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揭示旧社会的批评

鲁迅杂文的社会批评

鲁迅曾慨叹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认为此种状况，“实在不佳”⁽¹⁾。并且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²⁾

鲁迅自己的文章，则一向着眼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无论是前期杂文还是后期杂文，无论是泛论时事还是实指人事，其实都是对旧社会和旧文明的批评。而且，他的批评总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人们常常称誉鲁迅的作品是现代中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的确，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问题，都深刻地反映在鲁迅的作品中。鲁迅所生活过、揭露过、抨击过的社会是已经过去了，但社会有它的承续性，历史无法割断，今天的社会问题与昨天的社会弊病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研究鲁迅杂文对于旧社会和旧文明的批评，就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考察，同时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

鲁迅对于旧社会和旧文明的批评，首先表现在他对旧中国十全停滞的社会生活的解剖。

早在一九〇七年，当鲁迅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思想时，他就针对我国的社会弊病进行批评。特别把那种妄自尊大，死抱国粹，笃古自欺的思想，看作进步的大敌。五四时期，他用很多笔墨来批判国粹主义，也是这种社会批评的继续。“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³⁾但特别的东西未必定是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古老的社会，所谓“国粹”就是那种封建性的东西；而保存“国粹”，也就意味着保存封建主义。这样，必然要脱离世界的进步潮流，而自己走向死灭。鲁迅把那些国粹主义者比作北京的推土车者。这种推土车者向小胡同的住户们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然而并不运走，却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使得一些房子只有一半露在街面上。鲁迅说：“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因为在那时，“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⁴⁾

由于保守的结果，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想就长期凝滞不变。尽管一些爱国自大狂者以“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诩，而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早已非常发达，中国人却还过着一种“十全停滞的生活”。鲁迅指出，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这种“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浸入血管，流布全身。于是，不但风景有十景；而且“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年长日久，必然会有所破坏。对十全停滞生活的破坏未始不是好事，但也要看是怎样的破坏。“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鲁迅赞扬卢梭等辈是“轨道破坏者”，认为“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⁵⁾。这种破坏，为新的建设扫清了地基，当然是积极的。但中国却缺少这种积极的破坏者。并非中国人没有思想，看不出问题，只是由于世故太深，决不肯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以免被大众的唾沫淹死。鲁迅举出孔丘为例，认为他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却说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是《春秋》笔法，用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于是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中国的圣人、思想家既然不肯破坏旧轨道，于是出现了两种消极的破坏者：寇盗式的破坏者和奴才式的破坏者。

寇盗有内外之别。外寇的破坏当然不会带来新的建设，他们的目的是来掠夺子女玉帛，或干脆想“入主中华”；内寇的破坏也不会带来新的建设，因为他们的最高目的是争夺帝位，取而代之，也并没有什么新的社会蓝图。古时候，秦始皇很阔气，刘邦看见了，感叹道：“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见了就说：“彼可取而代也！”他们要“取”的，或要“如此”的是什么呢？鲁迅认为：“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⁶⁾如果说还有什么理想，那就是求神仙祈长生不老而已。但是，这种理想，与社会发展又有什么相干呢？所以中国尽管常常改朝换代，但是，总是在外寇的刀斧下或者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除了增添几个忠臣节士烈妇烈女之外，社会却并没有进步。

所谓奴才式的破坏者，是指那种只图一己的极小的私利，而毫不可惜地破坏社会国家财物的人。杭州的雷峰塔，就是被这种人破坏了的。因为乡下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这种破坏虽不同于寇盗式的掠夺，但人数既多，创伤极大，其结果也会使得社会倒败，只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鲁迅慨叹道：“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他要求我们留心堕入这种破坏者里去，而呼吁要有“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坏者”⁽⁷⁾。

但是，中国的社会太陈旧了。要在这样陈旧、停滞的社会里培养出内心具有理想之光的革新者，是非常困难的。本来，青少年应该是社会最活跃的力量，最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但在封建主义的中国社会里，青少年却被老年人压制得不能动弹。首先，在教育思想上，那时的信条是：驯良，听话；并用封建家族制度和父权思想牢牢地束缚住人们。“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⁸⁾结果是使得青少年“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⁹⁾这样的教育哪里能够培养出有出息的人才呢！其次，在社会活动上，那时的一些老年人也违反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硬是不肯让道。鲁迅指责这种人，“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并且指出：“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萎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所以社会上的状态，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弯腰曲背时期，才更加‘逸兴遄飞’，似乎从此以后，才上了做人的路。”⁽¹⁰⁾然而，弯腰曲背、神经血管都变质了的社会活动家，哪里还有什么创造性，哪里还能进行革新呢！

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凝固了，任何的改革都无法进行。因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¹¹⁾。特别是老先生们，一心想保持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即使被迫开了一个窗，也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鲁迅感叹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¹²⁾

这样的社会，对于外来的新事物，当然是拒斥的。长期以来，中国人总以中原上国自居，自持开化发达得早，精神文明程度高，把四方邻邦，都看作蛮夷小国，认为无可师法，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总是排斥，待到看到有些可靠，这才稍稍地起了一些变化。“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¹³⁾鲁迅曾举佛教的传入为例，作了分析。佛教刚入汉土时，作为外来的事物，当然是大受排斥的，但不久士大夫看到它可资利用，就加以改造，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佛教完全中国化了，机运已经成熟，于是就说什么儒道释“三教同源”了。对于基督教、回教的办法，也是如此，所以悟善社里的神主就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这样的事，在现代就更多了：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甚至，挂牌“西法镶牙补眼”的医生，也还是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都不懂；至于新思潮的传入，改变之大，更不待言，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叫得热闹非凡，连这些主义的涵义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些主义的作品也没有翻译，于是各各以意为之，各人所谈各不相同。所以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¹⁴⁾。那时，还嚷嚷什么“科学救国”，叫了很多年。这当然是好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可比。但不料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之光大。据说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灵乩是合于科学的，等等。这真叫人从哪里说起。正如老子所说的：“与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还有什么办法呢！所以鲁迅又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¹⁵⁾

封建性的十全停滞社会的另一个特产，就是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但是办事效率极低的官僚衙门。在这些衙门里办事的官员，从不为国家的前途，社会的福利着想，他们以猎取个人利益为目的，以推卸责任为能事。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曾经描写过几位主管官员在处理前清内阁档案时的活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有一位是深研旧学，博识前朝掌故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现在，装大内档案的麻袋也正在不断地减少，这是被工友们拿出去变卖了，他担心时间一长，麻袋减少得多了，放麻袋的敬一亭也照例会烧起来。为逃避责任计，于是就到教育部商议一个处理的办法。而教育部主管文物的社会教育司司长，对中国的国情也了解得很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这两人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就把事情拖延下去，“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后来，来了一位F先生做教育总长，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因为听说麻袋里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于是要大举清理了。他清理的目的是在获得一些蜀刻和宋版，至于那些不要的东西，他仍然不加处理，一任其堆放着。因为“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

这三位官员，无论是“要办”或“不办”，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没有一个是想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的。至于公共财物的受损失，他们是决不顾及的。所以，鲁迅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旧中国的政府在任命官员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这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如何，也不管他对所管的工作是否内行，而是取决于其他因素。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曾描述过种种情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以科举取士。“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民国之后，科举制虽然废除了，但是余波尚存，“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¹⁶⁾二是以某种地位领导各个部门。如果他是部长级官员，那么他既可以长这个部，也可以长那个部，至于他是否有能力领导这些部，那是可以不管的。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三是凭借某种特殊关系做官，因而做官有着特殊目的。鲁迅在北洋军阀时代的教育部所目睹的一打以上总长中，就有这样的情况：“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还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的。”指望这些人来把工作搞好，当然是缘木求鱼。鲁迅仍以教育部为例，指出：这些“教育当局”，目的并非来办“教育”，“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所以万不能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有些人一本正经和这些“当局”谈教育，那简直是书呆子气十足。鲁迅说：“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虽然，在这些当局中，也有些人似乎常常有所举动，但那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过是例行公事，装模作样而已。比如，在鲁迅所见过的那些教育总长中，有两位是确实也常常正襟危坐看条陈，而且还常说“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是不是他真的在调查研究，留心教育了呢？非也。鲁迅经过长期观察，终于悟出此中奥妙：“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¹⁷⁾

这种官僚，本来就够昏庸的了，更有甚者，还要受到部下的包围和蒙蔽。据鲁迅的观察，在中国，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即指名人、能人和阔人等），则不问其“猛”之大小，在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是，在内，是使该猛人更加昏庸，有近乎傀儡之势；在外，是使别人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这些包围者在猛人面前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但在外面却是谬妄骄恣，不可一世，但猛人无法知道其真面目。袁世凯称帝时，包围者是连报纸都特印了给他看，说是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这一出戏也就闭幕了。不过猛人虽然会倒，但包围者却不会覆灭。因为他们会立即离开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鲁迅认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他想设计一个包围脱离法，但终于没有找到妥当的办法。⁽¹⁸⁾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在特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背景上，总要形成某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旧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制度和十全停滞的社会生活，当然也不能不在社会思想上形成某些特点。虽然，从本质上说，这些思想特点是从属于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但是，当这些思想一旦产生，它就会影响整个社会，因为“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¹⁹⁾

正因为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思想特点弥漫在整个社会，所以鲁迅曾把它称之谓“国民性的弱点”。他对旧社会旧文明的批评，也十分尖锐地针对着这种“国民性的弱点”。

鲁迅在杂文中所批评的“国民性的弱点”，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好走极端

中国儒家社会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是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鲁迅不是反对过中庸之道，而提倡斗争的彻底性的吗？为什么他又把好走极端看作中国社会思想的重要弱点呢？

的确，鲁迅是反对中庸之道的，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章里曾作过详尽的发挥。但鲁迅所反对的着重在这两点：一是折衷主义思想。持这种思想的人对社会矛盾采取调和态度，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公允、平正、没有偏颇，实际上却偏袒反动势力，或者放弃斗争，与他们妥协，对革命者起了麻痹的作用。鲁迅从历史的经验中引出教训，认为：“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²⁰⁾所以他提倡打落水狗精神，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思。二是骑墙态度。抱这种态度的人在社会斗争面前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而是随风转舵，见风行事。鲁迅在分析“持中”真相时曾指出：“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²¹⁾。鲁迅是主张一个人应该有分明的是非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态度的，“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²²⁾

鲁迅对社会生活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他能够透过表象而看到实质。即以“中庸之道”而论，虽然历史上长期鼓吹，现实中也到处提倡，好像中国人都很中庸似的，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凡中国之事，是很少有节制的，如果这边退一步，而那边不进者极少，说不定还要进两步。所以他说“中国人非中庸者”。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来推定中国之非中庸：“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这就未免有些“过火”，也即是“走了极端”⁽²³⁾。

既然中国人好走极端，那么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鲁迅的看法是：“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孔子不是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吗？鲁迅指出：“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²⁴⁾

二、迷恋争斗

中国人好走极端的结果，就产生了好斗的性格。鲁迅指出：“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²⁵⁾五四时期，鲁迅曾翻译过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在《国民公报》和《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就是针对着中国人的好斗性格的。也许有人认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家，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鲁迅却很不以为然。他特地写了译者序，来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是爱好斗争的：“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现在是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却还没有议和，打仗比欧战更长久。”鲁迅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日后的事实更证实了鲁迅见解的正确性。

那么，为什么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个性受到束缚的国民，却会产生这种好斗的性格呢？鲁迅的看法是，臣民的暴虐性格的形成，正是暴君统治的结果。而且“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处理案件时，“臣工”拟罪很严重，倒是“圣上”常常加以减轻。这并不完全是“圣上”为要博仁厚的美名而玩的花样，而是“臣工”的暴虐狂比“圣上”更甚。类似的事，在外国的专制制度下也是常有的：小事件如果戈理的《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如巡抚想放耶稣，而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当然，谁也不愿意身受其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拏‘残酷’做娱乐，拏‘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²⁶⁾这样不断地“选出牺牲”，最后能“幸免”的人是极少的，其结果是暴政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大家都身受暴政之苦。

三、不重实际

思想方法是与认识论密切相联系的。好走极端，不讲辩证法的人，往往也是不实事求是的。鲁迅认为，中国人还有着不重实际的弱点。

不重实际的表现之一是：好奇想。鲁迅说：“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常说中国人是专重实际的。其实并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²⁷⁾国难临头，大敌当前，不去做些切实的工作，却宣传买彩票救国，幻想靠大刀队杀敌；企求长寿，但又不愿停止纵欲，于是编造出彭祖御女而成仙的故事；想要报仇，但却没有拼命的勇气，就产生了一种奇想：哼的一声，鼻孔里放出一道白光，无论路的远近，都可将仇人杀掉，白光又可回来，使人摸不着是谁杀的；……这些卑劣、取巧的奇想，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甚至，那些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也不肯以不断的努力来求得上进，而只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算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更有甚者，只用力于抹杀别个来显示自己的高大。当然，这些都是虚幻的。虚幻的奇想，碰到实际的岩石上，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不重实际的表现之二是：爱面子。鲁迅认为：“面子”二字“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所谓“面子”呢？如果是为了荣誉而切实向上，这当然是好事；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倒是只要表面光彩而不顾实际的。鲁迅举了一个例子说：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很有些精神胜利法的味道。但在中国，这种实际上失利而还要硬争面子的事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有时还要争一些莫名其妙的“面子”，如：别人家出殡时，有人以争穿孝服为“有面子”；袁世凯将要称帝时，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时，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鲁迅说：“这时候，好像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²⁸⁾于是，“要面子”又和“不要脸”混同起来了。

不重实际的表现之三是：夸大狂。中国文章之夸大，中国文人之好作豪语，是世界有名的。所以有些话必须大打折扣。譬如，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便至少打一对折；说愁是“白发三千丈”，则至少打一个二万扣；而有些文人的慷慨激昂的陈词，其实是很不自量，无法做到的，简直应该折成零。而且，“这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²⁹⁾往往是开出大口，而不想兑现，于是，久而久之，说的是有口无心，听的也不以为意，简直成为一种仪式了。鲁迅指出，中国这种夸大狂作风是有历史渊源的，这与当时的政治情况有关。“《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蠭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³⁰⁾

由于这种浮夸之疾，病根已深，在中国又到处流行，以至侵蚀到革命的肌体中去了。于是，从事群众运动的人“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进行革命训练，就“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鲁迅认为，这种做法，是“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之一⁽³¹⁾。他反对将革命精神转成浮滑，认为这样下去，革命精神就会消亡，再下去就是复旧。

四、缺乏信念

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精神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中国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往往缺乏坚定的信念，而出现许多无特操的、善于变化的巧人。“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³²⁾

当然，中国人有迷信，但却很少“坚信”。比如，人们最尊皇帝，但一面又想玩弄他；也崇奉宗教，但与其说是“信”和“从”，还不如说是“怕”和“利用”。这样，就必然会出现无特操的、二重、三重思想的人。鲁迅在《小杂感》里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是因为佛、回、耶诸教都有专一的信仰，都有清规戒律，总要求有些操守；而道教却是五方杂处，无可无不可，特别是方士，更能迎合各种需要，就毫无特操可言了。所以，比较起来，道教更适合中国人的要求，而道士也就不为人所憎恶了。

当然，实际上中国的和尚尼姑之类早变了质，他们的信仰也并不专一了。鲁迅说：“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所以儒者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而和尚也会注《论语》、《孝经》或《老子》。耶稣教传入中国后，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看透其本质叫他们是“吃教”。鲁迅说：“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³³⁾

正因为目的在于“吃”，“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³⁴⁾

正因为目的在于“吃”，所以文人们没有坚定的理论主张，随着利益的转移而千变万化，而且还能引经据典，来辩护自己变化的理由。譬如说：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人帮忙的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³⁵⁾

正因为目的在于“吃”，所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名人们的政治颜色就会像“土耳其鸡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³⁶⁾。譬如：本来在北洋军阀政府麾下反对国民革命，大骂孙中山的“正人君子”，在北伐军取胜的时候，都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本来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大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机一到，就大叫反苏、反共、反对农工了。

在中国的社会上，这种现象比比皆是。鲁迅还举例说：“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拏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³⁷⁾

既然一切理论、信仰都是“吃”的手段，所以纵使千变万化，二重三重，矛盾重重，在衮衮诸公的脑子里是不会引起痛苦的，甚至也不觉得其矛盾。“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³⁸⁾所以那些聪明人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都吃得白白胖胖。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跟着他们兜圈子，却令人觉得可怜得很。鲁迅说：“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³⁹⁾

鲁迅很厌恶这种无信仰、无特操的巧人。他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但可惜，这种二重思想在中国太根深蒂固了，实在难以拔除。所以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时候，必然有人带着这种“二重思想”走进革命队伍。他们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批判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不彻底性，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却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于是，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也颓废得快。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曾形象地描绘过这类“革命文学家”的嘴脸：“‘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这样的投机家何止文学界有，那些肆意歪曲革命政策，在革命高潮中“左”得可怕，在革命低潮中又右得可以的，也正是这种人，鲁迅把他们斥之为狮子身上的害虫！

鲁迅的这些批评是非常尖锐的，当然要刺痛很多人，因而常常受到围攻、打击，但他毫不后悔，所以始终不曾停止这种批评。他说：“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⁴⁰⁾

鲁迅的这些批评是否过于偏激了呢？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因为鲁迅本来就不打算面面俱到地来评介中国国民性的优缺点，而要着重地揭发它的弊病，所以批评多于赞扬是很自然的。三十年代，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过一本“漫文”，叫《话中国的姿态》，其中有多说中国优点的倾向，鲁迅就表示不赞成，在为它写的序文中指出：“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的确，他自己的杂文就多批评中国的缺点，而很少说到优点的。但这并不是鲁迅看不到中国｀人的优点，也不是他对中国人失掉了信心。还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鲁迅就在《一件小事》中赞扬了人力车夫的崇高品质，一九二二年，他又写了杂文《无题》，通过一个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的店员的诚实的举动，写出自己的惭愧，“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而且，“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到了后期，鲁迅就说得更明确了。他在一篇题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并且指出，这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肋骨和脊梁。”

那么，鲁迅为什么老是描绘这种自欺欺人的脂粉，不断地揭露所谓国民性的弱点呢？因为在他看来，多讲本国的优点容易使人陶醉，不思改进，而多批评国人的弱点，则可以促人醒悟，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其实这正是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正因爱得深，才能恨得切。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里曾经说过：“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鲁迅杂文的社会批评，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爱国主义感叹，是十分相似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痛惜祖国的落后，痛惜人民的不觉醒，这是鲁迅进行社会批评的根本出发点。

列宁承认，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出爱国感叹的当时，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的确是没有这种革命性的。我们同样可以说，在鲁迅早期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时候，中国的人民群众也的确是缺乏这种革命性的。即使到后来，革命运动已经起来，但也不可否认，许多中国人仍处于麻木落后状态。而这种麻木状态，却正是中国腐朽堕落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群众基础。“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⁴¹⁾鲁迅正是从革命的立场提出“国民性改造”问题的。

三

鲁迅利用杂文来进行社会批评，揭露了我国很多社会弊病。但他并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为暴露而暴露，而是有如从事小说创作一样，揭出病苦，目的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尽管他对于我国的社会弊病揭露很深，痛恨甚切，但他并没有放弃社会改造的责任，并没有放弃对于将来的希望。他说：“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⁴²⁾当然，鲁迅是现实主义者，他充分意识到对中国进行社会改造的艰巨性，但仍旧努力于这种改造工作。他说：“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⁴³⁾

针对着前面所说的社会弊病，对症下药，鲁迅特别提倡如下一些革命精神：

一、要有坚定的信仰，要有为主义而牺牲的精神

既然鲁迅把缺乏革命理想看作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把无特操看作中国社会腐朽堕落的表征之一，所以他特别强调思想主义的力量，鼓吹对信仰的执著态度和牺牲精神。还在青年时代，他就反对对物质文明的片面追求，而非常重视革命的理想。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中国的思想界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失望情绪中鼓舞起来的时候，鲁迅从俄国革命中总结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需要有为主义而牺牲的人民，革命才能成功。他在《“圣武”》中说：“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而中国所缺少的，却正是这种有主义的人民。当然，中国也有为主义而牺牲了的先烈，正是由于他们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才长出了一些幸福的花果来，但可惜“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⁴⁴⁾。

鲁迅自己，对于信仰是非常认真的。当他相信进化论，相信青年必胜于老人，把青年看作是社会的希望时，他的确肯为青年而牺牲一切。他不但在言论上鼓吹，要以自己的身躯为青年填平前进的道路，而且实际上也为青年的成长而竭尽自己的力量。甚至，在生病咳血时，还通宵为青年看稿，编选，校对，他“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后来，他走向共产主义阵营，就坚决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斗争到底，反动阵营的攻击、造谣、恐吓、通缉……一切高压手段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能使他动摇。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不随波逐流，都与他的坚定的信仰分不开的。

当然，信仰的坚定性并不等于思想上故步自封，一成不变。由于现实的发展，思想的变化，旧的信仰破灭了，而信仰了新的主义，这是常有之事，但信仰的转变也必须认真，踏实。

二、要勇于革新，勇于进取

为了拯救祖国免于沦亡，长期以来，鲁迅认真地考察了世界各国兴废存亡的缘由，特别是那些与我国国情相近的文明古国，更细心地加以研究。他看到：“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⁴⁵⁾

是的，中国的社会太古旧了，中国的巧人又实在太多。这些巧人要保古，以便他们在硬化了的社会里继续妄行。鲁迅感到大恐惧。他担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中国人要失了世界。所以，他竭力提倡革新，认为不革新就无法生存，更无从发展。

当然，在中国这个古旧的社会里，要进行革新是非常困难的。中国人对于改革者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于旧状况是那么心平气和，对于新的事物却总是百般挑剔。鲁迅号召青年，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那些冷笑和暗箭，“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⁴⁶⁾

三、要有深沉的勇气和明白的理性

区分勇敢和卑怯的标志，不在于敢不敢斗，而在于向谁斗。“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在中国的社会里，恰恰是卑怯者太多了。这些人是一种两面性的动物：“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比如，五四以后，军警们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但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却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在学校里，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鲁迅说：“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他认为，要中国得救，需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用：“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⁴⁷⁾

鲁迅强调理性和勇气，是很有必要的。当时中国是一个弱国，备受列强的蹂躏，人们心里蕴蓄着无数怨愤，而宣传家们正在鼓动群众，点燃起他们心头的愤火。鲁迅认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股愤恨之气，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卑怯的人不会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即使有万丈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其结果，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当然，要借以发泄的时候，总要给予一种特异的名称。先前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名目，后来则指为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等等。而且毋须证据，因为他的神通眼早已看出来了。于是，这些人就被除排在“国人”之外，可以放心加以虐待和残杀了。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事啊！所以鲁迅希望那些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⁴⁸⁾

四、要有韧性的战斗精神。

在中国，单是有勇气、敢革新还不够，因为“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所以鲁迅提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⁴⁹⁾(www.xing528.com)

许多革命者对于这一点却缺乏认识，往往犯有急性病，想以一场战斗与旧势力决一死活，想以壮烈牺牲来惊醒群众的觉悟。鲁迅认为，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⁵⁰⁾

要坚持“韧”的战斗，必须有坚决的广大的目标。有些人从个人或小团体出发，那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比如，在文坛上有了一点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就可以高唱凯歌，停止奋斗。但这只是个人所获，就无产文学而言，到底胜利了没有，还是一个问题。其实这不过是旧势力使新势力妥协的一种办法。更有甚者，旧势力还可以将新人物抬得很高。鲁迅在《我的“籍”和“系”》中说：“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只有抛弃个人的私利，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才能持久不断地奋斗。

要坚持“韧”的战斗，还必须讲究斗争策略。鲁迅在致榴花社信中说：“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所以他反对赤膊上阵，而主张“壕堑战”。当时不但许多青年不善于隐蔽自己，而且有些群众运动领袖也往往对反动派的凶残估计不足，因而发生因徒手请愿而流血的事件。鲁迅是不赞成这种斗争方法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他一面悲痛地哀悼死难者，一面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一二九运动时，他又“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⁵¹⁾这是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特别是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鲁迅希望采取别种方法，进行有效的战斗。鲁迅的意思是正确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再发生“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莫大损失，就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懂得壕堑战的好处，缺乏韧性的战斗精神，专一冲锋，不知守垒的结果。

鲁迅甚至要人们学学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他们向人要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那些无赖者的跋扈是不足法的，但那韧性精神却很可佩服。鲁迅认为，中国的改革，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成功。他说：“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⁵²⁾

鲁迅所提倡的这些革命精神都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力量。当然，要取得革命胜利，单靠思想力量还不够；但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思想力量的人也就无法正确运用物质力量。

人们往往从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过分强调了精神作用的错误的一面。的确，精神改造是以物质改造为基础的，在物质基础没有获得根本改造之前，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完全改观的。比如，鲁迅所指责的许多国民性的弱点，都是同小生产的经济体制相关，都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物，要改造这种国民性的弱点，必须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这种情况，鲁迅自己也逐渐有所认识。比如，在《娜拉走后怎样》里，就提到了经济制度问题，而且把个性解放同经济的获得联系起来看，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又说：“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到后期，当他接受了“史底唯物主义”观点之后，对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就认识得更清楚了。但即使在后期，鲁迅仍很重视包括“风俗”和“习惯”在内的文化改革，他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指出：“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

我认为，鲁迅早期脱离物质改造来强调精神改造，确有偏颇之处，但他所指出的所谓“国民性的弱点”，仍是击中要害的。后来，他在认识到物质改造的决定意义的同时，仍旧强调精神改造的重要性，则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在《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枛导言》中就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革命的理论可以变成革命的物质力量，反动的理论、思想、习惯当然也可以变成反动的物质力量。如果只有经济改革、政治革命，而没有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必然是不彻底的，革命的成果也难以持久。即以政治变革为例，专制制度当然是贪污腐化的温床，但民主制度是否就能保证产生廉洁的政府呢？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说明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政体虽已改变，而腐败则仍旧。所以他觉得，仍旧应该提倡“思想革命”。

当然，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只推翻了封建帝制，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内阶级关系，所以政治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革。那么，在一次比较彻底的政治革命之后，是否就可以不必进行思想革命了呢？那也不对的。比起辛亥革命来，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是要彻底得多了，鲁迅正是出于对这个革命的向往，才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但他住了两个月，就感到骇然，认为广东社会并没有改变。是不是广州没有革命的标语，没有革命的游行队伍呢？当然不是，在表面上看来，那时的广州是革命得很的。但鲁迅却透过表象看到了实质。作为他观察问题的重要根据之一，是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⁵³⁾鲁迅断定：“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⁵⁴⁾。过不了多久，事实证明鲁迅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当时的社会思想确实得到了改造，蒋介石要发动反革命的政变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与鲁迅所处的时代当然是不一样了，但在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之外，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变革仍是刻不容缓的，否则旧的意识仍会在新的制度下起腐蚀作用。因此，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也仍然值得重视。他对于旧文明和旧社会的批评至今也仍有借鉴作用。

【注释】

(1)《两地书·一七》。

(2)《华盖集·题记》。

(3)《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4)《华盖集·通讯》。

(5)《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6)《热风·圣武》。

(7)《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8)《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9)《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10)《热风·随感录四十九》。

(11)《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12)《坟·娜拉走后怎样》。

(13)《华盖集·补白》。

(14)《两地书·四》、《两地书·六》。

(15)《花边文学·偶感》。

(16)《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17)《而已集·反“漫谈”》。

(18)《而已集·扣丝杂感》。

(19)《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20)《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1)《集外集·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22)《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23)《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24)《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25)《伪自由书·观斗》。

(26)《热风·暴君的臣民》。

(27)《准风月谈·中国的奇想》。

(28)《且介亭杂文·说“面子”》。

(29)《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

(30)《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

(31)《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而已集·扣丝杂感》。

(32)《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33)《准风月谈·吃教》。

(34)《南腔北调集·沙》。

(35)《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6)《而已集·通信》。

(37)《热风·随感录五十四》。

(38)《准风月谈·吃教》。

(39)《华盖集·碎话》。

(40)《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41)《两地书·八》。

(42)《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43)《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44)《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

(45)《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46)《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47)《华盖集·杂感》；《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48)《坟·杂忆》。

(49)《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50)《两地书·一二》。

(51)《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52)《华盖集·杂感》。

(53)《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54)《三闲集·在钟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