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人传播唐诗的必然性

第一节　唐代商人传播诗歌的必然性

众所周知，商人唯利是图。商人传播诗歌，对于商人本身，有什么动力源？必然性何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首先，我们从商人本人的需求看，传播诗歌对商人有利。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经营者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按照顾客的喜好提供商品，满足顾客的需求，才能取得效益。否则，很难在竞争中立足。韩非子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1]韩非子充分论证：个人的行为受利益的驱使。

任何人的行为，就是这样在市场的引导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例如：唐代的进士试诗赋，用韵非常严格。女子吴彩鸾工于书法，“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2]詹鸾以抄写《唐韵》为生，“书《唐韵》极有功”，“做楷字，小者至蝇头许，位置阔绰”。在北宋末，詹鸾与吴彩鸾以手写的《唐韵》，“断纸余墨，人传宝之”。^[3]詹鸾与吴彩鸾以抄写的方式传播《唐韵》，客观上也推动了诗歌的创作和交流，而主观上她们是商业行为，这样做关乎其本人切身利益。白居易在《与元稹书》中说：“及再来长安，又闻右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咏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妓女歌咏《长恨歌》，就能够抬高自己的身价。所以，她们口传诗歌也是有自己核心利益的。

一个人即使本非商人，会在市场的引导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商人本身就是以营利为目的，自然更加会在市场的引导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传播诗歌如果对于商人的经营销售有利的话，商人一定会做，而不管商人本身是否喜欢。(www.xing528.com)

其次，从人与环境的关系来看，传播唐诗对于商人也有利。

人是环境的主体，同时又是环境的产物。现代营销学研究证明，卖产品之前，有一个商人与顾客的接触过程，当顾客不能接受商人本人的时候，也就很难接受其产品。这也就是成功学大师陈安之反复强调的：“卖产品不如卖自己。”^[4]当诗歌成为社会的公共语言之时，主动地利用诗歌作为媒介，或作为工具，对于扩大商人的自身魅力，利莫大焉。

唐代社会是诗歌高度发达、相当普及的社会，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如白居易的诗歌曾经火爆异常：“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5]唐范摅的《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记载：文人李涉乘船去九江，在皖西一带遇上了盗匪。数十人手执兵器，鼓噪上船。李涉的跟从忙说：“这是李博士的船”。强盗首领知道以后，说：“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需剽他金帛。自闻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涉无奈，便写绝句一首：“春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于今半是君。”最后，“绿林豪客”们反而对他“饯赂且厚，李亦不敢却”。打家劫舍的强盗尚且慕文人诗名，让诗歌成了“通行证”。当社会上都流行诗歌的时候，一个商人对此善加利用，诗歌就是经济资源，他可以利用这样的资源营造对于自己有利的商业环境，取得良好的效益；而远离诗歌，则就意味着缺少了一种必要的资源和沟通手段，会被排斥在流行之外，失去了话语主动权，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很多机会。所以，即使是被动地传播诗歌，对于商人来说也是必需的。

可以肯定，唐代商业环境中传播诗歌，是商人内在的需求，也是经营环境的需求：当他渴求经营成功获取利益之时，必须要利用好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