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业环境：不理想的总体经营

二、唐代商业的总体经营环境不理想

如果说，对于农民而言，不但要看到税，而且要看摊逃、要看到地租，二者结合，距离历史真实近一步。那么，对于商人而言，不但要看到税，还要分析经营环境。总体而言，唐朝商人的经营环境是前期比较好，越到后来越恶劣。中唐这类对比型诗歌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无论城市或者乡村，各方面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破坏不但体现在人、财产、城市的建设等物质的方面，更加重要的是体现在心灵的方面、道德的方面、管理方式的方面。懿宗朝翰林学士刘允章《直谏书》用激愤的笔墨为我们这样描绘道：“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侈，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他把这些称为国之“五破”。又道：“民有八苦：官吏苛刻；私债争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危不得理；曲不得伸；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97]这里的民，实际上是包括了农民和商人在内的所有的“民”，说明当时整个社会问题实在太多。

为了具体说明问题，我们从两个层面论述。

第一，从官商的角度。商人面对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商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商。

唐诗中商人的富裕，除了政策的优惠以外，就是官商勾结，牟取暴利，这也是诗人和农夫们所痛恨的，所谓“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98]这需从唐代商人的整体经营环境来考察。唐政府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99]还规定：“五品以上，不得入市。”^[100]唐朝政府不允许官员经商；不允许商人做官。将做官与经商分开，即使是在今天，还是非常正确、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政策，明显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官员勾结商人，通过商人来赚钱，是“权力寻租”：

薛讷，绛州万泉人也，左武卫大将军仁贵子也。为蓝田令，有富商倪氏于御史台理其私债，中丞来俊臣受其货财，断出义仓米数千石以给之。讷曰：“义仓本备水旱，以为储蓄，安敢绝众人之命，以资一家之产？”竟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101]

如官员直接出面经商，则是“权力变异”。这种“权力变异”意味着商业很难在正常的规则下进行。商人面对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的竞争对手，商人要生存，需要打通关系，甚至出现“贪贾学垂绅”^[102]，也在情理之中了。

肃宗建号于灵武，后用云间郑叔清为御史，于江淮间豪族富商率贷及卖官爵，以裨国用。^[103]

宋国恺先生指出：“唐时官商合流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清资官直接参与商业事务或兼营商业；二是皇室成员王公贵族直接经营商业；三是地方节度使、观察使等以军方名义参与商业；四是官商合营的柜坊业。”^[104]这四类当中，前三类其实不是商人恶劣，而是操控整个社会的官员恶劣。从大量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唐朝的中后期，官吏经商非常普遍：

故军旅益骄，法令益弛，战则不克，国祚日危。洎颁此诏，方镇多以大将文符鬻之富贾，曲为论奏，以取朝秩者，叠委于中书矣。^[105]

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崇敬（御史中丞归崇敬）一皆绝之，东夷称重其德。^[106]

其年冬，（卢钧）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107]

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108]

（唐穆宗长庆）四年三月制敕：应属诸军诸司诸使人等，于城市及畿内村乡店铺经纪，自今以后，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109]

柳宗元曾经专门为《吏商》一文抨击官而商者。政府的官吏，是整个经济规则的制订者，经济秩序的维护者、监督者，而现在官员们同时又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所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个时候，商人的竞争者既有商人，又有官吏。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最黑暗的是政府和制度的反动。一个社会，官商勾结如果是个别的，个别的商人当然应该大力鞭笞；如果是普遍的，则需要鞭笞的应该是制度和环境了。

第二，治安、法律和政治、舆论环境方面。唐王朝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治安，在前期是良好的。根据《贞观政要》记载：“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110]随着人口的增多，尤其是社会的大动荡“安史之乱”的到来，整个社会的秩序遭到极大的破坏。“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111]《资治通鉴》卷245记载，在甘露之变以后，“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这实际上也说明商业环境的恶化，对比贞观时期，真有地狱天堂之别！

比治安环境恶化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法律和政治环境的恶劣：“长安城中，白昼椎剽，京兆尹不敢诘。加以官乱职废，将惰卒暴，百揆隳刺，如纷麻沸粥。百姓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天听，士庶茹毒饮痛，穷而无告。”^[112]此表呈送于代宗广德年间，可见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到何种程度。对于这种行为，“京兆尹不敢诘”，百姓“穷而无告”，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百姓生存的法律和政治环境是非常恶劣：

确确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113]

诗歌的题解中写道：“宣宗时，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政府的不作为，正常的商业很难展开，一旦展开，“钱财总被收”。对于商人不是不管，而是通过行贿受贿的方式管理。这种所谓的管理方式其实就是掠夺的方式。刘玉峰先生论证了在国家政策的执行层面，唐代政府对于商人的“和市”、“宫市”、“率贷”、“白著”、“入地牢”、“僦柜质钱”等等，多种苛征和掠夺。^[114]实际上，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来看，这是商人承担了比有规则的赋税更加沉重的压力。

比法律和政治环境更加让人胆寒的还是舆论环境。整个社会对于商人非常歧视。“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115]“市人日中集，于利竞锥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116]“咨海贾兮，贾尚不可为，而又海是图。死为险魄兮，生为贪夫。亦独何乐哉？”^[117]“商贾女郎辈，不曾道生死。”^[118]敦煌本《太公家教》更是宣称：“商贩之粗，慎莫为婚，市道接利，慎与为邻。”在时人看来，商人眼光短浅，唯利是图，简直和当时被认为“低下短浅”的妇女没有区别，根本不值得和他们探讨严肃的生死问题。在唐人看来，和商人通婚固然不行，甚至和商人做邻居也要特别慎重。《太平广记》记载了一条在今天看来极其夸张的材料：

唐仆射柳仲郢镇郪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侩以婢导。以巨源尝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绫绢者，召之就宅。盖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而去，都无言语，但令还女侩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世族之家，率由礼则。^[119]

一个婢女居然因为抵触服务商人而晕倒，宁肯死，也不肯服务下贱的商人。当地的人还赞叹世家出来之婢女，颇有礼数。然则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际遇之堪怜堪叹，尽在其中矣。

余英时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由贵而富是正常的途径，由富而贵则是例外；而且既贵且富比较有保障，富而不贵并不安全。”^[120]实乃凿论。

对这些诗歌进行分析的时候，重点不是要分辨农民和商人在战争之后，谁的苦痛最深。有一种观点比较普遍，那就是认为中唐的变革中“衣冠士族、商贾市民虽然受到侵扰，可受害最深的还是农民”^[121]。“‘唯农最辛苦’，这该是一句多么中肯的话，说明白居易是了解农民和同情农民的。”^[122]如果是按照农民和其他的行业的人数来比较，所说当然是这样；如果是从古代的诗歌文献等材料来比自然也是这样。商人总体上来说并不比农民轻松，因为身份卑贱，还要受到很多歧视。商人需要入市籍，“其一，有市籍者的家属在均田名田上，不得按乡里百姓的标准名田……其二，有市籍者，政府要差以远役，若逃避远役，则有相关律令定罪……其三，在入仕上，法律规定有市籍者同其他不入市籍的匠户、行商一样，均不得入仕为官。”^[123]等等。所以，我们要客观分析当时贱商的现实。并且，从谁更加痛苦这个角度对比，对比本身失去了意义。我们应该通过此类诗歌，看到整个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同质性的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同质整合关系受到冲击，社会处于变动无序和多元重组的状态。旧格局被打破，新秩序尚在建立完善之中……所以，转型社会一般都会出现认同、参与、信仰、整合四大危机。”^[124]社会因为转型，历史实现了巨大的转折，并且在转折中有了社会的不断进步。

【注释】

[1]［唐］王梵志著，项楚注《王梵志诗校注》下卷7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唐］于《富农诗》，《全唐诗》卷599。

[3]［唐］张籍《贾客乐》，《全唐诗》卷382。

[4]［唐］姚合《庄居野行》，《全唐诗》卷498。

[5]林庚《唐代四大诗人》，《唐诗综论》第145—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6]陈贻焮《唐诗论丛》第3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93—2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说明：这组数字是根据梁方仲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96—113页计算出来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的102页统计江南道的数字时，书上的数字为三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八户，但是，根据该书江南道各州的统计合计，为一百三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八户。应该是校勘的时候掉了前面的一个“1”字。计算各州的统计数字要把这个“1”字补上。关于元和年间的统计数字，“总计”一栏，原书为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五户，但是，根据该书各道户数统计之和，实际的数字为二百三十六万六千二百五十三户，比原书的统计少二千五百二十二户。

[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郑学檬《关于唐五代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再认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217—218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

[11]［唐］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清］董诰等《全唐文》卷430，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唐］元稹《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52，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3，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3，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唐］李吉甫《请汰冗吏疏》，［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12，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邦计部·重敛》，中华书局1960年版。

[17]阙名《禁园户盗卖私茶奏》，［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67，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唐］周徭《送江州薛尚书》，《全唐诗》卷635。

[19]［唐］杜荀鹤《寄益阳武灌明府》，《全唐诗》卷691。

[20]［唐］李翱《进士策问二道》，［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34，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2]［唐］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清］董诰等《全唐文》卷465，中华书局1983年版。

[23]［美］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4]［日］森谷克己著、孙怀仁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第198页，中华书局1935年版。

[25]［唐］白居易《赠友五首》其二、其三，《全唐诗》卷425。

[26]［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3，中华书局2000年版。

[2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8，中华书局1975年版。

[28]［唐］杜佑《通典》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

[2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18，中华书局1975年版。

[30]［唐］杜佑《通典》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

[31]杨际平《“均田制”的名实俱亡》，《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第401—402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

[32]齐涛、马新《刘晏杨炎评传》第10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3]［唐］白居易《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70，中华书局1983年版。

[34]［唐］唐武宗《加尊号赦文》，［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70，中华书局1983年版。

[35]［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4，中华书局1975年版。

[36]［唐］张九龄《候使登石头驿楼作》，《全唐诗》卷49。

[37]［唐］包融《赠朱中书》，《全唐诗》卷114。

[38]［唐］杜甫《后出塞五首》其四，《全唐诗》卷218。

[39]［唐］杜甫《三韵三篇》其二，《全唐诗》卷221。

[40]［唐］杜甫《夔州歌十绝句》其七，《全唐诗》卷229。

[41]［唐］杜甫《忆昔二首》其二，《全唐诗》卷220。

[42]［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0，中华书局1975年版。

[4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中华书局1961年版。

[4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8，中华书局1975年版。

[45]［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2，中华书局1975年版。

[46]［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3，《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4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1，中华书局1975年版。

[48]［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1，中华书局1975年版。

[49]［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www.xing528.com)

[5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3，中华书局1975年版。

[51]［唐］杜佑《通典》卷6，中华书局1984年版。

[5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8，中华书局1975年版。

[53]［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3，《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54]［唐］王建《汴路即事》，《全唐诗》卷299。

[5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78，中华书局1975年版。

[56]［汉］司马迁《史记》卷30，中华书局1959年版。

[57]［唐］刘驾《反贾客乐》，《全唐诗》卷585。

[58]［唐］刘禹锡《贾客词并引》，《全唐诗》卷354。

[59]［唐］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清］董诰等《全唐文》卷713，中华书局1983年版。

[60]郑学檬《关于唐五代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再认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222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

[61]［宋］王溥《唐会要》卷66，中华书局1955年版。

[62]［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2，中华书局1975年版。

[63]［唐］杜佑《通典》卷11，中华书局1984年版。

[6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4，中华书局1975年版。

[65]［唐］白居易《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70，中华书局1983年版。

[66]［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2，中华书局1975年版。

[6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2，中华书局1975年版。

[6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6，中华书局1956年版。

[69]齐涛、马新《刘晏杨炎评传》第10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0]［唐］白居易《盐商妇》，《全唐诗》卷427。

[71]［唐］元稹《估客乐》，《全唐诗》卷21。

[72]［唐］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50，中华书局1983年版。

[7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4，中华书局1975年版。

[7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9，中华书局1975年版。

[75]［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4，中华书局1975年版。

[76]林文勋《商品经济与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77]［唐］杜甫《负薪行》，《全唐诗》卷221。

[78]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317—3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79]［唐］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清］董诰等《全唐文》卷465，中华书局1983年版。

[8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18，中华书局1975年版。

[81]齐涛、马新《刘晏杨炎评传》第19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82]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第21—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83]［唐］白居易《重赋》，《全唐诗》卷425。

[84]［唐］白居易《赠友五首》其三，《全唐诗》卷425。

[85]［唐］杜佑《通典》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

[8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2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8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88]［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5，中华书局1975年版。

[89]［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23，中华书局1984年版。

[90]［唐］杜佑《通典》卷7，中华书局1955年版。

[9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中华书局1986年版。

[92]［宋］王溥《唐会要》卷85，中华书局1955年版。

[93]［唐］元稹《阴山道》，《全唐诗》卷419。

[9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71，中华书局1975年版。

[95]［宋］王溥《唐会要》卷85，中华书局1955年版。

[96]［唐］皮日休《橡媪叹》，《全唐诗》卷608。

[97]［唐］刘允章《直谏书》，［清］董诰等《全唐文》卷804，中华书局1983年版。

[98]［唐］元稹《估客乐》，《全唐诗》卷418。

[99]［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3，《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100]［宋］王溥《唐会要》卷86，中华书局1955年版。

[10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3，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2]［唐］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全唐诗》卷405。

[10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8，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4]宋国恺《唐朝禁官商合流政策之社会学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0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6，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49，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77，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8]［宋］王溥《唐会要》卷69，中华书局1955年版。

[109]［宋］王溥《唐会要》卷72，中华书局1955年版。

[110]［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11]［唐］王建《羽林行》，《全唐诗》卷298。

[112]［唐］独孤及《直谏表》，［清］董诰等《全唐文》卷384，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3]［唐］无名氏《嘲四相》，《全唐诗》卷872。

[114]详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第87—98页，齐鲁书社2002年版。

[115]［唐］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五》《全唐诗》卷83。

[116]［唐］杜甫《述古三首》其二，《全唐诗》卷219。

[117]［唐］柳宗元《招海贾文》，［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83，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8]［唐］卢仝《寄赠含曦上人》，《全唐诗》卷389。

[119]［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61，中华书局1961年版。

[120]余英时《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1973年）》，《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1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121]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第4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2]王拾遗《白居易传》第1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3]刘玉峰《唐政府对民间工商业的管理控制》，《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第85页，齐鲁书社2002年版。

[124]张筱强《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矛盾与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赵伯英、张筱强、周熙明主编《文化历史二十讲》第2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