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部分唐代商人通晓音律，且有一定文化素养，具有口传的基础
唐代之前，即有史料记载商人擅于乐者：
龟兹乐者，起自吕光破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22]
这则史料说明，唐朝之前，某些商人就是音乐的传人！有学者在《唐诗中的胡人形象》中写道：“胡人爱歌善乐。音乐爱好乃是游牧民族的天性。有不少长安的琵琶名手即来自西域。其音乐特长不免常常表现在社会交往中。”[23]而真正和胡人有深入交往的一是士人，二是商人。商人与胡人的交往活动还延伸至域外。唐诗中还有不少诗歌，表现了商人或者商业从业人员对于音乐的熟悉：
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24]
塞曲凄清楚水滨，声声吹出落梅春。须知风月千樯下，亦有葫芦河畔人。[25]
《洞庭秋月行》中的估客吹奏羌笛，说明他熟悉北方的音乐。《太平广记》卷204有一则史料可以与此诗歌相印证：“洞庭贾客吕乡筠，常以货殖贩江西杂货，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羡，即施贫亲戚，次及贫人，更无余贮。善吹笛，每遇好山水，无不维舟探讨，吹笛而去。”《江宿闻芦管商船小童善吹》通过一系列意象，体现商船上的作为商业从业人员的小童神乎其技。
唐代商人的音乐水平还可以从他们专门的乐曲中体现出来。
《三洲》歌者，诸商客数由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又因《三洲》曲而作《采桑》。[26]
《旧唐书》和《新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明此曲在唐代确实存在。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知道《三洲》其实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商人的共同创作，并且，因为《三洲》，还衍生了《采桑》。
团圆莫作波中月，洁白莫为枝上雪。月随波动碎潾潾，雪似梅花不堪折。李娘十六青丝发，画带双花为君结。门前有路轻别离，唯恐归来旧香灭。[27](www.xing528.com)
从歌词来看，雅丽清绝，含思凄婉。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商人，和家人的每一次离别都有可能是生离死别。商人就是借助这样的歌声，唱出心中巨大的压抑和恐惧。
商人有属于本行业传唱的音乐。诗歌中提到的商人本人、商人的仆人都被证明有过音乐的训练，应该说，相当一部分商人具备了口传音乐性强、节奏明显的诗歌之素养。
2．相当一部分唐代商人具备了口传唐诗必备的文化素养。
与音乐的需求相比，传播诗歌更加需要语言文化素养。唐代对于商人的歧视政策一直沿用，尽管商人的地位较前代有所提高，但是总体上说商人就意味着低贱。宋军风先生认为：“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教育价值观看来，唐代商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实际上起到了许多负面作用，存在着一系列缺陷。这主要缘于唐代社会的制约和商人职业特点的影响。”[28]宋先生论述的基点，是从儒家教育价值观来评价，得出上述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但如果从商人的生存需要的实际本领来评价，也许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一些材料中，对商人的素质进行推断。
我们首先来看一位出生于商人家庭的诗人在幼年的教育情况，这个人就是李白。关于李白的商人出身，不少研究者已经作出了相关的结论。[29]但是，商人出身，并没有影响到对于李白的教育，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30]，“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31]，他的天才作品更证明了这一切。
商人出身而好学，《太平广记》也有记载：“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学。”[32]
唐代商人也具有学习的机会。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敕：“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也听。”[33]说明商贾子弟也同样具备入学的资格。即使是最高等级的太学，也有商人子弟出入。秘书少监颜师古在校对古籍时就使用了很多商人：“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师古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34]韩愈在谈到国子监的时候写道：“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35]这既表现了韩愈对“公卿子孙”恨铁不成钢的懊恼，又反映了他对“工商凡冗”的不满和不屑，同时，还客观的反映了当时不少工商子弟勤奋努力而在国子监有一席之地的现实。最高学府尚且有不少工商弟子，州学县学工商弟子的比例应该不会太少。上面这些例证，是商人素质状况的直接说明。
在唐代比较落后的地方——湖南，这个地方的工商业者素质如何，应该是可以观照唐代整体的商人素质了。唐代的湖南，正如吴顺东先生感慨的那样，“自古以来，潭州一带都是诗文传统较为薄弱的地区，大唐诗歌鼎盛，名家多如繁星，而湖南波澜不兴，从初唐至于盛唐的近二百年时间内，湖南未见一诗文名流，真可谓魁星无情，不照南楚”。[36]而《唐语林》记载：“衡山五峰曰：紫盖、云密、祝融、天柱、石廪。下人多文词，至于樵夫，往往能言诗。尝有广州幕府夜闻舟中吟曰：‘野鹊滩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雁峰前过，望断家山一字无。’问之，乃其所作也。”[37]足见诗歌在当时当地的普及程度。长沙窑出土瓷器上面的诗歌，有小部分是当时的诗人作品，大部分不是。蒋寅先生认为：“这些诗作大多为浅显的口语诗，使用许多口语和俗语，又确知出于窑匠手书，使我们得以窥见唐、五代时期民间普通艺人的文化程度和诗歌修养，乃至俗字、别字的写法。”[38]古代“工、商”往往相连，有的工匠本身就是商人。这里尽管不能确证这些工匠同时就是商人，但是，商人的意图表达得非常的得体，明显是商人的口吻：“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由此可以知道，诗歌的创作者即使不是商人本人，也一定是商人按照市场的要求而安排的。下面我们引用三首长沙窑瓷器上面的诗歌：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老。
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39]
一个落后地区的工匠或者是工匠式的商人，文化素质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应该说，这里商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是不低的。我们从大量的唐代诗文中知道，唐代的商人是低贱的，但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往往比一般的百姓要好，这就意味着商人子弟实际上有接受良好教育的物质基础。通过上面的例子和事实分析不难看出，商人这个群体，总体上具备对唐诗进行口传所必须具备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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