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人和商人的矛盾，是彼此利益的冲突
1．诗人在与商人交易中发生矛盾。
从消费的对象而言，诗人与商人，都是商业消费的主要对象。对于诗人而言，希图科举扬名，财富不从市场上获得，也不需要依靠财富来赚取更多的财富：因为他们耻于经营财富。财富不能变成资本产生更多的财富，主要意义就是消费。诗人在描写自己消费财富的时候，很多地方体现了大手大脚，以一掷千金为乐：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42]
诗人向酒店的老板喊：不要说我钱少了，我用“五花马，千金裘”来换酒饮！这样的消费方式，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43]
诗人回到家以后，因为欠债的人多，催债的人鲜明地排成了行。“粲”者，鲜明之貌也。诗人大约又找朋友借钱，遗憾的是“所求竟无绪”。诗人准备如何对待这些催债的人？“明发钓沧浪。”用贬损一点的话说，就是“逃之夭夭”。诗人李播有一首类似的诗歌：“去岁买琴不与价，今年沽酒未还钱。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44]诗人非常形象地形容上门催债人的情状，“雁行立”，向大雁一样在诗人的家门口八字排开。诗人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屋里醉人鱼贯眠。”诗人和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像游动的鱼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呼呼大睡。王梵志有诗写道：“借物莫交索。用了送还他。损失酬高价，求嗔得也磨。”“借物索不得，贷钱不肯还。频来论即斗，过在阿谁边？”[45]欠钱不还及其引起争论的现象乃生活中之实事。到底谁对谁错？也许，这个答案太显而易见了。一般而言，诗人为士，在封建社会的等级比商人高。在诗人眼里，欠债不还好像不是一件难为情的事，相反，或许认为这样更加体现疏狂个性，抱有欣赏自得的态度。消费要付款，欠债要还钱，遇到这样的消费者，商人和诗人不发生矛盾，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唐诗中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商品是可以赊欠的。“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46]杜甫赊欠酒债的地方非常多，凡到之处，均有赊欠。“病添庄舄吟声苦，贫欠韩康药债多。”[47]白居易赊欠药债，并且对自己的赊欠表示深深的无奈。有的诗歌写商人不肯赊欠：
临罾鱼易得，就店酒难赊。吟兴胡能尽，风清日又斜。[48]
诗人面临这样苦恼的境地：风景很好，又有鲜鱼为菜，就是赊不到酒。诗人无法尽兴，一直到日落还感到遗憾。这个时候，诗人会在内心对于这个不肯赊酒的老板恨如何之？对于不肯赊欠的老板，诗人在诗歌中明显体现出无可奈何的愤情绪：“市头博米不用物，酒店买酒不肯赊。”[49]“野寺门多闭，羌楼酒不赊。”[50]
与赊欠不同的是借贷。诗人们欲想借贷，先会想起商人：“此时欲买君山住，懒就商人乞个钱。”[51]但向商人借钱，诗人感觉有些低三下四，所以，诗中使用了“乞”字。商人本来就低贱，居然要高贵的诗人为了钱而低头，有的诗人宁肯不借了。更何况借贷是要支付利息的。但是，还是有万般无奈的人不得不借贷：
长年爱伊洛，决计卜长久。赊买里仁宅，水竹且小有。卖宅将还资，旧业苦不厚。债家征利心，饿虎血染口。腊风刀刻肌，遂向东南走。贤哉韩员外，劝我莫强取。凭风谢长者，敢不愧心苟。赁载得估舟，估杂非吾偶。壮色排榻席，别座夸羊酒。落日无精光，哑暝被掣肘。漕石生齿牙，洗滩乱相掫。奔澌嚼篙杖，夹岸雪龙吼。可怜圣明朝，还为丧家狗。通运隔南溟，债利拄北斗。扬州屋舍贱，还债堪了不。此宅贮书籍，地湿忧蠹朽。贾僎旧相识，十年与营守。贫交多变态，僎得君子不。利命子罕言，我诚孔门丑。且贵终焉图，死免惭狐首。何当归帝乡，白云永相友。[52]
债贷，乃是以钱生钱，相当于今天的金融商人。从卢仝的诗歌描 写来看，债贷利息大约很高，“债家征利心，饿虎血染口”，诗人在另外一首诗歌中写道：“宅钱都未还，债利日日厚。”[53]在高利贷的压迫下，诗人深感压力：“利命子罕言，我诚孔门丑。”孔子罕言利、孔子罕言命，我作为孔门众人，为了还债贷，不得不言利叹命，真是愧为孔门子弟啊。这样的背景下，诗人和商人就是利益上的矛盾体。诗人在诗歌中感慨：“赁载得估舟，估杂非吾偶。”甚至在另外的诗歌中写道：“商贾女郎辈，不曾道生死。”[54]《太平广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与卢仝的诗相参看，见证高利贷之可怕：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偿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55]
更有商人，干脆不赊借，也不借贷：
富儿多鞅掌，触事难祇承。仓米已赫赤，不贷人斗升。转怀钩距意，买绢先拣绫。若至临终日，吊客有苍蝇！[56]
诗人对于这样不肯借贷的人发出最激烈的诅咒：“若至临终日，吊客有苍蝇！”
2．商人的消费方式引起诗人不满。
商人其时身份低贱。诗人对商人贱视的行为，商人应该是能够承受的。“赁载得估舟，估杂非吾偶。”[57]诗人卢仝租坐商人的船只，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商人不是我的伙伴。“杜门草《太玄》，落草赋《子虚》。大贾倾十万，一名终不书。小人苟片善，言下辄纪渠。”[58]张祜写这位“江海一遗叟”很有名士风度，具体体现：他书法极好，但是，大商人出十万他也不写。
商人奢侈消费则是诗人不能够接受的。商人奢侈消费、商人家属的奢侈消费引起诗人的不满：(www.xing528.com)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59]
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60]
沃土心逾炽，豪家礼渐湮。老农羞荷锸，贪贾学垂绅。[61]
经济不发达，物质不丰富，奢侈消费本应谴责，更何况当时是按照等级消费。高宗曾对雍州长史李义玄说：“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至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糜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严加捉搦，勿使更然。”[62]商人逾礼消费有违道德要求，还挑战了政治秩序。欧阳卫民先生认为：“既然按等级消费是等级制和土地权力在经济上的最终实现，那么，它对货币权力及其平等主义的恐惧便无以复加。通俗地说，按等级消费主要目的是限制商人消费。只有商人具有越过低贱地位而从事消费的金钱能力。”[63]商人有违反等级消费的限定的消费能力，还有违反等级消费的限定的消费行为，诗人对商人感到压力和不满也就势所必然了。
3．诗人和商人的矛盾，是制度改革中利益分配的冲突。
商人不能参加科举，不能进入统治集团为官，唐代的相关规定非常明确：
贞观故事，太宗初喧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64]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65]
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66]
但是，这些规定的执行并不严格。尽管笔者没有找到国家法律层面上同意商人科举入仕的材料，但是，有工商子弟科举入仕的实例：陈会、毕诚、常修、顾云，均为工商子弟而成为官宦。崔郾云：“牧虽屠沽，不能易也。”[67]白居易云：“惟贤是求，何贱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舍诸？惟彼郡贡，或称市籍，非我族类，则嫌杂以萧兰，举尔所知，安得弃其翘楚？”[68]都体现了在科举录取上的态度转变。
商人能够参加科举，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则意味着参加科举的竞争者增多，科举竞争压力增大，士人中举的机会相对减少，直接危害士人的利益。士人奋起反击，情则可恕，理则当然。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中唐开始的税收改革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利益。租庸调制度是一种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官员，享有不同的授田、不同的税收优惠，这套制度是和封建的等级制度相吻合的。正如韦伯所言：“通过政治性的财产聚集，便发展出一个放租小农地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虽然并不稳固）并不带有封建或者市民的色彩，而是处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家产制国家里典型的财富积累，基本上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经济的利得，而特别是——除了同样导致货币利得投资于土地上的商业之外——一种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69]“掠夺”二字，充分解释封建等级经济的本质，越是权势大的人得到的豁免越多，越是贫穷的人承担的负担越重，等级制度本身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制度。而盐税是一种隐蔽但是全民都要交税的制度，两税也是一种不按照人口的等级而是按照财产的等级交税的制度，在税收这一点上一定程度地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也损害了原有的士人优惠政策，并且直接影响了诗人所依附的特权阶层的利益。
政府为了得到更多的商税，清理商业环境，这也是对商人的有利之举：
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宜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70]
从政府的角度是为了得到商税，“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是，政府态度客观上维护了专卖商人的利益。“中唐以后，中央与地方对商税更加倚重，在他们的全部财政收入中，商税占了很大的比重，有时甚至是带有决定意义的。”[71]经济上的话语权又往往转化为政治上的话语权，商人渗入政治不断加深，个别时代比如代宗永泰年间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商人为官的情形：“今商贾贱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72]商人在国家机器中的作用越大，作为希望在国家机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又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士大夫内心的矛盾越激烈，这是可想而知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希望维持已经得到的地位和利益，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诗人对于打破原有格局的商人，感到痛苦、感到失落：
拂榻从容今有地，酬恩寂寞久无人。安知不及屠沽者，曾对青萍泪满巾。[73]
且莫奏短歌，听余苦辛词。如今刀笔士，不及屠沽儿。少年无事学诗赋，岂意文章复相误。东西南北少知音，终年竟岁悲行路。仰面诉天天不闻，低头告地地不言。天地生我尚如此，陌上他人何足论。[74]
也有的诗人表现出对商人的极度不屑：“商贾女郎辈，不曾道生死”。[75]这种痛苦、失落、不屑，其实都是出于一种防卫和反击的心理。“实质上，唐后期激烈的朋党斗争包含着商人与部分以清流自居的士大夫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上的矛盾冲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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