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阿Q：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论阿Q

一

《阿Q正传》是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当它刚在《晨报副刊》上陆续发表的时候，便震动了文坛，震动了社会。有些人慑于作品的讽刺力量，感到恐惧，他们纷纷推测这个署名巴人的作者是谁，有人认为作品的情节和自己有关，而此事只有某人知道，因此肯定是某人写的，后来知道作者与他素昧平生，便又到处申明不是骂他；当时的先进人士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这部作品，沈雁冰在小说还只发表到一小半时，便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¹⁾一年多以后，他又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²⁾

随着岁月的增长，《阿Q正传》的影响愈来愈大，阿Q这个名字也愈来愈广泛地被运用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阿Q这个典型。建国以后，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里，他又特别提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阿Q正传》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中国革命早已跨进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由于鲁迅在这篇作品里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尖锐地提出了当时革命的根本问题，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因而，即使在今天，这篇作品对于我们还是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二

打开《阿Q正传》，在诙谐的形式之下，我们立即看到了阿Q的悲惨的命运。他无家无室，“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在那个社会里，他是处于最底层的人，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封建统治者不但剥夺了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连一个姓氏也不准他有。有一回他宣布自己姓赵，然而因此却挨了赵太爷的巴掌。“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阿Q之所以还能生存下来，只是因为他“真能做”——也就是说，有劳动力可供剥削而已，至于其他的事，就不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了。所以阿Q不独姓氏渺茫，而且行状也很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阿Q只不过是生产工具而已！

但作品的重点显然不在于描述阿Q所受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所过的贫苦的物质生活，而在写他的落后和不觉悟。所以，小说一开始就将阿Q思想上的麻痹状态与他悲苦的生活境况交织在一起刻划，而且前者显得比后者更为突出。这就是阿Q的可悲的精神胜利法。

阿Q自高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不肯正视现实，只求在精神上取得自我安慰。

他生活很贫苦，却要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的头上长了癞疮疤，于是“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他被人揪住黄辫子碰响头，却要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当别人硬要他承认“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时，他又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Q在这种精神胜利法的支配之下，不承认失败，不感到痛苦。有一次，当他在赌场上赢得的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被人抢走，他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自打嘴巴转败为胜，“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于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阿Q还欺软怕硬，对于被他“非常渺视”的王胡，“抢进去就是一拳”，而打架失利时却又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迁怒于更弱小的小尼姑。……

阿Q的精神，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所以作者沉痛地写道：“他睡着了。”

三

精神胜利法是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产物。早在一九〇七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就有这样的描述：“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一九一八年，他在《随感录三十八》中，又将这种精神胜利法概括为五种爱国的自大，如“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外国也有叫化子，……”；“中国便是野蛮的好”等等。这种精神胜利法，在晚清的统治阶级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中国统治者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屈膝投降，但又自尊自大，不肯正视现实，只好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于是就大大地发扬了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阿Q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但他性格的突出特点却是这种统治阶级所有的可耻的精神胜利法。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现象。正是在解释这种复杂的现象上，产生了种种分歧，阿Q性格也就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有的人看到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把阿Q说成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一个集合体，认为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因而他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种说法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来的，那种从思想概念出发拼凑起来的人物不可能有生命力，他的降生之日也就是死亡之时。记得胡适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差不多先生传》，就是从某种概念出发而写出来的作品。胡适认为中国人普遍的共同的弱点是凡事不求精明，只要马马虎虎差不多就好了，他就从这个概念出发臆造了一个“差不多先生”，但可惜这个人物根本就活不起来，因为他没有生活基础。《阿Q正传》则与此截然不同。鲁迅不是从主观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生活实际出发来塑造形象，阿Q决不是什么阿Q精神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辛亥革命时代中国农民的典型。

另一些人虽然承认阿Q是农民形象，却从农民阶级的一般特点出发来要求阿Q，他们无法解释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于是转而责怪鲁迅把阿Q写得太落后了，并把这归结为鲁迅前期思想的局限性。姚文元甚至指责《阿Q正传》没有创造出“真实而理想的中国革命农民的英雄形象”，“没有能够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农民英勇斗争的精神”⁽³⁾。这种论调，貌似革命，其实是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它暴露了这个戴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桂冠的家伙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这个挂着鲁迅专家招牌的人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姚文元离开了特定的时间、地点，不作具体的历史分析，只知道拿一般的阶级原则和文艺理论中的条条框框去乱套，这恰恰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⁴⁾。《阿Q正传》写的不是抽象的、一般的农民，而是中国辛亥革命时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民。分析阿Q形象，决不能离开这个具体的历史范畴。

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时代我国有没有英勇斗争的农民，而在于当时整个农民阶级的历史状况如何。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发动农民群众，没有一个农村阶级关系的大变动。所以当时农民阶级基本上是处于消极的政治状态。如果按照姚文元的理论，去创造一个辛亥革命时代的“中国革命农民的英雄形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急进的，但实际上却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如果那时已经将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广大农民展开了英勇的斗争，那么，辛亥革命怎么会这样就失败了呢？

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批评哈克奈斯《城市姑娘》里的人物不够典型，因为在这本书里，作者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欧工人阶级写成消极的群众，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这是对一八〇〇年或一八一〇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一八八七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⁵⁾因为在十九世纪初期，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他们还没有展开自己解放自己的反抗斗争，因而把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写得比较消极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当然是正确的；但到了八十年代，西欧工人阶级早已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而进行半自觉或自觉的剧烈斗争，充分表现出革命积极性，如果把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再描写成消极的群众，即使对个别地区（如伦敦东头）来说是真实的，但对整个历史时期说，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在这里，恩格斯向作家提出了历史主义的要求。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只有反映出时代的本质特点，才能称之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既然辛亥革命时代的历史特点是农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有自觉地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我们就不能强调文艺作品要塑造那个时代的革命农民的英雄形象。

鲁迅在《阿Q正传》里虽然写的是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但他并不是为写落后而写落后，反复描写精神胜利法决不是欣赏而是揭露和批判。鲁迅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探讨农民不觉悟的原因，因此，虽然着重地描写了农民的落后消极的一面，但态度是积极的。鲁迅抓住了辛亥革命时代的特点，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鲁迅在探讨农民问题的过程中，看到了统治阶级给予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严重地妨碍着农民阶级的觉悟。他在《春末闲谈》这篇杂文里，曾经剖析过统治阶级在精神上麻痹劳动人民的罪恶目的：就像细腰蜂在青虫的运动神经上放毒针而使其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的食物一样，统治阶级也是千方百计地要麻痹劳动人民的神经，使其“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他还借用《山海经》里的刑天为例，形象地说明了统治阶级施行思想统治的目的，就是要把劳动人民造成像刑天一样，没有了脑袋，却仍能服役，贡献玉帛美食。现在，这根名叫精神胜利法的毒针已经刺进了阿Q的大脑皮层，使他落后、不觉悟，变为剥削阶级的生产机器了。

可见，鲁迅之所以要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形象，而且集中地表现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的特点，并不是要讽刺什么各阶级都共有的某种弱点，而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残酷，要唤起阿Q们的觉醒。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画出这样沈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而这种“沈默的国民的魂灵”，鲁迅又一再指出，是被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所造成的⁽⁶⁾。

四

鲁迅说，他对阿Q“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⁷⁾。所以他并没有止于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品在两章《优胜纪略》里集中地刻划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后，情节便进一步发展了。

阿Q因为“恋爱的悲剧”，被迫赔礼道歉，除了“万不可脱”的裤子和“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的破夹袄之外，所有东西典当净尽。而同阿Q一样靠出卖劳力为生者，又大有人在，小D就是一个。小D者，小Don也，鲁迅说：“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⁸⁾现在，赵太爷、钱太爷们为了打击阿Q，都去雇佣小D了。没有人来叫做短工，阿Q就要挨饿，所以“他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挨饿的原因，以为是小D谋了他的饭碗去，所以在钱府的照壁前同小D演出了一场“龙虎斗”。这当然不能解决他的生计问题。阿Q决计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既然出门求食，而对于食物又并不想要，这是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有人认为，这段描写应该看作是当时处在革命前夜的农民强烈的革命要求的反映。但其实，在阿Q身上，此时还没有这种强烈的革命要求，而只有一种迷茫的心情。

本来，阿Q发生了“生计问题”之后，应该是可以觉醒起来的，但由于所受的精神毒害实在太深，他只能产生这种迷茫的心情；而不久，连这种心情也消失了，他翻进静修庵的墙头去偷萝卜吃。如果阿Q这么容易觉醒，那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思想统治的治绩就并不显著了，发动农民的任务也并不那么艰巨了。

鲁迅充分地看到农民群众所受思想毒害之深，所以他并没有写阿Q进城之后去参加革命，却是写他入伙偷窃。偷盗决不能算是革命行动，而阿Q的偷盗更没有反抗旧社会的意思。他回到未庄之后，还兴高采烈地大谈在城里看到的杀革命党的场面。“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阿Q也不满意于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可见阿Q还是原来的阿Q。他虽然“中兴”了一下，而终于立刻走到了“末路”。

正当生活把阿Q再次推到末路的时候，辛亥革命发生了。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未庄，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对于革命党，阿Q早有所闻，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可见，阿Q还深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但是，实际生活条件，又决定了阿Q必然倾向于革命。因为阿Q这时已经无法再生活下去了，特别是当他一看到革命能使他的对立者，那“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点‘神往’了”。“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鲁迅在《春末闲谈》里曾引用了陶潜的两句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并说：“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阿Q的走向革命，便像没有了头的刑天似的，“执干戚而舞”，使得阔人的天下难得太平。这是生活对立发展的必然结果，并非作者任意安排。《阿Q正传》发表以后，郑西谛曾批评道：“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就回答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⁹⁾

五

但鲁迅锋利的解剖刀并没有到此为止。作家没有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

阿Q虽然被卷入了革命，但他的被麻痹了的神经并没有清醒。所谓“阿Q似的革命党”，只不过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幻想，和“革他妈妈的命”的朦胧的要求而已。他“得得，锵锵”地在街上飘飘然地飞了一通，又回到土谷祠去幻想了一番，与实际的革命运动根本不接头。但尽管如此，他仍然遭到了旧势力的镇压。

毛泽东指出：“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¹⁰⁾

在这里，鲁迅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未注意到发动群众，教育农民。虽然农民自发的革命活动已经使得地主老爷土豪劣绅惶恐，当阿Q“得得，锵锵”地在街上昂着头唱的时候，连赵太爷都“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老Q”；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却向敌人妥协了，致使投机者潜入，像假洋鬼子这样的人竟然垄断了革命权，向阿Q举起了哭丧棒：“不准革命”。

正因为这个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没有引起一个阶级关系的革命大变动，所以阿Q在革命之后，第二天起来，“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这次革命，在城里引起的“变动”是：“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在未庄，则是秀才和假洋鬼子的大襟上挂了一块“柿油党”的银桃子，这里是连一条辫子也未革掉，只不过“秋行夏令”，将辫子盘在头顶上罢了。

辛亥革命只革掉一条辫子，而且实际上连辫子也并未彻底革除——这是鲁迅所作的深刻的历史总结。一年多前写的《头发的故事》，就是通过这条辫子去观照历史的。作者通过N先生的议论指出：许多先烈“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以鲜血和生命换取了“民国”的称号，然而这个“民国”给人带来了什么呢？——一切都依旧，唯有没有辫子的人走在路上可以不被辱骂而已。但后来，又“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开除了”。《风波》所写的江南水乡，则是连辫子也没有革掉的地方。只有航船的七斤，因为撑船进城，才被人剪去了辫子，而一到张勋复辟时期，终于引起了一场风波，赵七爷对他进行报复了。但七斤其实并非革命党，也没有造过赵七爷的反，只不过两年前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而他唯一的“罪状”就是没有了辫子。赵七爷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一个人没有了辫子，遗老来威胁，妻子对他失却了敬意，而且当众辱骂，邻人们幸灾乐祸地看热闹……

正因为辛亥革命连一条辫子也未革彻底，地主官僚们都“咸与维新”，窃据要津了。他们必然要对革命群众进行反扑，于是，朦朦胧胧地卷入革命浪潮的阿Q，就成了他们镇压革命运动的牺牲品。(www.xing528.com)

白举人存在赵府上的财物遭抢，要追赃；把总做革命党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要“惩一儆百”！于是无辜的阿Q被当做抢劫犯抓起来审判。可怜阿Q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他直言不讳地对牢房中的同伴说：“因为我想造反。”但直到临死，阿Q都还没有觉醒。他还懊恼自己在死刑判决书上画的圆圈不圆呢。“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直到此时，阿Q都还没有摆脱他的思想枷锁——精神胜利法。

作者再一次沉痛地写道：“于是他睡着了。”

在这里，作者的心情是何等沉重和悲愤啊！

六

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一旦塑造成功，就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们要研究人物的典型性，是不能不将这种社会影响估计在内的。

阿Q，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典型。鲁迅写的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但“阿Q”两个字却成了社会上某一种人的共名了。阿Q的模特儿明明“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阿Q形象却刺痛了大城市的统治阶级，使得“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¹¹⁾；甚至，连外国人都在阿Q身上瞧见了自己同胞的影子，比如，罗曼·罗兰就曾说过：“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幅苦恼的面孔。”⁽¹²⁾

应该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我们认为，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某些艺术典型所反映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他所体现的某种特性的社会影响还存在，因而这种艺术典型的现实意义也就不会消失。比如，列宁曾经指责在某些共产党员身上还有奥勃洛莫夫精神，这并不是说奥勃洛莫夫性格是超时代、超阶级的，而是说旧俄地主阶级的这种惰性对于某些共产党员还有着影响。同样道理，旧中国地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不但对于后代的统治阶级，而且对于今天某些人仍旧有些影响，这就是阿Q精神一直没有死去的原因。鲁迅在《热风·题记》中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这段话不但说明了杂文与现实的关系，而且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小说、戏剧中某些艺术典型的社会影响之所以长远的原因。

另一种情况是：生活中常用某一艺术典型的名字来称呼某种现象，其实与这个艺术典型原来的内涵相去甚远，这只能说是“借用”了。比如，我们日常说的“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开诸葛亮会”等，这里所说的“诸葛亮”，实际上已经离开了那个始则“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终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艺术典型，而仅仅成为“智慧”的代名词。这种借用的情况很多，如以张飞代鲁莽，以赵子龙代大胆和英勇，以堂·吉诃德代主观主义，以阿巴贡代悭吝，而将多愁易病的人、甚至并不多愁而只是体弱的人叫林黛玉，等等。“阿Q”这两个字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有时也属于这一种“借用”的情况。这种借用，当然要与典型性格的某一方面的特点相适应，但却远非典型性格的全部内容，甚至并不是其性格特点的主要方面。如果我们将这种借用情况看作是艺术形象典型意义的主要标志，那倒反而大大缩小了艺术典型的丰富内容和它的社会意义。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¹³⁾我们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艺术形象的典型性。

七

毛泽东在批评党八股文风的时候曾经指出：“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¹⁴⁾。

文艺作品虽然并不担负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但那些伟大的作家也总是在自己的作品里提出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因而显示出重大的社会价值。但丁的诗歌，在西欧封建制度解体的时候，提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所以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是以这位伟大人物作标志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反映了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因而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龚自珍在中国封建社会行将结束，资产阶级革命就要开始的时候，有感于“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而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材”，因而他成了“开风气”的诗人。而易卜生的戏剧，则干脆被称为“社会问题剧”。所以，列宁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¹⁵⁾

鲁迅历来反对为老爷太太遣愁解闷的消闲文学，也反对那种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帮闲文学和帮忙文学。鲁迅把文学看作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他的创作有一个明确目的，那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要改良这人生”⁽¹⁶⁾。所以鲁迅的作品总是与当时的重大社会斗争相联系，而且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阿Q正传》写于一九二一年底到一九二二年初，正是各种思潮起迭，各种主义争鸣的时候。鲁迅一方面对封建礼教进行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深入地探索着革命的道路。他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去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唤起农民群众的问题。

农民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但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没有认识它。他们提出过“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并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他们联络过某些会党力量，但却不去发动农民基本群众。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孙中山直到晚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其临终遗嘱里写上“必须唤起民众”的经验教训。

在这时，鲁迅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了“唤起民众”问题的重要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还在《药》里，鲁迅就开始了这一主题思想的探索。于是，在秋天的后半夜，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而愚昧的老人，抖抖地在衣袋里装下了他多年辛苦所积的洋钱，走到刑场去换取人血馒头，来为生痨病的儿子治病。随之，在这个老人的茶店里，又发生了一场热烈的议论，几个无聊的茶客毕恭毕敬地围着刽子手康大叔，听他信口讲述这个人血馒头里所饱蘸的鲜血的由来，——这里又展开了一个革命者英勇牺牲的故事。这种以人血馒头为纽带，将革命者的英勇牺牲与群众的冷漠态度结合在一起描写是寓意深刻的。恩格斯说过：“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¹⁷⁾鲁迅清楚地看到，没有群众的支持，无论革命者多么英勇坚决，失败终是不可避免的。他着力描写群众的这种冷漠状态，决不是如姚文元所指责的那样，“对于群众的觉悟的可能产生了怀疑”，看到的“主要是农民的不觉悟”，而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设法去克服农民的这种冷漠状态，唤起他们的觉悟性。

如果说，《药》写出了群众对于革命的冷漠，那么，在《明天》里，这种冷漠态度便在更广的幅度上显示出来。《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与《药》里的华老栓夫妇一样，同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物。单四嫂子是一个寡妇，“须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这本来已经是够不幸的了，然而命运并未停止对她的播弄。现在，她生命的唯一的寄托，这三岁的宝儿病危了。对于这个孤苦不幸的人，社会又给予什么样的同情和援助呢？——红鼻子老拱的幸灾乐祸、蓝皮阿五的乘机揩油、何小仙的庸医误人、王九妈的不负责任的答话，……这些，就是这些。所有的都是冷漠和嘲弄。只有当宝儿死了，单四嫂子从呜咽而变成号咷时，在她的身边才聚集了几堆“帮忙”的人群。但与其说他们是来给可怜的单四嫂子帮忙的，倒不如说他们忙的是封建礼节中所不可或缺的丧仪，是借着别人的不幸来打发他们闲得无聊的日子，并且还可以典当了别人的衣物来大嚼一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夜深人静之后，单四嫂子就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她感到“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这种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整个冷漠的社会所凝结成的。它漫无边际地包围过来，压得单四嫂子们气都喘不过来了。

是的，作者此时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对群众的态度并不消极。在《一件小事》里，作者就用少有的激情赞扬了人力车夫的崇高品质，“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还从中汲取了力量，增长了勇气和希望。后来在杂感《无题》里，鲁迅又赞扬了卖“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的店员，“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鲁迅之所以一篇接着一篇、一层深入一层地从各个方面来揭示群众的落后和冷漠态度，目的是不断地探索革命的前途，用形象的画面来宣传“唤起民众”的重要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头发的故事》、《风波》和《故乡》也都是《药》的主题的延续。《头发的故事》所描写的群众，对于辛亥革命是冷漠的。请看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深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而《风波》中的群众的觉悟性，比起《药》里麻木的茶客，比起《明天》里冷漠的街坊，也并无不同。临河土场上的风波随着辫子军的失败转瞬即逝，于是，赵七爷脱去了长衫，盘上辫子，又坐下念书了；七斤嫂和村人又都再给七斤相当的尊敬；六斤仍然与她的长辈一样地裹了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总之，一切如旧。这场风波并没有在群众的心里留下什么，或者说本来就没有激起什么变动。《故乡》刻划了闰土的形象，在他身上，鲁迅进一步探讨了造成农民精神上麻木的原因：“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在这里，鲁迅把矛头对准了统治阶级。我们不妨把从《药》到《故乡》的小说创作看作是《阿Q正传》的创作准备，是它艺术构思过程的一个方面。《阿Q正传》则是在更深广的意义上概括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更深刻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未庄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典型。作者通过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描写，准确地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并且尖锐地提出了“唤起民众”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是鲁迅彻底革命精神的一个表现。

《阿Q正传》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而且也是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丰碑。

【注释】

(1)雁冰：《通讯》，《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

(2)雁冰：《读枙呐喊枛》（1923年10月），见李何林编：《鲁迅论》。

(3)《从阿Q到梁生宝》，《上海文学》1961年第1期。

(4)《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5)1888年4月初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

(6)《集外集·俄文译本枙阿Q正传枛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7)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信。

(8)《且介亭杂文·寄枙戏枛周刊编者信》。

(9)《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1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83页。

(11)《且介亭杂文末编·枙出关枛的“关”》。

(12)见柏生：《罗曼·罗兰评鲁迅》，《京报副刊》第426号，1926年3月2日。

(1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14)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0页。

(15)《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

(16)《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7)《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