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独创”。凡是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这是作家艺术独创性的集中表现，也是他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但熔冶了前人优秀的成果，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而且铸就了自己完整的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风格是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表现，不能仅仅从用辞运笔等形式方面来探讨作品的风格。古人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1)可见作品的风格，正是作家“情”“理”的表现。它贯穿于艺术构思的整个过程，渗透在作品构成因素的各个方面：从题材的选取、主题的确定、情节的提炼、人物的刻划，一直到结构的安排和语言的表达，无不体现出作家的创作个性；当然，风格又不是内容和形式诸因素各别特点简单的杂拌，而是从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中所呈现出来的统一的艺术格调。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东西，是艺术形象的外在特征。
对于鲁迅小说艺术风格上的特点，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那就是：简练、朴素和幽默感。
一
简洁和凝练，本来是许多大作家所共有的特点。契诃夫就曾说过：“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然而，这个特点在鲁迅身上却放射出了夺目的光彩。鲁迅的小说，不但在用笔上惜墨如金，凝重有力，而且在整个艺术构思的过程中，都体现了简练的原则，以最简短的篇幅，概括了最丰富、最深刻的内容。正如法捷耶夫所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善于简短地、明了地、朴素地把思想形象化，以插曲表现大的事件，以个别的人描写典型。”(2)
且不说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阿Q正传》，是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就反映了辛亥革命时代的整个社会动态，成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精确的缩影；而《祝福》，则以三个简短的生活片断就概括了中国农妇备受压迫而无告的悲苦命运；或者是《孔乙己》、《孤独者》、《伤逝》等篇，都以一两个典型，概括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是那些被人称为类乎速写的片断，又何尝不是概括了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呢？《头发的故事》只不过是一段关于辫子问题的即兴谈话，然而这一条辫子，却概括了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示众》是一幅随手画下的街头速写，但是在这一幅小小的场景中，又多么深刻地揭示了旧中国的麻木不仁的社会相！的确，在鲁迅的每一个短篇里，都蕴藏着深厚的内容。《端午节》中的方玄绰，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么一个模模糊糊的人，但是仔细一看，便发觉这种不满现状而又无力反抗的懦怯性格，是这样深刻地反映着五四退潮以后某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而倘使我们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那么我们便会在无数新文化敌对者的身上，发现在《肥皂》、《高老夫子》等篇主人公的影子。……可以说，在鲁迅这些篇幅简短的作品里，无一不包含着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深刻的历史内容。
鲁迅说过，从事创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3)。这个创作信条正是使得他能在如此简练的形式中概括出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内容的重要保证。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首先在于作者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深刻的观察力。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具有宝贵的战斗经历。他从时代的高度，以先进的思想看取生活，摒弃了生活中那些浮面的东西，而从历史潮流中吸取创作的原料，并且深深地开掘下去，赋予它以深厚的思想内容。鲁迅是十分明确地作为一种革命手段而从事文学事业的，并且企图通过小说创作，不断地探索着改造国民性的方法和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因此，他的小说才能一层深似一层地揭发出那些沉积在劳动人民身上的重压；并且才能从革命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阶段去选取知识分子形象体系，从而，塑造出从华老栓到爱姑，从孔乙己到史涓生这一系列深刻的典型。只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才能反映出历史的大事件，一个个别的人物才能概括出深刻的社会典型。
鲁迅的小说，不但所有作品的题材选取得严、开掘得深，就是许多生活的细节、人物行动的动机，也“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4)《阿Q正传》里的“柿油党”、“盘辫子”、“惩一儆百”，《风波》里的“皇帝坐龙庭”、“没有头发，该当何罪”等等，不用说是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这小小的插曲就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和张勋复辟的历史变动；就是四铭之类的反对女校、提倡尊孔读经、拟出长达三十五个字的什么《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的征文题目等等，又何尝不是一一从当时的反动复古的历史逆流中提取出来的呢？这样，篇幅虽然简短，而所包含的内容就十分深厚了。
当然，要将这样丰富而深厚的思想内容，包容在如此简短而凝练的艺术形式之中，还需要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鲁迅小说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简练程度，不仅决定于作者高度的思想水平和深刻的观察力，同时还在于他纯熟地掌握了以少胜多的艺术规律。鲁迅所说的“画眼睛”的方法，就指的是选取事物最具有特征性之点，加以描绘，藉以概括全体的办法。当然，“画眼睛”决非易事，并不是信笔写来，就能“一挥而就”的，而是在生活中长期的“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和下笔之前的“凝神结想”的结果(5)。鲁迅曾经表白过自己的创作信条，是：“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6)又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7)这样认真的观察和广泛的概括，正是使作品达到简洁凝练的重要条件。鲁迅曾经在另一个地方说到这种“静观默察，烂熟于心”，“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的好处，就在于它能概括得广。虽然“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8)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有许多人竭力要寻找鲁迅小说里人物的生活原型，但总不能寻到非常切合的人。人们说，阿Q的原型是谢阿桂，但谢阿桂的性格与阿Q有很大的差别，而他的生活经历更远非阿Q的全部；人们说，桐生有阿Q的影子，但是除了“恋爱的悲剧”的情节有借鉴之处而外，共同之处就更少了(9)。应该说，谢阿桂和桐生都只是阿Q的原型之一，作者不过是“取其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而已。阿Q的性格所概括的范围，比之上述二人是要远为广阔得多了，而它的酝酿和构思的过程，也长远得很。鲁迅自己说：“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10)；“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11)《阿Q正传》是他长期探讨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的结果，也是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从痛苦的经验中对它进行深刻的批判的结果。正因为《阿Q正传》的创作者进行了如此长期的观察并具有广泛的概括能力，所以它才能通过阿Q这样一个人表现出如此深刻的社会典型，在这样简短的篇幅里概括了整个时代的生活内容。
其他人物的创造，情况也莫不如此。比如祥林嫂，就更难“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切合”的原型了。因为作者不是为个别的人物写生，而是在观察了封建社会无数妇女的遭遇和剖析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之后，从历史的高度来为她们诉说悲苦的命运。
此外，鲁迅小说的简练，还与艺术造型上的白描手法和语言的锤炼有关。鲁迅的小说，绝没有大段的说理和离开形象本身而外加的解释性句子，更没有那种叠床架屋的繁复语言，却只用淡墨加以勾勒，而神态毕肖。关于鲁迅小说的白描手法，我们曾在前文中加以论述，此处不赘。
二
鲁迅小说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不但被凝结在简洁而洗练的艺术形式中，而且总是通过朴素而平实的情节结构表现出来。构思的朴素和平实，是鲁迅小说艺术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特色。
鲁迅的小说，无论是直接牵涉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如《风波》、《阿Q正传》等，或者是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描写个人生活遭遇的，如《祝福》、《伤逝》等，都毫无例外地揭露了时代的重大矛盾。但是，对于这些时代的重大矛盾，鲁迅又从来不选取紧张激烈的场面加以渲染，却总是通过平凡的生活矛盾加以表现。翻开鲁迅的小说，无论碰到哪一个人物，无论遇到哪一个场合，总是这样的简单、朴素、平实，毫无离奇曲折之处。从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到痛苦地寻路的史涓生，从华老栓茶店中无聊的议论到慰老爷府上威严的谈判，无一不是生活中所常见的人，无一不是生活中所常见的事。鲁迅正是从生活的散文中提炼出生活的诗歌来的。就拿《肥皂》来说吧，写的是多么普通的一个生活场面：一个道学先生在街上受了学生的骂，回来就没头没脑地骂儿子；他一面俨乎其然地讲孝道、讲读经，可是自己和自己的一伙里就存在着最下流的心思。……这故事本身的确毫无动人之处，但是，作者通过这一平凡的生活场面，却多么深刻地揭露了新文化敌对者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或者，以《伤逝》为例，故事也是同样的简单：一对青年男女受了时代风浪的影响，冲出了封建专制的家庭，自由结婚了，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又没有坚定的经济力量作后盾，终于在旧势力的打击之下失败了。……如果照我们这样叙述起来，那确实是十分乏味的。但是，这么简单的情节，经过鲁迅艺术的笔墨一点染，却变得那样的深沉隽永，成为一篇深刻地激动读者心弦的抒情诗篇，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此外，如单四嫂子、祥林嫂、闰土等人，都是普通的农民和劳动妇女，他们的生活遭遇真是太平常了。在旧中国，几乎在每一个城镇、在每一个村庄，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而鲁迅，正是在这些平凡人物的普通的生活遭遇中，深刻地揭示了旧时代农民的命运。
鲁迅小说的这一特点，曾经迷惑了一些研究者。有人说，鲁迅喜欢写小题材，——他们只看到他所写的是平凡的生活事件，而看不见这后面潜藏着的深刻的社会矛盾；有人反驳道，鲁迅是专注于重大题材的，他所写的无一不是重大的社会斗争，——然而，他们又往往避而不谈，为什么鲁迅小说所直接描写的，又总是平凡的生活事件。看来，他们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其实，取材的范围并不等于题材，题材乃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趣味对某一生活现象加以提炼的结果。选取什么样的描写对象，固然显示了作家的思想倾向，而从哪一个角度去加以表现，却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应该说，鲁迅小说所处理的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他又总是从平凡的生活矛盾这一角度加以提炼，这就是鲁迅处理题材的特点，从而也决定了作品构思的朴素和平实。
鲁迅之所以要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角度去观察和反映社会矛盾，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他所关心的问题分不开的。鲁迅从小与农民有较多的联系，后来又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且，鲁迅前期从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出发，始终不断地探索着“唤起民众”问题和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问题，因此，他自然地总是从这一角度去观察和反映问题。或者，倒不如说，鲁迅小说创作的意图，本来就并不是为了要反映某些历史事件，而是为了要写出这些历史变动在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所引起的反映而已。因此，他才从阿Q、七斤和N先生这些人物身上，而不是从武昌起义和辫子军进北京这些事件本身去反映辛亥革命和张勋复辟。
正因为作品的风格特点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和思想特点相联系的，因此，时代变了，生活环境不同了，思想发展了，也就必然会引起作品风格的相应的发展和变化。
如果我们回溯一下鲁迅创作的历史，那么，我们便会发现，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从这个角度去提炼题材和进行艺术构思的。一般地说，鲁迅青年时代的作品，浪漫主义的情调比较重些。那时，他血气方刚，热情澎湃，而且“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12)，所以他的作品也比较地激昂慷慨。一九〇三年写的《斯巴达之魂》就反映了这种情调。他选取了传奇性的情节，直接描写了温泉门之峡的战斗故事，企图以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和爱国思想来激起国人的爱国自强的热情。后来，他还筹办过杂志，失败之后又写过几篇激越的论文。但是，他这样振臂高呼地“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使他无可措手，感到寂寞、悲哀，所以他逐渐地变得深沉起来(13)。特别是此后“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14)，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5)于是他一变早期那种浪漫主义的振臂高呼的姿态，而转为对旧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深沉的解剖。这样，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他重新开始的文学创作中，就没有早期那种传奇式的武勇的故事了，而代之以对平凡的现实生活的深沉的解剖。（这种风格上的变化，在一九一一年写的《怀旧》中，便已见端倪。）……如此看来，鲁迅小说的朴素而平实的构思，又正是作者经过长期战斗之后而形成的寓热于冷、热得发冷的性格的表现。正如郭沫若所说：“鲁迅并不冷。鲁迅的冷，应该解释为不见火焰的白热。他是压抑着他的高度的热情，而不使它流露在表面。他的冷是炙手的冷，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16)。那么，体现了这种性格的作品中的朴素和平实，也就不是单纯的朴素和平实，这是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热烈的革命激情的朴素和平实。在这种朴素和平实的后面，我们读到了无数惊心动魄、心弦颤栗的场面。……
有些人看惯了那些流行作品中的声嘶力竭的火爆场面，还以为鲁迅这样的处理题材和写得平实是一种缺点和局限，殊不知这恰恰是鲁迅艺术风格的突出的优点。当然，我们并不主张以鲁迅这种艺术风格去统一文坛。文艺园地里应该百花齐放，各种风格都可以得到自由发展；但我们反对把紧张、激越看作唯一的时代风格，仿佛作品的调子唱得愈高愈好。其实，剑拔弩张不一定就是深刻，而朴素平实却常常是创作才能的表现。对于一个作家说来，要写出一些响亮的词句，运用一些辉煌的装饰，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如果要在朴素的形式中表现出深刻的内容，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一篇引起读者注意的中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才能过人。当庸才着手描写强烈的热情、深刻的性格的时候，他可以奋然跃起，紧张起来，念出响亮的独白，侈谈美丽的事物，用辉煌的装饰、华美的形式、内容本身、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这些都是博学、智慧、教养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来欺骗读者。可是，他如果描写日常的生活场面，平凡的、散文的场面，——请相信我呵，这对于他将成为一块真正的绊脚石，他那萎顿而冷淡的无精打采的作品会叫你不断地打呵欠。”接着他又说：“现实诗歌中的构思的朴素，是真正的诗歌、真正而又成熟的才能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17)
是的，鲁迅小说的朴素、平实，正是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高升为不见火焰的白热的表现。就以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为例吧，在这些篇幅里，我们似乎看不见明显的剥削和残酷的压榨，也没有那些激烈的斗争场面。但是，从阿Q的浑浑噩噩的行动中，从闰土的辛苦而麻木的状态里，我们不是看到长期的封建统治早已超出了沉重的劳役的压迫，而“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了吗？从单四嫂子的太大、太空、太静的感觉里，从祥林嫂一生无告的悲苦的命运中，我们所感到的阶级压迫，不是远远地超出了个别恶霸的狰狞和凶残，而渗透在广袤的大气里，漫无边际地压来，早已“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了吗？鲁迅对于农民问题的剖视，早已透过表层而深入到生活的底奥中去了。因而，看来是朴素平实的描写，却远比那些表面上激烈的渲染要深刻得多。
鲁迅的小说，有如万丈深渊，表面上澄静如练，而里面却龙蛇变幻，震撼人心。
三
沉郁的幽默感和深刻的讽刺，是鲁迅小说艺术风格的第三个特点。这也是他那寓热于冷的性格的又一方面的表现。
从鲁迅创作的发展过程看，在早期那种振臂直呼的作品里，还缺乏沉郁的幽默感，讽刺的因素也并不显著。而当鲁迅的创作由热情的呼喊转变为深沉的解剖的时候，与朴素平实的构思俱来的是，在作品中还弥漫着那种隐藏在表面的平静和滑稽之下的深刻的讽刺与沉郁的幽默感。
鲁迅小说这种喜剧性的根源，在于作者高远的革命理想和深厚的社会恶势力的深刻的矛盾。它是革命的理想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遭到沉重的压抑，而且暂时还难以实现的结果。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8)喜剧的特点固然在于撕破那些无价值的丑的事物，但作家的心中却首先必须具有对于有价值东西的美的理想；没有美的理想，就无力否定丑的事物。鲁迅生在腐朽、屈辱的晚清时代，黑暗的社会现实激起了爱国人士变革的要求，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里找到了进化论和个性主义，以此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并且以此出发，把他的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启发人民觉醒这一点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改造国民性”。他弃医学文，也正是从这个理想出发的。然而，理想虽则高远，事实上却难以实现。首先，在当时的思想界，他这主张就得不到应和；而且，在实际上，经受着长期压迫而变得麻木了的人民又是这样的难以觉醒，这间沉闷的古老的铁屋竟这样地不能破毁。革命的理想遭到了旧势力的沉重的压抑，于是，在热情的呼喊无效之后，作家便选中了幽默和讽刺作为他“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手段了。“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肚子里的闷气就更只能“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19)。
鲁迅小说的喜剧性，首先出于对人民麻木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所以，他的幽默决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更不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解嘲的麻醉剂，而是掩饰在表面的平静和滑稽之下的沉郁和严肃。鲁迅很反对那种轻松的幽默感，他认为，在中国还不适宜于这种幽默的存在。所以，他那沉郁的幽默总是“倾于对社会的讽刺”(20)。就以《阿Q正传》为例吧。在这篇小说里，可以说是从头至尾，通篇都充满着幽默的笑。且不说，在第一章《序》里，由于要切合《晨报副刊》《开心话》专栏的题旨而格外显得滑稽可笑，就是后面的《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直到《大团圆》结局，又何一不十分滑稽可笑呢？
但这是什么样的幽默呀！且看看鲁迅是怎样来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
……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有一回，他在赌摊上赢来的一堆洋钱被抢走了，于是无论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或者是说自己是虫豸罢，总是忽忽不乐。看来，“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痛苦了”。但是——
……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www.xing528.com)
他睡着了。
呀，不必再征引了，这是怎样深刻的笔墨啊！能够把这样沉痛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表现在如此平静的叙述里。这种笔墨真是比比皆是，从“君子动嘴不动手”到“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从“阿Q真能做”到钱府门前的“龙虎斗”，……简直不胜枚举。甚至直到阿Q走向革命时，也还是阿Q式的白盔白甲、元宝女人等等的幻想，而在临死之前，他还羞愧于判决书上的画押画得不圆呢。……呵，这是什么样的幽默和讽刺啊！在这好像是平静的叙述后面，隐藏着多么深刻的沉痛与悲哀！也许，在开始阅读这篇作品时，你是读得发笑的，但是，如果不是麻木不仁的话，那么，你就愈读愈沉重，愈读愈悲痛，愈读愈愤怒，以至于读得热泪盈眶，心痛欲绝了。鲁迅的小说，就常常是这样地将喜和悲、笑和泪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幕带有喜剧性的大悲剧，给人以含泪的微笑。
鲁迅不但沉痛地鞭挞了农民身上的弱点，而且还将锐利的讽刺锋芒对准了虚伪的知识分子和伪善的统治阶级，无情地揭露出他们那掩饰在美丽的外衣下面的丑陋的灵魂。
基于朴素、平实的构思特点，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也不在于那专门求笑的能力，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质，在于作品的十足的生活真实性。鲁迅自己就曾说过：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21)。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正是作者正视现实，毫不容情地把生活中的丑恶事物真实地加以描绘与揭露的结果。作者以深邃的眼力观察现实，于是他随时发现出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了的现象的虚伪性。请看，这是高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时所串演的“欢迎仪式”：
“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
“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并且说。
……
“阿呀！础翁的大作，是的，那个……。是的，那——‘中国国粹义务论’，真真要言不烦，百读不厌！实在是少年人们的座右铭，座右铭座右铭！兄弟也颇喜欢文学，可是，玩玩而已，怎么比得上础翁。”……
或者，在《祝福》里，我们看到鲁四老爷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却时常要发怒、骂人，而且动不动就皱眉心……。这些事，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太普遍太平常了，甚至人们都已经习惯，不以为奇了，但经鲁迅锋利的笔锋淡淡地一勾勒，虽然未加片言只语的贬责，而丑态却就暴露无遗，而且格外地动人了。瞧：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彼此在弯腰拱手，连连客套，连对方“大作”的题目也弄不清，还说什么“百读不厌”、“座右铭”；一个讲“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道学先生，却皱着眉心，甚至于发怒骂人。这是多么地虚伪、矛盾和丑陋啊！
讽刺的任务，在于有声有色地揭露出事物丑陋的内容和美好形式之间的不谐调，从而在笑声中否定旧事物。鲁迅的小说，还不仅止于对枝节现象的讽刺，作者善于利用讽刺艺术的特点，紧紧地抓住讽刺对象的要害，放在廓大镜下面一照，于是捉襟见肘，丑态毕露，而且在强烈的对比之下，就揭露得更加有力了。例如《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他脱离了现实的斗争，为生活而挣扎，但在穷困的生活中，却幻想着富裕的生活，并企图将这种生活描写出来，以投绅士淑女们所好，可以“捞取稿费”。于是，鲁迅处处以混乱而穷困的现实生活与虚伪而肉麻的空想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作家”要写“幸福的家庭”，可是战乱四起，盗贼遍地的中国连安置这个家庭的地方也没有；“作家”在幻想着作品里主妇的丰姿——“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窠，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可是他一回过头去，靠左肩，便立着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作家”想象着作品主人公们“高尚优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白菜堆、劈柴、女儿的啼哭声和阴凄凄的眼睛……。现实生活给予空想家以多么辛辣的嘲讽啊。作者无须多加评论，他利用巧妙的构思，以形象的画面，就把讽刺对象的丑陋本质全盘揭露出来了。又如《兄弟》中的张沛君，心里虽是自私自利，但表面上却竭力装出大公无私的样子，因而在社会上是以“悌”出名的，他也到处以此自夸：“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于是，作者也先竭力写出他的“悌”，有声有色地写出他在弟弟靖甫得病时的焦急的情状，而最后，则通过主人公的梦境——他梦见在靖甫死后自己对侄儿的虐待——就把他内心的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揭露无遗了。
当然，鲁迅作品讽刺的性质，也并不都是一样的。由于讽刺对象有别，作者讽刺的态度也就迥然不同。如果说，对于那个“作家”和张沛君的讽刺，还是出于善意，目的“在于希望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那么，对于鲁四老爷、四铭和高老夫子这些敌对阵营中的人，作家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要揭露出这批东西外表上维持风化道德，实际上却男盗女娼的丑恶的本质，彻底地加以否定。在这些场合，作家的讽刺态度就显得十分严峻和尖刻了。例如，《肥皂》的主角四铭，是一个假道学，他自以为是社会的脊梁，平时态度十分庄严持重，连走路也踱起方步来，“很像上台的老生”，整天摇头皱眉地悲叹世风之日下。作者一面描写了他道貌岸然的样子，可同时也就在卫道声中，揭出了他的灵魂的实质：“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这是对于道学先生的当头一棒。作者不但善于从正面加以揭露，特别巧妙的，还在于侧面的烘托。如果说四铭纵使内心隐藏着十分卑劣的心思，而表面上还始终竭力保持着道貌岸然的样子，那么，何道统之流，就连这一点也不行了。何道统一面向社会呼吁什么“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可是一听到讲女乞丐，就暴露了他的真相，而忘形地一再大叫着下流话了。作者对于何道统的描写，其实也就是从侧面更加明显地照出四铭的卑劣的心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这叫做“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22)，使他们无法再进行招摇撞骗。这样的讽刺，真是致之于死命的。
法国作家布封有句名言：“风格即人”；我国古代也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从上面的分析里，的确说明了这一点：鲁迅小说的风格特点，正是作家艺术思想和创作个性的表现。离开作家的思想特点来谈论他的遣辞运笔，是很难把握住艺术风格的真谛的。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
(2)《论鲁迅》，《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9日。
(3)《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4)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
(5)《且介亭杂文末编·枙出关枛的“关”》。
(6)《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
(7)《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8)《且介亭杂文末编·枙出关枛的“关”》。
(9)参见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0)《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11)《呐喊·阿Q正传》。
(12)《集外集·序》。
(13)《呐喊·自序》。
(14)《南腔北调集·枙自选集枛自序》。
(15)《坟·娜拉走后怎样》。
(16)《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17)《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182、183页。
(18)《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9)《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
(20)《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
(21)《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22)《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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