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漫长的战斗生涯中，鲁迅曾经运用过多种文学样式作为自己的武器：小说、诗歌、散文诗、杂文……。小说创作的成功，使中国文学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也给鲁迅本人赢得了巨大声誉；散文诗的创作，在中国文苑中别开生面，也显示了作者艺术才能的另一侧面；鲁迅是新诗的拓荒者之一，同时旧诗也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他写得最多，用得最久的，还是杂文这种样式。鲁迅用杂文作为他的主要战斗武器；杂文在鲁迅的手里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确定了它在文苑里的特殊地位。要研究鲁迅，就不能脱离他的杂文创作。
为什么鲁迅特别喜爱杂文呢？“因为它‘言之有物’”。所以他“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1)
但正因为杂文“言之有物”，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2)，所以它的命运历来不佳。而作为杂文家的鲁迅，更是备受攻击。还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鲁迅的杂文就遭到非议了。当然，非议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有的人出于善意，劝鲁迅不要花时间写杂文，还是多搞小说创作，以提高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对于这种意见，鲁迅婉加拒绝。他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3)有的则出于恶意，因为鲁迅的杂感刺痛了他们，所以他们痛恨鲁迅的杂文。但有趣的是，这些人在攻击鲁迅的杂文时，往往要抬出他的小说赞许几句，以示公正。譬如，陈源在他的《闲话》里就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对于这种貌似公正的评论，鲁迅回击道：“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4)
此后，攻击杂文的人虽然仍旧层出不穷，有些人每当意在奚落鲁迅的时候，就往往称他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但鲁迅却对杂文愈来愈重视，而且也写得愈来愈多。他说：“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小，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5)
鲁迅的杂文，不但在当时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长期存在之价值。从表面上看，鲁迅杂文中所论述的似乎多是小事件，如《热风》中文字，“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6)而且常常和某些个人斗争，如前期杂文中的章士钊、陈西滢；后期杂文中的梁实秋、杨邨人等等。但其实，这些小事件往往反映了社会上的大问题，而这些具体的个人也总是某种社会力量的代表。这些人和事，一旦被写入鲁迅的杂文，便将和这些杂文一同传世。正如海涅在论及莱辛时所说的：“他用他才气纵横的讥讽和极其可贵的幽默网住了许多渺小的作家，象昆虫封闭在琥珀中一样，被永远地保存在莱辛的著作中。他处死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不朽了。”(7)
虽说鲁迅自称他的杂文“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8)但由于这些杂文是即小见大，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进行立论，所以在对各种各样有害事物的抨击中，体现了时代精神，画出了时代的眉目。读鲁迅的杂文，有如读一部别致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二
收在鲁迅杂文集中的早期文章，有写于一九〇七年的四篇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一九〇八年发表的半篇论文：《破恶声论》。这是鲁迅弃医从文后的第一批思想成果。它反映了时代的意趣，针对着中国社会的痼疾，在纷纭错杂的变革议论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时正是新学与旧学激烈斗争的年代。鲁迅在南京求学时，就接触到很多新知识，特别是《天演论》一书，对他影响甚大。到日本之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文化，他的思路更加开阔了。不过，鲁迅不是将新思潮用来丽辞饰句，追逐时髦，而是想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来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所以，鲁迅的文章，决不是泛泛而谈，总是具有针对性，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务求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首先，鲁迅注意研究新的世界观，因为这决定了人们的人生态度。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向国人介绍进化论。但他没有停留在严复的译述上，而是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人之历史》中，他追述了进化论形成的历史，并着重介绍了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这说明，进化论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达尔文编造出来的，它既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也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作基础。达尔文只不过是集大成者，而海克尔，则和赫胥黎一样，是达尔文学说的讴歌者与发展者。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进一步将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加以比较，找出了中国人退步的原因。比如，同是对社会斗争厌倦，想要逃避而又逃避不了时，在西方哲士，就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从柏拉图之《理想国》开始，作这种追求者不知有多少人，他们是寄希望于将来，“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间进化之一因子欤？”而中国爱智之士，却与西方不同，他们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鲁迅指出，这种学说与人类进化的史实是背道而驰的，与西方思想，犹水火之不能相容。所以抱这种念头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不是自杀以从古人，就是终身无可希冀经营，束手浩叹，神质同隳。古代的聪明人，决不把中国看成乐土，但他们无事可为，隐逸终身，而社会上却称赞为“高蹈之人”。要不然，就著书立说，要人们同归于朴古，老子之辈，就是这种枭雄。老子著书五千言，要点在于不去触动人心；为了不扰乱人心，自己先做到心如槁木，立无为之治。他以为用无为来教育社会，天下就太平了。他的办法真好呀！然而奈何自从星云凝固，人类出现以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是不能返本的。如果不前进，势必入于苓落，世界之内，实例至多，看了一些古国，就是信征。中国的政治理想，就是不去触犯别人，以求得安宁，使王位永远传下去，上上下下都不愿改变原来的生活，永远将老样子保持下去，这就是古国。鲁迅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就是要打破这种保守、倒退的局面。他赞扬摩罗诗人，就在于他们具有反抗性，能打破这种死一样的寂静，拨动起人们心中的诗弦，使人们起来抗争，创造新的世界。鲁迅在介绍拜伦等人的生平事迹时，就着重介绍他们对封建社会习俗的反抗，从而推动社会的前进。
其次，鲁迅热情地介绍西方的科学思想。鉴于中国科学落后，守旧迷信思想严重，鲁迅在《科学史教篇》里系统地介绍了欧洲科学发展史，用具体的事实说明科学的发达与否同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鲁迅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历史上科学兴衰的原因。他赞扬古代希腊罗马的学者们“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的探求精神，认为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中世纪阿拉伯人在基督教中兜圈子，翻译诠释之业大盛，则大为不满，认为它“眩其新异，妄信以生，于是科学之观念漠然，而进步亦遂止。”他将这两者作了比较研究，指出：“盖希腊罗马之科学，在探未知，而亚剌伯之科学，在模前有，故以注疏易征验，以评骘代会通，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宇宙现象，在当时乃又神秘而不可测矣。”因此，科学衰退了，而幻术却盛行起来，天文学不昌，占星术却代起，所谓点金、接神之术也得以出现。而基督教诸国，则于科学无发扬，不但不发扬，反进而摈斥扼杀之，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之最可贵者，无逾于道德上之义务与宗教上之希望，苟致力于科学，斯谬用其所能。”这样，“科学之光，遂以黯澹”。当然，这也有其社会原因，“以其时罗马及他国之都，道德无不颓废，景教适以时起，宣福音于平人，制非极严，不足以矫俗”。但过分强调了道德义务，则束缚了科学上的创造。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弊病，很有类似之处，如多注疏而少创造，重博览而轻发现，强调道德而摈斥科学，等等，因此，鲁迅此处的比较研究，对于我国就极有借鉴作用。鲁迅在评介科学史时，很注意方法论对科学事业发展的影响。他在评述中世纪阿拉伯人科学不及前代发达的原因时，除了政治社会因素外，还指出了方法论上的缺陷：“尔时学士，实非懒散而无为，精神之驰，因入退守；徒以方术之误，结果乃止于无功，至所致力，固有足以惊叹。”而对于十五六世纪以后科学事业的复兴，鲁迅除了介绍哥白尼的太阳系说和伽利略的天文学、力学之外，还着重介绍了培根的《格致新机》（《新工具》）和笛卡儿的《哲学原理》。培根的著作，“序古来科学之进步，与何以达其主的之法”，讲的就是方法论问题。鲁迅评介了培根的归纳法，也指出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征验，而且《新工具》第二部没有问世，只讲归纳法而不讲演绎法，也有片面性。而笛卡儿的方法则全由演绎法组成，又偏至另一面去了。鲁迅认为，“二术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学之有今日，亦实以有会二术而为之者故。”如伽利略、哈维、波义耳、牛顿等人，都是“居中道而经营者也”，所以有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科学上的发现，可以增加智慧，却并不能马上变成财富，直到十八世纪的末叶，这才显露出实际利益来。欧洲十九世纪的物质文明就是建筑在这些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当然，实业发展了，也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但我国有些人只看到欧洲人的实业发达，国力强大，于是“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然而这并非根本，只不过是花叶，要寻其根源，那是深不见底的，一隅之学，又有什么用呢？鲁迅并不反对振兵兴业，“特信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他认为居今之世，与古代不同，可以尊实利，也可以摹方术，但希望“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这是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也应当为社会所要求的。
再次，鲁迅主张个性解放，提出了树人的思想。这也是他针对国人的弊病，而比别人考虑得深的地方。当时有些辁才小慧之徒，竟言武事，又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影响颇大。鲁迅认为，这些都不是根本之图，好比生病不求医药，却乞灵于巫祝之门。更有等而下之者，不过假是空言，遂其私欲而已。关键还在于思想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如果个性不张，思想不好，那么众数统治也不比独夫统治为好。所以鲁迅认为：“诚者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9)我们不能将鲁迅这个主张理解为反对物质文明，排斥群众政治。他只是强调个性解放的重要性。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是西方近代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家们的积极思想成果，是对封建制度压制个性的一种反抗。本世纪初，中国还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人们的个性长期受到束缚，扭曲，已经变态，如果不加改造，即使授以权力和武器，又怎么能正确地使用呢？所以鲁迅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但中国的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决不允许人们的个性得到发展；要发展个性，就必须进行反抗斗争。正是为此，鲁迅介绍了“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的先驱者拜伦。鲁迅对拜伦是很推崇的，因为他敢于向旧传统挑战，独立思考，不和众嚣。然而也因此而受到社会仇视，只好离开英伦，奔赴异邦。但拜伦并不因此而消沉，他在国外还写了许多反抗性很强的作品，并且援助希腊独立，终于身亡。其他的摩罗诗人，多受拜伦影响，争天拒俗，与旧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鲁迅认为，这些诗人虽然种族有殊，外缘多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不刚健不挠，抱诫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而中国有谁和他们相比呢？没有。“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中国并非没有产生这种人，而是产生之后，即被群众扼杀了，中国也就此走向萧条。鲁迅强调天才的作用，希望中国有天才出现，并非抹煞群众的作用，而是有感于封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的危害，使得大家无所作为，他认为只有争天拒俗的天才出来，才能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推动社会前进。
三
鲁迅早期的见解是深刻的，触及时代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但可惜在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的喧嚣之中，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鲁迅深深地感到了寂寞。他后来回忆这段时期的心境时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0)
一九〇九年，鲁迅在这种寂寞的心情中回到了祖国。辛亥革命曾经给他燃起了希望之火，但不久又熄灭了。因为这个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并未改变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一切都依旧。这一点，鲁迅早就感觉到了。他在《朝花夕拾·范爱农》里曾这样描述过他们当时对这次革命的观感：“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后来，他应蔡元培之召，到南京参加教育部工作，又随之迁到北京。在这段时间所见到的东西，就更使他失望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1)
但正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却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一五年，《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燃起了新的希望。
鲁迅在朋友的鼓动下，参加了《新青年》的阵线，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狂人日记》起，便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最英勇、最坚决的战士。除了小说创作之外，鲁迅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一九〇七年，鲁迅主要是用长篇论文来表达他的思想，到一九一八年以后，鲁迅的文体就有了较大的变化。除长篇论文如《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之外，还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许多短小精悍的文章。《随感录》并非鲁迅个人的创造，而是《新青年》同仁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经过他的发展，就成了锐利的杂感文体。同时，论文的写作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二文，还有较多的论文格式，还是一种文体上的过渡的话，那么，这之后的文章，如《娜拉走后怎样》和《未有天才之前》等文，就更加随意而谈，无所拘束，形象和感情色彩也逐渐加多，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杂文文体。
鲁迅杂文的任务在于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正是在这种批评中，体现了他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
对于中国的旧文明、旧文化，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守旧者视为珍宝，美其名曰“国粹”，千方百计要加以保存；革新者目为毒疮，必欲去之而后快。是是非非，众说纷纭。鲁迅提出了一个去取的标准：“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这里有一个目的性问题。对于古旧的东西，不是为保存而保存，也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目的在于人民的生存，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国粹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存，国家的发展呢？这需要用事实来检验。鲁迅列举了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的国粹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些人担心，失去国粹，就失去中国人的特色，怕“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鲁迅认为，只要人种在，不管有无国粹，“中国人”这名目是不会消灭的。但他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因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12)总之，要生存，要发展，要在世界人中挣得地位，就非批判中国的“国粹”，吸取外国的新思想不可。
鲁迅在五四时期对“国粹”作了多方面的批判，而突出地抓住了两个问题：夫权思想和父权思想。而这两者正是封建道德的主要支柱。在五四以前几年，君权思想还很猖獗，杨度的君主立宪主义，康有为的虚君共和学说，还很热闹过一阵子，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表明君权思想已经很不得人心，在舆论界也不再提了。那时，灵学派还在那里捣鬼，鲁迅在随感录中有所揭露，但灵学家全靠着鬼话，毕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只有这夫权、父权思想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鲁迅说：“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13)而父权，则“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战士触动了这些东西，便得了“铲伦常”“禽兽行”的恶名。但正因为此，所以鲁迅偏要抓住封建伦常加以批判。
《我之节烈观》是批判夫权思想的重要文章。作者这时大概还未充分体会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的味道，所以采取的是层层说理的方法。鲁迅先依照旧的常识，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当时的情形是：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抄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的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国家坏到如此地步，与女子的节烈与否，有何关系呢？二、“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因为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治世救国，全仗外子，即使照平等说，也是责任分担，怎样专责女子呢？三、“表彰之后，有何效果？”盖圣人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那么表彰节烈又起什么作用呢？如果不能遇难做烈女，或者丈夫不死不能做节妇，岂非一辈子做一个次等人？其次，鲁迅又根据新思想，提出了两个疑问：“一问节烈是否道德？”“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结论是：男子无力去保护女子，却要她们去死，“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而且，这正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接着，鲁迅对节烈观作了历史的分析，指出这是“业儒”的提倡的结果，而且正是“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的卑劣心理的反映。因为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中国的民情是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中国的社会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这才会造出如此畸形的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了下来，实在无理可讲。它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形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挤死了多少不合意的人物。这真是吃人的社会啊！五四时期提倡婚姻自由，就是对这种死的说教的反抗。鲁迅热烈地赞扬爱情诗，原因也在于此。他在《随感录四十》里记载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写的爱情诗，说：“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在呼唤着人的觉醒。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批判父权思想，提倡家庭革命的名篇。中国的家庭，建立在保守主义基础上，一向以长者为本位，做父母的，“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对于子女，大谈养育之恩，而且施恩图报。这就贬低了人伦道德上的价值。而事实上，中国的父辈，对于孩子是只养不教。收在《热风》里的第一篇随感录，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只是某种材料，而不是觉醒的“人”，那怎么能使中国进步呢？欧美的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这才适合生物进化的道理。鲁迅相信进化论，所以赞成以幼者为本位，认为“此后觉醒的人，应该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鲁迅指出，父辈对于幼者，第一要理解，第二要指导，第三要解放。作为觉醒的人，应该“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最后，鲁迅把火力集中到封建家族制度上。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而这种制度又是靠孝道、靠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形式来维持着的。鲁迅揭露了这种伦理道德的虚伪性。他是用逆推理的方式来论证的：“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的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然而这揭露是多么有力啊！世界潮流滚滚向前，各国人民都在努力创新，但中国人却总想把子女拘留于家庭，要他们接班守旧，不准他们越雷池一步。这是自取灭亡的根由。鲁迅大声疾呼，要中国进步，就必须打破这种制度，改变这种思想。我们总“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我们应希望子女“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而“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他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个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当然，要解放子女，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社会，尤其须加改造，使他们能够适于合理的生活。“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这是无可阻挡的。鲁迅号召中国觉醒的人，应该顺应这个潮流，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四
五四退潮以后，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分化。鲁迅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14)这时，鲁迅的心情是沉重的。中国的封建势力还如此强大，而反封建的战士们在刚打响战斗后，就散伙了，革命如何进行下去呢？鲁迅再次感到了寂寞。他后来描写这时的境况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经验，也提高了认识，他深知对付强大的封建旧势力，必须有韧性战斗精神，“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5)
因此，在这段时期，鲁迅在彷徨中仍没有放下武器，除了小说、散文诗的创作和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之外，杂文也写得更多了，与封建势力的战斗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鲁迅深知，中国的社会，改革是极难的，往往是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五四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但鲁迅并不妥协，他的杂文，仍以反对封建传统思想为己任。不过毕竟时代前进了，社会也不会简单地重复，鲁迅在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批评节烈观念，批评封建孝道，提倡婚姻自由，提倡家庭革命，那么，在五四风浪冲击之下，纷纷冲出了旧家庭束缚的青年中，又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呢？《娜拉走后怎样》就是对此而发的。五四时期，易卜生的剧作《娜拉》（一名《傀儡家庭》）曾经风靡一时，许多青年效仿娜拉，追求自由，走出封建的大家庭。但这并非问题的结束，其实只是问题的开始。因为娜拉出走之后，就有一个生活问题。“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要紧了。”在这里，鲁迅把家庭改革问题推进了一步，提出了经济权的问题，并且号召为此而战斗：“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鲁迅在早期文章中，曾希望有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能起国人之新生的天才出现。可是却找不到这种天才。这时，他进一步看到了中国之所以没有这种精神界之战士出现的原因：就是缺乏培养这种天才之土壤。在《未有天才之前》这篇演讲中，鲁迅指出：“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他列举了几样妨碍天才生长的东西：“整理国故”、“崇拜创作”和“恶意的批评”。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使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一齐遭殃，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说“整理国故”和“崇拜创作”也是戕贼天才呢？这需要同中国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看，才能明白。鲁迅并不反对老先生们去埋首在南窗下“整理国故”，但认为青年人“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如果拿了“整理国故”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鲁迅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但如果把创作和翻译对立起来，那就不以为然了。因为“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总之，鲁迅的意见是要求中国青年面向世界，赶上时代潮流。所以他在《咬文嚼字》中，批评有些翻译者喜欢使外国人的姓氏中国化，在《青年必读书》里，希望青年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些意见，都不能仅从翻译技巧或文化修养等角度去就事论事地评价，而要看到作者真正的用意，是反对传统思想的束缚，引进世界潮流。这对长期闭关锁国，因而夜郎自大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
正因为这些事并非一般学术见解问题，而关系甚大，所以鲁迅虽然因此而受到很多人的攻击，“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16)，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妥协地反对读经，反对保古。当时有人以为外国人也很欣赏我们的古董，外国考古学者们正联翩而至，可见我们的国粹是宝贝。鲁迅认为，对此要有分析：外国人是活有余力，则以考古；而我们呢，如果不革新，则简直难以生存，哪里还谈得上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因此，他要求青年抛了死相，奋发起来，创造新的时代。“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17)
正因为鲁迅对青年寄托了这样的希望，所以他对于压迫青年的封建势力是深恶痛绝的。当女师大学潮受到教育界的黑暗势力压迫时，他就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写了很多短兵相接的杂文。这些杂文虽被讥为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但他明确地意识到，“小事”不小，针对这些事情发言，比那远离人间的高论要切实得多。他说：“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18)
北京的女师大学潮，与上海的五卅运动遥相呼应，这是反帝反封建斗争重新高涨的表现。鲁迅的杂文，就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新的革命情绪。他以他锋利的笔，扫荡这些为虎作伥的“正人君子”们，弄得这些人无法招架，只得由其中一个装作中立的口吻说：“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但鲁迅说：“我还不能‘带住’”。他知道自己的笔锋锐利，“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9)
正当鲁迅奋力与“正人君子”们战斗的时候，北京街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卫队开枪屠杀徒手请愿的学生，并且诬之曰：“暴徒”！这时，鲁迅悲愤到了极点。他在正写着的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杂文中接着写道：“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他认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围绕着三一八事件，鲁迅发表了不少杂文。一面愤慨于反动政府的凶残，一面悲悼爱国青年流血牺牲；同时，对于帮凶文人恶意的流言加以批驳。而在悲痛的心情中，他又冷静下来，总结历史经验，使今后的革命斗争能减少牺牲，取得更大的成效。他说：“我以为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鲁迅不赞成徒手请愿这种在民主制度下才行得通的斗争方式，“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因为在他看来，“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在这里，鲁迅提出了“壕堑战”的战术思想。他说：“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啬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20)
这里所说的战术上的“壕堑战”和前面所说的战略上的韧性战，都是鲁迅根据中国的国情而提出的。因为中国的封建势力特别雄厚，不是短期的拼搏所能推倒的；反动派的手段又特别凶残，不是请愿说理所能收效的；同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不多，群众又特别麻木，不是壮烈的牺牲所能唤醒的，所以战士的生命就特别宝贵。
鲁迅的战略战术思想都是正确的，而这也正是烈士的鲜血所启示的。“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21)
五
由于鲁迅的革命斗争，他受到了排挤、通缉，终于只好走出北京。一九二六年九月，他来到厦门，一九二七年一月，他转赴广州。
在厦门期间，鲁迅写的杂文不多，原因大抵由于环境的改变。他在《厦门通信》中说：“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
但到广州之后，情况就有些不同。广州是“革命策源地”，鲁迅满怀着希望而去，然而到后一看，却不免失望。广州的市民，常有庆祝游行，热闹非凡，但在热闹的背后，却隐藏着停滞和凝固。他在《黄花节的杂感》里就指出：“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同时，鲁迅又看出了，广州街头，表面上虽然轰轰烈烈，但社会并没有大的变革。以文学而论，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旧人仍然能超然物外。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奉旨革命当然不能算革命，因为它没有激情，没有抗争，这种革命不能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鲁迅还将中国的革命与苏俄革命作了比较：“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22)可见两国的革命是不同的。
鲁迅的思想很敏锐。他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能透过眼前的表象，看得更深更远。当北伐军克复沪宁，大家陶醉在胜利中的时候，他却看出了危机。他说：“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他提醒大家，“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所以他用列宁的话来告诫大家，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大，要巩固胜利，消灭敌人。他称赞俄国是革命的世家，列宁是革命的老手，认为若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鲁迅认为：“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23)
这篇文章写于四月十日，两天以后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反革命大屠杀了。四月十五日，这种血的游戏又在广州进行。这对鲁迅震动很大。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反省了自己过去的信仰和主张，重新估量了自己过去工作对中国革命的作用。他疑惑了，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24)他的进化论的思路因此而被轰毁。同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炮制醉虾的帮手。因为他的文章“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25)鲁迅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但鲁迅仍写了不少杂文。虽然他自称写得吞吞吐吐，却多方面地揭露了军阀和政客们的罪恶面目。譬如《小杂感》，虽然都是片段的感想，不成系统，但是每一段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刺中他们的要害。如：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这是讽刺蒋介石等人的。那时，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到处演讲，且大出其演讲录。政变前高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变后则疯狂地反苏、反共、迫害农工，但他们从来也不讲明他们何以和先前大两样。其实，这些政客们都只是以此作为手段，自己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
其他的许多文章也是虽隐晦而很锐利。如《可恶罪》：“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真是一针见血！什么这个罪名，那个罪名，都是假的，根本问题是当权者觉得你“可恶”，然后再加上许多罪名。至于要加上什么罪名，则是由形势决定的，倘在“清党”以前，可以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若在“清党”之后呢，就说他是共产党或共青团，如没有证据，则可指为“亲共派”。反正一切都根据需要而定，哪里有什么法律上的准绳呢！
鲁迅不但用这种警句式的杂感来揭露现实，而且还借古讽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是这方面的杰作。他自己后来给友人的信里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26)当时的情况，的确与魏晋时期很有相似之处，正是政治混乱，残杀异己的时候。曹操之杀孔融，以不忠不孝为罪名。其实这只不过是藉口，“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司马懿将嵇康杀了，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而且，嵇康还说“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当时是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这也就印证了《“可恶罪”》中所阐述的见解。
鲁迅对于中国问题看得多么分明，论述得多么透辟啊！他的这些深刻的见解，不是诉诸抽象的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实的分析中阐发出来的，给人印象至深，对于后人认识中国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而鲁迅自己的思想，也是由于事实的教训，而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六
如果说，鲁迅在留学时期和五四时期的杂文，主要是在反对封建文化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上反映出时代的眉目，那么，在一九二五年以后，鲁迅的杂文就和时代风云联系得愈来愈紧了，而一九二七年以后所写的杂文，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这自然和鲁迅的生活阅历有关。鲁迅虽然关心的是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最初很少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但他对政治斗争一向不取淡漠超然态度，而文化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是密切相关的，鲁迅一旦站到斗争前列，政治的浪涛便必然要把他卷入，以致他对政治事件不能不直接发言了。
海外论者往往贬低鲁迅后期杂文的成就，指责它与共产党的政治活动联系得太紧密。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偏见。在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年代，作家们总是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评论者不去指责倾向于那一边的作家，单是指责倾向于这一边的作家，本来就不公允，更何况以与政治斗争的远近来评论作品的优劣，殊非确论。海内论者也有以为鲁迅后期的杂文不如前期杂文的，理由不外乎后期杂文陷入了具体的政治纷争，不如前期杂文所论开阔。这有点近于题材决定论。其实，杂文价值的高低，本不在所论对象如何，而在于见解是否正确、深刻，艺术是否上乘。鲁迅后期杂文虽然实指多于泛论，而且常常涉及具体政治事件，但并非就事论事。他没有忘却文化思想斗争，未曾忽略对于国民性的剖析；他以历史来观照现实，即使在对具体事件的论述中，也能洞达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给你一种哲理的启示。
鲁迅是一九二七年十月来到上海的，正好遇上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原来鲁迅打算到上海后，与一些革命文学家联合起来，继续向旧社会进攻，却不料革命文学家们倒把鲁迅选作重点批判对象，使鲁迅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27)这样，鲁迅就不能不撰文回击。所以在鲁迅这段时期的杂文里，有许多对于革命文学家们的剖析，是不足为奇的。那时的革命文学，不但创作不成熟，而且理论上也很单薄。那些革命文学家们对鲁迅的批判，没有多少说理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些人身攻击。因为鲁迅年纪大，就说这老头子的确不行；因为他是绍兴人，就说他醉眼陶然；他一还击，又说他态度不好，气量狭小。此外还给鲁迅戴了许多帽子，开始是“有闲即是有钱”，后来升为“封建余孽”和“没落者”，最后竟被判定为法西斯主义者。这种批判，当然不能令人信服，而鲁迅也只需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这类文章回击。但也有跳出具体纽结而直接击中要害的，如《“醉眼”中的朦胧》，就是剔肤见骨之作。鲁迅抓住了对方丢过来的“朦胧”二字，回敬过去：“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赳赳，对大家显英雄，会忘记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理论，也作了严正的批评，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击中要害。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在政治思想上接受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指导，在文艺思想上受到苏联“拉普”派理论的影响，对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历史和现状都缺乏正确的估计，因而有许多“左”的错误。鲁迅指出他们的主要错误是：
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28)
二、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29)
三、超时代。“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30)
四、忙于挂招牌，而不注重作品质量的提高；过分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而忽视文艺本身的特点。鲁迅并不否认文艺的宣传作用，但“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作为文艺作品，当然要讲究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鲁迅说：“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31)
这一场革命文学论争，对双方都有促进作用。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而鲁迅的严正的批评，也指出了革命文学家们的错误。作为这次论争的积极成果，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在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新月派标榜健康与尊严，宣言既反对唯美与颓废，伤感与热狂，也反对偏激与功利，标语与主义。不过它的批评家梁实秋所着力反对的则是革命的文学和文学的阶级性理论。这必然引起革命文学家的反击，于是形成了论战。
鲁迅是这次论战的积极参加者。他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杂文，影响甚大。在这些文章里，鲁迅不但在理论上论证了文学必然有阶级性：“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而且还从梁实秋的口气中，揭示出他本身的阶级性：“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32)鲁迅的文章，既宣扬了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也为活跃着的资产阶级文人画了像，使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
七
鲁迅后期在上海战斗的十年，正是“围剿”和“反围剿”斗争十分激烈的十年。鲁迅从事反对文化“围剿”的武器，主要还是杂文。鲁迅后期杂文可以说是反对文化“围剿”的胜利的记录。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兴起，就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他们“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33)。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揭露了这种种罪恶勾当，并用饱蘸着血和泪的笔，以悲愤的感情，写下了哀悼革命烈士的文字。这时，鲁迅自己也被通缉，追捕，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却充满了信心，在最艰难的时候看到了希望。他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34)
统治阶级想用自己的文艺来代替左翼文艺。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指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书店变成了威严的衙门，没有人肯去光顾。他们又印行杂志，但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当然更无人领教。他们提倡一种“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宠犬派文学”。并说这些“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35)这些人打的虽然是“民族主义”的旗帜，但鲁迅从他们的作品里，却分析出了他们作为帝国主义爪牙的卑劣心理，分析出他们的目标，是为外国主子去消灭“斡罗斯”这个“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然而“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36)
国民党当权者也自知他们的宠犬派文学敌不过左翼的革命文学，他们所能使用的手段也还是查禁一法。先是查禁得书店无法营业下去，接着又迫使老板们接受书报检查制度，并且成立了书报检查机关。不但政治、时事读物要检查，而且文艺作品也被检查、删改。鲁迅的杂文，旨在揭露黑暗，抨击时弊，当然被禁被删得最多了。有些文章，被删去了一部分，如《门外文谈》中揭露反对大众语文者的政治意图的文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对于求神拜佛不敬之处；有些文章，发表时，后半篇不见了，如《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有些文章，被悬首示众，如《病后杂谈》共五段，登出来时只剩下了第一段；有些文章，干脆不准发表，如《脸谱臆测》，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有些文章，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以登，让作者自己删，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发表；还有的文章，不但不准登载，还被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如《阿金》的遭遇就是如此。而且，检查官们的删禁作品，没有定规，一切悉听他们的尊意，令人无法忍受。比如《阿金》一文，鲁迅索回原稿一看，上面打满了红杠，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当然都不准提，但奇怪的是，文中说：“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也被打杠，鲁迅说：“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真是莫名其妙了。而且，检查官中颇有些摩登女郎，鲁迅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彼女流辈（试用明治时代的写法），对我的文章看不懂就动手，删得叫人不舒服。高明的勇士，一刀便击中要害，置敌于死地，然彼女流辈手持小刀，对着背上或屁股的皮肤乱刺，流着血，样子也难看，但被刺者不易于倒下，虽不倒下，总使人厌恶难受。”(37)鲁迅在收集杂文集时，把这些被删的文字复原，并且在下面加上黑点或黑杠，留下了书报检查制的罪恶的记录，让大家看看，“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38)
书报检查官们不但删削文章，而且查禁图书。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宣传普罗文艺”、“挑拨阶级斗争”、“诋毁党国当局”、“系新俄作品”、“宣传反动”等罪名，下令查禁图书一百四十九种。鲁迅著译《自选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毁灭》、《艺术论》、《文艺批评》、《文艺政策》等十二种亦在被禁之列。其中《二心集》在“印后不久，即不能发卖”，出版者合众书店将此书送审，却被删掉三分之二以上篇幅，书店只好将删剩的东西出一本《拾零集》，但这本检查过了的《拾零集》在杭州等地仍不能发售，据说浙江自有浙江的规定。对于这次大查禁，鲁迅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揭露道：“新年新事，是查禁书籍百四十余种，书店老板，无不惶惶奔走，继续着拜年一般之忙碌也。”(39)“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但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怕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买卖就停顿起来了。杂志编辑也非常小心，轻易不收稿。”(40)“上月此间禁书百四十九种，我的自选集在内。我所选的作品，都是十年以前的，那时今之当局，尚未取得政权，而作品中已有对于现在的‘反动’，真是奇事也。”(41)鲁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详细记录了查禁的命令和查禁的书目，记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来龙去脉，并且加以分析道：“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自然，有时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为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气，是虽是文学家也很难脱体的，而且这也不算是恶德。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恶德，但吃饭，审查的文学家和被审查的文学家却一样的艰难，他们也有竞争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会被抢去了饭碗，所以必须常常有成绩，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
这段时期，鲁迅还写了一些谈清朝文字狱的杂文，如《隔膜》、《买枙小学大全枛记》和《病后杂谈之余》等。在这些文章里，记录了清朝统治者禁书、销毁、剜去并删改古书的手法，分析了几桩文字狱的案情。当然，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作者对清代文字狱的揭露，目的在于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统制政策。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做法，实在与满清时大致相同，也许当时的汉人就以这种做法告诉满洲人。”(42)
要在这样文网森严的形势下写作，真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呀！
直到一九三五年，出了《新生》杂志的《闲话皇帝》事件，日本领事馆硬说是该文触犯了日本天皇，提出警告，这个“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就不见了。
八
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必然在文化界激起相应的反应，因而出现了许多迎合当局需要或逃避现实斗争的文艺主张。鲁迅的杂文有许多是批评这种文化现象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文化界的复杂情况。
提到鲁迅后期所批评的某些文学主张，除新月派而外，人们谈得较多的是“第三种人”。不错，鲁迅写过《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批评过他们对左翼文坛的攻击，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43)而且，由于有些自称为“第三种人”的作家，后来坐上了检查官的交椅，帮助国民党政府来迫害左翼作家，更引起鲁迅的反感，因而时时在杂文中揭露之。但是，细检鲁迅杂文，他批评得更多的，倒是“论语派”。
论语派以林语堂为代表，其实他的理论主张大抵发端于周作人。二十年代提倡费厄泼赖是这样，三十年代提倡幽默与闲适也是如此。论语派以一九三二年创刊的《论语》杂志出名，其实他们的活动阵地不止于《论语》，一九三四年又创办了《人世间》。《论语》杂志标榜幽默，而《人世间》则提倡闲适小品。对于这两样东西，鲁迅都不赞成。幽默是笑的艺术的一种。鲁迅自己常常以笑作为武器，他的作品充满了讽刺，也富有幽默感，但都是用来揭露、鞭挞旧事物的。而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却是“处于俏皮与正经之间”，这样就要堕入“为笑笑而笑笑”，或者像金圣叹似的，“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指出，在中国当时“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地方，是难以幽默下去的(44)。小品，是一种文体，闲适，是一种格调，本来无所谓正误、是非，问题也在于提倡的时机和产生的社会作用。周作人是被白色恐怖吓坏了，要在十字街头建造象牙之塔，要做隐士，要学周代的金人“三缄其口”，不想再写关涉现实人生的文字，所以提倡这种超然物外的闲适小品。鲁迅把这种小品比作“小摆设”，认为这种东西旺盛起来，是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45)；而且指出，它起的是麻痹斗志的作用：“至于《人世间》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雅片相同也。”(46)鲁迅是重视小品这种文体的，但认为它在社会斗争中应起积极作用。他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47)
如果说，论语派因引导人们逃避现实，而起了麻痹斗志的作用，那么，另有一些文人掀起复古思潮，则更是直接来配合蒋介石的文化围剿了。
蒋介石以曾国藩为他的榜样，一方面在军事上围剿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想用封建道统来收拾人心，抵制“邪说”，统一思想。所以国民党的喉舌戴季陶之流，就提倡尊孔读经，保存文言，鼓吹四维八德，说是要以此来“复兴民族”。上面一提倡，下面那些嗅觉敏锐的文人当然就敲锣打鼓地配合。影响所及，一些青年人也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还有人在报端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等古书。这些事倘作为个人爱好，当然无可非议；倘只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当然也不会引起重视；但作为复古思潮的反映，就不能等闲视之了。鲁迅在《重三感旧》里综合了这些现象，认为“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鲁迅的批评引起了一场“《庄子》与《文选》的论争”。提倡读《庄子》、《文选》的人想把它说成是书目之争，是个人的爱好问题，而且讽示他之所以受批评，是因为没有推荐鲁迅的书。鲁迅则严正地指出：“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48)正因为鲁迅是从时代思潮的高度看问题，所以他很重视这论争，紧追不舍，不让对方在“存而不论”和声称不愿在弧光灯下斗拳的招数下引逸而去，而是层层剥去对手的衣服，使其露出本相。鲁迅说：“‘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标雅致，看古书。”(49)
在这个时代思潮中，激起更大波澜的，是新的文白之争，和由此而发展成的大众语运动。我们知道，五四时期曾经有过一次文白之争。文言阵营被击败了，白话文得到了推广。但这时，教育部官员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又鼓吹小学生要学习文言，中学生要读儒经了。接着吴研因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反对教文言和读儒经，展开了新的文白之争。对于汪懋祖的主张，鲁迅极其反感，但认为新的文白之争不过是旧的文白之争的反刍，文言派在理论上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用不着正面加以驳斥，他用的也还是当年对付旧文言派的老办法：指出他们自己不懂文言，以揭出其鼓吹文言文优越性的不可靠，汪懋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例：“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白，其省力为何如？”鲁迅写了几百字的一篇杂文：《“此生或彼生”》，指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可见“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鲁迅说：“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接着，进步的语文学家陈望道、乐嗣炳提倡大众语运动，因为他们认为，要反对文言复兴，必须跳出文白之争，提出一种更加积极的东西。对于这一运动，鲁迅是积极支持的，他说：“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正是现在必定兴盛的事，当和其主人一同倒毙。但我们弄笔的人，也只得以笔伐之。望道先生之所拟，亦不可省，至少总可给一下打击。”(50)鲁迅为此写了许多文章，如《答曹聚仁先生信》、《中国语文的新生》、《“大雪纷飞”》、《汉字和拉丁化》、《论新文字》等，有名的《门外文谈》，是这次讨论中最有分量的文章，鲁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谈起，有力地论证了文字改革的必然性。
这种复古倾向，不但见之于文人的笔端，而且见之于政府的法令和官僚的言论。比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蒋介石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内中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重庆和北平国民党市政府也万行禁止“女子裸膝露肘”。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向省政府提议禁止夏日男女同场游泳，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行。还有人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陈请政府采用。对于这种种封建的道德约束，鲁迅反感透了，他在《奇怪》一文中指出，现在这种分隔男女的设计，其实都是古人男女不同席的演义，并讽刺道：“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除非是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当时这场复古思潮中，花样也真够多的了。有反对穿洋服，提倡穿长袍马褂的；有以人心浸衰，组织时轮金刚法会，想仰仗佛力来消除浩劫的；有要建造佛塔来藏三民主义的；在清明时节，政府还派要员扫周陵茂陵，据说扫墓可以救国……。这一切，虽然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都同当时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有关系。鲁迅在他的杂文里不但对这种种怪现状分别加以揭露，而且还指出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的目的，无非也是与历代统治者一样，是想把孔夫子作为敲门砖使用。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指出，孔子生前在本国也是不遇的，活着的时候是颇吃苦头的，直到死了以后，才做定了“摩登圣人”，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总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他们的尊孔，是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把孔子当作敲门砖来使用，门一敲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在现代中国，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这些军阀都大事尊孔，“这三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那么，蒋介石之尊孔，用意不是也很明显吗？而他的命运也必然和袁世凯们一样，以失败告终。
九
三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国势日促，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步伐，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民族矛盾上升，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但是当权的国民党政府却抱着不抵抗主义，下令部队退却。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剿灭共产党的部队。
从一九三二年起，鲁迅就在他的杂文里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进行揭露、抨击。一九三三年，他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许多短评，多方面地剖析了时事问题。
一九三三年正是多事的年头。那年年初，日军就攻陷山海关，进逼北平，形势非常紧迫。北平各大学不得不停课，准备逃难，却受到教育部长的指责。影响所及，有些文人也跟着说学生们即使不能赴难，至少也不应该逃难；而童子军则在烈士们的挽联上骂大学生“遗臭万年”。这种指责，其实是毫无道理的。中国学生，向来爱国，九一八事变后，就纷纷到首都请愿，却说是“为反动派所利用”，遭到了镇压；这回吸取教训，不去请愿了，准备大家走散，各自回家，又被指责为“遗臭万年”，真是令人左右为难。鲁迅说：“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51)鲁迅连续写了《逃的辩护》、《崇实》、《论“赴难”和“逃难”》和《学生与玉佛》等文，为大学生辩护。他说，大学生没有经过训练，如何能“赴难”？“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那么，不逃难又怎么样呢？假使敌人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前者虽则堂皇些，将来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所以实际的责任是在教育者，是在当局。“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52)
其实，当局的指责学生是别有意图的，他们是想转移群众的视线，遮盖他们的不抵抗主义。鲁迅在另一些杂文里，紧紧抓住国民党当局的言行的矛盾，来揭露他们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将军们常有“宣誓杀敌”、“誓死抵抗”之类的豪言壮语，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做做样子的，实际上后台的交易早已做好，所以国民党军队不断地退却，不断地放弃：一九三一年，放弃了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上海战争和议、谈判、签字、完结；一九三三年，又放出空气说要“暂时放弃北平”了。而且，这一切又都是在“战略关系”、“诱敌深入”的幌子下进行的。有谁反对吗？那就“以武力制止”。鲁迅的杂文，就把这些在后台做的戏拉到前台来给大家看，把遮遮掩掩的东西剥开，暴露出他们的实质：“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53)
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滦州、唐山、丰润、遵化、石闸、密云等地都在不抵抗政策下弃守了。蒋介石派亲日分子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进一步进行卖国勾当。黄郛车抵天津时，有人投掷炸弹，当即抓住一个过路人，硬说这个十七岁的青年是受人指使，遂于次日枭首示众。这显然是国民党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卖国勾当而制造的冤案。鲁迅即写了《保留》一文，对此阴谋加以揭露。他指出，二十年来，国难不息，中国的少年和儿童，拼命地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但是，这一篇文章和此后的三篇：《再谈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和《不求甚解》，都没有能够登出。鲁迅说：“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54)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刊出了编者的一则启事：“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这说明，文网已收得很紧，禁发的不止是鲁迅的文章，编者很感到为难了。而且，“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55)六月十八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遭了暗杀，黑名单上还有鲁迅，形势日益危险了。《社会新闻》上发表了署名“道”的报导，说鲁迅逃到青岛去了。但鲁迅毫无畏惧，仍坚持在上海战斗。他说：“‘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56)
鲁迅一面将这近半年来写的短评集成《伪自由书》，同时又用各种化名继续为《自由谈》写稿，后来集成《准风月谈》。他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57)
表面上看来，鲁迅此后写的杂文，直接评论时事的少了，还出现了《夜颂》、《晨凉漫记》、《新秋杂识》等“谈风月”的文章，但其实却揭示了夜幕遮盖下正人君子、文人学士、绅士淑女的本相，和光明、热闹装饰下的高墙后面，那黑狱和秘密机关里的惊人的真的大黑暗；揭示了滥杀者的没落的心理；并从蚂蚁的打仗，指出了人的战士的任务：“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58)。同时，也有直接讽刺希特勒的“黄脸干儿们”的。当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取得政权，大搞其法西斯主义，蒋介石的党徒们大加赞赏，正在向他们学习，妄图在中国搞法西斯化。鲁迅作《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焚书异同论》加以抨击。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将希特勒的焚书比之于秦始皇，鲁迅却指出其差别：“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59)这一比较，就可明显地看出，秦始皇虽然有暴政，但毕竟还做过一些推动历史进步的事情，而希特勒则毫无进步性可言，他们只会促使历史倒退。希特勒的黄脸干儿们的事业的历史反动性更是不言自明的了，而他们的手段则比希特勒更为细针密缕，也更为残暴。
这段时期，鲁迅有更多的杂文则是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怪现象的批评，对于帮忙、帮闲文人的斗争。
十
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花样也实在多。特别是在上海这十里洋场上，本来就是生意人的世界，冒险家的乐园，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自然会渗透到文坛上来。
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文人用投机的方法来经营文学。“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小公园》里，已经有人在现身说法了，而上海滩上，却依然有人在‘掏腰包’，造消息，或自称‘言行一致’，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尸搭台，或请现存古人喝道，或收自己的大名入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或自编自己的作品入画集里，名曰‘现代杰作’——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60)这些骗人的勾当，颇能迷惑一些外行人，特别是还有许多名人参与其间，更是增加其欺骗性，鲁迅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他的杂文《大小骗》，就是专门对此而发的：
“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名人的题签，虽然字不见得一定写的好，但只在表示这书的作者或出版者认识名人，和内容并无关系，是算不得骗人的。可疑的是“校阅”。校阅的角色，自然是名人，学者，教授。然而这些先生们自己却并无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所以真的校阅了没有是一个问题；即使真的校阅了，那校阅是否真的可靠又是一个问题。但再加校阅，给予批评的文章，我们却很少见。
还有一种是“编辑”。这编辑者，也大抵是名人，因这名，就使读者觉得那书的可靠。但这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书上有些序跋，我们还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断定它是否真是这人所编辑，但市上所陈列的书，常有翻开便是目录，叫你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这怎么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门类的刊物的所谓“主编”，那是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下至地底，无不通晓了，“无为而无不为”，倒使我们无须再加以揣测。(www.xing528.com)
还有一种是“特约撰稿”。刊物初出，广告上往往开列一大批特约撰稿的名人，有时还用凸版印出作者亲笔的签名，以显示其真实。这并不可疑。然而过了一年半载，可就渐有破绽了，许多所谓特约撰稿者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见。是并没有约，还是约而不来呢，我们无从知道；……
这种种现象，鲁迅概括为“欺世盗名”和“盗卖名以欺世”，然而不管怎样五花八门，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另一方面是商人利用文学和文学家，将他们作为货物来做生意。鲁迅指出，当时的文学，“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批新文豪。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61)鲁迅称这一批文豪为“商定”文豪。
当然，要说文坛上这种种怪现象，根底全在于商，那也不尽然，因为中国的封建官场里早就用金钱来通路子了，纳贿者有之，鬻官者有之，清代中叶，还把鬻官公开化、制度化，叫做“捐班”，财主少爷出几个钱，就可买个官做做。到了民国，官总算说是不能公开捐了，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用钱来捐。“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62)鲁迅作《各种捐班》加以揭露，并认为倘作文艺史，应该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
既然“文豪”、“学者”的桂冠是由“商定”而来，或由“捐班”所得，那必然出现一个奇怪现象：文人无文。中国历来有“文人无行”的说法，那是指责一些行为不端的文人的。但那“无行”的界说，可是严谨透顶，当时有人撰文，将爱用指爪搔头发和喜舐嘴唇都算作“无行”之列。鲁迅不同意这种指责，他认为：“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只要他写得出文章来，或搔或舐，都不关紧要，‘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看看当时文坛的情况罢，刊物上说某诗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万字的小说了，但两三年过去，除了并未预告的《子夜》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所能见到的则是：“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63)这种“金字招牌”所支撑起来的，是什么样的文坛啊！
不但捐班，而且养清客，蓄帮闲，也是古已有之的。帝王的词臣，“俳优蓄之”，其实就是帮闲；权门的清客，会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还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也是帮闲。三十年代的“捐班文人”，也养了一批清客，相帮开书店、办杂志，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寻寻开心。鲁迅说：“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64)果然，当鲁迅写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揭露了富家女婿靠阔太太的陪嫁钱作文学资本，做捐班文人的时候，富家的帮闲们便出手帮忙了。他们在《十日谈》上摆出一副有钱人的面孔，攻击穷文士，说“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者是有了饭吃不饱，”所以来做这“呒本钱生意”。鲁迅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道：“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以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65)然而，富家的帮手很多，在堂堂的《中央日报》上竟出现了两篇讨论女婿问题的文章：《女婿问题》和《“女婿”的蔓延》，从攻击鲁迅、茅盾等“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女婿”起，一直扯到富家婿的味道上去，说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这真是打诨的高手了。然而这种二丑式的帮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丑，鲁迅把这一材料引用在《“滑稽”例解》中，作为滑稽文的范例。但富家还有恶辣的谋士，他们在《人言》杂志上译登了鲁迅发表在日本杂志上的《谈监狱》一文，然后加上编者注，说“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是“一个被本国追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这真是到了帮凶的地步了。鲁迅说：“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66)
当时的文坛，实在是够混乱的了，攻讦、谩骂、诬陷，无所不有；然而也仍有严肃的战斗。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观点，将一切作者都诋为“一丘之貉”，因而发出悲观论调，甚至不禁“呜呼”起来了。鲁迅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了这种斗争的必然性：“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他列举了清代章实斋和袁子才之争，李莼客和赵叔之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新青年》和国粹派之争，以及外国的浪漫派和古典派之争，说明古今中外，文坛上总是有些混乱的，但时间一长，有些所谓文人和文章也都一定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才能存在，于是文坛好像显得干净了。所以鲁迅说：“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67)
然而，无是非的模糊论调，在当时仍旧相当普遍。一九三五年文坛上有所谓“文人相轻”之说，也是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唯无是非观来看待文坛的斗争，不但无视于文的短长，而且将道的短长也加以抹煞。鲁迅连续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反对以“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糊糊的恶名来吓人，因为这种恶名能使人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都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话。鲁迅认为，文学是战斗的，文人不应该随和，他要有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
鲁迅对于中国文坛既作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寄予希望的。他认为中国文坛上大致有三户：一是缠绵悱恻、顾影自怜的破落户；二是沾沾自喜、充满铜臭的暴发户；三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既‘沾沾自喜’，也‘顾影自怜’，但却又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可又还没有配得‘顾影自怜’的风姿，仅存无聊，连古之所谓雅俗也说不上”的“破落暴发户。”鲁迅对这三户都不存在希望，他说：“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68)
十一
鲁迅逝世的那一年，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虽然病势日重，病象日险，六月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其间一时颇虞奄忽”(69)，但他在卧病期间，仍口授文意，请人代笔，阐明自己的主张，病稍愈，即亲自改文，答难论辩。这决非意气之争，实在乃是时代风云的反映。
盖因一九三五年间，政治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妄图着手吞并整个华北，蒋介石卖国政府，竟然同意华北五省“自治”，还下令取缔排日活动，这当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于是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新的政治形势，要求有新的政治策略。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二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种策略上的改变，必然反映到革命文学队伍中来。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有些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但鲁迅认为这名词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不明了，而且有些人的解释又不正确，所以他在与人商量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补救其不足。而鉴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但鲁迅的意见却遭到了攻击，有人说他“对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这使得鲁迅不得不声明道：“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70)。
两个口号论争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新的文学运动的性质及领导思想的理解。鲁迅之所以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名词在文学思想上意义不明了，就在于它没有体现出革命性，再加上有些人在解释这口号时，又特别强调，普洛不要以特殊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就更增加其混乱。
两个口号的论争，除政治策略和领导思想上的意义之外，还涉及其他种种，暴露了左翼文艺队伍里长期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宗派主义。本来，只要革命的大方向一致，在具体问题上可以有不同意见，在创作上也允许有不同的方法和口号，但有些人自以为是正统，把自己的意见看作就是党的政策，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是反对党的政策，必须立即加以打击。其实呢，往往正是他们自己歪曲了党的政策，做出了不利于革命之事。这种毛病，从革命文学运动开始以来就存在，一直未能很好地克服，到这时，又来了一次大暴露，对于不赞成“国防文学”口号，不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就予以排斥、打击，甚至加上“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对此，鲁迅极其反感，他说：“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71)。
其次，文学观念的狭隘化。这也是老毛病了。自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以来，一些领导人物，不管作家的生活基础如何，要求作家都去写革命题材的作品，以致使许多作品流于概念化。所以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就对青年作家沙汀、艾芜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因为在鲁迅看来，只要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可以成为艺术品，那就无论写什么，对于现代及将来一定有贡献的意义的。但这种赶时髦，写中心的毛病在革命文学阵营内仍很流行，严重地影响着创作质量的提高。鲁迅说：“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72)就是指的这毛病。现在有人欲以“国防文学”的口号去统一作家，也是这一毛病的继续。实际上我们不能要求作家都去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他写别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所以鲁迅认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73)。这看似一个名词之差，实际是文学观念上的重要区别。鲁迅在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就提出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74)鲁迅认为，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75)鲁迅的这些意见是非常宝贵的，它纠正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狭隘功利主义的理解，为文艺创作打开了广阔的路子。如果能够照着鲁迅的意见办，那对抗日的革命的文艺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文学是战斗的。鲁迅就用杂文和别的文学武器战斗了一生，成绩辉煌。为了捍卫真理，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鲁迅批判过许多人，也受到过许多人的攻击，但他毫无畏惧，也从不后悔，因为在他看来，文人不应该做和事佬，如果对谁都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那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鲁迅是爱憎分明，有着明确人生目的的作者。他的作品是有着深刻思想性的作品，不但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而且直到现在还具有现实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大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76)鲁迅的小说是这样，鲁迅的杂文也是如此。
让我们从鲁迅的作品中学习认识中国社会的能力并吸取改造中国社会的力量吧。
【注释】
(1)《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枙打杂集枛序》。
(2)《且介亭杂文·序言》。
(3)《华盖集·题记》。
(4)《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
(5)《集外集拾遗补编·做“杂文”也不易》。
(6)《热风·题记》。
(7)《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
(8)《且介亭杂文·序言》。
(9)《坟·文化偏至论》。
(10)《呐喊·自序》。
(11)《南腔北调集·枙自选集枛自序》。
(12)《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13)《坟·我之节烈观》。
(14)《南腔北调集·枙自选集枛自序》。
(15)《坟·娜拉走后怎样》。
(16)《华盖集·题记》。
(17)《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18)《华盖集·题记》。
(19)《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20)《华盖集续编·空谈》。
(21)《华盖集续编·空谈》。
(22)《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23)《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
(24)《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25)《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26)1928年12月30日致陈濬信。
(27)《三闲集·序言》。
(28)《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29)《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0)《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31)《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32)《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33)《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34)《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35)《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36)《二心集·沉滓的泛起》。
(37)1935年1月25日致增田涉信。
(38)《且介亭杂文·后记》。
(39)1934年2月24日致郑振铎信。
(40)1934年2月24日致曹靖华信。
(41)1934年3月6日致姚克信。
(42)1935年4月9日致增田涉信。
(43)《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44)见《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和《“论语一年”》等文。
(45)《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46)《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47)1935年2月14日致吴渤信。
(48)《准风月谈·扑空》。
(49)《花边文学·正是时候》。
(50)1934年6月9日致曹聚仁信。
(51)《伪自由书·逃的辩护》。
(52)《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53)《伪自由书·对于战争的祈祷》。
(54)《伪自由书·前记》。
(55)《伪自由书·后记》。
(56)《伪自由书·后记》。
(57)《准风月谈·前记》。
(58)《准风月谈·新秋杂识》。
(59)《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
(60)《且介亭杂文二集·逃名》。
(61)《准风月谈·“商定”文豪》。
(62)《准风月谈·各种捐班》。
(63)《伪自由书·文人无行》。
(64)《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
(65)《准风月谈·后记》。
(66)《准风月谈·后记》。
(67)《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68)《且介亭杂文二集·文坛三户》。
(69)1936年6月5日《鲁迅日记》。
(70)《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71)《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72)《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73)《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74)《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75)《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76)《华盖集续编·枙阿Q正传枛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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