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人对于商业的靠拢
中唐农商对比题材诗歌的大量出现，诗歌中对于商人的贬斥，充分说明商人的行为引起了诗人的高度关注。商人的行为不知不觉成为诗人的日常行为参照系，激发了诗人的商业潜能，诗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良好的广告意识、交换意识，甚至迸发出巧妙的商业行为。唐代是士商关系变化的起点，尤其是中唐，士大夫在描写着商人的同时，观照着自己，改变着自己。学者们普遍认为，明清的士商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对于这样的变化，有的学者使用“士商合流”[125]；有的学者使用“士商互识”[126]；有的学者使用“士商相混”[127]。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
秦汉以下，商人也一直都在社会上活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重视明清商人呢？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商和士之间的相互流动开始变得非常密切了，而另一方面商人阶层有明确地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ideolgy），换句话说，商人在中国的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地上升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渐渐转变为士商农工的新秩序了。[128]
余先生的解答，重点在于“明代的士商关系已经是什么”，而没有解决“明代的士商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明代士商人关系出现了这样质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有什么样的历史传承？陈书录先生将这种转变从中唐开始划分为三个阶段：(www.xing528.com)
先秦以来，对于农耕与商贾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是“重农抑商”，一是“农商皆利”。中国古代诗歌在这两种思想影响下有三次较大的变化：中唐时期开始扭转“重农抑商”的思想，在诗歌创作领域有“农商皆利”的苗头，但主要倾向则是“贾雄则农伤”；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实现了由“重农抑商”到“农商兼利”的转变，但往往着眼于朝廷与地方的政策层面；明中叶唐寅、徐渭、王世贞等人挣脱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禁锢和“贾雄则农伤”的思维方式，在张扬情欲、自适快乐的新起点上与商贾契合，诗歌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129]
陈先生的论述乃中的之言，惜乎时间跨度太长，无法展开。中唐诗歌中激烈的农商对比，实际上是诗人对于商人真正开始认识、了解、互动。众多唐代诗人对商人的抨击，说明商人真正走入诗人的视野，诗人开始关注商人。“商人已经从前代文学中的‘龙套’，一跃而为唐代文学中的‘配角’，个别时候还成了‘主角’。”[130]其实，诗人对于商人的描写过程，同样是商人行为作用于诗人的过程。商人的行为本身，启发了诗人的日常行为，成为诗人日常生活决策的参照系。诗人本身，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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