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和商人的矛盾,是智慧者之间的矛盾
周人白圭,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终成一代巨商,他的经营体会就是:“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3]在白圭看来,经商犹治国,智谋与权变、勇气与决断、待人分寸、进守辨证,均需洞悉与掌控。商业经营之道,非一般人可学,商业被抬得很高。范蠡被称为“陶朱公”,成为富人的代称。史记有这样的记载: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4]
范蠡之所以成为富翁,是在经商的过程中使用了计然之策,此策既可以用于复兴一个国家,又可以使一个商人成为巨富。范蠡在兴越灭吴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治理国家,本是能臣;藏匿江湖,弃官经商,终成巨富,实际上说明兴邦与经商很有共通之处。唐人诗歌写范蠡者众,均歌颂其功成身退,而不提兴邦与经商之共通。“他时随范蠡,一棹五湖清。”[5]“范蠡功成身隐遁,伍胥谏死国消磨。”[6]
孟子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道出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普遍规律。小商人是“劳力者”,又是“劳心者”;大商人则是纯粹的“劳心者”。荀子云:“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商人首先是观察生活,了解需求,需要的也是智力判断。桑弘羊《盐铁论》也识破个中玄机:“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社会按照士、农、工、商分等,士商在“劳心”这一点上又高度一致。诗人多为士人,他们是有智慧的,此无需赘言。诗人的智慧,目的在于“寰区大定,海县清一”[7],在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8]唐代商人的智慧,也为当时诗人所承认: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9]
商者多巧智,农者争膏腴。儒生未遇时,衣食不自如。[10]
诗人承认商人是有智慧的,不过,是“巧智”。“巧”者,欺诈也,“巧取豪夺”之“巧”。“巧智”,在唐人眼里无疑是贬义词:“爱君无巧智,终岁闲悠悠。”[11]刘禹锡在《观市》一文中,对于商人之“巧”有精彩的描述:“杪忽之差,鼓舌伧伫,诋欺相高,诡态横岀。”[12]商人们为了获得利益,不但使用声音语言,还大量使用体态语言,“诋欺”、“诡态”,均为贬义,实类今天所描述之“把稻草说成金条”。商人们针对消费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的心理,给消费者出售“昏镜”;[13]他们还囤积居奇,还瞒天过海。且看韦应物的《酒肆行》:
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回瞻丹凤阙,直视乐游苑。四方称赏名已高,五陵车马无近远。晴景悠扬三月天,桃花飘俎柳垂筵。繁丝急管一时合,地垆邻肆何寂然。主人无厌且专利,百斛须臾一壶费。初后薄为大偷,饮者知名不知味。深门潜酝客来稀,终岁醇味不移。长安酒徒空扰扰,路傍过去那得知。[14]
诗歌描写酒肆老板在经营上下了一番狠工夫:从远看,“楼高百尺”,以宏大的形象给人以实力雄厚、重视信誉的感觉;走近楼来,“银题彩帜邀上客”,彩旗飘扬,广告氛围浓厚,说明有良好的商业服务。上楼之后,“回瞻丹凤阙,直视乐游苑”,发现酒楼的地理位置很好,视野开阔,令人豪情顿生:花钱的欲望上来了!周围大约有各式各样的名流题词,“四方称赏名已高”,既上档次又给人以信赖感,再看到楼下停满了前来消费的车马。桃花与人相映红,音乐和弦令人醉。其他的酒店,在这样的竞争攻势下,门前冷落。这样的酒楼也有让人痛苦的地方:消费很高,“百斛须臾一壶费”。接着,诗人开始揭露酒肆老板的“巧智”:“初后薄为大偷,饮者知名不知味。”开始的酒味道是很好很浓的,到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酒店就使用质量差次的淡酒欺骗消费者。(www.xing528.com)
商人的“巧智”,还体现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商人结交官员,谋求更大的利益。唐诗中有大量描写农民苦难的作品,我们没有在诗歌中发现农民结交官员,更不要说农民贿赂官员了,农民是被动地被官吏压迫。“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15]“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16]农民或者长叹,或者逃亡,独自承受着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痛苦,而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17]农民确实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多是悲剧的承担者。商人就不是这样了:“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18]商人本身就聪明而又狡黠,到了一个地方,就了解需要公关的对象,为自己营造一个在政治上有利的经营环境,使自己的经营畅通无阻。甚至“贪贾学垂绅”。[19]这些诗歌从特定的角度说明商人对于政治是感兴趣的,是希望参与的。
其实,有一个政治上公平的环境,才有商业上的公平交易。
诗人对于巧智的商人固然不喜欢,固然抨击。然则诗人对于普通民众的认识如何?对于农民的认识如何?兹引盛唐张九龄之文、中唐韩愈之诗互发之:
且如江左,爰及山南,岁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无水旱之储,卒遇凶年,莫非艰食。此则政乖虑始,人无劝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岂能自谋?政者正也,当矫其弊:所由长吏,可不勉欤?相其物土之宜,务以耕桑之本,时无妨夺,吏不侵渔:既富而教,奚畏不理?[20]
儿童稍长成,雀鼠得驱吓。官租日输纳,村酒时邀迓。闲爱老农愚,归弄小女姹。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21]
张九龄起草的敕书中,认为人是盲目追逐利润的,所以,一旦有水旱灾害,则民众的吃饭会成为大问题。“夫氓者冥也,岂能自谋?”“冥”者,夜晚也,引申为昏暗不明,愚昧。诗人认为,普通民众不能“自谋”,是愚氓。韩愈则将“老农”与“小女”对仗,非常直截了当地点出喜欢的就是老农的愚昧,当然,我们今天还可以使用好听一些的词:“淳朴”,所谓“偃息深林下,从生是农夫。立身既质直,出语无谄谀”[22]。即使是在诗歌中对商人抨击比较厉害、对农民表示深切同情的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村邻无好客,所遇唯农夫。”[23]士大夫等级制度下的诗人,对农民有一种优越感,其实是非常自然的。韩愈的另外一首诗中写道:“官何不自量,满溢以取斯。工农虽小人,事业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国家不?”[24]诗歌的本意在于要求在朝官员返躬自省,但仍然流露出浓厚的等级观念,此乃历史现实形成之原因。韩愈坦率无畏地将农民之愚,言之于诗,而无惮时人抨击,说明当时士大夫的普遍认识率皆如此。与此相反,商人之智不讨诗人喜欢,也就不难理解。孙隆基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时候写道:
将老百姓儿童化,是中国统治者弱民之术的一个主要内容,……将人儿童化,自然就是将其弱化……这无疑是专制主义(以及铲平主义)下的活命哲学。然而,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弱民”之目的,却是为了保证国家强大于社会。[25]
张九龄起草的这封敕书以及韩愈的《县斋有怀》,都是孙先生论点的绝妙注脚。诗人所构成的士阶层,是封建的统治力量,他们不但对于商人的巧智进行贬斥,从本质上说,诗人们希望所有的百姓都像儿童,亦如《老子》云:“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