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战斗号角
一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道路上新的起点，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这是精神界之战士在新时代黎明时分所吹奏起来的战斗号角，嘹亮的号声响彻晨空，唤醒人们起来进行伟大的战斗。
《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它首次在文艺创作领域内反映了新时代的革命要求，提出了彻底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1)所谓旧道德，集中地表现在封建礼教上，它通过家族制度，牢牢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鲁迅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猛烈的开火。他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一击命中，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后来鲁迅自己说过：“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2)
《狂人日记》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鲁迅曾经批评过中国的传统文艺道：“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他们囿于封建礼教，“非礼勿视”，“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他们造出瞒和骗的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3)当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并不缺乏怀疑传统观念的作家，比如，鲁迅就赞扬过屈原“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鲁迅同时指出：“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4)鲁迅也肯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5)，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6)但同时又指出：《红楼梦》这个小悲剧的“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7)
总之，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认识的局限，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还不可能产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作品。
只有鲁迅，才对封建礼教作了全盘的否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通过狂人的嘴说道：“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这就是说，要把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拿到理性审判台面前进行审判。这一审判的结果，就发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原来是吃人的社会，所谓封建礼教，就是吃人的道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用“吃人”两个字来概括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这是何等尖锐有力、何等深刻彻底！
在《狂人日记》的影响下，《新青年》杂志上还出现了《吃人与礼教》一类的文章。反对封建礼教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共同的主题。
《狂人日记》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五四时期时代精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鲁迅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和现实进行革命探索的结果。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鲁迅已经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历，也已经有相当的创作经验的积累。
还在一九○三年，鲁迅留学日本之初，他一面探讨着“改造国民性”问题，同时也就开始了创作活动。《斯巴达之魂》可以说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开始。这篇小说取材于古希腊的历史故事，旨在颂扬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作品描写了温泉门之役剧烈的战斗情景：三百个大无畏大无敌之斯巴达军，“舆榇以待强敌”，“誓愿殉国以死”，谁也不愿作寄书邮而求生还。终于，在一场“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的战斗之后，于取得“敌军无数死于刃，无数落于海，无数蹂躏于后援”的代价之下，全部壮烈牺牲了。只有一个武士“以罹目疾故，远送之爱尔俾尼之邑”，而得生还，却遭到了妻子涘烈娜的拒绝。勇敢的涘烈娜因不愿“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而在发表了一通激昂慷慨的言辞之后，立即伏剑自刎了。……
从艺术上看，《斯巴达之魂》自然是比较幼稚的。不但人物性格缺乏内在的力量，而且所反映的生活深度也很有限。但从《斯巴达之魂》开始，鲁迅的创作就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性：他颂扬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正是为了要激起国人奋发自强的革命意志。而其激昂慷慨的浪漫情调，也正是当时时代风尚的反映。正如鲁迅自己所说：“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8)
在晚清的思想界，鲁迅的思想有他的独特之处。这就是他从进化论与个性主义出发，特别强调精神上的改造——即“思想革命”。他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并不像有些人所解释的那么空泛和抽象，实际上就是孙中山后来在遗嘱中所说的“必须唤起民众”的问题。当时的革命人士，比较普遍的议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些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有些人办杂志取名《汉声》，意思是“光大汉之先声”，他们渴望光复之心是十分旺盛的，但对于唤起群众的觉悟性问题，却很少注意。所以，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9)。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能够看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而且在“冷淡的空气中”，奋然前往，更是表现了鲁迅革命理想的高远和革命意志的坚定。
这样，当他正式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他就严厉地批判了那些“竞言武事”，“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或持“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的洋务派和改良派，而提出了“张灵明”、“任个人”的解放个性、唤起民众觉醒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10)。他竭力赞扬那些能“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革命诗人，并且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11)
但这呼声，在当时的思想界是落空了的。因为大多数人还并未意识到“唤起民众”的重要性，所以他“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2)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混乱黑暗的现实与高远的革命理想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矛盾。辛亥革命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共和”的招牌，“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13)，不但经济上并未实行“平均地权”，思想上并未动摇封建伦理观念，甚至连军政府也“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14)。革命初起时“皇皇然若丧家之狗”的官僚绅士们，纷纷钻入革命阵营，并且篡夺了领导权。
也就在辛亥这一年，鲁迅写了另一篇文言小说《怀旧》。《怀旧》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小说通过一个童子的眼睛，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两个乡绅在“动乱”的风声来到时“皇皇然若丧家之狗”而又竭力钻营投机的丑态。金耀宗为富家之宠子，家拥巨资，而“识语殊聊聊”。此公“禀性鲁”，“如语及米，则竟曰米，不可别粳糯；语及鱼，则竟曰鱼，不可分鲂鲤”，但投机钻营的本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术，则有家训”。所以当“动乱”的风声一到，他就准备饭菜，“拟借张睢阳庙庭飨其半”，以取得“顺民”的资格。而秃先生仰圣，这个破落的士大夫子弟，则比一般的地主富绅更加反动和狡猾。他毕竟是读过孔孟之书的，竟能搜尽《纲鉴易知录》，而断定“此种乱人，运必弗长”。所以他的应变之方就更巧妙了，他认为：“此种人之怒，固不可撄，然亦不可太与亲近。”总之，时势无论怎么递变，而封建主义的“内骨子”，却就在这批人的手中保存下来了。小说除了对于投机士绅的揭露之外，笔锋所及，还对于那班庸人自扰的市民也讽刺了一下：“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有挟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而那些富家姨太太，“方检脂粉芗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箧中”，“似视逃难亦如春游，不可废口红眉黛者”。这不正是鲁迅后来（一九一九年）在一篇题为《来了》的随感录中所写的景象吗？大家纷纷攘攘的乱了一通，结果连“乱人”的影子也没有见呢。——“这便是‘来了’来了。”(15)
我们说《怀旧》是一篇成熟之作，首先指的是它对社会现实揭示的深度。在这绘声绘色的描写里所显示出来的当时某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面貌是极其真实的，所发掘的问题，也是非常深刻的。不但为《斯巴达之魂》所远远不及，就是在当时的文艺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里的主题思想与《呐喊》、《彷徨》各篇已有直接联系。其次，人物性格的刻划也比较完整。金耀宗、秃先生不仅仅是作为某种意识的代表而存在，他们都有着分明的个性，按照自己的性格特点而行动着。此外，这里的讽刺艺术也比较圆熟，为此后鲁迅小说中的喜剧性因素开其先河。
但在写作《怀旧》之后，鲁迅又沉默下去了。这是由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实所促成的。那时，封建旧官僚攘夺了政权，他们自然要维护封建礼教、孔孟之道，以维持其反动统治。于是，革命“理想”的价值跌落了，封建遗老们纷纷下山，抬出了“经验”这一利器。“经验从那里得来，便是从清朝得来的。经验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于是，一切理想，“自然株连着化为妄想，理合不分首从，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16)这时，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什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但封建礼教的“经验”，却一以贯之，而且势力愈来愈大，不但穿过朝靴的遗老大谈其“经验”，而且“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学习诸公，早经竭力大叫，说他也得到了经验了。”“但我们应该明白，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17)革命以后的这种现实情况，以致使鲁迅直到后来还“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8)鲁迅担心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19)这其实并非预言将来，而是对于已成现实的概括。袁世凯不是就在《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通令尊孔，强制读经吗？康有为不是上书请以孔教作为国教，而且出版《不忍》杂志，组织“孔教会”，大肆鼓吹孔孟之道吗？孔教被他们认为是“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的东西；封建传统因为“从来如此，便是宝贝”，所以碰也碰不得。鲁迅曾以一间铁屋子作比方，认为要开一个窗子都不允许，甚至连搬动一张桌子都办不到。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认真地研究了历史，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20)。鲁迅是想从历史上去解剖中国的“祖传老例”、“列祖列宗的成规”，从而寻求改革的办法。他在读史中，“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21)，深感有加以揭露的必要，所以，当“新世纪的曙光”照临中国的时候，他便根据这种认识，写成《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嘴，大声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个质问，是对“从来如此”的封建礼教，作了彻底的否定；把“从来如此，便是宝贝”的吃人逻辑，驳得无立足的余地。这是觉醒的战士向封建传统观念进行宣战的声音。
二
《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狂人这个形象表现出来的。
对于狂人性格的理解，研究者的意见还很分歧。首先碰到的问题是：“狂人究竟是不是狂人？”对于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强调狂人性格中清醒的一面。评论者虽然也承认狂人“是被迫害到发狂的”，但却认为，这里的所谓“狂”，是别有含意的，——正如《愚公移山》故事里的愚公“并不愚笨”一样，狂人的疯狂也“只是他周围的人都被统治阶级压迫愚弄得麻木了，反而说他是发了疯，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封建主义的毒害”；另一种看法则强调狂人狂态的一面。虽然，评论者也承认：“从他的精神本质，从他这种斗争的社会意义来说，却又是异常清醒的”，但却认为：“狂人并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名称，狂人确实是狂人。”立论的主要根据是：“作品里狂人的神情始终是惊惶不安的：赵家的狗看了他两眼，他害怕；路上一群毫不相干的人们，引起了他莫大的疑惑和惊惧；狼子村有人吃了个大恶人的心肝，竟使他‘直冷到脚跟’，立刻联想到人们也会吃他。……站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患了‘迫害狂’的人。他眼睛里闪烁出的光芒染上发狂的色彩，他头脑里萦绕着的念头也带着颠疯的成分。正常人推理的方法和思想的线路，决不是这样的。”
这两种意见看来好像各有道理，但其实却都很偏颇。
第一种意见强调狂人清醒的战斗精神是对的。但他忽视了狂人“狂态”的特征，就无法解释持第二种意见者所提出的论难——一个清醒的人何以思路会如此狂乱？简单地将狂人的疯狂解释为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的诬蔑，的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第二种意见指出狂人的狂态特征也是必要的。但若把狂人看成为真正的狂人，说是“狂人分明是在封建社会残酷的迫害下发了狂”，而且把狂人清醒的战斗精神也说成是“虽然发了狂，他却依旧不屈不挠地斗争着”，那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这样一来，狂人锋利的语言都变成了狂言疯语，还有什么战斗意义可言呢？真正“发了狂”的人，还有可能讲得出清醒的语言吗？还能够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吗？
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一下狂人的性格，并且兼及作品的艺术特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作者在这里其实是采用了象征手法，——以狂颠者的外貌来表现一个清醒战士的性格。既然用的是狂人的外貌，那么，人物的思想、言谈就不能不带有某种狂态的特点，所以“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但作者目的却在于塑造一个清醒战士的形象，于是，这个狂人也就不能一味疯狂下去，而必须于狂言疯语中透露着清醒的战斗力量，在混乱、荒唐、跳跃的思路中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在这里，发狂的行为既非随心所欲的描写，清醒的神态亦非兴之所至的点缀；这里的每一个动作都经过周详缜密的思考，所有的细节都作了精心着意的安排；因而，此处的疯言与利语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狂姿与醒态则纠结得简直难分难解。
比如：狂人以为他同赵贵翁和路人结仇的原因是：“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这句话表面上看来自然是狂言乱语；但内在的意思则是指：革命战士之所以受到旧社会的歧视和迫害，是因为他要批判封建社会的历史传统。这难道不是最清醒的战斗语言？狂人说：“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段话看似没头没脑，但不正是对于吃人社会和吃人者的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吗？狂人说：“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这段话虽近于痴人说梦，但从中却表现了战士的勇敢无畏的气概，这里有的是对于敌人的蔑视，和对于自己的确信。有时，狂人的思路是十分混乱的：从老医生叫大哥给他赶紧吃药，联想到药典上的“人肉可以煎吃”，又从大哥忽然牵到古书中“易子而食”，接着，一会儿是“海乙那”，一会儿又是易牙蒸子、徐锡林（麟）被杀、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些，看来是东扯西拉，毫无联系，但这一切，不正是说明了封建礼教吃人历史的悠久，而所撒之网罗非常宽广吗？应该说，这些都是以狂语形式出现的最清醒的战斗的语言。
《狂人日记》正是通过这种象征手法，塑造了一个披着狂人外衣的清醒无畏的反封建战士形象，巧妙地将狂姿与醒态交织在一起，从而充分地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揭出它的吃人本质，并且提出了最严正的审问(22)。
这一切，无疑都表现了作者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狂人日记》同时还包含着鲁迅前期思想的局限性，这就是他的进化论的观点。当作者用进化论的观点去反对守旧、反动的思想和制度时，它是具有进步性和战斗性的，但作者企图用它来解决革命前途的时候，那么，局限性也就立即暴露出来了。因此，在鲁迅的笔下，狂人对于封建制度的谴责是勇猛的，然而他所采取的手段却是平和的。狂人说：“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按：指大哥）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又说：“去了这心思（按：指吃人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正因为他把对于封建制度和思想的革命看作“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自然就会产生“劝转”的念头。
但对于“劝转”这个情节的理解，研究者的意见也并不一致。虽然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鲁迅当时思想弱点的反映，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劝转’是狂人性格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不但并不反映鲁迅当时的思想弱点，而且“这是后来连狂人自己也纠正了的想法”；并且说：“在这个情节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恰巧说明了并不是鲁迅幻想着什么‘劝转’的念头，而是鲁迅在推动这些情节前进的过程中，否定了狂人‘劝转’的幻想，让狂人沿着一条可能攀援的道路迈进，指引着狂人果断地将脸庞转向新的一代。”
这种见解其实是缺乏根据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鲁迅当时有没有和平进化的观点，这是产生“劝转”情节的思想基础。就鲁迅当时的思想看，他虽然有了新的思想因素，但并未从根本上抛弃进化论的观点，比如，《热风·随感录四十九》中，就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和平进化的观点：
……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www.xing528.com)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幻想着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大家这样欢天喜地地谦让着、催促着，而且还要奖励着，各各走自己的路，非和平进化的观点而何？值得奇怪的是，这位评论者同样也引用了这一段话，但他在这段话中所看到的却只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这一点，而对于这一番谦让、平和的景象竟视而不见了。
其次，再来看看，狂人到后来是不是“也纠正了”“劝转”的想法呢？没有，并没有。虽然，他也看到：“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却仍旧苦口婆心地对大哥劝说：“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后来，他虽然再次看到：“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但仍旧“偏要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甚至直到最后，他还希望吃了妹子肉的大哥能够良心发现：“如果还能过意不去，……”这难道能说已经纠正了“劝转”的想法吗？
再则，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也并不等于作者“否定了狂人‘劝转’的幻想”。其实，“救救孩子”与“劝转”同是属于进化论的范畴。孩子——新的一代，是进化论者的希望所托，而“劝转”，则是他们所幻想的为新一代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手段。在这里，他们只看到新与旧、幼与老的差别，而看不到社会发展道路上必不可免的激烈斗争。
当然，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思想与作家的思想是不能等同起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作家心灵的任意创造，而是对于现实生活如实的描写，作品中的人物自然也并非就是作家自己，而是根据实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原型而创造出来的。狂人这个形象，就概括了五四时期许多革命者的特点。但是，文学作品又不是对于现实生活简单的摹拟，而必然包含着作家的感受和认识。因此，作家也总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等等而对于现实生活进行分析和评价的。狂人自然并非鲁迅自己，但对于狂人的分析和评价却无疑是表现了作者的思想观点的。十分明显，作者不但一般地肯定狂人的行径，而且在狂人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情怀；就是对于“劝转”的思想、对于“救救孩子”的呼声，作者也并没有否定。如上所述，人物性格的这一发展，恰恰反映了作者当时思想认识上的弱点。
我们这样说，其实并不贬低《狂人日记》的思想意义。灿烂的光辉应该发自本体，任意的涂饰反足以伤其明亮。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23)对于《狂人日记》的分析，如果离开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特点，离开了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甚至连全篇的上下文也不顾及，那的确是难以说得明白的。
《狂人日记》尽管还带着进化论的弱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其历史的进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也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而且，更重要的是，鲁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叫喊里。如果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进入新阶段的宣言，是彻底反封建的檄文的话，那么，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地从事战斗，而且更深沉地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进行解剖，辛勤地探索着革命的前程，热情地追求着先进的理想；而鲁迅自己的思想，也就在不断地战斗、不断地探索中发展、前进了。
【注释】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693页。
(2)《且介亭杂文二集·枙中国新文学大系枛小说二集序》。因《鲁迅全集》版本较多，各处藏本不一，且以后难免还会再出新版，各版页码不同，查对不易，而鲁迅本人编定的文集则已定型不变，故本书有关鲁迅著作引文的出处，只注文集和篇名，书信则只写日期及受信人，而不注《全集》卷数页码，或反而易于查对也。
(3)《坟·论睁了眼看》。
(4)《坟·论睁了眼看》。
(5)《坟·论睁了眼看》。
(6)《坟·摩罗诗力说》。
(7)《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8)《集外集·序言》。
(9)《呐喊·自序》。
(10)《呐喊·自序》。
(11)《坟·文化偏至论》。
(12)《坟·摩罗诗力说》。
(13)《朝花夕拾·范爱农》。
(14)《朝花夕拾·范爱农》。
(15)《热风·随感录五十六“来了”》。
(16)《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17)《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18)《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19)《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20)《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21)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
(22)应该说，“狂人确实是狂人”论者是看到《狂人日记》所运用的象征手法的，在分析“《狂人日记》的艺术”时，也提到这一点。但遗憾的是，他仅仅将它作为艺术特色来分析，而不同主题思想联系起来，因而在性格分析上带来了上述的缺点。
(23)《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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