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人和商人的矛盾，是有组织者之间的矛盾
国家行政机器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组织体系。从诗人的角度而言，饱读诗书，博取功名，就是渴望“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26]，就是渴望“且得免输天子课”[27]，诗人成为统治者的一员，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进入到整个国家行政机器的运作当中。
商人有组织、有力量。这与商人从事的行业特点有关。农业经济是点状经济，商业经济是线状经济，知识经济是网状经济。点状经济，意味着农民都是松散的、平行而独立的。线状经济，意味着有明显的上线、下线，生产、销售、消费，有一条清晰的供应链。唐代的商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这在唐诗中多有反映：
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28]
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29]
细雨蒙蒙湿芰荷，巴东商侣挂帆多。[30]
“相将”，乃是“相偕，相共”之意，就意味着前去经商是有伙伴的，不是单个的行为。“及前侣”，更是说明诗歌所描写的商人，船与船之间相互呼应。一条船上固然不止一两个人，而且又不止一条船，则商人之间的结伴联盟，逻辑线索非常清楚。而诗中“商侣”，即商业伙伴之谓。李绅在《拜三川守》的序言中写道：
开成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蒙恩除河南尹。四月六日，诏下洛阳。是月自春不雨，已逾六旬。此日谢恩，未诣公府，驰祷龙祠。止九日，大降膏泽，连霪浃日，时苗顿茂。又里巷比多恶少，皆免帽散衣，聚为群斗。或差肩追绕击大球，里言谓之打棍谙论，士庶苦之，车马逢者不敢前，都城为患日久。诏下之日，此辈皆失所在，却归负贩之业，闾里间无复前患。[31]
这则材料说明商人的组成人员中，有不少恶少，是流氓团伙型的人物，其组织性不言自明。唐大历贞元间，富商俞大娘有万石大船，“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32]，材料提到俞大娘直接控制的“操驾之工数百”，她企业里肯定还有后勤服务的、业务人员，则俞大娘在社会上的运作能力不难想象。有几条史料记载了商业领袖的情况：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33](www.xing528.com)
扬州有王生者，人呼为“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34]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乣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35]
这些人的能量较之俞大娘又更胜一筹。郭七郎在“江淮河朔间”的商贾中拥有自己的影响力；王四舅的一张条子就能够令扬州人“悉奔走之”，俨然江湖帮主。苏州不但有金银行，还有自己的行业首领，整个行业春秋定期有活动，又比郭七郎、王四舅建立在个人权威之上的行业联络更加紧密，更加具有恒定性质，则是名副其实的首领了。
唐代商人行业组织进行的活动，根据吴慧先生的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为政府服务。为政府收缴赋税、差派徭役和科索。第二，协助政府平定物价，管理市场。第三，技术上的统一规定。第四，组织同行进行共同的祭祀和娱乐活动。第五，在行内，逐步形成共同的习惯和语言。[36]商人的这种紧密联系，使政府官员在行政的时候需要适当考虑商人的利益。崔融上表给中宗：
四海之广，九州之杂，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呜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其间或有轻眇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便竦剑。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胁，一旦兽穷则搏，乌穷则攫，执事者复何以安之哉？[37]
他们非常担心商人一旦“人不聊生”，做出种种不理智的行为。韩愈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如果“一朝穷蹙”，“则富商大贾，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宝，逃入反侧之地，以资寇盗。此又不可不虑也”[38]。
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面前，确实有商人愤然反抗：
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捶，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39]
唐朝的灭亡还真的与商人和商人的组织性有密切的关系。《新唐书·黄巢传》：“黄巢，曹州冤句人。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40]许文军先生谓曰：此“寥寥数语，便勾勒出黄巢一个黑暗世道的私人武装首领、江湖豪杰的身影”[41]。实为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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