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从孔乙己到史涓生：描绘知识分子的求索之旅

从孔乙己到史涓生

一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宣言，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檄文，那么，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的小说创作便沿着两条线索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开掘：一方面，通过对农民和城市贫民形象的描绘，研究“唤起民众”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的剖析，而探索着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在鲁迅的小说中，这两种题材是交叉出现、同时存在的，组成了从华老栓到爱姑，从孔乙己到史涓生这两组人物画廊。

但仔细考察起来，鲁迅在各个时期中对于这两种题材的注意力还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地说，在写作《呐喊》的时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鲁迅着重于民众觉悟问题的探讨，从《药》到《阿Q正传》这些重要篇幅都是紧连在一起，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在写作《彷徨》的时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则偏重于知识分子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在《彷徨》中，除了《祝福》、《示众》、《离婚》之外，便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了。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并非偶然的。它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反映了鲁迅思想的发展。

《呐喊》写于五四运动前后。正是五四这个新的革命浪潮，激动了鲁迅，使他重又点燃起了希望之火，早年的“改造国民性”（即“唤起民众”）的革命理想和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交织在一起，使他写下了从《药》到《阿Q正传》这一系列的作品，集中地、深入地反映和批判了辛亥革命，探索着人民群众的解放道路。这一探索，到《阿Q正传》达到了高峰。五四以后，革命形势有了变化。在五四运动初期所组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出现了急剧的分化。站在思想斗争前列的鲁迅，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分化，他自身的思想也有了变化。他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¹⁾这段时期做的小说，后来收成集子，就是《彷徨》。写作《彷徨》的时期，鲁迅的心情是苦闷的，旧的伙伴分化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于是他感到了新的寂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如这两本小说集的名字所标明的，从热情的“呐喊”到苦闷的“彷徨”，是作者这一段时期的思想情绪变化的集中写照。但作为革命战士的鲁迅，不是在彷徨中后退了，而是在彷徨中寻求道路。“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将屈原的这一诗句作为《彷徨》的题辞，正表明了他这种寻路的心情。而鲁迅这一“求索”工作，就是通过对正在分裂着变化着的知识分子——从孔乙己到史涓生这一系列形象的描绘，和对于他们心灵的发掘、灵魂的解剖而进行的。

二

在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行列里，第一批和我们见面的，是孔乙己（《孔乙己》）和陈士成（《白光》）。这是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的科举制度的殉葬品。他们都是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子弟。“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可是到得他们这一代，却都穷困潦倒了。但他们与劳动人民又毕竟是不同的，孔乙己那“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形象，便是他所处社会地位的最好的说明：他已经没有资格“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了，但始终不肯脱下那“又脏又破”的长衫。所以如此，就在于他能满口的说些教人半懂不懂的“之乎者也”之类的话，这样，就使他们有着那些短衣帮所不可能有的，返回到长衫帮里面去的希望。而这途径就是：进学、中举，“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扁额，……”——正是这种“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支持着陈士成他们的行动。

然而，科举制度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笼络文人士子所设的钓饵而已，“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美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着的。孔乙己没有捞到“半个秀才”，陈士成连考了十六回，结果也还是“这回又完了！”尽管孔乙己与陈士成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历史命运却是相同的。如果说，“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幸运，对于封建盛世的文人士子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而周进、范进们所扮演的“大器晚成”的喜剧，反映《儒林外史》时代的科举制度多少还可能给文人士子带来“暮登天子堂”的出路；那么，到得孔乙己、陈士成的时代，科举制度所依附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历史行程的末尾，没落、潦倒就成为这一时代文人士子的历史命运了。当然，这时仍有爬上去的科场得意者，《孔乙己》里的丁举人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要是孔乙己幸而中了举人，他是不是也会把另一个‘孔乙己’的腿打断呢？”而陈士成“的理想如果没有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倒塌，当然会变成另一个‘丁举人’。”从某种意义上看，这话是不错的；但就人物的时代意义而言，孔乙己们的命运似乎也就只能是这样。鲁迅之所以要选取潦倒的读书人和疯狂的老童生来做作品的主人公，而不以科场得意的丁举人做主角，也不给孔乙己们安排一个“大器晚成”的幸运，则正是表明了作者对于这一时代文人士子历史命运的深刻的认识。

孔乙己们的悲剧性，就在于他们所追求的出路，和借以走上这条路的手段——科举制度，已经失去了可靠的依附。历史根本不可能再给他们安排什么好的命运。他们只有潦倒一生，被打断了腿在众人的轰笑声中爬行远逝；或者是神经错乱地淹死在万流湖里。对这样的悲剧人物，则可说“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²⁾因而他们所扮演的，只不过是历史的悲喜剧而已。鲁迅在这里就不仅仅是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害和讽刺了士子们的丑态，——这任务在《儒林外史》里就已经完成了——而是进一步否定了科举制度所依附的封建制度的本身。

三

封建宗法制度崩溃的结果，在士大夫阶级中分化出来了早期的“逆子贰臣”。他们不再热衷于科举制度了，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而走上了社会改革的道路。吕纬甫（《在酒楼上》）和魏连殳（《孤独者》），就是最早的一批觉醒者。

吕纬甫曾经是一个热情的、富有理想的改革家，他在少年时代，就怀着远走高飞的志向，闪耀过斗争的火花。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他的斗争，但从他的回忆中，我们还依稀可以想见他当年的英姿：“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然而现在，十多年后，我们在酒楼上看到的吕纬甫，却已经颓唐而“失了精采”。他教的是“子曰诗云”，做的是“迁葬”“送花”等无聊的事情，终于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了。虽然，他对于自己这种人生态度也是不满意的，然而“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是被中国那时极难改革的黑暗无边的社会势力所击败了，失却了理想，失却了希望，终于只能像苍蝇一样，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到原来的地方来。

对于这种失败者的性格，解剖得更为细致而且深刻的，是《孤独者》。

魏连殳虽然也是封建家庭出身，但是由于幼年就丧失了父母，由继祖母扶养，受到亲族的压迫，所以他从小就对周围的现实产生反感。后来出洋游学，又接受了新的思想，被人目为“异类”和“吃洋教”的“新党”。这样，他与旧社会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作者以魏连殳祖母“大殓”的场面开始来表现魏连殳的性格，这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因为“大殓”这种所谓丧葬大事，正是封建礼教的集中表现，所以，在这件事上，“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你看，族长、近房、亲丁、闲人们都聚集一堂了，“排成阵势，互相策应”，等待着魏连殳来对阵；他们“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然而魏连殳却神色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这的确很出人意外。难道是对于封建势力妥协了吗？不，这行动应该看作是对旧制度更深刻的蔑视和更大的反抗。它在心理上首先给那些虚伪的卫道者和无聊的看客们迎头一击。正如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所说的：“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³⁾“都可以的。”——就是使他们无戏可看。不是吗？这回答使得那些等待着看戏的人们大为失望，而且使得对阵者立即乱了手脚了。而在实际上，他却把这一套旧规矩打得粉碎：在女人们念念有词，该拜、该哭的时候，他“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而当大殓结束，装模作样的礼节扮演完毕，人们要走散的时候，“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是的，魏连殳正是以这些人们看来是“异样”的、老例上所没有过的行动，向旧社会进行挑战和反抗。他的不娶亲，喜欢和失意人接近等等，又何尝不是对封建制度和虚伪的趋炎附势的社会风尚的一种反抗呢？他的孤独的性格，就是与旧社会不调和的产物，也正是对于旧社会的深刻的蔑视和无言的反抗。

然而旧势力是不能容忍这种反抗者的。他的孤独性格，他的没有顾忌的议论，就引起了旧势力的反扑，自小报上的匿名攻击，到学界的流言，而终于被校长辞退了。从小康而坠入困顿，是最容易看出人世的真面目的。如果说，他幼年时代的困顿使他看到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丑恶，那么，这一次的困顿，就扑灭了他精神上最后的寄托，——对于未来的希望。他原来是把对于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孩子身上的，然而一到他失业之后，他自己就为那些“天真”的孩子所仇视，那些大良、二良们连他的东西也不要吃了，甚至，在“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

理想破灭了，生活煎熬着他。降格以求吧，但连一月二三十元的抄写员的职位也不可得，他穷得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弄得几乎求乞了。“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不愿意灭亡，而又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这样，他就由对于旧社会的积极的反抗而变为消极的报复，——“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魏连殳的做顾问，自然并非为八十元现洋的屈服，而是他反抗的变态的继续。你看，先前攻击他的舆论，现在都变成了肉麻的颂扬，报上也登起了什么《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之类的文章；先前被传作“笑柄”的事，现在却称作“逸闻”了，“言外大有‘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的意思”。这何一不是他对于社会的嘲弄和报复呢？魏连殳对人的态度也变了。先前是迂得像个哑子的，对大良们的祖母叫“老太太”，“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现在呢，对大良们的祖母却叫“老家伙”。对孩子们可也两样了，“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这些，其实也无非是对于势利的社会相的嘲弄而已。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胜利。他与吕纬甫一样，无论是“模模胡胡”，“敷敷衍衍”，还是“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的报复，都是被旧社会的黑暗势力所击败了。“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任人摆布；他的丧事，一切都按照他所厌恶的旧的仪式进行……

无疑，这里的气氛是沉重的。但是作者并没有为这沉重的气氛所压倒，通过作品中的“我”，表示“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他“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在“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心情中，解剖并批判了这些孤独的战士的灵魂，向他们诀别。于是，“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

四

比起老一辈战士来，新文化运动中的新的革命战士是要坚强而有力得多了。我们总不会忘记狂人的姿态吧，那种对于吃人制度的指责，那种“救救孩子”的呼声，的确要比吕纬甫、魏连殳们英勇得多了。但是，在狂人的性格里，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弱点，这就是进化论的观点。他“要劝转吃人的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然而，这种“和平进化”之路走不走得通呢？《长明灯》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常常将《长明灯》中的疯子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相提并论，但我们却认为，这两者的出现，是具有绝对不同的意义的。如果说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狂人日记》发表六年之后，在五四运动退潮，在新文化阵营发生大分裂的时候，鲁迅又突然写出一篇《长明灯》来呢？显然，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所以写出这篇《长明灯》，并不是《狂人日记》的重复，而恰恰是对它的否定，——当然是积极的否定。

《长明灯》的气氛和《狂人日记》的气氛是截然不同的。狂人虽然感到旧社会的压力“万分沉重”，但是他终于挣扎出来了，因为他“有的是义勇和正气”，所以他满怀信心地，要“劝转吃人的人”。但是“劝转”了没有呢？《长明灯》让我们看到，四面的压力还十分沉重呢！疯子不但没有冲破旧社会的重压，反而被郭老娃、四爷、阔亭们关起来了。但是疯子也不再期望“劝转”这些人来吹熄长明灯了。他被骗过一次，现在增长了经验，所以坚决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疯子这被骗过一次的经验，表面上看来，指的是他上一次“发疯”要熄灯时，被人“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因而受了骗；但我们认为，这里所寄寓的，实际上就指的是狂人要“劝转吃人的人”的失败经验。因此，这两篇作品中不同的气氛，除了反映出作品写作时的时代气氛以外，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变化。十分有趣的是，《长明灯》与《狂人日记》的结尾也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狂人日记》是以有名的“救救孩子”的呼声结束的；但在《长明灯》里，当疯子被关进庙里，矛盾已经结束时，作者却意味深长地增添了一个尾声：晚饭后，在关着疯子的庙前，一群孩子正在热闹的游戏、猜谜，直待听到“我放火！”的声音时，这才记起被关着的疯子来，于是拔腿就跑，“赤膊的还将苇子向后一指，从喘吁吁的樱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声道——‘吧！’”……这结尾说明什么呢？它使我们想起了《答有恒先生问》中的沉痛的自剖：“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虽然，这是两年之后（一九二七年）说的话，但无疑，这种思想在《长明灯》里已经表现了端倪。

如果说，在一九一八年鲁迅写《狂人日记》是被革命浪潮所激动，那“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他的进化论观点的真诚的流露，那么，一九二五年鲁迅写作《长明灯》，则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在他经历过一系列的斗争之后，对于进化论观点表示了深刻的怀疑。

五

五四退潮以后，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分裂，许多知识分子苦闷着、彷徨着、挣扎着，……有的消沉了，有的则寻求着新的出路。

在小说里，他就较多地解剖了那种在剧烈的社会斗争前面苦闷着、挣扎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www.xing528.com)

对于这一部分人的解剖工作，早在写作《呐喊》的时代就开始了。《端午节》写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主人公方玄绰就是一个丧失了“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的小公务员。

方玄绰与吕纬甫、魏连殳等人不同，他本来就并不是什么战士，但当初却也并不如现在这样的“无是非之心”。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他却认为“易地则皆然”，“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这种思想变化，正是五四以后的新分化在这部分人头脑中的反映。“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的确，正是这种新的变化使他产生了“差不多说”，——造出了这条“瞒心昧己”的逃路。他原来说的是“都一样”，但看来这些新贵与旧官僚们毕竟还是有差别的，所以他后来也觉得欠稳当，便改为“差不多”了。

我们不能将“差不多”说解释为附和新贵，当然更不能看作是他为自己做官作辩解。作者写道：“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不平（不满现实）而又安分（逃避斗争），这就是“差不多”说的两重性，也就是方玄绰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差不多”说，即方玄绰的性格特征的形成，除了上述的时代条件之外，同时还为方玄绰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方玄绰是官吏兼做教员的，比起专职教员来，他的经济地位似乎要稳固些。所以，“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只要经济地位不至动摇，即使总长冤他有神经病，他也是决不开一开口的。直到政府“后来竟又不理到无关痛痒的官吏”，“官俸也颇有些拖欠”而且至于“欠而又欠”的时候，他才有些不平起来。但，他虽然既表同情于教员的索薪，也赞成同寮的索俸，却仍然安坐在衙门中，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说是“自从出世以来，只有人向他来要债，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所以这一端是‘非其所长’。而且他最不敢见手握经济之权的人物”。这是孤高吗？“这种脾气，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时也疑心这其实是没本领。”是的，这虽然也夹着知识分子孤高的成分，但其实却是由小资产阶级这种经济地位所养成的软弱性。

这种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斗争的暴风雨面前退缩着、回避着，即使已经挣扎在生命线上，也始终缺乏斗争的勇气，只依靠着别人的斗争，“总算一节一节的挨过去了。”他没有不平吗？并不。政府说“上了课才给钱”，他也“略恨他们的类乎用果子耍猴子”；一个“大教育家”说：“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他也对他的太太发过牢骚，说：“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待到“亲领”的问题出来后，他甚至愤愤地说：“哼，我明天不做官了。”——然而，他也只不过愤愤而已，却仍然没有参加斗争，而且，好在“亲领这一层倒也已经取消了”，所以他仍旧做官。

出路在哪里呢？他是无力摆脱这种困境的。“我‘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别的做什么？”做文章过活吗？“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空格不算数。你看我做在那里的白话诗去，空白有多少，怕只值三百大钱一本罢。收版权税又半年六月没消息，‘远水救不得近火’，谁耐烦。”于是他只有赊一瓶莲花白，咿咿呜呜地念着《尝试集》来逃避现实。以后怎么办呢？“过了节么？——仍然做官……”

在这里，鲁迅极为深刻地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我们不能不惊叹鲁迅创作手腕的高超，竟能以这样简短的篇幅描绘出了一个这样复杂的性格。

此外，鲁迅在《幸福的家庭》里，又描写了辗转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庸俗和矛盾；在《兄弟》里，则刻划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心理。当然，鲁迅并没有忽略对于新文化敌人的批判。他塑造了四铭（《肥皂》）和高老夫子（《高老夫子》）这两个典型。他们一个站在阵前咒骂女学堂，提倡复古、读经、行孝之类，另一个则钻进里面来破坏，然而经不住鲁迅锋利的笔尖轻轻一拨，那种“做戏的虚无党”的本来面貌就昭然若揭了。

六

但对于知识分子道路作了进一步探索的，则是《伤逝》。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是为五四的风浪所吹醒的青年，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而在这些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之下，他们终于走上了反抗之路。那第一步，自然是争取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专制家庭的牢笼——这几乎是当年知识青年反抗斗争的共同形式了。在这一斗争面前，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斗志是昂扬的。特别是子君，她无畏于路人“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毅然和专制的家庭决裂，并且“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觉醒者的呼声，是反抗斗争中闪耀出来的火光。一向被作为男子附属品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发出了自觉的呼声，向社会要求独立的地位。这种声音确能震动人的灵魂，正如涓生所感到的，有“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但，觉醒仅仅是斗争的开始。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道：“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子君与涓生从昏睡的梦境中的确是觉醒过来了，然而，梦醒了之后又向哪里去呢？对于前面的路，他们是并不明确的。当时自然已有社会革命的路，许多人正在奋斗着；然而，他们并不认得。因此，冲出了封建的大家庭之后，他们立刻又蜷缩在“幸福”的小家庭中了，沉醉在爱的“安宁和幸福”中。他们断绝了一切社会往来，每晚相对而坐，一遍又一遍地温习着爱情的旧课：“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然而，“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因为脱离了斗争，没有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便逐渐地凝固在“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中了。子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做饭、喂阿随、饲油鸡等家务事上面，“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因而，目光愈来愈短浅，心胸愈来愈狭窄，常常为着小油鸡与房东太太暗斗，因而包藏着不愉快的颜色。涓生呢？“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抄，抄，抄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在这凝固的空气中，他们收起了奋飞的翅膀，忘却了和社会上恶势力的斗争。但是，恶势力却并没有忘记他们，经济上的打击终于到来了，——涓生的免职，正是旧势力对于他们所作的反抗的一个严厉的报复。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鲁迅又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涓生和子君觉醒了之后，既然徘徊在歧途，消沉了斗志，那么，经济上的打击一来，他们自然就抵抗不住了。涓生说：“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外来的打击虽然也曾使他们振作了一下精神，企图开辟一条生路，但是现在他们毕竟是怯弱得多了。“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子君这时的话，早已不如当初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么坚决、响亮了。这几句话也不再能震动涓生的灵魂，使他“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而是感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的确，谋求新的生路是困难的，寻求抄写和教读的“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即使刊登了的文章，经过再三催促，也“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生路是日见其困难了，油鸡们逐渐成为肴馔，阿随也只好带到郊外去放掉。经济的压力，使得他们原来就凝固了的爱情终于破裂了。

在这种打击和变故的面前，涓生是清醒过来了：“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而子君呢？“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她只蜷缩在爱的安宁上，终于经受不住旧势力强大的打击，而屈服了，回到了父亲那里，在父亲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走完了所谓人生的路。

对于涓生和子君这两个性格的理解，还是较为分歧的。有些研究者竭力把涓生说成是自私自利、徒作大言的纨袴子弟，甚至还把他比作罗亭（屠格涅夫：《罗亭》）和拉叶甫斯基（契诃夫：《决斗》），仿佛子君是一个被人欺骗、受人玩弄而终于被遗弃的角色似的。对于人物性格的不同理解，必然牵涉到对于作品主题看法的分歧。照这些研究者看来，《伤逝》的主题，好像仅仅是为了批判涓生的自私自利品质，而表同情于子君了。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将鲁迅的创作倒退到了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水平，而抹煞了它的更为深远的时代意义。其实，从鲁迅的思想发展看，从他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系来看，《伤逝》的主题是要比《罗亭》、《决斗》等作品深刻得多了。它体现了作者对于知识分子道路探索的新阶段，——他看到了单纯追求个性解放的不足。人们常常将《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联系在一起，这是很有道理的。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对于个性解放的思想已经进行了再思考，他指出了它的两个根本性质的缺点：一是觉醒了之后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做的就是梦”；二是没有经济权力的支持，斗争终要失败的，“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认为，倘使不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娜拉们便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两年之后所写的《伤逝》，恰恰是这个观点的发挥和形象化的体现。涓生和子君便是因没有正确的高远的斗争目标而在旧社会的经济压力之下失败了。子君的结末，也正是走了“回来”这条路。鲁迅一面深沉地批判了单纯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同时又继续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不断地进行着“深沉的韧的战斗”。涓生的形象，便体现了作者这一新的探索，——“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虽然，涓生“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但是探索的心却是坚定的：“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⁴⁾而这两种解剖，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时，他也通过对别人的解剖而解剖了自己。进化论的思路，他是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⁵⁾而“轰毁”的，但在这之前已逐渐有了变化；个性主义思想亦有所发展，在社会斗争过程中，他看到了缺乏经济基础的个性解放的不足，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正是从这种精神出发，他探索着知识分子的前进道路问题。

【注释】

(1)《南腔北调集·枙自选集枛自序》。

(2)《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枛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3)《坟·娜拉走后怎样》。

(4)《坟·写在枙坟枛后面》。

(5)《三闲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