为在婊子那里得胜的英雄豪杰，于是出现了才子加流氓的小说。鲁迅说：“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⁴²⁾这后来，新的才子佳人小说又流行起来。这与当时婚姻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有关，也多少受了点翻译过来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⁴³⁾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这才受到打击，而且由于易卜生的剧本的介绍，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作品的出现，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子出现的婚姻问题，也就跑掉了。但是，社会思想的渗透是很微妙的，它有时会深入到反对者的骨子里去。在上海的洋场上既然有着这种历史传统，又仍旧存在着相应的社会基础，在鲁迅看来，尽管提倡“革命文学”了，但如果作家不认真加以改造，仍难免会出现新的才子加佳人或才子加流氓的作品，这是值得警惕的。

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分析方法是：从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表现；又从社会状况的历史变化，来看文学思想和艺术形象的相应的发展。这样，鲁迅对事物的描述就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

四

在鲁迅的杂文中，还有大量篇幅是攻击中国固有文化的，并且对中国历史系统作出批判。鲁迅在评价历史事物，进行历史批判时，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他从维护人的尊严出发，猛烈地抨击那种压迫人，奴役人的社会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旧文明，从而要求获得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

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明确地提出“‘人’的价格”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点，对中国历史进行反思，于是尖锐地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任凭那些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但鲁迅认为这些措辞太绕弯子了。他说：“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历史的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所谓“治”的时候，无非是有一个一定的主子，厘定出一套奴隶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百姓可以按着这样做，就是“皇恩浩荡”了。但一到乱起来的时候，这套奴隶规则就被打碎了，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老百姓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强盗来了当作官兵被杀掠，官兵到了，又被当作强盗一伙被杀掠。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使他们能暂时做稳奴隶。

也许有人会指责鲁迅，说这是历史循环论。但在鲁迅看来，正是这种循环着的历史，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鲁迅是不满于这种循环的，当然，他不是要回复到“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去，而是要求打破这种循环，创造新的时代。他说：“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在鲁迅看来，造成中国历史长期循环不前的原因，一是封建等级制度，二是唱不完的老调子，没有新思想。他引了《左传·昭公七年》的一段文字：“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说明中国的等级制度是何等古老、何等严密！鲁迅指出：“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⁴⁴⁾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相应地出现了门阀制度，“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相比并。”⁽⁴⁵⁾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发展呢？难怪鲁迅把民间常说的“他妈的！”这句口头禅说成是“国骂”，认为它是小百姓瞄准高姓大族的血统的一种反抗。这说法虽然有些牵强，但鲁迅对于门阀制度的深恶痛绝，却是由此可见的。由这种等级制度产生、并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旧文明。中国尽管改朝换代很多，但长期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唱来唱去是这个老调子。“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⁴⁶⁾，一个朝代唱得灭亡了，新的朝代再接着唱，没有新文明，没有新思想，因此中国社会永远没有进步。

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并非单纯从学术上对孔子学派的再评价，而是对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旧文明的批判，因为这种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吃人的文明。鲁迅说：“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⁴⁷⁾这也就是《狂人日记》中所说的，中国历史满纸都写着仁义道德，但从字缝中可以看出两个字来，是“吃人”。这是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代表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为了开辟新的道路而对于旧文明旧势力的扫荡。在鲁迅的时代，保守的势力非常强大，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倘不加以扫荡，中国人是无法生存的。

鲁迅对于中国历史制度和旧文明旧道德的批判，使我们想起了德国批判哲学的批判。德国思想界的反封建斗争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开始的，对宗教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因为否定了对天国幸福的幻想，必然导致对现实幸福的追求，于是对宗教的批判就发展成为对现实制度的开火，而人的解放，人的本质的发现则是这个思想运动的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⁴⁸⁾中国的情况自有它的特殊性。宗教的力量没有像在西欧那样取得那么大的统治地位，但政教合一的历史现象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儒教的统治里。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不但儒家思想登上了国家哲学的地位，而且儒教之徒也直接参与了封建统治。所以，在中国，反封建斗争必然从打倒孔家店开始。鲁迅的杂文以大量篇幅用来批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旧文明和儒家所赞扬的历史制度，并提出了“人”的价值问题，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因为中国的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也只能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这一点，倒是同德国的情况相一致的。这也就是鲁迅早期所说的，只有个性解放了，沙聚之邦由是变为人国。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鲁迅才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重视思想批判和思想解放的意义，固然是启蒙主义者所具有的特点，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现实变革的先导。思想观念固然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产生的，但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制度的存废起着重大的作用。鲁迅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⁴⁹⁾正因为鲁迅看到了群众思想觉悟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所以他才一再坚持“思想革命”的办法。当然，产生这种群众思想还有更深刻的物质原因，即中国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程度和由此决定的物质生产关系。要改变这种“国民性”还需发展物质生产，改变生产关系。但社会制度的变革如果不与“思想革命”同时进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鲁迅的意见是深刻的，不能简单地用前期思想的局限性一句话来抹煞。恩格斯的晚期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分析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不也说过这样的话吗：“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不中用的，而且尽管不中用，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不中用，就可用臣民那相应的不中用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着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群众思想的作用也是非常看重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鲁迅前期的观点，到后期，他就从“人的觉醒”进到“阶级的觉醒”了。但事实上，在鲁迅后期，只有对人的价值加深了理解，将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但并没有抛弃对人的价值的追求，对人格尊严的尊重。这一点，我们只要从他对酷刑、剥皮、屠杀这类灭绝人性的凶残行为的痛恨就可看出。不管这种暴行是出自酷吏、暴君之手，还是出自农民起义的领袖之手，对于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鲁迅是一概加以谴责的。

总之，对人的价值的重视，是鲁迅彻底反封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历史观的一个突出特点。而这种人的解放，是直接与社会解放相联系的。只有群众认识到自己的人的价值，从封建的桎梏下获得人的解放，中国社会才能彻底地解放。

【注释】

(1)《华盖集·青年必读书》。(www.xing528.com)

(2)《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3)《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4)《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5)《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6)《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7)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

(8)《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9)《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10)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信。

(11)《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2)《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

(13)郁达夫：《奇零集·历史小说论》。

(14)《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15)《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16)《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17)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

(18)《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

(19)《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20)《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21)《集外集拾遗·又是“古已有之”》。

(22)《华盖集·答KS君》。

(23)《南腔北调集·枙守常全集枛题记》。

(24)《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25)《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26)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27)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28)《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

(29)《坟·看镜有感》。

(30)《二心集·序》。

(31)《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32)《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33)《三闲集·通信》。

(34)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信。

(35)《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36)《花边文学·算账》。

(37)《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

(38)《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9)《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40)《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41)《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42)《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43)《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44)《坟·灯下漫笔》。

(45)《坟·论“他妈的！”》。

(46)《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47)《坟·灯下漫笔》。

(48)《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枛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49)《华盖集·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